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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己詔”是古代的帝王在朝廷出現問題、國家遭受天災、政權處于安危時，自省或檢討自己過失、過錯發生的一種口諭或文書。它通常是在三種情況下出現：一是君臣錯位，二是天災造成災難，三是政權危難之時。用意都是自責，只是情節輕重有別。地震了，罪己；蝗禍了，罪己；流星撞地球了，罪己。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1. 大禹
大禹登上帝位后，有一次看見犯罪之人，就傷心地哭了起來，左右問其故，禹曰:堯舜之時，民皆用堯舜之心為心，而予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2. 商湯
商滅夏后，湯布告天下，安撫民心，史稱《湯誥》。湯深刻地檢討了自己的過錯，曰:“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此后，適逢商連年大旱，五谷不收，負責宗教祭祀的大臣說，要用人為犧牲，向上帝祈禱求雨。于是，湯“剪發斷爪”，身為犧牲，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敬，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于是，民大悅，雨亦大至。
3. 周成王
《詩經》中的《周頌·小毖》就是周成王的罪己詩。
4. 秦穆公
《尚書》中的《秦誓》是秦穆公襲鄭慘敗后的反省。
5. 漢文帝
漢文帝后元年（前163年）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過與？……將百官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6. 漢武帝
漢武帝即位后窮兵黷武，又好神仙方士，大造宮室，揮霍無度，致使民力枯竭，寇盜并起，天下大亂。武帝晚年漸有所悔，征和年間，他駁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輪臺（今新疆輪臺縣）的奏請，決定“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他“深陳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擾勞天下”，決心“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輪臺罪己詔》。漢武帝晚年面對大廈將傾的危難局面，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全面調整了國家的內外政策，不但使政權轉危為安，而且也為“昭、宣中興”打下了基礎。（漢武帝罪己昭之“輪臺悔過”）
7. 漢明帝
漢明帝永平八年（65年）冬十月，出現日蝕。詔曰：“……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
8. 唐太宗
唐太宗貞觀二年（公元628年），旱、蝗并至，詔曰：“若使年谷豐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愿也，甘心無吝。”唐太宗李世民為了百姓有飯吃，寧愿上天把一切災難都降在他一人身上。
9. 唐德宗
唐德宗即位不久，就先后有號稱“四王”、“二帝”的幾個節度使舉兵反叛。公元783年，長安失守，德宗倉皇逃亡，被叛軍一路追殺至奉天城。次年春，他痛定思痛，改年號為“興元”，并頒《罪己大赦詔》，“分命朝臣諸道宣諭”。詔書中歷數了自己的罪過后，說:“天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上累于祖宗，下負于蒸庶，痛心?面，罪實在予”。此詔文字真摯動人，很有感召力，頒后，“四方人心大悅”，“士卒皆感泣”，民心軍心為之大振，局勢因而大變。不久，動亂即告平息。
10. 唐憲宗
元和七年（公元843年），淮、浙發生了水旱災害，廟堂官員御史調查后作了不實的災情匯報，唐憲宗聽罷心里有了底；后來，他又聽地方官的災情匯報，卻和御史的匯報大不一樣，唐憲宗就懷疑地方官匯報的災情不實。宰相李絳指出來不該懷疑，唐憲宗想想也是，當即就認錯：“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就是說錯了幾句話，也是正常的事，自省反思是應當的，也正是古人倡導的“吾日三省吾身”，即是說幾句“不思，失言”了，對皇帝來說，也是在經常見面的大臣跟前順嘴的事，沒有什么特別的地方。當然，唐憲宗能做到這樣，的確也“委實不易”；不過，倘若將此類事拔高成“自我檢討”、“罪己”，卻有些“嘩眾取寵”以及有意“做秀”之嫌了。
11. 宋徽宗
公元1125年11月，金兵進逼東京的緊要關頭。驚慌失措的徽宗聽從大臣的建議:“宜先下罪己詔，更革各種弊政，使人心悅，天意回”。詔書也羅列了自己的罪過:“言路蔽塞，諂諛日聞，佞幸專權，貪官得志。賦稅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追思己過，悔之何及！”隨后，又傳皇位給太子恒（欽宗），自己當起了太上皇。于是，瀕臨滅亡的北宋又出現了一線轉機。但好景不長，一年后，徽、欽二宗被金兵擄去，成為階下囚。
據史書記載：宋徽宗下發了“罪己詔”后，把皇位交給了他的兒子趙桓，開封存亡之時，他自己卻帶著一幫親信人馬去了江南，在鎮江建造庭園，不但準備長期留居，而且扣留東南地區的物資和軍隊，不予北援，他要掌握東南地區的軍政大權，繼續他的皇帝生涯。
12. 宋寧宗
宋寧宗嘉定六年（1213年），閏九月，有大雷。丙申，以雷發非時，下“罪己詔”。
13. 金熙宗
據史書記載，皇統九年（公元1149年），雷電震壞寢殿，有火入上寢，金熙宗命翰林學士張鈞代擬“罪己詔”，其中有歷代帝皇在“罪己詔”中常用的套話：“顧茲寡昧，眇予小子”。金熙宗聽信大臣讒言：“此漢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立即將張鈞殘酷處死。
14. 崇禎
史書上說，明朝皇帝朱由檢，在位十七年，“罪己詔”沒有少下。《明史》中記有五次之多：“冬十月庚辰，下詔罪己，辟居武英殿，減膳撤樂，示與將士同甘苦。”“甲寅，詔天下停刑三年。”第三次，“閏月癸卯，下詔罪己，求直言。”“六月癸亥，詔免直省殘破州縣三餉及一切常賦二年。”“壬申，下詔罪己。”如明朝崇禎十年（1637）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就下了一道“罪己詔”，這道“詔”的內容不在自責，而在自曝官場腐惡內幕。
崇禎皇帝自縊前下詔“罪己”：“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諒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尸，勿死傷百姓一人。”崇禎皇帝平均三年多點就下一道“罪己詔”。
15. 順治
這位少年天子親政后，自然災害很多，“水旱累見，地震屢聞”，“冬雷春雪，隕石雨土”。他把這一切自然現象都歸罪于自己的“不德”，上干天咎，所以，不斷自我反省，屢屢下詔罪己。臨終之際，又留下了一道罪己遺詔，淋漓盡致地為自己列舉了十四條罪狀，條條都是原則問題。歸納起來，可分作七大方面:一是政治上“自親政以來，紀綱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謨烈，因循悠忽，茍且目前。”二是對皇太后“子道不終，誠悃未遂。”未盡孝道，反使圣母哀痛。三是對諸王貝勒“晉接既?，恩惠緮鮮，友愛之道未周。”四是“朕夙性好高不能虛己”，用人“未能隨材器使，以致每嘆乏人”，“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肖而不能退”。五是設立十三衙門，委用任使宦官，“與明無異”。六是“國用浩繁，兵餉不足，而金花錢糧盡給宮中之費，未嘗節省”。七是“朕性耽閑靜，常圖安逸”，“朕每自恃聰明，不能聽言納諫”，“既知有過，每日?責生悔，乃徒尚虛文，未能省改”。順治帝為自己羅列的14大罪狀，應該說是夠全面、夠深刻的了，在蓋棺論定的“自我鑒定”中，能進行如此徹底的自我批判，實屬亙古第一人。（清世祖順治帝《罪己詔》自定十四大罪狀）
16. 光緒
一九零零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逃亡途中，慈禧太后既感到由她秉政的政局，已經失控，迫于內外壓力，她這才決定和八國聯軍談判求和，并以光緒帝的名義發出了一道“罪己詔”。國家將亡，執政者沒有責任，不執政的人卻有“罪”！可見，一些當政帝王的“罪己”，完全是言不由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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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明確地頒布“罪己詔”的人是漢文帝。公元前一七九年，有人建議漢文帝要早立太子，漢文帝不同意，就頒“詔”說：“朕既不德……”意思是說，如果我現在立太子，就是更加加重了我的不道德。同年冬天，漢文帝又下了一個“罪己詔”。
古代帝王“罪己詔”的資料，除《二十五史》的帝王本紀之外，還有《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長編》、《續資治通鑒長編補遺》、《續資治通鑒》，以及宋代的《冊府元龜》，明實錄，清實錄，清朝的東華錄和歷代的記事本等等。有位叫蕭瀚的學者，在唐太宗全集中就找到了二十八份唐太宗的“罪己詔”；在“二十五史”中找到下過罪己詔的周成王下了二百六十份“罪己詔”，另外還有四份，一份是漢武帝著名的“輪臺詔”，兩份是崇禎皇帝的“罪己詔”，還有一份就是袁世凱的撤消帝制的總統令。
如果包括袁世凱在內的話，在中國歷史上，總共有八十九位皇帝下過罪己詔。最早的一份是漢文帝在公元前一七九年下的，最后一份是民國五年（公元1916年）下的，整個時間跨度為兩千零八十五年。如果以“二十五史”為限的話，那么最后一份“罪己詔”頒布的時間應為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時間跨度是兩千零七十四年，平均八年就下有一份罪己詔。
各朝下“罪己詔”的皇帝數量分別是：漢代十五位、若包括呂后的話，兩漢有二十四位皇帝，其中有十五位下過“罪己詔”；接下來三國有一位，就是魏文帝；再有吳國兩位、兩晉七位、南朝十四位、北朝一位、隋朝一位、唐朝八位、五代六位、宋代七位、遼代一位、金代一位、元朝四位、明朝三位、清朝八位。如果按所占比例來算的話，清朝比例最高：十個皇帝有八個下過“罪己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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