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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這種趨勢持續，也沒什么必要將供應鏈安置在位置相對固定且具備成本效益的勞動力聚集區周圍，而是向終端市場靠攏。 邁克爾·斯賓塞/文 發展中國家的持續高增長目標如今面臨著多項重大障礙——其中許多它們基本上是無力破除的。除了發達經濟體增長緩慢、危機后貨幣和資金異常情況之外，還有數字技術所帶來的破壞性影響，而這將削弱發展中國家在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方面的比較優勢。由于上述趨勢都是不可逆轉的，因此適應是唯一的選擇。 機器人技術在電子裝配業已經實現了長足的發展，而縫紉行業——一直以來都是很多國家加入全球貿易體系的敲門磚——則可能是下一個目標。隨著這種趨勢持續，也沒什么必要將供應鏈安置在位置相對固定且具備成本效益的勞動力聚集區周圍，而是向終端市場靠攏。比如阿迪達斯就已經在德國建廠并安裝生產高檔運動鞋的機器人生產線，同時計劃在美國開設第二家。 有鑒于此，發展中國家需立即采取行動調整自身增長戰略。而制定一個合理框架則必須考慮下列幾個關鍵因素： 首先，發達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從經濟放緩到政治上的不確定性——可能會繼續存在，在一段較長的時期內壓低全球各地的增長潛力。在這個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千萬不能嘗試那種試圖利用積累過度債務這類不可持續手段來提振需求的做法。 相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那些處于經濟發展早期階段的國家）必須為本國商品找到新的外部市場，并盡力拓展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機會，因此，其中許多國家其實具有相當強大的購買力。雖然這種需求肯定無法完全抵消先進國家的需求下降，但卻有助于減輕對經濟的沖擊。 第二，公共和私人投資仍然是一個強有力的增長引擎。對于那些產能過剩的經濟體來說，有針對性地投資可以產生雙重效益，在激發短期需求的同時又促進未來經濟增長和生產力。因此，應該盡量補足那些能實現高社會和個人回報的投資項目資金缺口，甚至完全填平。 這些提高增長和生產率的投資應主要由國內儲蓄來融資，當然發行債務也是選項。而長期穩定的基礎設施投資可以至少部分地由國際發展機構提供。 第三，以保護并提高實體經濟增長潛力的方式來管理資本賬戶至關重要。來自低利率國家的大規模資本流入可以很輕易地推高匯率，令經濟中的貿易部門壓力陡增。同時，資本流向逆轉的預期也會增加風險，阻礙投資，并可能導致突發信貸緊縮。 在這種情況下，有選擇性的資本管制和小心謹慎的儲備管理可以有助于穩定國際收支平衡，并確保進出口交換比價（terms of trade）不會變化得太快以致被生產力增長所抵消。事實上，成功的發展中國家甚至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就采取這類政策了。 第四，需要運用加入這場數字革命的現實性手段。一方面，發展中國家應該認識到，雖然數字技術的破壞性影響不斷加劇，卻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淘汰它們的增長模式。例如中國的持續增長和不斷擴大的家庭收入就為低收入經濟體的低成本制造業創造了機會。 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必須認識到對它們的增長模式必然會在數字技術的影響下產生變革。但與其將此視為一種威脅并試圖抵抗，發展中經濟體應該通過擁抱顛覆性的創新來接納這一趨勢。這意味著投資——包括物質和人才——去發展支持應用這類技術的能力。 除了升級制造業，發展中國家應準備好實現向服務業的轉型，因為隨著收入的增加這是不可避免的。各國應尋求各種機會去提升自身的服務業貿易水平，就像印度和菲律賓所做的那樣。 第五，不要忽視了經濟增長收益的分配狀況。發達經濟體在這方面犯過錯誤，導致政治兩極分裂、反政府情緒高漲，政策一致性以及社會凝聚力下降。在經濟低增長環境中，發展中國家是無法承擔犯同樣錯誤所付出的代價的。 第六，重要的是盡早建立可持續的增長模式。“綠色”的手段不但可刺激額外的增長；還能提高增長的質量以及普通人民的生活。 最后，創業活動是將經濟潛力變為現實的重要步驟。支持這類活動的政策——如通過消除創造新企業和加強融資機會的障礙——不應被排除在增長戰略之外。開放國外信息、理念、專長和人才的流動渠道也會起到推動作用。 發展中經濟體或許無法掌控當前的這些挑戰，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對此就無能為力。還有很多措施可以實施，不僅為了維持溫和的增長，還要確保一個更繁榮、抗沖擊能力更強的未來。 作者為2001年諾爾貝經濟學獎得主、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本文首刊于2016年8月8日出版的《財經》雜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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