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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8歲的亞歷山大·佩策尼克出乎意料地與世長辭。當時，他作為世界法哲學大會（世界法哲學與社會哲學協(xié)會）的主席以及一名科學家依然非常活躍。 在他多產的學術生涯中，著作不乏。因此從中選出最重要的一本是一項冒險的工作。如果非要進行這項工作，那么理當選擇《論法律與理性》一書。在這本書中，佩策尼克試圖將他關于法律證成之本質與法律之本質的多股思想進行整合。因此當這本書再版時，本序言是對科學家亞歷山大·佩策尼克的適宜禮贊。該書再版發(fā)行給公眾了解佩策尼克法律推理的洞見提供了新機會。當然，在佩策尼克眼中更重要的可能是，公眾還可了解他為追求更好洞見所做的不懈努力。那些洞見已由相互交織貫穿其中的主要文本與許多附帶討論所闡明。 1989年，作為瑞典語著作《權利與理性》的擴展改進版，《論法律與理性》首次面世。同時，該書也是建立在佩策尼克與阿爾尼奧、阿列克西的早期合作以及佩策尼克的《法律證成之基礎》（The Basis of LegalJustification）一書之上。在這個意義上，這本書是一個至少具有10年跨度的研究系列之概要。然而對于佩策尼克自身而言，這一概要并不意味著他在該領域智識努力的終點。邏輯領域的新發(fā)展與他以不太復雜的邏輯手段試圖表達的思想十分契合，這激發(fā)了他的熱情，并鼓舞他將這些發(fā)展結合入新研究當中。至《論法律與理性》面世，阿爾尼奧與佩策尼克合作了很長一段時間，在本書那個明晰的首版序言中，阿爾尼奧將該書置于當時流行的智識背景之中。我并不試圖重復阿爾尼奧已經盡善盡美的工作，而將在原著作的基礎上吸收新的科學洞見，試圖指出在《論法律與理性》首版之后佩策尼克的思想發(fā)展。 “該書是關于法律融貫論的一個概要，其基本思想是合理支持以及理由權衡，其他所有部分皆是對這一思想的評述。” 這一序言的開篇值得我們認真對待。首先應注意，佩策尼克的理論是一種融貫理論，這意味著佩策尼克拒斥那些免于討論的基礎理念，因為包括“一切皆可懷疑”的一切皆不免于懷疑，融貫論就是處理這些懷疑的方式。這種把一切東西置入合理討論的意愿不僅是佩策尼克科學工作的中心特色，亦是其性格的典型特征。盡管佩策尼克本已著手討論這種建構批判的可欲性，但由于他發(fā)現不可能放棄這一想法而并未實施。這種態(tài)度正是佩策尼克其人的特點。 要對佩策尼克的融貫論方法有恰當理解，就要求我們能區(qū)分拉茲所言的“認識融貫論”和“構成融貫論”。在“認識融貫論”中，融貫被視為對某些東西能否具有某對象域知識資格的一種檢驗。在“構成融貫論”中，融貫被當成是對象域的一種特征。結合法律，這一區(qū)分可歸結如下：根據“認識融貫論”，僅當某種法律理論（充分）融貫，它才可被視為法律知識。對于“構成融貫論”而言，融貫是法律自身的特征，而并非僅是知識的特征。將“構成融貫論”運用于法律中的典型例子是德沃金的整體性法律理論。對“構成融貫論”而言，由于其與“認識融貫論”所處之事相異，故關于融貫的傳統(tǒng)認識論文獻與之并不相關。 然而佩策尼克對此持有異議。他堅持關于融貫的認識論工作，并發(fā)展出了一套法律本質的理論。如其在前言所說，法律融貫論并非法律知識論。雖然在本書中他并未闡述這一主題，但在之后的一篇論文中，這個問題得以明釋。佩策尼克在文章中寫到“……法律是關于一切事物的最融貫理論的所言之物”。在此，傳統(tǒng)的本體論和認識論順序發(fā)生了調轉。根據傳統(tǒng)順序，我們首先擁有實在，其次才推演出關于實在的理論，在理想情況下即形成知識。實在并不依賴于我們關于它的知識，而知識卻依賴于實在。對法律來說，傳統(tǒng)順序調轉后，我們首先擁有知識，或在更好的情況下我們擁有了已證成的理論，其次我們才推演并擁有了理論客體。法律實在的本質依賴于我們關于它的已證成理論，而非相反。雖然在我們談及的這篇論文中并未明確處理這一問題，但我認為這種調轉順序與法律是社會實在的一部分有關。對社會實在而言，事實以一種極為復雜的方式依賴于我們對它們的觀點，反之則不然。 佩策尼克的融貫論使其需要某種融貫標準。通過運用與阿列克西合著論文中的研究成果，他揭示了《論法律與理性》一書中那些甚為復雜的理論。雖然佩策尼克從未放棄那篇文章中所闡述的觀點，但他對這一觀點“一個好的融貫理論是一種關于一切事物的理論”的意涵表現出了極大熱情。“一切事物”不僅包括所有傳統(tǒng)知識對象，如物理世界及其規(guī)律、社會世界，亦包括道德在內的“應當領域”，以及就當前目的而言最為相關的接受和拒絕某理論的各種標準。如果一個融貫理論包括了這些標準，那么融貫也會要求包括那些應當被合理接受的附加信念，同時不包括那些應當被理性拒絕的附加信念。這意味著關于信念接受與拒絕的標準無需成為對融貫說明的一部分，而僅需將其交由融貫理論自身即可。那么，融貫所剩的唯一要求就是：一個融貫理論包括根據自身而應被接受的一切，同時不包括根據自身應被拒絕的所有。雖然這一關于融貫的抽象觀點并未減輕闡述“什么是應當接受的”的困難，但它使難點從融貫的定義轉換到融貫的詳述之上。在最后一本書中，佩策尼克似乎也采納了這一觀點，他說：“……阿列克西-佩策尼克的融貫標準看起來更像是一種法學研究理論的接受集合之部分，而非一般性的哲學融貫論。” 融貫建立在合理支持以及理由權衡之上是佩策尼克融貫論最重要的一個方面。當他寫《論法律與理性》一書時，合理性的范式仍為演繹有效論證。這類論證的問題是論證鏈條的強度以倒轉方式與前提的似真性互聯(lián)。例如： 所有小偷當罰 約翰是小偷 約翰當罰 該論證從邏輯上看無瑕疵，然而第一個前提可能是錯的。雖然小偷通常當罰，但并非所有小偷都承擔了責任。簡言之，第一個前提表述過強以使其不再為真。但對演繹有效論證而言，這種強前提是必要的，唯有如此，才可從“約翰是小偷”的前提得到“約翰當罰”之結論。如果第一個前提替換為“一般而言，小偷都當罰”，那么“約翰當罰”這一結論則無法演繹推出，而“僅僅”是可廢止推出。關于可廢止推理的討論已在法律理論中越發(fā)流行，但當《論法律與理性》一書問世時，所謂非單調邏輯（一種最適宜處理可廢止性的邏輯）在法理論中的運用才剛起步。佩策尼克是首先強調如下觀點的其中一人：法律論證通常并非以演繹邏輯的有效標準去支持結論。原因之一是，很多論證雖對結論提供了理由，但這些理由仍要與其他訴諸相反結論的理由進行平衡。另一原因則在于規(guī)則通常“過于包容”以至于無法適用于所有在嚴格意義上落入其范圍內的情形。 法律推理是可廢止的，這一想法已成為《論法律與理性》一書的主要特征。當處理可廢止推理的邏輯工具在20世紀90年代得到越發(fā)廣泛運用時，佩策尼克立即擁抱了這一趨勢，并運用這些邏輯工具將其之前的思想以一種更為現代的專業(yè)術語表述，即法律論證無法以保真的形式支持結論。《論法律與理性》一書內容異常豐富，使得無法在此討論所有細節(jié)，即便當中涉及的所有論題也無法在此展開。我僅懇促讀者自己去探索佩策尼克是怎樣闡述“建立于合理性支持與理由權衡之上的法律是融貫的”這一思想。讀者當然不必全盤接受書中觀點，這本與該書精神相悖。如果佩策尼克仍然在世，他定會鼓勵讀者發(fā)展自身觀點，與其觀點形成對話。故讀者應相互交流新思，以繼續(xù)法律理論合理發(fā)展之進程，如此，則法律亦然。 亞普·C.哈赫 Jaap C.H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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