楊絳：人世間最理想的婚姻是……

東方竹馬 2016-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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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

5月25日凌晨一時

著名女作家、文學翻譯家

和外國文學研究家、錢鐘書夫人楊絳

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享年105歲

如今“我們仨，再無生離與死別”

重發楊絳先生的作品，以資懷念。

（一）我與鐘書

我第一次和鐘書見面是在1932年3月，他身著青布大褂，戴一副老式眼鏡，眉宇間蔚然而深秀。見面時，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沒有訂婚。”而我則緊張的回答：“我也沒有男朋友。”于是便開始鴻雁往來，越寫越勤，一天一封，以至于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難受了好多時。冷靜下來，覺得不好，這是fall in love了。

1933年秋的一天，我給鐘書寄了一封信，不巧被其父錢基博老先生看到了，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閱。后來鐘書跟我說，老先生看到信后，對我大加贊賞。因為我在信中對老錢說：“現在吾兩人快樂無用，須兩家父親兄弟皆大歡喜，吾兩人之快樂乃徹始終不受障礙。”老先生邊看邊贊：“真是聰明人語。”

1935年春，老錢獲公費留學資格，那時我還沒有畢業，但是考慮到老錢從小生活優裕，被嬌養慣了，除了讀書之外，其它生活瑣事一概不關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處處得有人照顧。我就下定決心跟他完婚一起去英國。

多年前，讀到英國傳記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見到她之前，從未想到要結婚；我娶了她幾十年，從未后悔娶她；也未想過要娶別的女人。”我把它念給鐘書聽，他當即回說，“我和他一樣”，我說，“我也一樣。”

（二）我的丈夫錢鐘書

鐘書常自嘆“拙手笨腳”。我只知道他不會打蝴蝶結，分不清左腳右腳，拿筷子只會像小孩兒那樣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樣的笨，怎樣的拙。

1972年的早春，我們從干校回北京不久，北京開始用煤氣罐代替蜂窩煤。早起，鐘書照常端上早飯，還有他愛吃的豬油年糕，滿面得色。我稱贊他能蒸年糕，他也不說什么，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兒。我吃著吃著，忽然詫異說：“誰給你點的火呀？”（因為平時我晚上把煤爐封上，他早上打開火門，爐子就旺了，這一次不是）鐘書等著我問呢，他得意說：“我會劃火柴了”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劃火柴，為的是做早飯。

有位外國學者讀了鐘書的《圍城》后贊嘆不已，打電話說要見他。鐘書在電話里說：“假如你吃了一個雞蛋覺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下這個雞蛋的雞呢？”

我們在清華養過一只很聰明的貓。鐘書說它有靈性，特別寶貝。貓兒長大了，半夜和別的貓兒打架。鐘書特備長竹竿一枝，倚在門口，不管多冷的天，聽見貓兒叫鬧，就急忙從熱被窩里出來，拿了竹竿，趕出去幫自己的貓兒打架。和我們家那貓兒爭風打架的情敵之一是近鄰林徽因的寶貝貓，她稱為她一家人的“愛的焦點”。我常怕鐘書為貓而傷了兩家和氣，引用他自己的話說：“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貓要看主婦面了！”（《貓》的第一句），他笑說：“理論總是不實踐的人制定的。”

在牛津，我懷上孩子了。鐘書諄諄囑咐我：“我不要兒子，我要女兒──只要一個，像你的。”我對于“像我”并不滿意。我要一個像鐘書的女兒。女兒，又像鐘書，不知是何模樣，很費想象。我們的女兒確實像鐘書，不過，這是后話了。

在我住院期間，鐘書只一個人過日子，每天到產院探望，常苦著臉說：“我做壞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東家的桌布染了。我說，“不要緊，我會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壞事了，把臺燈砸了。我問明是怎樣的燈，我說：“不要緊，我會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滿面愁慮，說是把門軸弄壞了，門軸兩頭的門球脫落了一個，門不能關了。我說，“不要緊，我會修。”他又放心回去。

他感激之余，對我說的“不要緊”深信不疑。我住產院時他做的種種“壞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鐘書叫了汽車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燉了雞湯，還剝了碧綠的嫩蠶豆瓣，煮在湯里，盛在碗里，端給我吃。錢家的人若知道他們的“大阿官”能這般伺候產婦，不知該多么驚奇。

（三）我們仨

鐘書曾逗阿瑗玩，說《圍城》里有個丑孩子，就是她。阿瑗信以為真，卻也并不計較。他寫了一個開頭的《百合心》里，有個女孩子穿一件紫紅毛衣，鐘書告訴阿瑗那是個最討厭的孩子，也就是她。阿瑗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鐘書就把稿子每天換個地方藏起來。一個藏，一個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戲。后來連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里去了。

每天臨睡前鐘書都在阿瑗被窩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層深入一層，把大大小小的各種玩具、鏡子、刷子，甚至硯臺或大把的毛筆都埋進去，等女兒驚叫，他就得意大樂。女兒臨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東西一一取出。鐘書恨不得把掃帚、畚箕都塞入女兒被窩，博取一遭意外的勝利。這種玩意兒天天玩也沒多大意思，可是鐘書百玩不厭。

鐘書曾經很認真地跟我說：“假如我們再生一個孩子，說不定比阿瑗好，我們就要喜歡那個孩子了，那我們怎么對得起阿瑗呢。”提倡一對父母生一個孩子的理論，還從未講到父母為了用情專一而只生一個。

我們在牛津時，鐘書午睡，我臨貼，可是一個人寫寫字困上來，便睡著了。他醒來見我睡了，就飽醮濃墨，想給我畫個花臉。可是他剛落筆我就醒了。他沒想到我的臉皮比宣紙還吃墨，洗凈墨痕，臉皮像紙一樣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惡作劇，只給我畫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鏡和胡子，聊以過癮。回國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熱天女兒熟睡（女兒還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畫一個大臉，挨他母親一頓訓斥，他不敢再畫。

人間不會有單純的快樂。快樂總夾帶著煩惱和憂慮。人間也沒有永遠。我們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個可以安頓的居處。但老病相催，我們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盡頭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歲未，鐘書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么輕易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現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作“我們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