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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正”是謚號，典出自《荀子·王制篇》：“積文學，正身行”之句。謚號是對死去的帝王、大臣、貴族，按其生平事跡進行評定后，給予或褒或貶或同情的一種稱號。君主的謚號由禮官確定，由即位或后朝皇帝宣布。大臣的謚號是朝廷賜予的。謚號帶有評判性，相當于蓋棺定論。 謚號始于西周。《逸周書·謚法解》：“謚者，行之跡也；號者，表之功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即周公制謚。 秦始皇認為自己“德兼三皇，功高五帝”，就將“皇”、“帝”連起來開始稱“皇帝”。“皇帝”比上謚更加溢美。就把它廢除了。直到西漢建立之后又恢復了謚號。 西漢倡導以孝治天下，所有皇帝的謚號都有個孝字，如孝惠、孝文、孝景一直到孝獻。漢獻帝是他死去之后曹魏給他加的謚號，他做皇帝的時候沒有這個叫法。 用“文正”作謚號，是宋初出現的奇特現象。北宋初年的幾位大臣，像李昉、王旦都被謚為文貞。到宋仁宗的時候，因為宋仁宗叫趙禎，為了避諱，文貞才改為文正。到了仁宗皇帝的老師夏竦被擬定謚為文正的時候，司馬光第一次提出了：“文正是謚之極美，無以復加。”司馬光奏曰：道德博聞曰文，靖共其位曰正，‘文正’是文人道德的極至。而夏竦奢侈無度，聚斂無厭，內則不能制義于閨門，外則不能立效于邊鄙，言不副行，貌不應心。語其道德，則貪淫矣；語其正直，則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識，夏竦得‘文正’之號，不知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士？”最后仁宗皇帝實在沒辦法，謚夏竦“文莊”才算了結了這樁公案。 “文正”經過司馬光的宣揚之后，一直被作為是人臣極美的謚號。在歷史上，能得到文正這個謚號的人，大多都是當時文人敬仰的對象。而作為統治者的皇帝是不肯輕易將“文正”賜予人臣的。綜觀宋朝得文正謚號的有李昉、王旦、王曾、范仲淹、司馬光、蔡卞、鄭居中、劉理順等。 范仲淹死后謚號“文正”，首先是因為，他是一位比較有影響的政治家和軍事家。 1040年，自稱大夏皇帝的元昊，在中止與宋朝的臣屬關系后，發動了三川口戰役，進而圍攻延州（今延安）。宋軍的慘敗震怒了仁宗皇帝，派夏竦為陜西前線主帥，范仲淹在恢復天章閣待制職銜之后 加載中... 內容加載失敗，點擊此處重試 加載全文 ，又拜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并為陜西經略安撫副使即副帥，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兼知延州。一到延州，范仲淹親臨前線視察，他發現宋軍在官兵、戰陣、后勤及防御工事等方面有頗多弊端；如不改革軍陣體制，采取嚴密的戰略防御，實難扭轉戰局。韓琦低估了西夏軍優勢，年輕氣盛，尤激于屢受侵擾的義憤，主張集中各路兵力，大舉實行反擊。而急于求成的仁宗皇帝卻批準了韓琦等人的進攻計劃。慶歷元年(1041年)正月，韓琦接到西夏軍侵襲渭州(今甘肅平涼一帶)的戰報。他立即派大將任福率軍出擊。西夏軍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迫。直追至西夏境六盤山麓，卻在好水川口遇伏被圍。任福等十六名將領英勇陣亡，士卒慘死一萬余人。韓琦大敗而返，半路碰上數千名死者的家屬。他們哭喊著親人的姓名，祈禱亡魂能跟著韓帥歸來。韓琦駐馬掩泣，痛悔不迭。好水川的大失敗，教訓了韓琦和朝廷主戰派，也教訓了仁宗皇帝，使他們認識到范仲淹戰略主張的正確性，逐漸采納了范仲淹的意見。 范仲淹首先整頓改編了延州的軍隊編制，淘汰了老弱殘兵，并從當地召募居民和熟羌充實軍隊。熟羌成為守城士兵，按當時規定一律黥面，而范仲淹對他們僅刺臂不黥面，尊重了人格，感動了羌民。范仲淹還大膽從士兵和低級軍官中起用提拔了一批猛將，如種世衡，張去惑，狄青等。嚴格軍隊訓練是提高戰斗力的重要環節。范仲淹選擇18000名合格士兵作為延州邊防守軍，六將分領六部之兵，分別訓練，改變了兵將不識的狀況。在訓練時范仲淹能以身作則，將士沒喝上水他從不說渴，將士沒吃上飯他從不叫餓，朝廷賞賜給他的金帛都分發給將士。范仲淹賞罰分明，獎勵勇猛殺敵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將領，對罪大惡極和克扣軍餉的貪污官吏則當眾斬首，毫不留情。不久，他便訓練出了一支勇猛善戰，紀律嚴明的邊防勁旅。 在防御工事上，延北修筑青澗城，宋夏交戰地帶，突擊搶筑大順城，很快形成了堡寨呼應的戰略防御體系。同時加強邊境城堡的防守，采取輪流值勤的辦法。邊境士兵可分到賦田80畝，能自己備馬的，另外多分賦田40畝。士兵在不訓練不值勤時，一律回家種地，發給口糧。值勤時，官方發給他們兵器，稱做強人弓手。此法叫營田。營田法的推行，加強了防守實力，團結了邊境少數民族，充實了兵民糧食，對防御西夏入侵起了十分有利的作用。 與此同時，還對西夏實行了嚴密的經濟封鎖。持機突襲，很快收復了靈州，夏州等重要邊城。西夏軍中傳說著“如今小范老子（范仲淹）胸中有數萬甲兵，不似大范老子（范雍）那般好對付”。邊境上也流傳著“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的民謠。 在范、韓等人四年的苦心經營下，邊境局勢大為改觀。慶歷四年（1044年）雙方正式達成和議。宋夏重新恢復了和平，西北局勢得以轉危為安。 慶歷初年，仁宗皇帝面臨著嚴重的社會危機：土地兼并嚴重；農民反抗斗爭不斷發生；冗官、冗兵、冗費，財政困難；來自遼和西夏的威脅。為了緩解危機，維護封建統治。仁宗皇帝，似乎顯得格外開朗和進步。將夏竦、韓琦和范仲淹三名統帥，一同從西線調回京師，分別任命為最高軍事機關的正副長官——樞密使、樞密副使：親自任命歐陽修、余靖、王素和蔡襄為諫官。 “四諫官”“三奏”撤掉了夏竦、罷免了呂夷簡、驅逐了王舉正，薦起了范仲淹為參知政事。慶歷三年（1043年）九月，在仁宗的催促下，范仲淹、富弼和韓琦，連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別是范仲淹，認真總結從政28年來醞釀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綱領《答手詔條陳十事》，它的主要內容是：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宋仁宗以詔令形式頒發全國施行,史稱”慶歷新政”。新政實施的短短幾個月間，政治局面已煥然一新：官僚機構開始精簡；以往憑家勢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單憑資歷晉升的官僚，增加了調查業績品德等手續，有特殊才干的人員，得到破格提拔；科舉中，突出了實用議論文的考核；全國普遍辦起了學校。慶歷新政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北宋出現的危機。 新政觸犯了以皇室為主的貴族官僚和大地主的利益，因而遭到他們的百般阻撓。慶歷五年初，一年前慷慨激昂，想勵精圖治的宋仁宗終于完全退縮，他下詔廢棄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參知政事的職務，將他貶至鄧州（今河南鄧縣），富弼、歐陽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繼被逐出朝廷。堅持了一年零4個月的慶歷新政終于失敗。 以裁減冗官，任用賢能，精簡機構為核心的改革，是在制度上動揺和改變趙匡胤恩養士大夫的祖制，向大批皇族宗親開刀，這樣一來，原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官員都得丟官。仁宗同意改革的初衷，是要解決財政危機和軍事危機，富國強兵。但是，如果以犧牲皇室宗親的利益來實現，也就動搖了封建皇帝的統治基礎。這種改革當然很難繼續下去。 北宋皇室的家規是抑制武將，辦法是重用文人，實行更戍法，人為的制造將不知兵，兵不識將的局面，以維護其統治。實行更戍法是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國防，而廢除慶歷新政，則是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改革。仁宗罷黜范仲淹的一個原因是范仲淹帶過兵，有軍事威信。更主要的是朋黨之議，仁宗也知道這是臣下在互相攻擊，但范仲淹確實有些功高震主，而且這同整個士大夫階層比起來，一個范仲淹再重要，也得忍痛割愛啊。 此時，西北邊境再次出現危機。范仲淹只得再次前往邊關陜西河東任職宣撫使。慶歷新政雖然失敗了，但它開創了士大夫參政議政的風氣，為25年后的王安石的全面改革奠定了基礎。 范仲淹死后謚號“文正”，更因為他是當時著名的文學家。他文章簡練，筆鋒犀利，才華橫溢，受人崇拜。他一生給人寫了很多碑銘墓志序文等，但有個原則，此人受他所尊重，方可請得他作筆，否則拒絕。他從政37年，他一生擔任過55個官職（除加封與追贈），其中京官職20個，地方官職35個。從九品小吏逐步升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的正二品。他有超過30年的任職時間在地方，任州府路的長官或屬官（相當于現在十個省的區域）。他從政顯著特點，是腳踏實地為百姓辦事，并不著意為文。他每到一地，都關注民生，興修水利，培養人才，賑災減賦，除害安民，把精力投入到處理國計民生的事務中去。他給后人留下的詩詞文章屈指可數，但卻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不朽地位。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范仲淹流傳至今的詞作僅有5首，這首著名的《漁家傲》是他戍守邊疆時的作品，意境宏闊，氣象雄奇，為宋代豪放詞之先聲。 慶歷新政失敗后，范仲淹被貶至鄧州。同年好友滕宗諒重修岳陽樓，來信請他寫篇樓記。他總結歷代先賢和自己一生的閱歷，將他對人生、對社會的理解，借洞庭湖波瀾壯闊的萬千氣象傾瀉而出，終于發出光照千秋的慨嘆：“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與！”《岳陽樓記》是彪炳史冊的千古名作，也是令后人興高山仰止之嘆的一座豐碑。“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句名言是范仲淹憂國憂民思想的高度濃縮，也是他一生所追求和實踐的行為準則。他不計個人進退得失，治家嚴謹，儉樸清廉，死后入殮時，竟然連件新衣服都沒有。可見，贈“文正”謚號給范仲淹是恰如其人的。 有意思的是，北宋王朝有一位名垂青史、婦孺皆知的人物包拯，本來和“文正”毫無牽連，后人卻把“文正”加封在他的身上。這是為何？是因為后人把宋代兩個名臣的事跡混在一起了。 先從簡歷看聯系。 包拯（999—1062），廬州合肥（今屬安徽）人，字希仁。天圣五年（1027）進士。1057年權知開封府。包拯從官以斷獄英明剛直而著稱于世。知廬州時，執法不避親黨。在開封時，開官府正門，使訟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訴曲直，杜絕奸吏。他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京師有“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之語。后世則把他當作清官的化身。他卒于嘉佑七年（1062），享年64歲。死后謚“孝肅”。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吳縣（今蘇州）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進士。1035年權知開封府。卒，徏穎州途中病逝于徐州，終年63周歲，即皇佑四年（1052），死后謚“文正”。從上可看出，兩人年令不同。范仲淹比包拯大10歲。字號不同，謚號不同。范仲淹字希文，謚號文正；包拯字希仁，謚號孝肅。權知開封府時間也不同，范仲淹早包拯22年任開封府尹，任職時間為半年。包拯任職時間稍長，為一年零一個月。可是，古典小說《七俠五義》第三回中卻這樣寫道：寧老先生……給包公起了個官名，一個“拯”字，取意將來可拯民于水火之中；起字“文正”，豈不是“政”么？言其將來理國政，必為治世良臣之意；《三俠五義》通過小說的虛構，巧妙地又把“文正”加在了包大人的身上，于是包公在諸多稱號中，又名正言順地多出了個“包文正”。包公在自報家門時幾乎都稱“姓包名拯字希文”，有的甚至自呼為“包文正”。《七俠五義》和《三俠五義》為什么將‘文正’二字加在包拯身上呢?因為范仲淹和包拯任職期間都突現了清正廉潔，剛直不阿的品行，都有憂國憂民之心，所以他們都受到了老百姓世世代代的愛戴和敬仰。更因為專制和清官的矛盾反映在民眾心中，由于清官太少，貪官多而可惡，民眾也就更喜歡清官。范仲淹和包拯都是難得的清官，“文正”二字放在哪個人身上都一樣。既然仁宗贈范仲淹”文正”謚號，那我這天不怕地不怕的老百姓也可將此”文正”謚號贈與包拯。可見作為蓋棺論定的美謚，有的人想得而不可得，有的人不用自己爭即可得到，這就是歷史。這就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這也就是戲劇中所唱的“天地之間有桿秤，那秤砣就是咱老百姓”。 再從生平事跡看性格特點，兩人都敢言直諫。 包拯以直言敢諫而聞名，常與皇帝激烈爭辯。有主要事說明。一是反對“覃恩”。皇祐二年九月，大澇之后天氣放晴，仁宗皇帝認定這是吉兆，除了在京城舉行祭祀天地的盛大慶祝外，還下詔大赦天下罪犯，給所有文武百官每人晉升一級。這就是所謂「覃恩」。包拯對此提出異議，對仁宗說，罪犯服刑，那是對他們以往犯下的罪行所給予的懲罰，怎么可以因為洪水退去而減輕對他們的懲罰呢？ 二是三彈張堯佐。張是宋仁宗寵妃張美人的伯父，沒有多少才干表現，但他憑借張美人的關系，卻官運亨通。最初，張堯佐被委任為「三司使」。包拯極力反對，向皇帝諫議說，像張堯佐這樣的人，就連小官也沒有資格做，更不用說「三司使」這樣顯赫的大官了。但是，仁宗不但不理會他的諫議，反而又加封張堯佐為節度使。包拯非常痛心，繼續上諫，堅持怒責張堯佐，可是仁宗仍然置若罔聞，到了第二年，又加封張堯佐出任宣徽南院使。包拯第三次向皇帝進諫，痛加陳詞，甚至在朝廷上跟皇帝當面辯論起來，終于迫使皇帝罷了張堯佐的官。 三是七斗王逵。王逵是出名的劊吏。他在出任地方官時，橫行不法，隨意增派各種名目的苛捐雜稅，僅其中一次就多收了三十萬貫。他把搜刮來的錢財，大量賄賂京官，謀取私利。他的吏治手段非常殘忍，并且隨意殺害百姓。在他任湖南路轉運使時，百姓聞風逃散，紛紛躲藏到深山密林的洞穴里，逃避迫害。老百姓對他恨之入骨，可是他受到朝廷寵信，官運直上，升到淮南轉運使的高職。包拯為民請命，七次上書朝廷罷免王逵，有一次他在皇帝面前慷慨激昂，力陳利害，甚至無意之間把唾沫噴到了皇帝的臉上。在包拯的不斷彈劾下，王逵終于被罷免了。 大臣敢在朝廷上跟當朝天子叫板，這在其他任何朝代都是罕見的。但是在北宋仁宗朝，敢于與皇帝公然諫爭、據理辯論的，卻絕非包拯一人。當時，朝堂辯爭幾乎成了一種風氣，而這種議政之風的開創者，就是范仲淹。范仲淹無論是否諫官，以天下為己任，在討論國計民生的大事時，往往奮不顧身。 1033年仁宗理政，被貶河中府的范仲淹奉詔回京任右司諫。這一年京東和江淮大旱，隨后蝗災又起。身為諫官的范仲淹奏請救災，沒有被理會。他冒著觸犯帝怒的危險，前去質問，“京東和江淮的百姓沒有飯吃，災民苦不堪言，我們怎可置之不理呢”？宋仁宗被感動了，只得派他前往災亞區賑濟安撫災民。范仲淹歸來之際，還把災區饑民吃的野草、樹皮之類帶回京城，在宮廷內外巡回展示，以戒奢風。這種做法引起了強烈震蕩，不少正義之士紛起響應。余靖、尹洙、蔡襄、歐陽修、蘇舜欽等慷慨激昂之士紛紛上書指責朝廷過失，掀起了凌厲進言之風。 1034年正月，范仲淹因諫止廢郭皇后之事，再次受貶謫守睦州（今浙江建德）。隨后改知蘇州治水。1035年三月被貶兩年后的范仲淹，因政績斐然，被召回京城并得到了提升，權知開封府尹。到任幾個月，范仲淹便把京城治理得井井有條。京城“肅然稱治”。當時群眾中流傳著“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的民謠。 不久更令呂夷簡難堪的是，范仲淹還將朝中官員的升遷情況繪成“百官圖”進獻皇帝，指責呂夷簡用人唯親，官員升遷只依私情。提出用人應按照制度與規矩來實行，皇帝應掌管重要的人事任免權。這樣一來，范仲淹噩運難逃，再次被貶饒州。范仲淹雖三次被貶，但他譏切時弊，忠諫進言之風仍在延續，也深深地影響著朝廷官員。晚范仲淹十余年才進京出任諫官的包拯，顯然也受到了這種風氣的熏染。 第三從同一歷史事件看包范 包拯，字希仁，因其臉黑，俗稱“包黑子”，又因其當過龍圖閣直學士，又稱“包龍圖”。包拯一生清正廉潔，死后得謚“孝肅”，深受百姓愛戴，包公的形象在戲劇舞臺上久演不衰，已經成為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這樣一位可親可敬的人物，才真正配得上“謚之至美”的“文正”。可當時朝廷并沒有給他這樣的封謚，怎么辦？老百姓自有老百姓的辦法。 范仲淹是北宋時的一代名臣。他曾擔任過開封府尹，且任職時間與包拯相近。所以在口口相傳的民間故事中，這兩位同時代、同類型的人物被相融相混、合二為一，從而創造出了一個為民請命、為民做主、為民除害的“青天”形象。從著名小說《七俠五義》和戲劇《打龍袍》《貍貓換太子》中得知，南俠展昭俠肝義膽名震江湖，江湖宵小聞名喪膽，黎民百姓卻敬佩仰慕；開封府府尹包拯為官清正，展昭仗義投身官府協助辦案。仁宗皇帝賜封展昭為御前四品帶刀護衛，又封御貓稱號。陷空島五鼠不服，錦毛鼠白玉堂進宮盜去仁宗貼身玉佩，挑戰展昭，展昭在陷空島以武功氣度懾服五鼠認罪投案。仁宗特準五鼠將功贖罪協助包拯追查懸宕二十余年之宮闈奇案《貍貓換太子》。在眾人協力之下方將仁宗親生母親李妃冤屈洗刷，劉太后與總管太監郭槐俯首認罪后，仁宗親迎李妃進宮。誰知李妃卻要包拯治仁宗不孝之罪，然而自古以來卻從無以臣審君之理，包拯機智以打龍袍替代打君，方使母子團圓。自此李太后入主內宮，展昭繼續協助包拯辦案。 事實是，宋仁宗趙禎為宮女李婉儀（后封為妃）所生，剛出世不久就被劉（名娥）皇后抱走。李婉儀后被貶入冷宮，受到百般虐待。宋仁宗自幼只知道劉太后是他的母親，卻不知道還有生母李婉儀。他12歲登基直至20歲，劉太后垂簾聽政。隨著時間的推移，太后歸政問題漸漸成了朝中極其敏感、人人諱言的大事。天圣七年冬，宋仁宗打算率領文武百官在會慶殿為劉太后賀壽，下令起草祝壽儀式。朝中群臣對此議論紛紛，都認為不能這樣做，但誰也不敢出來說話，更沒有人敢站出來反對。剛結束守喪，官職很低的秘閣校理范仲淹不顧個人安危，直接上書劉太后，“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認為皇帝可率親王皇族在內廷給太后祝壽，行家人之禮。宰相可率百官在殿前給皇上或皇太后祝壽。如果皇帝率百官在殿前跪拜，給太后祝壽，那是“虧君本，損主威”“不可為后世師法”的大事，決不可以這樣做的。劉太后雖沒追究，但對范仲淹卻心存怨恨。 誰知沒過多久，范仲淹竟然再次犯顏直諫，公然批評太后大權獨攬，要求把管理國家大權歸還給皇帝。范仲淹直諫的勇氣令滿朝文武震驚，卻因此激怒了劉太后，詔書很快下達，范仲淹出任河中府通判。。 兩年后，劉太后去世，宋仁宗得知了自己的身世。那些在劉太后掌握大權時趨炎附勢的官員，此時卻紛紛詆毀她。范仲淹雖曾因得罪太后遭貶，此時卻力勸皇帝感念太后的養育之恩。“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余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宋仁宗深受感動，下詔不得再議太后之事。一場宮廷中真假母親骨肉間的大事，以不帶血腥的方式和諧化解，其中范仲淹表現得可謂光明磊落，光彩照人。 從上述史實中可看出，范仲淹諫議太后歸政時，包拯中進士才兩年，尚未出仕為官；李婉儀早于劉太后一年去世；而劉太后去世時，包拯才任天長知縣，還沒有到京城為官。對于這場風波，包拯顯然沒有參與的機會和資格，更不可能在寒窯相遇李妃，使皇帝母子相認。 元代詩人王惲瞻仰“開封府題名記”碑后曾寫下的一首感懷詩：“拂拭殘碑覽德輝，千年包范見留題。驚烏繞匝中庭柏，猶畏霜威不敢棲。”詩人感嘆包拯和范仲淹的英名，把貪官污吏比作院中柏樹上盤旋飛舞的烏鴉，即使在千百年之后，他們仍恐慌畏懼，不敢靠近這兩個天下爭傳的名字。范仲淹喜歡彈琴，最拿手的曲子是《履霜曲》，所以人們又稱他為“范履霜”。王惲詩中“猶畏霜威不敢棲”一句應取意于此，也可以說更多地表達了對范仲淹的景仰。 在民間，范仲淹不如包公名氣大。包公是小說曲藝和戲劇舞臺上跨越時代的超級明星，早已成為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的清官典型。包公戲的流行，從南到北，幾乎涉及到所有的戲曲種類。戲劇中的包公，并不等同于歷史上的真實人物包拯，而是帶著某種理想化的色彩，集歷代廉吏形象之大成。在包公戲里，包公既是一位清正廉明、鐵面無私、心智過人、執法如山的清官，又是一個上通天神、下通鬼魂、具有靈異功能的、半神半凡的超人。尤以包公的臉譜特殊，它墨黑如漆，在腦門心的位置上用白色油彩勾畫出一彎新月。包公的前額所畫，俗稱「月形腦門」，學名「太陰腦門」。包公剛正威嚴，「日斷陽間夜斷陰」，白天料理人間的案子，夜晚則主持陰間的訟事。「月形腦門」，就起到「通行證」的作用。他可以自由進出陰曹地府，擒妖捉怪，只需一聲斷喝即可。電影、電視等現代視覺媒體的出現，讓包公戲得到更廣泛的傳播。當然，在戲劇舞臺上，范仲淹和包拯的形象往往是被合二而一的。細讀包公故事不難發現，其中到處活躍著范仲淹的影子，有些故事的主角甚至應該是范仲淹而非包拯。在人們著力包裝包公事上，也可以看到，它凝聚了老百性對于清官的企盼，和對社會公正的向往。然而，無論是政聲還是政績，范仲淹都足以和包拯相提并論。可以說，包公這個藝術形象，不僅代表包拯，也代表范仲淹。但是“包公”形象卻遠不能代表范仲淹的全部。 范仲淹是歷史上并不多見的賢相。他所表現出來的大仁大義、大智大勇以及卓越的政治才干和文學才華，是全方位的。正如與他同時代的名臣韓琦所說，他是“前不愧古人，后可師于來者”的名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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