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圭璋先生編《全宋詞》（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改版）編制全宋詞　唐圭璋編纂　王仲聞參訂　孔凡禮補輯編訂說明

編訂說明

　　舊版《全宋詞》在一九三一年著手編纂，至一九三七年初稿竣事，商務印書館曾予排印，一九四○年抗戰時期在長沙出版。這部書的印數無多，流傳不廣，而且存在著很多缺點。最嚴重的，就是由于條件和時代的限制，在材料上有許多書不知道或者無法見到，在體例上則參照了《全唐詩》的做法，首以“帝王”“宗室”，而殿以“釋道”“女流”。一九四○年到現在，已經二十多年了。對于研究工作者說來，《全宋詞》仍然為他們所需要。如果用舊版重印，顯然是不相宜的。在南京師范學院黨委的關懷和鼓勵下，得以對舊版《全宋詞》進行重編；其后，又由中華書局文學組對全稿作了訂補加工，并使之和讀者見面。重編訂補后，不論在材料上或體例上，較舊版都有一定的提高：以某些較好的底本代替了從前的底本；增補詞人二百四十馀家，詞作一千四百馀首（不計殘篇）；刪去可以考得的唐五代、金元明詞人和作品；重新考訂詞人行實和改寫小傳；調整原來的編排方式；增加了若干附錄。現在謹就編訂情況說明如下：

　　宋人詞集的編纂，從宋代本朝就開始了。在北宋，詞雖然已經形成了一種獨立的文體，但似乎還沒有被普遍承認為“正統”文學，所以北宋人的詞一般不收入文集。如歐陽修的《平山集》、晏殊的《珠玉集》、蘇軾的《東坡詞》、賀鑄的《東山詞》，都是集外單行的。到了南宋，這種情況有所改變，詞作一般收入文集。如張孝祥《于湖居士文集》有詞四卷，陸游《渭南文集》有詞二卷，劉克莊《后村先生大全集》有詞五卷，等等。南宋人編刻北宋人的文集，也往往采用同樣的辦法，乾道刻《類編黃先生大全文集》有樂章一卷，慶元時編刻歐陽修全集有詞三卷，都是明顯的例子。另外還有一種情況，即已收入文集的詞，又另有單刊本，而且內容也不盡相同。如歐陽修另有《醉翁琴趣外篇》六卷，張孝祥另有《于湖先生長短句》五卷《拾遺》一卷。這是宋人編刻詞別集的情況。當時流行的詞別集很多，據《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所載，陳振孫見到的，包括所謂《百家詞》在內，就有一百零三種，另有注本三種。年經代遠，這些詞集很大部分已經亡佚；就是幸而流傳到今天，其名稱與卷數也常有出入，未必是陳振孫所見之舊了。

　　除單行的詞集以外，還有匯刻的詞集。宋有長沙書坊的《百家詞》(今佚)、閩刻《琴趣外編》(今存五種)、《典雅詞》(今存十九種)、《六十家詞》(今佚)。明吳訥有《唐宋名賢百家詞》，當時未刻，今存傳抄本和商務印書館排印本，內宋詞亡佚十家，尚存七十家。明末毛晉汲古閣刊《宋名家詞》六集六十一家，為宋以后大規模刊刻詞集之始，其書流傳最廣。清中葉以前，有侯文燦《十名家詞集》，中葉有秦恩復《詞學叢書》。至于間有刊入叢書如《知不足齋叢書》、《別下齋叢書》內的，則為數不多，影響不大。晚清以來，詞學在士大夫中一度得到提倡，匯刻詞集因之而蔚為風氣。王鵬運的《四印齋所刻詞》、《宋元三十一家詞》防于其前；繼之而起的是江標的《宋元名家詞》，吳重熹的《山左人詞》；最后有朱孝臧的《彊村叢書》，吳昌綬、陶湘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詞》，陶湘的《景汲古閣鈔宋金詞七種》。這些匯刻詞籍，大多依傍前人，像《宋名家詞》幾全據單本詞集，《彊村叢書》則有半數從文集中裁篇別出；只有少數詞集如《四印齋所刻詞》本李清照《漱玉詞》、《彊村叢書》本趙崇嶓《白云小稿》等，才是從各種載籍中收集遺佚而加以新編的。盡管如此，它們仍然有其資料價值：有的保存了底本今天已經亡佚的若干詞集，如《宋名家詞》；有的影刊了今天已不易見到的舊本，如《景刊宋金元明本詞》；有的則編者本人就對詞學比較有研究，如《四印齋所刻詞》、《彊村叢書》，校讎增補，功不可沒。

　　編纂《全宋詞》，以上兩類詞集是我們最主要的依據。

　　宋人選詞選，從宋詞別集在當時流行的情況來估計，為數一定是不少的。今天我們能看到的，有《梅苑》、《樂府雅詞》、《草堂詩馀》、《唐宋以來絕妙詞選》、《中興以來絕妙詞選》、《陽春白雪》、《絕妙好詞》、《樂府補題》八種。可以考知名稱而已經不傳的，還有五六種。其中《群公詩馀》一種，曾由清初的錢曾、季振宜收藏過；后來就不知下落了。元人的選本，現在所知道的只鳳林書院輯《草堂詩馀》一種。這些宋元人的選本，往往有不見于專集的詞作，特別是小家的作品，率多賴是以傳。至于明清人的詞選，像《詞林萬選》、《匯選歷代名賢詞府全集》、《花草粹編》、《續草堂詩馀》、《詞綜》、《歷代詩馀》、《詞綜補遺》等等，有的出自學人，有的成于坊肆，精粗不一。然而除了《花草粹編》等個別選本以外，就他們所見的材料而言，已經很難為宋人編訂的別集、選集增補過多的作品了。

　　這些選本，也是我們編纂工作中的重要依據之一。

　　綜合地利用上述資料編纂《全宋詞》，我們遇到過不少困難。有的書由于刊刻不精，有的書限手編輯者的水平，經常有許多意想不到的錯誤；即使是編輯得比較認真的書，如果和其他材料綜合比照來看，也時會顯出它們零亂和蕪雜的缺點。因而，選擇底本和考訂作品的真偽是我們利用這些詞籍時付出勞動最多的工作。

　　在底本的比勘選擇上，尊重舊本而不迷信舊本，擇善而從。例如北京圖書館藏陸貽典、毛扆手校的《宋名家詞》，陸、毛二人所據校的本子都是舊本，今天已經看不到了。而從校勘記的實際情況來考察，他們所據校的本子確乎勝過現存的本子，因此這一部分的底本我們基本上選擇了陸、毛的校本。然而他們所據的舊本也決不是完美無缺的，如盧祖皋的《蒲江詞》，汲古閣本只二十馀首，陸、毛的校本也沒有增補，但《彊村叢書》本所據的是明抄本《蒲江詞稿》，縱然其中雜有個別偽詞，但在數量上比汲古閣本多出七十馀首。對這種情況，我們當然選用了《彊村叢書》本。又例如黃庭堅的詞集，現有宋本《山谷琴趣外編》，但《彊村叢書》本的《山谷琴趣外編》是經朱孝臧校過的，我們把兩本比勘以后，也選用了《彊村叢書》本。

　　關于作品的考訂，情況要更復雜一點。宋詞作品互見于兩個或兩個以上作家的集中，為數甚多。汲古閣刻《宋名家詞》本《珠玉詞》、《六一詞》、《壽域詞》、《惜香樂府》，就頗多這一類的例子。詞選中如《類編草堂詩馀》誤題作者姓名的約有八十馀首，《詞林萬選》約有二十馀首，《續草堂詩馀》約有三十馀首。后人失考，陳陳相因，也有誤補于各家詞集的。辨偽存真，宋朝的羅泌已經做了一些，他校勘歐陽修《近體樂府》，在校記中作了說明而不下結論。毛晉刻詞，也間有考證，然而缺乏冷靜和嚴肅的態度，隨意判斷，誤刪誤補，不免流于武斷。我們在編纂的過程中，力求改正前人的錯誤，澄清前人的混淆。如歐陽修〔生查子〕“去年元夜時”一首，楊慎以為是朱淑真的作品，毛晉承謬踵誤，以之補入《斷腸詞》，不久以前還有人發表文章力辨楊慎之說不誤。其實此詞既見于宋元本的歐集，宋人又別無異說，隨便推翻這個結論是很不妥當的。又如《蒲江詞稿》中末一首〔洞仙歌〕，已見于曾慥《樂府雅詞》。曾慥的時代比盧祖皋早得多，這首詞決不是盧祖皋所作。《彊村叢書》奉朱翌《灊山詩馀》，僅存詞五首，而其中有一首是王庭珪所作，有一首是張元幹所作。凡此種種，我們都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作了比較認真的考察。

　　宋詞的輯佚工作真正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已經是清末的事了。前面提到的《漱玉詞》和《白云小稿》，就是王鵬運和吳昌綬的成績。之后，劉毓盤的《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集六十種輯》開始了大規模的輯佚，內收宋詞四十四種六十四家，可惜出處不明、真偽不辨、校勘不精，頗為學者詬病。到趙萬里的《校輯宋金元人詞》，利用的材料更為廣泛，收宋詞五十五家，內五十一家為裒輯遺佚而成。此外也還有人做過這方面的工作。盡管各家的工作還都有不足之處，然而沒有這些成果，《全宋詞》的編輯工作就會困難得多。

　　我們在這些輯佚工作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發掘。除了在各種詞選中搜集資料以外，某些類書如《全芳備祖》、《新編通用啟札截江網》、《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等等，都是輯佚的淵藪。僅僅這三種書，就輯得一千馀首。而其他載籍如《宋會要輯稿》、《樂邦文類》、《壽親養老新書》、鄭元佐《新注朱淑真斷腸詩集》、《永樂大典》以及各種詩文總集別集、筆記小說、書畫題跋、金石錄、花木譜、方志等等，散見的資料還不知凡幾。文獻資料浩如煙海，鉤沉表微，需要付出大量勞動。我們盡可能的尋檢了所知道的和所能見到的資料，補苴前人的缺漏，盡管所得不多，有的還是零簡殘篇，但在使研究工作者比較全面地看到現存宋詞整個面貌這一意義上，還不無差堪自慰之處。

　　關于校訂、編排、寫作詞人小傳等等具體工作，在《凡例》中作具體說明，此處不贅。

　　這次重編訂補，雖然我們已經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傳世宋詞，決不能謂為已盡于此。我們的見聞有限，看到的書不夠多，沒有收入的詞必定還有不少；即使是已經用過的書，也難保沒有遺漏。自付排至校畢過程中，又有某些訂補(詳《訂補附記》中)，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在考訂編排工作上，還有三百人左右迄今不知行實；就是寫出小傳的，有的過嫌簡略，有的還可能有錯誤。又，宋代同姓名的人很多，稍一忽略，就容易張冠李戴，現在的《全宋詞》里很可能也有這類錯誤。我們懇切地要求讀者指出遺漏和錯誤，以便在再版時重加修訂。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六四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