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錦詩：敦煌的女兒（二）

昵稱27494174 2016-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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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5月，樊錦詩（左四）與美國蓋蒂基金會、澳大利亞世界遺產保護委員會工作人員考察莫高窟，探討壁畫修復方案

推薦語

1900年6月22日，舉世聞名的中國甘肅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被發現，5萬余件國寶級文物重見天日。為了保護和研究這批無價之寶， 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后來發展為現在的敦煌研究院。如今116年過去了，從常書鴻先生到段文杰先生，再到今天的樊錦詩先生，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在荒涼的戈壁深處扎下了根。77歲的樊錦詩，已經在敦煌待了52年，和她的前輩還有很多同事一樣，從滿頭青絲待到了一頭白發，默默地為世人守護著那份敦煌之美。

“不近人情”的樊院長

歲月的磨礪以及西北廣袤天地的鍛煉，使性格柔弱的樊錦詩變得說話直來直去、做事倔強執著。她的“嚴厲”“不近人情”和“摳”是出名的。

1998 年上任伊始，樊錦詩就遇到了一個棘手的難題：為發展地方經濟，相關部門計劃將敦煌與某旅游公司捆綁上市。全面商業化的操作與保護的矛盾讓她憂心忡忡，寢食難安：敦煌是國家的財產、人類的財產，決不能拿去做買賣，捆綁上市是有風險的。為此，樊錦詩四處奔走，跑遍了相關部門，向人們講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現狀，反復強調保護的重要性，“敦煌壁畫這么漂亮，它是拿什么做的？泥巴、草、木材，你說脆弱不脆弱，你一弄就壞了！再加上它多病，幾乎每個洞都有病！”

當時樊錦詩堅決不同意，“硬是把壓力都頂了回去。”現在說起來她還是堅持當時的立場，“文物保護是很復雜的事情，不是誰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錦詩不相讓，你要是做不好，把這份文化遺產毀了怎么辦？全世界再沒有第二個莫高窟了。”她說：“如果莫高窟被破壞了，那我就是歷史的罪人。”一場將敦煌捆綁上市的風波終于平息了。

歲月改變了樊錦詩的容顏，也磨礪著她的性格，讓她從一個說話就臉紅、想家就掉淚的江南姑娘，變成了一個風風火火的老太太。工作的快節奏使很多人無所適從，跟不上了就會挨“罵”。魏丹回憶起在給樊錦詩當秘書時直言“太可怕了”。剛來第一年，“常被‘罵’哭。” 當時還是個小姑娘的魏丹哭完了，又快快地去做。因為想著樊院長比自己母親還要大，自己做快些，老太太就能少做些。

80 后的程亮從2005 年開始當上了樊錦詩院長的秘書。做秘書的八年中，程亮已習慣了早上6 時上班，中午不休息，晚上一兩點下班的高強度工作，更適應了樊院長雷厲風行、一絲不茍、親力親為的工作作風??但是想當初剛成為樊錦詩的秘書，這樣連續工作十天后，年輕力壯的程亮也扛不住了，直接就累倒了。為什么不調整崗位？程亮說，看著年齡跟自己母親差不多大的樊院長這么勤奮地工作，他實在是張不開這個口。一來二去，也就習慣了。2006 年，程亮第一次跟隨樊錦詩出差去廬山，到廬山已天黑，連飯都沒顧上吃，他們就開始工作，等到開完會離開廬山時，又是個黑天，置身廬山幾天卻沒有見到廬山。程亮最初覺得，工作強度大都是能接受的，畢竟自己年輕，不過有些事，就不容易想通了。記得剛當秘書時，一次院里派他陪樊錦詩一起出差，飛機票都買好了，誰知樊錦詩堅持一個人去，說如果程亮也去，那就讓程亮去，她不去了。“起初的確不理解她，后來才懂她的用心。長期以來每次出差她都盡可能一人，就是為了省錢。”

院里老一些的同事都知道，樊錦詩多年來只要去北京出差，總是住在景山公園后的一個地下室招待所，后來那里的服務員都認識了她，稱她是“住在地下室里級別最高的名人”。

信息中心的副主任孫志軍現在再和樊錦詩出差，就不愿意和她一起吃飯，因為樊錦詩點菜的標準是“光盤”，決不允許剩菜，共餐兩三次，孫志軍說自己沒有一次吃飽過。有一次實在沒有吃飽，偷偷跑出去買點心吃的事讓樊錦詩知道了，她內疚地每餐飯都要特意問孫志軍吃飽了沒有，搞得孫志軍挺不好意思。

說起老伴樊錦詩的“省”，彭金章想起兒子打過一個電話，說一次他去機場送媽媽，看著她瘦小的身軀拖著個行李，一個人孤單單地遠去的背影，心里難過得不行。

不過，和樊錦詩生活了55年后，對于老伴，彭金章再了解不過，她是個在物質生活上可以說沒有要求的人，吃得極其簡單，不過問家里的錢，除非要去幫助他人才伸手向他要。彭金章清楚，老伴的稿費多用于幫助別人了。

去年春節，樊錦詩家用了30 多年的那臺日立牌電視機終于被換掉了。彭金章說，這是在外地生活的小兒子堅持的結果。“家里不是缺錢，但是我們倆都覺得沒必要。電視好好的，還能用呢！”現在樊錦詩家里的沙發是20 世紀80 年代的，雙人床還是她單身時的床加個凳子拼的。

該省的決不多花一分錢，而該花錢的地方又都是大手筆。這是樊錦詩認準的理財之道。在她眼中，“像敦煌石窟這樣珍貴的世界文化遺產，再高端的科技用于保護它都不為過”。顯然，前端高科技運用的背后是大筆投入的資金。拿蘇伯民的話說，多年來在文保界，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護發展得非常快，尤其在近十年，而作為一個遺址單位，保護它首先是花錢，是投入，而按照文物修舊如舊的理念，即使花了很多錢，也是看不出花在哪里了。他舉例，僅莫高窟85 窟投入的研究保護時間就達七八年，這背后的資金投入也是可以想象到的。

為什么來敦煌

“為什么來敦煌？”直到現在，這仍是樊錦詩被人無數次追問的問題。

1962 年，24 歲的樊錦詩第一次到敦煌，這位從小在上海長大，正在北京大學讀書的女大學生受到巨大震撼。莫高窟太美，壁畫雕塑，無不精美，學考古的樊錦詩深知它的珍貴；莫高窟太苦，大漠戈壁、風沙滿天，水又咸又苦，沒有電沒有菜，土炕土凳土桌子??最令人驚訝的是有人已經在這種條件下工作生活了十年、二十年，她心里驚呼：如果是我，這鬼地方一天也待不下去。

1963 年，樊錦詩從北京大學考古系畢業了。因為實習，給當時的文物研究所所長常書鴻留下了良好印象，點名要她去敦煌工作。此時，北京大學要她留校。鬼使神差，在留北京與去敦煌之間，樊錦詩選擇了敦煌。

那時候的樊錦詩臉龐圓圓，齊耳短發，朝氣蓬勃，正是最好的青春年華。當時，有人以她為原型完成了一尊雕塑，起名就叫《青春》。這尊定格了樊錦詩青春歲月的雕塑，至今還在敦煌研究院很不顯眼的一個角落里矗立。只是，有幾人知道，她是那尊《青春》雕塑的原型呢？

20 世紀60 年代的莫高窟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住土房，睡土炕，吃雜糧，喝宕泉河水??這些，咬咬牙也就挺過了，可那夜晚的黑讓她頭皮發緊。沒有電，站起來坐下去，都像被倒扣在鍋里，莫高窟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只有煤油燈豆大點光亮。廁所離宿舍有五六分鐘的路，她不敢去，只能硬忍著，眼巴巴地盯著天花板盼著天亮??

樊錦詩來到所里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和其他幾位同事撰寫敦煌第一部考古調查報告。三年后草稿剛剛完成，“文革” 的狂風惡浪就撲面而來，研究工作被迫擱淺。

樊錦詩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學同學，兩人是在學校談的戀愛。彭金章的家在河北農村，畢業后被分到武漢大學，于是志趣相同、情篤意深的兩人只好千里鴻雁傳書，遙寄相思。

她與彭金章在畢業分配時約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畫、彩塑看個遍，就奔向武漢，兩人成家。期限到了，彭金章沒見著人影，就趕往敦煌。看到朝思暮想的戀人，彭金章傻眼了：“變土了，哪像在北京讀書時候的樣子。”他們一起看洞窟，彭金章再次傻眼了： “太震撼了！”但他沒有留下來的打算。

1967 年，樊錦詩與彭金章結合。自此，天各一方的兩人過著牛郎織女般的生活。

1968 年底，他們的第一個孩子降生臨產前三天，樊錦詩還挺著大肚子摘棉花。當時敦煌條件太差，準備到武漢去生。樊錦詩的母親、姐姐準備了很多嬰兒用品，彭金章的母親從河北農村也帶著紅棗、小米、雞蛋等到了武漢，等著樊錦詩回來。可是，樊錦詩卻因為忙不能離開敦煌。彭金章只好挑著東西反復倒車，等他到了敦煌，孩子已經出生一個星期了，光著屁股什么都沒穿。孩子未滿月，樊錦詩就上班了，孩子沒人帶，只好鎖在宿舍，趁吃飯間隙回去喂點吃的。好幾次跨進屋門，孩子已從床上摔下來，屎尿、鼻涕、眼淚弄得滿身都是，小衣服被扯開了，小手小腳冰涼，嗓子也哭啞了。情急之下，樊錦詩就用繩子把孩子拴在床上，一直拴了七個月，可每次走近家門聽不到小寶貝的哭聲，她的心就會揪起來：“孩子會不會被繩子勒著了？”

1973 年，他們又有了第二個孩子。二兒子出生后彭金章把他托給河北農村的姐姐照顧。一次，樊錦詩去接五歲的兒子時，猛地看見一個黑不溜秋的小孩“傻乎乎”站在門背后。當時，她還沒反應過來便直接進門了。這時，彭金章的大姐笑著問：“你都不認識你兒了？”樊錦詩說自己真的不認識了，孩子也不認識她，把她忘了。在大姐的一再引導下，那個娃娃才勉強地叫了一聲“媽”。樊錦詩的眼淚一下子止不住唰唰地流了下來。

當年，彭金章在武漢大學工作，樊錦詩在敦煌。她說： “一家人常常分作三處或是四處，武漢、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老家，要么跟著父親或者母親。為了孩子，為了家庭，我必須離開敦煌和家人生活在一起。而對于敦煌，時間久了，越發覺得有意思，有許多課題需要我去做，難以割舍。”每次探親，樊錦詩都記得兒子會期待地問：“媽媽，這回能待多久？什么時候能調回來呀？”

樊錦詩和彭金章之間有過拉鋸戰式的“談判”。當時彭金章在籌建武漢大學考古專業，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錦詩來協助。樊錦詩不依，她放不下莫高窟，反問道：你為什么不來敦煌？

“持久戰”打響了。武漢大學到敦煌要人三次，敦煌以禮相待，也到武漢大學要人三次，結果雙方“不歡而散”。

1977 年，樊錦詩開始擔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長。自此，一個全新的任務擺在她面前，即如何從一個考古業務人員轉變為一個既懂業務又懂管理的行業能手。為了成全妻子的事業，彭金章最終“投降” 了。1986 年，由甘肅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已經在武漢大學工作了23 年的彭金章調到敦煌研究院。在結婚21 年后，他們一家終于在敦煌團聚了。這一年，樊錦詩48 歲。“應該說是我丈夫下的決心。他一直希望我到大城市去，起碼是為了孩子，受教育也是去大城市好，但是他可能也看出來了，我黏黏糊糊不想走，因為我實在喜歡這里。”還是丈夫做出了“犧牲”，從湖光山色俱全的武漢大學調到了羅布泊邊緣的敦煌石窟，做了一個“敦煌的女婿”。

其實有段時間樊錦詩也想過，總不能為了這個不要孩子，不要家，不要丈夫。但是待在莫高窟的時間越長，越發現很多事情要做還沒做。自己也跟石窟有了感情，想離開又舍不得離開，內心很糾結。“一想為了家算了，畢竟南方生活還是好，孩子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但是這里的前輩們不希望我走，老人家們做出了榜樣，我們段先生也罷，還有別的先生，他們當時說四川話勸我：小樊你別走，大城市有的是人才，這地方我們非常需要你。還有大家對我的感染，特別是這個洞的魅力，最后就沒走。”

彭金章從武漢調到敦煌后，放棄了自己的商周考古事業，重拾的是跟自己原來完全沒有關系的考古方向，樊錦詩安排由他主持莫高窟北區遺址的發掘工作。由于洞窟積塵都是成百上千年積下來的，發掘完一個洞窟后，彭金章就成了泥人，“眉毛眼睛上都是灰土，口罩一天換幾個都是黑的，咳個痰是黑的??”發掘的八年里，他幾乎用篩子篩遍了北區洞窟里的每一寸沙土，正是這種執著，讓他研究發掘出大批珍貴文物，證實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是由南北石窟共同構成的，從而使莫高窟有編號記錄的洞窟由 492 個增加至735 個。

丈夫改了行，也做出成績來，這樣的結果多少讓樊錦詩從心里替為自己放棄了很多的丈夫感到高興。

敦煌的風沙、艱苦和寂寞讓一些人離開了，但樊錦詩卻無怨無悔地留了下來。她親眼看見，幽深的洞窟里，沒有晴天陰天，沒有日光月光，只有昏暗的燈、沉寂的墻和無盡的孤獨。老師和同行們在清冷中一筆一筆地勾勒著，在寂寞中一點一點地臨摹著??

莫高窟精神的傳承者

樊錦詩不是個愛回憶的人，不過一旦說起過往，總是愛說常書鴻、段文杰那些老一輩人的故事，說他們為什么來到敦煌，又說他們為什么留在敦煌守著莫高窟不離開？“我來的時候，研究所已經擴大到40 余人。常書鴻和段文杰這些老一輩，在那么艱苦的環境下都能堅持下來。他們的精神深深地感染著我。”她總是這樣開頭。

“像我們的第一任院長常書鴻先生，早年留學法國學油畫，在法國學習期間已經是很有成就。因在巴黎塞納河畔一個舊書攤上，偶然看到一部名為《敦煌圖錄》的畫冊，十份驚奇，方知在中國還有這樣一座藝術寶庫存在，而且在國外引起了轟動，中國人卻不知，他內心感到一種震撼。為了敦煌藝術寶庫，他放棄了優越的生活條件和工作環境，毅然回到了祖國。從此他的一生致力于敦煌藝術研究工作保護。他在幾十年的艱苦生活中，經歷了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種種不幸和打擊，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但他仍然義無反顧，為保護莫高窟默默地奉獻著。在他辛勤工作的幾十年中，組織大家修復壁畫，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寫了一批有較高學術價值的論文，臨摹了大量的壁畫精品，并多次舉辦大型展覽，出版畫冊，向更多的人介紹敦煌藝術，為保護和研究莫高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沒有停歇，樊錦詩一口氣從常書鴻又說到段文杰，“我的前任、第二任院長段文杰先生，重慶藝專畢業，就因為看到張大千先生臨摹的莫高窟壁畫作品后，著了魔，所以來到了敦煌。一干就是 60 多年，為敦煌文物保護、研究和弘揚事業嘔心瀝血、殫精竭慮，奉獻了畢生心血和精力。他們就是敦煌的保護神。”

隔著宕泉河，莫高窟的對面是三危山。說山，不過是一片起起伏伏的沙丘。風起時，沙塵撲面，也撲在幾方貼著沙丘的墓碑上。常書鴻、畢克、龍時英、段文杰、何世哲??墓碑上的名字，在風沙中一日日與三危山融為一體。他們曾以自己的方式守護敦煌，最終，將生命留下。

樊錦詩總是說，是那個單純的時代環境造就了他們這一群人，“不單單是我，我們那代人都這樣。”

在馮驥才那部敦煌的劇本中，有這樣一個情節：常書鴻初到敦煌時，張大千對他說， “我先走了，而你卻要在這里研究下去。這是長期——無期徒刑啊！”有人問及樊錦詩對這句話的感受，她笑著說，我沒有認為自己是被判了無期徒刑。選擇這個職業，我感到很幸福。一個人一生做好一件事，已經很不容易了，我覺得自己做得太少。常書鴻先生在有生之年，用大把的心血和年華來為敦煌做事。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常先生那樣幸運，能在90 歲時還繼續搞自己熱愛的事業。況且，以歷史的眼光看，90 年也僅僅是90 年，太快太短了??

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墻上，寫著這樣一句話：歷史是脆弱的，因為她被寫在了紙上，畫在了墻上；歷史又是堅強的，因為總有一批人愿意守護歷史的真實，希望她永不磨滅。

不用問，這句話說的就是70 多年來那些打不走的莫高窟人。這些默默耕耘奉獻的人們，敦煌對于他們已經是“從來不用想起，永遠不會忘記” 的生命底色。

（本文摘自《百年潮》2015年第12期作者《蘭州晨報》記者雷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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