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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福元 學者某君，與張中行、啟功二位先生均有舊交。一日，他先去看望張中行先生并求其題字，張先生寫了“學之所求，不信重于信。”爾后，他又持字去看望啟功先生亦請其賜墨，啟功先生即寫道“學之所得，不知多于知。” 好一副絕句，天設地造！ “學之所求，不信重于信。”做學問所追求的信念是懷疑精神，“不信”就是懷疑，“信”就是肯定，是否定之否定。 任何書本，都是一家之言，有其獨到見解也必有其偏頗；任何學問，都是涉及某一領域，有其可貴探索亦有未開墾的處女地；任何理論，都是因勢而立亦隨時空變化。 所以，嚴謹的治學者，先學而后質疑。有真知灼見而卓然獨立，持個性稟賦而自成一家。司馬遷寫《史記》，要親眼看一看那曾經掛過侯生頭顱的城門；李時珍修《本草綱目》，要遍嘗百草改正前朝醫典的錯誤；范文瀾著書，“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 做學問當然要讀書、多讀書、讀好書。讀書是為了讓人站起來且站直了，如果做了書的俘虜，把人讀趴下了，那大抵是缺乏懷疑精神，“盡信書不如無書。”張中行先生的“不信重于信”是看到事物的另一面，不是懷疑一切也不是全盤接受，而是提倡審慎之、思辨之、揚棄之。 啟功先生則是一種謙虛。終生求學治學教學，到頭來收獲了什么呢？是“不知”多于“知”。“知”是有限的，“不知”是無限的；“知”是得到的，“不知”是未知領域。其實這不只是先生虛懷若谷，更深層次是對個體與全體的認知，相對與絕對的領悟，直指事物的本質。 一個人畢其一生做學問，從青絲盤頂到頭上飛雪，所得到的所謂成就，就人類已經創造的知識來說，只不過九牛一毛、滄海一粟。相對宇宙之浩渺，知識之無極，個人所獲得的那點“知”，是多么微不足道。而“不知”則無時無刻在層層包圍著你，逼仄著你。 張中行先生的“學之所求，不信重于信”，是一種求學精神，心之所依決定了眼界和視野。啟功先生的“學之所得，不知多于知”，是一種治學境界，魂之所系決定了氣度和胸襟。二位大師所說的“求，得，知，信”四字，足以讓人去感受，去理解，去尊重，去領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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