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經濟崛起的“秘方”：賣官鬻爵

吳楚七國叛亂，國內政治局勢動蕩。李廣為驍騎都尉，沖鋒陷陣，勇冠三軍，在昌邑城奪取叛軍的軍旗，威名顯赫。三個月后，“七國之亂”被平定，李廣卻沒有得到爵位的賞賜，被任命為上谷太守（在今河北的中北部），抗擊匈奴。

人們替他惋惜，說他不應該身為漢將，卻私自接受梁王贈予的將軍印，犯了政治錯誤。李廣從此成了邊將，轉戰邊關，一直在太守職位上徘徊，從來沒有任何提拔，直到最后在一次追擊匈奴的戰斗中迷失道路，引咎自殺。

他一生做了二千擔的官四十余年，從來沒能得到封候，太史公只得感嘆“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李廣曾任衛尉和郎中令（即光祿勳），光祿勳位列九卿，是中央政府九個高級官職之一。盡管當時爵位可以買賣，李廣也想花錢買個爵位，但一來，他想要的“列侯”并不在售貨單上，二來，李廣每次得到的賞賜，基本都分與部下的將領士兵，他本人并無余財。

中國的賣官鬻爵始于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那年蝗災大疫，皇府準許百姓交納粟米千石者，進爵位一級。《史記·秦始皇紀》載：“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

在秦代爵重于官和“官、爵合一”。擁有許多權益，包括益田宅、給庶子、賜邑賜稅、免除徭役、豢養家客、減刑抵罪、贖取奴隸等等，這明顯比居官俸祿要優厚得多了。更重要的是“爵”依然被視為地位之根本。

漢初承秦制，漢代軍功爵擁有的特權和優待雖不及秦代，但仍具有實際價值。漢代的賣官鬻爵始于惠帝六年（前189）：“令民得賣爵，”《漢書·惠帝本紀》載：“令民得賣爵”。

到了公元前180年，漢文帝劉恒即位，邊塞糧食運輸困難，他便采納晁錯的建議，以爵換粟，使天下入粟于邊。《漢書·食貨志上》載：“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于邊，六百石，爵上造；（爵二級為上造，乘兵車也）；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 （九級官爵，與縣令平起平坐，無須叩禮）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十八級高等官爵）各以多少級數有差。”

作為重農的國家，漢的賣官鬻爵其實最根本的還是刺激農業生產。臣民們可以用糧食買爵，向朝廷繳納的糧食越多，買的爵位就越高。漢文帝展開了全面的賣爵工作，賣爵多多并不心疼，只求刺激全國的糧食生產。

漢文帝認為，爵位由他的口而出，而糧食則是由農民經過一年四季勞作后從地里長出來的，“勞作”要比“口出”辛苦一萬倍。國民們還可以用糧食贖罪。若人們犯了一般罪行，繳些糧食就可以豁免，用不著受刑或坐牢。老百姓還可以用糧食頂差役、頂賦稅。文帝把糧食作為進入統治階級的入伍券，作為國家的獎懲手段，大大刺激和推進了全國務農重農的積極性。

應該看到賣官鬻爵在當時恢復農業生產上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并為國家積累了財富。然而，這樣以來，賜爵制度也日趨輕濫。朝廷有所謂“大事”之時，一般都要賜民爵一級，吏爵則更多。除大規模賜爵外，又正式實行賣爵制度，出錢可以買爵，入粟可以買爵，用奴婢也可以買爵。入粟買爵的辦法。爵位的泛濫成災，軍功爵制也失去了原來獎勵軍功的作用。

到漢武帝時期，與匈奴戰爭，朝廷需要一些鼓勵政策來提高軍隊的戰斗力。但因舊有爵制已濫，不為人們所重，故于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又置武功爵，以寵戰士。武功爵分十一等：一級造士，二級閑輿衛，三級良士，四級元戎士，五級官首，六級秉鐸，七級千夫，八級樂卿，九級執戎，十級政戾庶長，十一級軍衛。規定立功受爵的將士可以補吏，可以贖罪，功勞超等者，大者封侯，小者補郎，使受爵者得到實際利益。

衛青的部屬因戰功而封侯者九人，立將者十四人。霍去病因戰功，四次加封，直至食邑一萬五千一百戶。他的部屬封侯六人，為將兩人。

可憐的是李廣六十多歲跟著衛青對匈奴打一場穩操勝券的戰，撈軍功的大好時機，被調派去帶領偏師還迷了路，等到其于衛青匯合時，戰斗已經結束了，也未能完成自己的任務。

衛青“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面對著這樣的結果，李廣自己認為自己年老卻還未能封侯，又羞于面對刀筆吏，就自殺了。實際上，匈奴已敗，加上對可能受到的處罰的擔憂，李廣還能靠什么贏得封侯的機會呢，不如自殺，一了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