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研究：一種新的研究范式

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自20 世紀30~40 年代濫觴以來，被廣泛應用于教育研究、組織研究、城市社區研究、發展研究、醫務護理研究、酒店管理研究、國際技術轉移研究、信息技術開發研究、未來研究和心理、行為研究等多個領域。與國外多層次、多領域的探討相比，國內對于行動研究的關注幾乎全部集中于教育領域。

事實上，在筆者所從事的發展研究領域，行動研究也在近二十多年的摸索中積累了豐富的本土經驗，比如在參與式技術開發（participatory technology development，簡稱PTD）和以社區為基礎的自然資源管理（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簡稱CBNRM）領域中，行動研究已經成為發展研究領域所共識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行動研究在發展研究領域中的成熟地位，同時，隨著人們對其認識和實踐的不斷深入，行動研究也在制度化、主流化的過程中引發了若干討論。

這些討論包括：行動研究是否是低水平的研究？行動研究是否適合在學術性教育研究機構內推廣？行動研究是否是發展研究方法中的核心和基本要素？是否只能在有項目支持的前提下才能在農村社區開展行動研究等等。對于這些問題的關注從側面說明了行動研究本身的復雜性和內部的異質性。本文將從行動研究的概念、行動研究背后的哲學和實踐反思、行動研究與常規研究的區別、以及行動研究當前所面臨的挑戰四個方面勾畫出行動研究的概貌，以助益上述探討的深入。

由于行動研究的復雜性和應用領域的廣泛性，迄今為止，學術界對于行動研究并沒有統一的界定。在國外文獻中，美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同時也是行動研究最早的倡導者之一Lewin（1944）認為，行動研究指的是“研究課題來自實際工作者的需要，研究在實際工作中進行，研究由實際工作者和研究者共同參與完成，研究成果為實際工作者理解、掌握和實施，研究以解決實際問題、改善社會行動為目的”。英國在教育領域倡導行動研究的領軍人物Elliott（1991）認為，“行動研究是對社會情境的研究，是從改善社會情境中行動質量的角度來進行研究的一種研究取向。”

為了強調行動研究的理論性成果，Baskerville et al.（1999）認為，面對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時，在實證主義研究方法難以奏效的時候，最好的研究方式是一方面做出干預，引進變化，另一方面，在參與干預的同時，研究者應該去觀察這個變化過程中的相關課題。他們認為，行動研究一方面能夠解決當地情境下人們的實際問題，另一方面也實現社會科學研究的原本目的，如理論貢獻等。只是，他們在仔細區分了“所信奉的理論（espoused theory）”與“應用中的理論（theory-in-use）”之后強調，所謂一個“好的應用中的理論”本應是“植根于社會現實的理論”（grounded theory）。

參與式（行動）研究的產生推動科學知識能夠更好、更直接地服務于當地人群。其核心要素是要促進職業研究者與非職業研究者共同完成以下工作：①確定研究的優先序，明確主要問題；②分析導致問題的原因；③采取行動以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案，包括短期內的方案和長期內的方案；④從行動中學習，并根據實際需要隨時調整方案。從預期來說，該方法將達到以下目的：①提高解決問題的有效性，即促進研究成果能被更多地采用和接受；②提高解決問題的效率，即能夠更好地利用項目資源或降低項目執行的成本；③利于增強各個行動主體的能力，即通過理論與方法等方面的錘煉提高其研究的能力。”由此可見，當行動研究被引入發展研究領域時，各方的參與式協作和能力建設得到進一步的凸現。

與此概念相對應，安迪（2004）在農牧生計改良項目和李鷗等（2004）在參與式水資源管理項目中都強調了行動研究中各方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和能力建設，而這種能力建設不僅體現在個人層面，還體現在組織層面；不僅是行動層次的學習，還包括更深層次的理論學習，“只是這個理論并不與實踐隔離，而是通過實踐浮現或系統總結出來”。

正如Defoer（2002）提到的，行動研究從某種程度上說，將研究與教育或培訓結合到了一起，從本質上看，它不僅是一種作研究的新思路，同時，“它還是一種教育的方法”。而這種教育方法即在真實的情境中“干中學”（learning by doing）。然而，國內大多數學者在引用行動研究的概念時，卻明顯地傾向于強調行動研究參與方中的“實踐者”，例如，劉素霞（2003）認為，“行動研究是為了幫助實踐工作者了解自己的教育理論與他們自身日常從事的教育實踐之間的聯系，意在將研究行動和教育背景整合在一起，使研究能在實踐中迅速發揮作用，并且它意圖通過幫助實踐工作者成為研究者，縮小研究者與實踐者之間的差距。”

在行動研究的目的上，國內的文獻也大多僅僅強調行動研究對于（教育）行動情境的改善和實際問題的解決的作用，而對于研究質量、理論水平提升上的貢獻則強調得較少。一方面，這與國內行動研究文獻單一地集中于教育領域、從而使參考文獻中同質性的觀點互相強化相關；另一方面，這也可能與國內一直強調“研究的理論水平”的大背景下，為有意突出行動研究與常規研究的區別而過于強化“行動”要素、而非“研究”要素有關。國內文獻上的偏頗大大削弱了行動研究豐富的、多層次的內涵，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出現了諸如“行動研究不注重理論水平”、“行動研究是低水平的研究”等片面性判斷。

嚴格來說，一個學術詞語的完整含義是其概念與特定歷史背景（context）的“合作顯現”，上述概念的闡述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行動研究的內涵，但對于學者為什么要這么界定而不那么界定，卻不甚明了。本部分將通過梳理行動研究背后的哲學和實踐反思，從理論上進一步解讀行動研究的科學性、合理性和實用性。

正如前所述，行動研究內部具有豐富的層次性，不同歷史階段、不同流派具有不同的側重，例如，行動研究早期（1940~1950 年）非常強調科學性和民主性，被譽為“行動研究之父”的Lewin就非常強調用科學的研究方法、強調通過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參與來解決社會問題，改善人類關系。因此，早期的行動研究也被稱為“科學的行動研究”。隨著社會背景和行動研究追隨者本身背景的變化，1980 年后逐漸出現了“批判性的行動研究”或“解放性的行動研究”，其民主性的特質得到了強化，而對于“科學方法”卻一直持有不同的意見，甚至有人對“科學方法”不以為然，拒絕使用數字統計等定量研究的語言，但“科學方法”在行動研究中一直若隱若現，以不同的方式被傳承下來（劉良華，2002）。顯而易見，不同流派的行動研究具有不同的歷史淵源，這就使得對其進行歷史和哲學的反思變得錯綜復雜、異常困難。以下反思主要集中于認識論層次和發展實踐層次。

（一）認識論層次的反思

對行動研究認識論層次的反思主要集中于對“知識”問題的探討，包括知識是如何產生、由誰產生、知識與實踐的關系如何等。在19 世紀早期經驗主義時期，科學研究以“求真”為最高旨趣，研究者往往站在“知識的發現者”的角度，研究“他人的行動”。由于期望獲得“客觀的”、超然于個別之上的、具有普遍意義的“一般知識”，研究者都有意識地與實踐者及其實踐活動保持一定的距離，或“保持相對獨立”。與此相對應的科技理性有三個基本假設（西雄，1983）①：①實際問題可以有通用的解決辦法；②這些解決辦法可以在實際情境之外的地方（例如行政或研究中心）開發出來；③這些解決辦法可以由出版物、訓練或行政命令等途徑轉變成實踐者的行動。這種科技理性的做法帶來一種信譽上的等級制度：發展理論和制定決策的人地位最高，專家比實踐者的可信度要高。

早期經驗主義的認識論、科技理性及其相應的信譽等級制度實際上造成了理論研究與實踐活動、研究成果與實際應用的對立。這種對立的實質是否認了實踐者的研究能力、認識能力和創造能力，只將其視為研究理論的簡單執行者，他們的任務就是應用那些在權力上高于他們的“局外人”（包括學術和行政管理人員）所預先界定的知識。這種唯“真”的認識論和科技理性逐漸受到理論界和實踐界的一致質疑。著名學者布爾迪厄將這種研究指責為“概括性幻想”（synoptic illusion），他認為，學者們的這種與實踐相分離的“概括性幻想”造成了學術分析體系“客化”的現象。學者們逐漸認識到研究不應該局限于追求邏輯上的真，而更應該關懷道德實踐的善和生活取向的美，理性必須返回生活世界才能獲得源頭活水，研究是為了指導人們立身處世的生活實踐。在這個過程中，現象學、存在主義、解釋主義和批判主義與其他各種反思科技理性的哲學思想一起，推動了行動研究認識論的孕育和發展（Baskerville et al.，1999；陳向明，1999；丁鋒，1999；李培東，2005）。

20 世紀，隨著人類學和自然主義研究的繁榮，環境的作用以及被研究者參與價值等問題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同時，社會科學的發展促使人們開始質疑研究者決定論的觀點，一系列反科學主義、反思理性的思想應運而出。胡塞爾認為，“現象”是指呈現在人的意識里的一切東西，現象學的任務就是從“現象”中找出“本質”，亦即對現象進行合乎理性的探討，從而為科學提供理性的根據。可見，在現象學看來，理性與感覺完全統一在了“現象”這一基本概念當中，而回避了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之間的爭論。存在主義則進一步明確把個人的非理性意識活動當作最真實的存在，并作為其哲學的出發點，是一種以人為中心，尊重人的個性和自由的哲學（李小云，2005）。

而解釋主義則直接推動了個案研究這個意味著“民主參與研究”范式的誕生。盡管如此，解釋主義及解釋性研究是對既定理論的肯定性解釋。被研究者沒有否定、質疑的真正權利。此后出現的批判主義則直接提出，在研究中要以批判的反省來代替生命經驗的重構。因而，研究者不僅僅只是尊重被研究者的意見，而且應該讓被研究者參與到研究中去，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研究者所謂“知識霸權”的地位得到了挑戰。批判主義的代表人物哈貝馬斯（Habermas，1981）①在提到三種知識旨趣（interest）時認為，相對于技術認知旨趣和實踐認知旨趣來說，解放認知旨趣關注的是以批判為導向的知識，它具有批判反思的能力，是社會科學發展最重要的知識，它能認識到人類社會文化生活中的權力主宰，進而向權勢挑戰，而這也正是行動研究最本質的認知要素，因而，Cornwall et al.（1995）認為，行動研究盡管形式多樣、紛繁復雜，但對研究者來說，最實質的體現是他們具有一套與常規研究者所不同的知識、態度和行為準則；而對于實踐者來說，行動研究則意味著被賦權或解放的過程。

（二）發展實踐中的反思

行動研究的發展也緣于傳統實證研究面對復雜的社會經濟問題時的失效、技術轉移模式的失敗、鄉土知識的興盛以及發展中國家探索內源式發展道路的嘗試。

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核心是將復雜的社會存在進行分解，然后從局部的認識和研究開始，再向整體擴展，最后依據這些研究將局部的認識還原為所謂的真實世界。而隨著環境問題、貧困問題在發展過程中的加劇，學者們開始質疑實證主義在認識復雜社會經濟問題時的有效性。比較共識的觀點是，在針對一個確定的、單一的問題時，實證主義方法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對于復雜的發展問題，則無法使用這種還原性的方法。

與實證研究面對復雜問題時的失效相對應，基于常規研究之上的研究成果很難應用于現實環境中，尤其是在一些生態脆弱、復雜多樣的環境中，從而帶來了研究成果與應用之間的巨大鴻溝（見案例1），即技術轉移模式的失敗，這顯現了上述科技理性的三個假設在現實生活中的尷尬地位。二戰后，勒溫等一些學者在研究中也發現：一方面，許多科研人員僅憑個人興趣或僅僅為了出書而研究，這樣的研究實際上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另一方面，實際工作者空憑一腔熱情工作，而不去研究自己身處的環境和面臨的問題，又得不到研究人員的幫助，他們因而無法“有條理、高效率地工作”（張秋凌，2001）。技術轉移模式的失敗還體現于各種政策執行差距的產生，即自上而下制定的政策在執行中難以完全落實，甚至與原來的政策預期大相徑庭（Learnmonth et al.，2004；List，2006；Hordijk et al.，2006）。這些理論、決策與實踐之間以及成果與應用之間的脫節提醒研究者開始反思自己的研究模式，反思研究者與實踐者（或政策制定者與政策執行者、受影響群體）之間的關系。

實踐反復證明，要增強研究與實際問題的相關性，實踐者（當地人）的參與至關重要，因為只有他們最明白他們所面臨的問題，而研究成果的利用也最終需要他們來落實。具體到發展研究領域，研究界開始關注鄉土知識在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Cornwall et al.，1995；Blaikie et al.，1997），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研究者對參與式（行動）研究的擁躉。

在這種新型的行動研究模式中，研究者與當地人之間的關系、現代科學知識與本地鄉土知識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當地人不再簡單地被作為“信息的獲取對象”，而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參與主體；研究者也從當地境遇的“局外人”轉變為“參與者”，從只對“發現知識”感興趣轉變為擔負起解決實際問題的責任。由于研究過程與行動過程緊密結合，兩者融為一體，研究成果的應用不再是個問題。同時，行動研究從另外一個角度回答了一個經常困擾研究者的問題：“理解何以可能？我如何可能理解‘他人’？‘他人’是誰？我與‘他人’是什么關系？”行動研究者參與到研究的過程之中，研究者通過體驗和共同行動了解自己以及自己與對方的關系，通過合作性的研究和評估達到對世界的理解（Reason，1994）①。

從更高的實踐反思層次上看，行動研究的出現還有一個更為復雜的歷史背景，那就是發展中國家期望擺脫被發達國家觀察和研究的“客體”地位，構建自己全新的研究范式，促進研究的本土化，從而打破本國對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學術、教育依附關系（Pryor，1998）。二戰后，許多民族國家紛紛獨立，開始了艱難的發展之路。但是，在殖民歷史遺留下來的文化氛圍中，許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西非的研究者發現，自己的研究經常囿于西方理論之中，難以解決本國的具體問題。而行動研究在此背景之下成為這些學者們的選擇，因為他們相信，行動研究以其針對現實境遇展開研究的理念有利于他們逐步發展自己本土的理論和內源式發展的框架。從這個層次上說，行動研究背后體現的是發展中國家對于本國發展方式的反思和探索。

對“行動研究是什么”的追問，吸引人們到它“所不是”的內容中、到它的對立面中去尋找行動研究與常規研究的區別（劉良華，2001）。但需要注意的是，“對比”僅是了解問題的一種方式，實際上，行動研究和常規研究都是集體名詞，內部又有許多不同的流派和觀點，存在很強的異質性。因此，準確來說，表1 所列的對比僅僅反映了一種“程度”上的區別。

對研究人員來說，行動研究與常規研究最本質的區別在于自己與當地人之間的關系，或者說自己在研究中的作用不再是常規研究中“局外人”的角色。在常規研究中，科研人員能夠控制的因素越多，研究的條件越好，研究的結果的可靠性被認為越高。而行動研究是一個分權的過程，必須將決策權與其他相關者分享，讓他們根據當地的狀況、鄉土知識和優先考慮來進行決策。外來者和政府部門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放棄控制權和決策權（安迪，2004）。而分權不等于科研人員不作為，行動研究中，研究人員所起的是“協助者”或“觸媒”的作用（Cornwall et al.，1995；Pryor，1998；Heale，2003；Vernooy et al.，2004；安迪，2004；Markless et al., 2006；牛瑞雪，2006）。

研究者應該認識到當地人不再是常規研究中“冷冰冰”的客體，不再是“生硬刻板”的“信息收發員”，而同時也是研究的主體，也具有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在合作研究的過程中，他們會與研究者協商對話，盡量擴大自己的“行動空間”，爭取實現自己的想法，從而使研究目標和研究過程相互塑造，研究過程因而呈現出非線性、不連續的過程（王伊歡等，2005），這個過程同時也是各方利益追求平衡的過程。由此可見，在行動研究中，所謂的“研究”與“行動”之間的邊界在外表看來已變得相當模糊，各個利益主體在統一的過程中相互協作，又各有側重，共同推動研究目標的實現。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目標”也不再僅僅遵從常規研究中“發現知識”的旨趣，而是嘗試將“發現知識”、“應用知識”、“傳播知識”等本來在“科技轉移模式”中不同階段的目標在同一平臺上進行了某種程度的結合。

所謂“范式”是指一系列內在一致、相互支撐的概念、價值觀、方法和行動。從這個意義上講，通過前面的闡述可以看出，行動研究是一種新的研究范式，行動研究者的認識論、價值觀、知識和研究技能、甚至研究過程都與常規研究者具有很大的不同。行動研究的研究主體多樣化，不同的主體從自身（機構）的性質、背景出發具有不同的切入點。嚴格來說，在現行的社會分工框架及相應的話語體系下，學術性研究主體（研究所、大學等）與實踐性主體（NGO、政府部門等）在從事行動研究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并不一致。本部分主要從學術研究機構的角度出發探討行動研究當前所面臨的主要挑戰。

挑戰一：行動研究的科學性與理論性

行動研究自興起之始就存在“合法性”危機，行動研究者“寫在實地”的研究成果往往不被學術界承認，教授職稱評定仍然依靠在學術刊物上發表傳統研究的文章。行動研究成果的科學性和理論性一直備受質疑。20 世紀50~60 年代，行動研究在興起后不久就受到了實證研究和相應的科技傳播模式的強烈沖擊，一度衰落，后隨著理性主義反思和反科學主義思潮的興起才又進入人們的視野。

實際上，當Stenhouse （1981）將研究定義為“系統而公開的探索”時，他提醒人們注意：行動研究既然稱得上是一種研究，它首先應該具備一般研究的資格。美國教育研究方法論專家Borg（1981）等人則直接明示，“行動研究即實踐者用科學的方法對實際問題進行系統研究”。在這里，盡管研究的主體被局限于“實踐者”，但行動研究的“系統性”以及它對“科學方法”的包容性被特別地加以強調。行動研究盡管與“基于實驗室的實驗研究”的旨趣相去甚遠，但行動研究并不簡單拒絕“科學的方法”，尤其是收集資料以及分析資料時使用必要的統計分析技術。

此外，由于行動研究不僅抹平了本體論與認識論之間的區別，而且引入了價值觀念和權力的維度，因此，評估它的科學性已不能完全按照常規研究的標準進行。在行動研究中，知識的構建與知識的檢驗緊密結合，相互滲透。行動研究的嚴謹性表現在行動研究的過程中實踐者是否可以敏銳地感覺到自己實踐理論中存在的錯誤，并能隨之進行理性的反思（陳向明，1999）。從根本上說，行動研究只是看待研究的一種視角和思路，除了實踐貢獻之外，研究者是否對理論有所貢獻完全取決于研究者自己的研究取向和研究素養。如前所述，行動研究從未排斥過對理論的關注，相反，行動研究的實踐品格決定了惟有實踐才能為好的理論提供新的生長點，深刻的理論原本就植根于社會的現實。

挑戰二：多方合作中的現實桎梏

行動研究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參與和合作”。與常規研究不同，行動研究者會發現自己不僅要像常規研究者那樣關注實踐中的研究課題，同時還將大量的精力投入協調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參與當中。從多個行動研究的實例來看，多方合作盡管保證了研究成果的順利應用和推廣，促進了各方的能力建設和相互理解，但也同樣存在許多現實性的桎梏因素。

這些因素包括：①參與各方（主要側重于研究機構、當地政府、NGO 等機構）的機構目標、機構性質、機構文化等多方面的差異導致了參與疲軟，在沒有足夠的利益互動的刺激下，面對競爭性的工作日程安排，多方合作的交易成本居高不下。②在參與社區，當地人主要關心的是生計水平的改善，而研究單位在行動研究缺乏制度支持的背景下可能更注重自己能發表的科研成果，兩者之間有時并不一致，在這種沒有發展項目（短期可見的、當地關心的資源）支持的行動研究中社區就會對參與缺乏動力。對當地的實踐者來說，行動研究要真正發揮作用有兩個重要的前提：實踐者有能力、有意愿去研究自己身處的環境，并能夠采取積極的行動去改變它。這些前提無法存在，行動研究就會名存實亡。除動力因素外，當地人缺乏參與的信心也會導致行動研究擱淺。③此外，研究者作為協調者，其協調技巧的不足往往導致行動研究失敗。在行動研究的不同階段、不同情境下，研究者是否能夠意識到自己應該具備的不同角色、發揮的不同作用，直接關系到行動研究的質量。

可見，行動研究盡管有許多理想的優勢，但在現實的落實中也正如它本身的內涵一樣需要一個“在行動中不斷調整”的過程。這個過程不僅需要探索機構合作的新型模式，例如構建網絡，也需要爭取研究者全新能力建設的制度支持和行動研究真正與社區接軌的制度支持，例如在科研資金的預算中設置社區發展資金等。

挑戰三：行動研究的倫理困境

行動研究由于其解放性的本質往往促使實踐者開始反思自身現實中的權力結構，在行動研究無法提供其他輔助改革、并缺乏循環往復長周期支持的情況下，這在一定程度上將實踐者推到一個充滿風險的境況，從而對其產生消極影響。此外，當行動研究強調社區參與時，需要面對的一個現實是，社區內部也是異質性的，如果沒有特別的關注，弱勢群體往往被排除在行動研究的干預之外。

（關于本文的內容在節選時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