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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是《曾胡治兵語錄》十三篇中的第二篇，可以將它看作是對上一篇“將材”的進一步引申。 馮小剛在其導演的電影《天下無賊》中有一句經典臺詞“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是甚么？人才！”。這句話適合一切組織，但這里還有一系列的問題需要解決：一是你是不是真的能弄清楚你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樣的人才？二是你能不能招到你所需要的人才？三是你能為能用好你招到的人才？四是你當你招不到你所需要人才的時候你怎么自己去培養？五是你用人才的過程中怎樣留住他們？
那么，曾國藩、胡林翼以及蔡鍔的觀點又是如何呢？ 首先，對于人才之事的總體認識。他們認為，對一支軍隊來說，沒有兵員、沒有軍餉都不能與缺少一群奪利不爭先、取義恐落后，對國家事業忠心耿耿的人的重要性相比。而用人之事，涉及到“轉移之道”“培養之力”與“考察之法”，而且要注意“人材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動謂無人可用”。也就是說，招募人才時不能眼光太高，只想著招募那些現成可用的，更為重要的是要注重在使用過程中加以培養。用現在的領導學、管理學上的理論來看，這觀點也是極其先進的。很多公司、單位、企業等組織，看似人員超滿，但一有艱難險阻的任務，各級領導都會感覺到無人可用。問題出在哪里？其中固然有組織形成之時沒有招募到更好的人才，但更重要的是在人才培養方面做得不夠，主要體現在： 一是各級領導平時缺乏培養人才的意識與實踐。對人才只知道使用，不知道培養。遇到下級做得不好，不是從其成長進步的角度去考慮加以指點，而是只顧得批評、責怪，甚至一炒了之。而人才的長成進步完全靠他們自己的“悟性”與“自覺”。 二是領導者選用人才的標準有問題。很多當領導的都希望手下的人既聽話又有能力，但遇到二者之間出現矛盾時又更側重于選擇喜歡聽話的。這樣導致了手下只是一群只知道服從，不能夠獨擋一面的局面。進而造成了“’才’到用時方恨少”的情況。 三是領導者本身雖有這種意識，也想培養人才，但自己能力不行，又怕手下的人瞧不上自己，或感受到來自手下人晉升中會威脅到自己，所以很多時候不肯讓手下在能力上比自己強，更不敢放開部屬的手腳。 單位、公司、團隊如此，軍隊也是這樣。雖然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但缺乏主動性、創造性的服從，只是對最底層（如執行層面）人才的要求。
其次，對于人才的要求上，他們不追求完美，也認識不存在完善的人才。曾國藩就認為“竊疑古人論將，神明變幻不可方物，幾于百長并集，一短難容”。也就是說，他不相信那些都是優點，沒有缺點的人才，也就意味著他容許人才存有某些瑕疵，不能過分苛刻。同時指出，在遇到“官氣”與“鄉氣”較重的人才時，傾向于使用后者。“官氣”較重的人是指那些喜歡講資格，擺架子，遇到不能身體力行、放下架子去親力親為的人；“鄉氣”較重的人是指那些好顯示才能、喜歡標新立異，愛以自我為中心，雖能做事卻缺乏邏輯思維的人。曾國藩認為，除非圣賢，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存在這兩種毛病。但不管怎樣，最不可取的就是那些懦弱、圓滑、沒有本事卻只會夸夸其談的人，這樣人的帶兵，官位越大，禍害越大；相比而言，勇敢與廉潔則是軍隊中，尤其是基層為官者的重要基礎。拿破侖說過“由一只獅子率領的一群羊可以打敗由一只關率領的一群獅子”，所闡明的也是這個道理，即為將者的重要性與基本素質要求。
再次，建立軍隊，應先求將而再求兵。事實上，曾國藩在組建湘軍的過程中也是按這個思路來的。湘軍的士兵由營官自招，而營官由其上級指定，最終全軍只服從曾國藩，各級都對自己的上級負責。當然，這與他的建軍思想有關。一支軍隊也好，一個團隊也罷，總是需要用一定的“東西”把所有的人都凝聚起來。這種“東西”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軍隊的紀律，對每個人來說，這是外在的約束力。二是內在的自覺性，我們稱之為覺悟或政治思想。事實上，各歷史時期，各國家或政治實體的軍隊都認識到了紀律的重要作用，也都在加強著軍隊的紀律建設，但在增強自覺性方面，則會因軍隊所屬政治團體的政治本質不同而有所不同。湘軍靠的是儒家三綱五常的禮教、尊卑上下的等級制度以及同鄉共里的鄉土觀念來維系，而我軍則強調要用人民軍隊的宗旨、傳統提高官兵的思想認識。即要“建設在自覺原則上的秋毫無犯的紀律”，把思想建設與紀律建設有機地結合起來。現在，很我企業搞的“企業文化”，其本質也是如此，希望以“文化”來增強員工的歸屬感與凝聚力。 最后，人才往往是隨著時代、風氣而變化的，各級領導都對識人、用人、育人負有責任，而職位越高，責任越大。我們古人講過“上行下效”即是如此。所以說“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也絕非只是個笑話。崇尚武力的君王，才會造就勇武好斗的百姓；好大喜功的上級，決定了其下級大多也必須是阿諛奉承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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