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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外科分開的最早的歷史記錄 根據醫學史，西方國家在3700年前就把醫療權管起來了，具體怎么管我們不清楚。但有一點我們知道，醫療出事故要處罰已經有了法律。公元前538年，巴比倫出現的漢謨拉比法典記載“那些對醫學史有特別意義的法律——并不外科醫生、獸醫、女助產士、奶媽的法律，也根據法西斯來處理傷害罪。其中有九個段落規定了醫療費的管理以及關于病人的地位、適當的收費和處罰的關系的詳細闡述。對治療失敗的重罰提醒醫生在接收病人時要格外小心并要避免那些治愈無望或有可能引來官司的病人。法律也反映了內科與外科的巨大差別。內科醫生，即處理今天所謂‘內科問題’的醫生屬于祭司階層，他們的職業所造成的后果不屬于那些處理傷害、醫療糾紛的法律所管轄的范圍內。”“因為身體內部的疾病是由超自然因素引起，患這類病的病人要求助于神靈；外傷是由于直接的人為差錯或傷害所造成，因此那些手揮‘青銅刀’的人必須向當局說明情況，外科手術的費用以及懲罰是有實質內容的，如果一個醫生進行了一個大手術并搭救了一個貴族生命或視力，他的收入是十個銀幣；給平民進行同樣的手術收入只有一半；如果病人是個奴隸，其收入則僅兩個銀幣。然而，如果一個外科醫生進行同樣的手術導致一個貴族的死亡或毀掉了他的眼睛，醫生的手將被砍掉；如果醫生導致奴隸死亡，他必須提供一個奴隸來代替；如果他毀了一個奴隸的眼睛，他必須賠付給奴隸主相當于奴隸是價值一半的銀幣。”（洛伊斯·Z.瑪格納著，劉學禮譯：《醫學史》第31-3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 這個記錄說明，西方自古的醫療發展，側重于外力強加施術的大外科對抗療法，這樣的大外科最容易出事故。有醫療事故就會有醫療糾紛，因此就有了法律。但有一點他們的醫學史也有說明，就是內科治療沒有法律規定的處罰條例。道理在于內科病比較復雜，一是行醫者屬祭司階層，治療行為都是用語言（安慰或做禱告）或藥物，不會造成明顯的傷害。更主要的原因還在于很多內科疾病，醫生醫療所起的作用，占的比例很少，因為，家庭環境、感情糾葛、營養支持、生活安排等如果沒有解決好的話，也同樣會造成疾病治療出錯的原因。因此，治好治壞很難分清責任；加上古代祭司是上帝授權教會管理的，其中也涉及神權無法管理，法律無權干預。 上面的記錄值得我們認真思考：西方在我們出《內經》1000年前，醫學已經有了行政的嚴格管理，內外科的行政管理差別很大：外科治療屬手工技術使用，能直接造成病人的身體傷害；內科疾病被認為是身體內部的問題，治療需要求助神靈的幫助，不會造成身體上的直接傷害。因此法典涉及外科傷害的條文非常具體。醫療管理處理內外科的差別，反映出西方當時的醫療實踐狀況已經被行政權力管起來。 但是，西方處理內外科醫療事故的差別，說明內外科治療根本不是一碼子事，病理、病因，以及疾病的表現各不相同。外科治療純是技術問題，而內科治療很多情況決定于患者的思想、患者周圍環境的影響，以及食物、工作等等因素，醫生的技能和藥物只能起到部分的作用。到今天，卻被糟糕的科技大外科統合在一起，所有的內科治療全部給外科化了。 古代西方是政教合一的社會。西方宗教認為人的生命是由萬能的上帝創造和管理的，生命所生的內科疾病當然概由上帝委托祭司們來處理。生命和疾病既然是上帝專權獨攬的領域，圣靈所轄，就不允許人類涉足。生命研究不被教會允許，內科治療不屬法律管理。然則內科疾病終究是生命活動障礙形成的疾病，不允許研究，便產生不了理論。這就是為什么西方產生不了像我國《內經》一樣的生命醫學典籍的社會的和宗教的背景。 (二)公元前與我國出《內經》同期的希波克拉底，被認為是西方醫學的奠基者?！?/span>最為重要的及有代表性的希波克拉底的醫學著作是教科書《古代醫學》。這部著作的主要論題是自然本身具有強大的治愈疾病的能力，因此醫生的職責就是培養與自然治療能力相互協調發揮作用以促進機體恢復平衡的技術。著作的另一些特點是對不同疾病癥狀的準確描述，對醫學地理學和人類學的洞悉以及對氣候、社會組織、宗教和政府對健康與疾病產生影響的闡釋。”（《醫學史》第79頁） 希波克拉底的“自然治療能力”也就是人體生命的自組織能力。醫生的工作是調節它的內部平衡，這才是病人恢復健康的關鍵。（作者認為這是一種“技術”，反映了現代西方醫學界的的落后，一些基本觀念、仍未上升為理論。）這說明那個時期的醫學思想與《內經》接近，希波克拉底已經認識到了，但是與中醫比較，仍差一個層次。因為，中醫的四診八綱就是指導醫療實踐調節機體平衡的術“方法”和技（實際操作）都齊備了。而他們卻還停留在口頭上。 “現代醫生和病人尤其熱衷于精確診斷疾病的正式名稱，但這對希波克拉底式的醫生卻無足輕重。他們主要注重的是預后，不僅是對疾病的發展進程作出預見，而且要提供病史。對疾病的前后因果作論述，會給病人及家屬留下良好的印象認為醫生的知識技術精湛。同樣，醫生對危機和死亡的預見也很重要，因為如果這樣做了，即使這些情況發生，醫生也不會因此受到責難。”《醫學史》第81頁）這就說明現代醫院里的醫生，比2000多年前的希波克拉底式的醫生差得多了。這種差距是西方社會逐步走向資本化造成的。以前注重預后，預后就是以有沒有治愈作為標準，而現在的醫生只要給病人開檢查單，待單子拿回來后，告訴病人生什么病就算完成任務了。治病的本事一點也沒有了。很多人從醫院回來后都說：“這樣的醫生我也會當。”他們不需要把病治好，其實，不是不需要，而是不能夠。因為，藥是制藥公司研制出來的，他們根本不知道會不會治好病。會不會治好病、治壞病或治死人，那是制藥公司的事；會不會治好病是需要跟蹤觀察的，醫生沒有這樣的責任，也沒有這樣的必要，因為，算不定幾年后這藥物就會被撤下架的，跟蹤全屬多余！醫院里的醫生的責任就在賣掉藥物賺來錢。 醫生既然是賣藥的，當然就是不會治病的。他們見到癌癥病人后，先預言他們的死亡日期以表示自己的內行；而且還增加了一個根本無法解釋的概念叫“存活期”。他們把開始發現癌癥，到經過治療至治死前的這一段時間，稱為存活期。哪個病人被治療的時間越長，就算做醫生的本事。這真是個笑話！被醫生認為得癌癥的病人，反正遲早都要死的，治死了就不用受良心譴責了。這才有“存活期”這個概念。所以，我認為，學校里和醫院里傳播這個概念，是有意把學生或醫生的良心抹黑，這才能使化療藥高速度地賣掉。也許有人認為這是醫生對死亡的“預見”。免了吧！我所治療的癌癥病人大多數都突破了這種“預見”那該怎么說？實際上，現在的醫生是利用這種“預見”恐嚇病人，抹黑良心，使病人失去選擇的時間，迫不及待地讓他們手術或化療而已。 古代西方醫療中的內外科分別管理是很嚴格的，到了現代資本主義經營的醫院里，反而把內科統合到外科里去了。這種做法說明醫療管理制度實際是倒退了。因為，資本醫學的醫療，不是想治好病，而是想通過醫療賺錢，大外科能賺大錢就是大爺，小內科賺小錢就是小孫子。因此之故，不僅外科小病例如手指頭扭傷或關節積水要動員你開刀，內科病一旦讓儀器檢查到結石、囊腫、腫瘤，更是非動刀不可。但是這么做，院方是賺夠了，病人卻遭罪了。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受醫療的傷害，在西方沒有中醫做對比較難發現。在我國，人們發現中醫大內科的治療能力遠勝西醫，因此也暴露了西方醫學對抗療法已經深深陷入萬劫不復的誤區。 （三）“盡管蓋倫尊敬希波克拉底，但在治病時，他不愿處于被動地位，‘沒有傷害’而束手等待病人的自然痊愈。在他的一本主要著作《治愈的方法》和其他許多文章中蓋倫很清楚地闡明了這個觀點。蓋倫認為放血療法適應任何一種疾病，包括出血和虛弱的病人。不過，確定需要放多少血，切哪根靜脈的手術時機的選擇需要很高的技術。在制定情況下，蓋倫推薦每天放兩次血，在病人暈倒之前，第一次放血應該停止，但是醫生不必擔心第二次放血會加重病人的無意識，因為第一次手術活過來的病人不會被第二次放血所傷害。蓋倫非常熱衷放血療法，他寫了三本有關這方面的書。”（《醫學史》第108頁） 西方醫圣蓋倫與東方醫圣張仲景為同時期的人物。蓋倫的解剖學知識確實比張仲景要好，但是治療內科病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已經囊括大要，他的經方幾乎囊括所有的“證”，而蓋倫只知道切開靜脈放血。學張這就是《內經》講的“道”與《古代醫學》講的“技術”，經五六百年后，相差如此之大是什么原因？五百年是時間把差距拉開的。到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全世界被放血放死了2000萬至5000萬人?？墒?，以醫療為職業的醫學，是絕對不愿意承認療法錯誤的。這關系到醫生的吃飯問題。 這也說明，以一種統一的療法治療不同的病人，缺乏理論的支持，忽略了人的個體特異性，即使這療法是對的，也會在不同病人的身體上，出現不同的效果。由于這樣的內科治療會經常死人，就發展不起來。只有在化學藥品出世后，利用對抗療法的暫時效果，采用大規模的宣傳、欺騙手段，一百使它走到了終點，再也騙不下去了。因為，對待病人出現的癥狀，是不能“對抗”的。例如發熱用退熱，疼痛用止痛，發炎用消炎，在人們對這些概念沒有研究的時候，還可以騙一時。但久了，人們發現這些癥狀都是生命為維護生存的需要而出現的，是生理現象不是病理現象，欺騙就進行不下去了。這就好比說了一話謊話，就需要用更多的謊話來掩蓋，結果是這些謊話構成了一個謊話理論體系，甚至建起了一個學術界。雖然能瞞得無知的群眾，卻瞞不了更上層的哲學家。 抗生素和激素類藥物出世時，西方醫學界以救命大王來歡呼它們的誕生，而現在怎么樣？抗生素摧毀了人體內的微生態平衡，使人人體質下降；激素類藥物無論治什么病，都造成藥物依賴，使人體骨密度降低，免疫力減弱，導致各種疑難病發生。苦了的是使用它的孩子，本來只有一點咳嗽或鼻塞的，用激素類噴霧劑后，變成了萎縮性鼻炎、永遠治不好的哮喘……被糟蹋了一輩子，多少父母因此而后悔而流淚？然而，醫生又不得不使用它們，否則，就無藥可用?，F在衛生部要在五年內把它的使用量從96%減到3%，說明它知道了這種藥物作害的嚴重性，但卻無法馬上除去。因為醫院和醫生靠它們賺飯吃的。也就是，國家不能阻止西醫的醫院和醫生靠抗生素和激素損害人們的健康維持生活。這就是不講生命醫道而講治療技術的西方醫學，才會產生這種無法收拾的后果。 （四）“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是一場革命，大大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人們一方面用機械唯物論衡量一切事物，一方面在社會實踐中積極追求利益，正是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意大利病理解剖學家摩爾干尼（1682-1771年）于1761年發表了《論疾病的位置和原因》的著作。他把病人臨床癥狀與死后在尸體解剖中找到的病灶聯系起來，這樣，每種疾病與每種病灶就可以對號入座，還等于說找到了病灶就是找到病因。所以書名就清楚表明了‘疾病=位置=原因’三者關系，這樣的病例在書中列出500個。摩爾干尼開辟了‘解剖病理學’的病灶（局部損傷）概念，極符合醫學（筆者按：這里指的是資本主義需要的市場醫學）利益，立即在西方海濱中引得一片贊揚聲，并為他樹立了紀念碑。直到今天，西方臨床診斷就是找病灶的思想。（鄒紀平著《反思西方醫學》第77頁，北京藝術與科學電子出版社2010年12月） 這書本來是經不起推敲的謊言，卻被演繹數百年，從文藝復興開始直到現在。為什么這幾百年里，西醫醫療的隊伍不斷壯大。它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利益集團，它跺跺腳，連美國總統都會心跳，政客們為了拉選票，不得不拿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作化學藥品公司祭壇上的犧牲。 在醫院里，從B超、X光透視儀、CT機、磁共振、PET掃盲儀，借尋找病灶收取高昂的費用，最終找到的病灶，凡是稍有一點哲學知識的人都知道：乃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因為醫院如此借無用的儀器盤剝病人，醫生變成了不會看病而光會開藥方的木偶。西方醫學的如此無恥使美國大發病難財。據2002年的統計，世界500強的利潤，美國十大制藥公司比其他490家的總和還多。它利用世界衛生組織把疫苗強賣給會員國，把無用害人的疫苗注射在嬰兒的身體里。嬰兒因這些疫苗而發生很多的疾病，有的甚至死亡。 病灶病理學成為外科技師侵入內科領域的橋頭堡，西方的外科醫生中的佼佼者，如萊恩，就“創造”了“自身中毒論”、比棱、亨特爾“創造”了“病灶感染論”等，由于他們所依據的理論基礎不實，這些理論沒多久，在西方海濱界里就被無情地批判。但是，批判歸批判，卻沒有可替代的新理論，所以迄今為止，西方醫學的內科，仍只能端老板凳。也就是按找病灶做內科的病因。否則，內科病人的生意就沒法解決了。外科技師就成為內科專家，而病人卻不知道，上醫院找專家看病，唯一的方向就是讓這專家用手術切除病灶。本事好的醫學知識全面豐富的、什么病都能看的全科醫生，診費不如只懂一點手工技巧的專科專家。騙術成為海陸空賺錢的重要法門。例如“手術除根術”在病人的病歷中不斷出現，使許多人迷惑。但是，我發現幾乎絕大多數癌癥病人手術后不僅不能“除根”，還很快擴散、轉移。 當然，對外科醫生來說，找到病灶是很有用處的，馬上就有大批手術費收入了。在我國，還可以收到一個大紅包。中國人喜歡行賄，就像中國官喜歡貪污受賄一樣。只要有一點權的人，都會利用手中的一點權為自己謀好處。這不怪老百姓。老百姓習慣于向有權的送禮物，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大私有體制。這種體制是所有的財產都是皇帝的，連宰相在皇帝面前都自稱奴才。既然所有的東西都屬于皇帝所有，我能拿到的就是我的，我能耗掉的就都是皇帝的。所以貪污、浪費、大吃大喝，就都發而不止了。 （五）一個新的以“病灶”為“據點”的裝支架的騙局就將全面鋪開。我的朋友王某，在日本留學，某天突然暈倒，到醫院去進行了全面檢查，醫生認為是腦中某血管堵塞，做了手術并同等了一個支架花了30萬元，但體質并沒改善，仍經常作暈沒倒而已。至于是不是因裝上支架不發還是自己不發，誰也無法肯定。因為那次的暈倒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 心臟裝支架早就有了。這里的血管粗，裝也方便。一個比戒子還小的彈簧，就值四五萬元，這個究竟要多少成本？這個成本確實不好算。從美國過來只幾千元的，到中國就漲上十倍。美國公司不能顧中國的中間人賺這么多，它們幾千元已經賺飽了，對它來說，你自己賺得越多越好，積極性越高。他們的產品就賣得越快。只不過苦了病人。全身無數的血管，誰都可能會發現一些堵塞。因為，據研究，身體里的微血管，細到只有0。4微米，只要有理由，誰都可以裝。如果真的抗生素和激素不能再賣了，西醫就將掀起一個裝支架的高潮了。 查病灶到底有無用處？英國醫學博士、名譽科學博士Vernon Coleman說：“幾年前在美國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如果醫生在診斷時更多地用他們的大腦而不是儀器的話，那么每10名死亡的患者中就有1名至今仍有可能活著。”（《別讓醫生殺了你》第4頁，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1月）這告訴我們，醫院為提高患者的診斷費用，增加收入，就不惜提高死亡率和降低醫生的診斷能力。這當然不只是醫院有好處，而實際在推銷藥械公司的產品；也說明查病灶，除了外科手術有所有依據，對內科病的治療毫無好處。 無論什么病，無論什么內科病，其實，西醫的醫生都不會治。不過，他們有的是一個不變法門——查病灶——忽悠病人?；璧?、頭暈、頭痛等都可以查查腦部有否血栓，如果查到了，就給裝個支架。從頭到腳，隨便什么人在什么時候都可以查到某個有堵塞的地方，就可以利用不斷增強的顯微技術表明它的確診，然后利用現代技術給你安個支架。至于這個支架對你的病有無治療作用，或者有無損害，那與醫生無關。醫生的工作是發現堵塞和安裝支架，不是保護你的健康。 我國的醫療，自古至今側重于生命信息自控平衡的大內科針餌燮理治療，極少手術行為，因而很少發生明顯的醫療傷害事故，五千年的歷史，從無醫療糾紛記載，也用不著醫療法律管理。也就是說，政府不管你有無醫療權，你會治病你就治。有故事說皇帝女兒生病，出榜招醫生，有人揭榜了，他們從不問有無醫生資格，也不問是否是哪個單位的主任或專家。 有個笑話說，閻王爺的母親得病，就叫判官去尋找世界上最好的醫生。判官找來了一個醫生，給閻王爺的母親開了方，卻把他母親治死了。于是他就責罵這個判官。然而，判官覺得很冤枉，說：我走遍全世界，只這位醫生是最好的。閻王問理由。判官說：醫生總有治不好的病人。每治不好一個病人，背后就會跟著一個冤魂。我看見這個醫生背后，只站著一個，其他的醫生背后都有很多冤魂。閻王又再派一個判官去調查,回來說：這個醫生一輩子只治過一個病人，就把他治死了,因此，從來沒有生意。可見，以有無行醫資格作為判斷中醫、管理中醫的方法，是違背自然規律的錯誤的方法。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的道理是：一、醫療經驗是從醫療實踐中學會的。醫療實踐越多，醫療能力越好。因此，古人才有“三代出名醫”之說。二、做醫生治療都會有許多治不好的病人，治不好病不能用行政手段責罰，社會自然會責罰他，這就是他自然而然地沒了生意。三、內科治病能否痊愈，因素十分復雜，連閻王爺也沒法管。其中最大的問題是病人的思想能否配合，故古人有“不信者不醫”之誡。西方也有個概念叫“安慰劑效應”，意思是很多病人，只要黨委會自己經過治療一定會好的，這個治病的醫生效果就會比較好。這種類“安慰劑效應”，在藥物試驗中表現尤其明顯，所以西醫做藥物試驗都必須官銜雙盲，就是做試驗的時候有無用藥，不讓病人和醫生知道。四、內科醫療出問題難以鑒別，也不好管理，最好是無為而治。中醫為什么如此完善，是因為自古就無為而治，這符合管理的規律；中醫為什么衰亡？是被行政權力管死的！尤其是西醫掌握了行政權力之后。 張仲景在《傷寒論》的“序言”里說自己宗族有兩百多人，大多數死于傷寒。這說明，即使是醫圣，治病也沒準，也有很多人他是救不好的。但是，這些人的死亡卻教給他許多治療經驗，使他著成這本萬古不朽的醫學著作。如果當時有西醫這樣的行政管理，認為他沒有治好病人或經過他的治療后死了，就吊銷了他的行醫資格，我們還有現在的中醫嗎？ （六）西醫為什么在內科醫療上得不到發展，也是被過早的行政參與行政權力管死的！再反過來說，外科事故多，若不予管理，社會爭鬧就會多。這里的問題提示我們一定是哪里弄錯了。我的認識是技術與醫學混淆了。外科醫生應稱技師，而不能稱為醫生。由于概念混淆，本是內科病的也去看外科，出現的傷害必多。例如一位視網膜出血的患者，視物雙個影。本應看中醫內科，但他去找了眼外科醫生，這醫生知道他治不好，便告訴患者說這是不可逆的病變，只有用藥物信注射此眼，把它弄瞎，才能保住另一只眼。所幸患者不聽他的主意，便來找我，我用平肝活血法使之大為改善，雖沒有完全治愈，但只差一點視力，眼睛被保住了。眼病各種各樣很多，分科的醫生只有用手術的本事，被弄瞎或增重的就多了。 西方醫學從古代走到現在，從西方走到東方，雖然依靠它的政醫一體的體制幾幾乎消滅了中醫，但卻使它自己的無能迅速暴露，被社會眾多的人所認識。它的政醫一體化，有它的好處，就是能把最壞的、死人的、令人生畏的、掌握權力的某些人暫時得到某種利益的醫療，迅速擴展到全世界，迫使各國掏空國庫，導致產生世界性的醫療經濟危機，因此不得不進行醫療改革。恰好，中國的中醫既能治好病，又能省開支，與之相比，一在天上，一在地下，全世界這才開始睜開眼睛認識中醫。 中華大地是一個無神論的國家，連神仙也是普通人封的，才會出現封神演義、土地爺、關帝廟、媽祖娘娘以及全國各地各封的豐富多彩的人神文化。《內經》研究養生，就必然首先進行生命的探索，也就會講解生命存在和長壽的道理。書中講到圣人、真人等，只不過是指稱那些特別善于養生的高人，并非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 由于化學工業迅速發展，西方的市場利用化工研究、研制和生產化學藥品；并利用對抗療法（對抗療法不是治病的好方法。關于對抗療法的剖析請閱筆者所著《現代醫學和方舟子批判》）壓制和掩蓋病人癥狀，使患者暫時感到舒服，以達到賣藥騙錢的目的。這種做法正好符合資本主義迅速回籠資金，謀求高額利潤的要求。加上政醫一體的體制，以醫保的名義集中醫療資金，使西醫規模迅速擴大。 盡管西方醫學界也承認病人自身生命的能力的重要性，但為了藥/械大老的利潤和醫療界的生意，他們以科學的名義，強調以外力防治疾病，以此論調通過教育/媒體等宣傳工具和政府組織，制造市場需求。這就必然給社會帶來“醫療化的危機”。所謂“醫療化危機”，是指身體健康者本不需要醫療的，也會因輿論的誤導而進入了醫療網絡，被治出毛病來，甚至被說成或被治成不治之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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