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節快到了：聊聊何謂“師道尊嚴”

“師道尊嚴”這個說法出自《禮記-學記》，原文是：“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大意是說，興學的道理，難在尊師，師受到尊敬則道就受到尊重，道受尊重，人們就崇尚學問了。所以有兩種人天子不能當作臣子來對待，一是祭祀儀式上的祭主，一是天子之師。按照大學的禮儀，即使見天子，老師也不必面北而立，這樣做是為了尊師。

這里說的應該是西周的制度。西周是一個建立在血緣關系基礎上的宗法社會，天下是個家庭，天子是家長;下面的諸侯國也是個家庭，諸侯是家長。整個社會就是由大大小小的家庭構成，由大大小小的家長領導。既然是家庭，就得靠親情倫理來維系，所以孝悌是根本。統治者是世襲貴族，他們壟斷官位，也壟斷教育。所以官有學問，有學問的人做官，這叫做官學一體。學問的內容呢，也就是治國理政的知識和技藝，所以也叫做“王官之學”或“官學”。施教者和受教者都是貴族。“師”這個字本為官長的通名，官長又承擔教誨訓誡眾屬的責任，故成為教人者之稱。《周禮》中有很多以“師”命名的官，像什么樂師、大師、小師、鐘師、卜師之類，不一而足。“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老天爺在降生民眾的同時，就給他們安排好了官長和老師。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師是二而一、一而二的關系。這就是所謂官師不分、治教一體。于是，政治權力系統、血緣親族系統以及道德教化系統，即所謂政統、親統、道統(或學統)這三統融合無間，其代表君、親、師三者以及相應的君道(尊尊)、父道(親親)、師道(賢賢)，構成了禮制秩序的精神核心。“父生之，君食之，師教之”，所以“民事之如一”。于是又有“君師”、“父師”這樣的稱謂。孟子以爵、齒、德為三達尊，后世又以天、地、君、親、師為五達尊，并且立了牌位加以供奉，都是這一精神的延續。

你得承認，這種以和諧為旨歸的秩序設計的確是天才的杰作，但是再完美的設計也不可能永遠存在下去，到了春秋時期它便開始迅速解體，這便是孔子所謂“禮崩樂壞”——一個再準確不過的定性。解體是全方位的，這里只說與本文題旨有關的一面：官學失守，政教分離，道統獨立。

隨著貴族的世代繁衍、日益增加，土地、官爵不敷分配，其中的一些人便失去了受封的機會，這些人就是流落到庶民中的士。他們以傳授貴族的知識和技藝為生，于是官學失守，流傳到民間，并進而形成“私學”，這就是諸子之學。諸子是最早的私學老師，孔子是其鼻祖，被后人尊為“萬世師表”。庶民子弟通過受教育而改變命運，上升為士。“士”這個階層就像個蓄水池，淪落的貴族和上升的庶民都匯聚于此，于是迅速壯大起來。到了戰國時代，士階層不但數量龐大，而且“士氣”高漲，因為隨著文化教育的擴展，道統，也就是道德知識權威，已經從朝廷、從官府轉移到士人身上了。孔子所謂“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就是士人的優越和自信之所在。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以德尊也。士人自信是得道之人，以道事君，“從道不從君”。實際上道統轉移只是士氣高漲的一個條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條件，那就是戰國時代諸侯爭霸，強弱勝負系于人才。萬乘之君、千里之官，不得不紆尊降貴，延攬人才。于是諸侯國之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人才市場，士人來去自由，地位、價碼也就水漲船高，越發可以傲王侯、輕富貴了。

當年孔子雖也有“天生德于予”、斯文在茲的自信，但君命有詔，“不俟駕而行”。到了他的孫子子思，公然以君師自居，連做諸侯的朋友都嫌掉價。孟子更是唯我獨尊，視國君如小兒。而有作為的明君，似乎確也個個尊道尚義，禮賢下士，而且心悅誠服。著名者如魏文侯，據說經過賢士段干木的居處時，總要撫軾致敬。隨從不解，他說：“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道德尊于權勢，諸侯需要人才，這就是國君敬禮士人的原因。

戰國時代的這類佳話多出自士人之手，難免有自戀自夸的嫌疑，不過揆諸當時的社會和政治形勢，不會離歷史的真實太遠。可惜的是，士人及私學的這個黃金時代隨秦滅六國統一天下而終結了。秦始皇按照法家的學說建立皇權至上的專制統治，文化上實行韓非所謂“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的政策;又按照李斯的建議，焚書坑儒，從而結束了“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的局面。私學既已禁絕，士人既已鎮壓，則道統與政統重合、權勢與學問歸一了。統治者不但壟斷經濟財富，還控制思想精神，這就是商鞅所說的“名利出于一孔”。君尊臣卑，官智民愚，“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學問服從權勢，士人服從官人，全體遵聽圣上。思想統一，令行禁止，這就是法家所謂的至治之世。曾幾何時，“圣人”、“圣王”是高不可攀的尊號，在儒者眼里連堯舜都配不上，而今秦始皇大模大樣地拿來自稱了。他是權威的代表，又是真理的化身，正好應了莊子那句話：“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

“百代皆行秦政制”。漢以下歷代王朝者繼承了秦始皇開創的專制體制，政統與道統不再分離，政治獨裁與思想禁錮雙管齊下。漢武帝聽從董仲舒之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立“儒表法里”的體制，再加上以儒家學說為內容的選舉制度，士人心悅誠服地加入了官僚或后補官僚的隊伍。他們雖然仍號稱以學問為業，以道統自任，但此學已非昔日之學，此道已非昔日之道了。“圣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以聽令也。”士人徹底失去了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成為權勢的附庸或幫閑了。

不過，戰國時代形成的傳統尚未斷絕。“天地間惟理與勢為最尊。雖然，理又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即相奪焉，而理則常伸于天下萬世。故勢者，帝王之權也;理者，圣人之權也。帝王無圣人之理，則其權有時而屈，然則理也者，又勢之所恃以為存亡者也。”這番豪言壯語是戰國士人以道抗勢、從道不從君的精神在一千多年后的回響，但說這話的呂坤卻生活在專制統治最為嚴酷的明代。

儒家的亞圣孟子因為說過“民貴君輕”而惹惱了明太祖，被剝奪了在文廟陪圣人吃冷豬頭的資格，《孟子》刪改后才準印行。內閣大臣差不多都做過皇帝的老師，但在朝堂之上若觸怒龍顏，照樣扒了褲子打屁股。真個是尊嚴全無，斯文盡喪。因此，呂坤那番話只能算是“呻吟”之余的抗議罷。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韓愈這句話因其名文《師說》長期選入中學語文課本而廣為人知。傳道乃為師之本，固無疑義，但所傳何道，你得讀了韓愈的另一篇名文《原道》之后才能明白。此文為排擊佛老、維護儒家的道統而作。他說：“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這話不錯，但他緊接著強調“道有君子小人”，恪守尊卑等級之序，不亂勞心勞力之分，“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

而佛老的傳播已經威脅到這個地道天常，使得“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上”。這讓韓愈痛心疾首，堅決主張取締佛道異端，“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導之”。讓僧人、道士還俗為民，焚毀佛道的經書，把佛寺、道觀改為民居，引導人民回到儒教的正道。韓愈有弘揚儒教道統的堅定志向，又有孟子一樣“舍我其誰”的強烈自信，故對上敢犯顏直諫，不避斧鉞;對下“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

但是，皇上一旦下詔治罪，他無論多么委屈冤枉，也要伏首高呼：“天王圣明，臣罪當誅!”為什么?因為在他心目中至高無上的是那個集權威與道德于一身的君王，完全忘記了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遺訓，更不明白道原何在、道尊所由。正如嚴復在《辟韓》一文中所作的嚴詞批駁：建國立君原為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君臣關系根本不是什么天經地義，只是出于自保生存的需要。“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為道之原”。但是韓愈只看見秦以來的國君，不知他們只是竊國大盜而已，不知天下的真正主人是誰。大盜為永保其所竊果實，又用手中的教權愚民弱民，“使其常不覺，常不足以有為”。因此，韓愈雖好為人師，鼓吹師道，但師道已不可能有過去的尊嚴了。

現在我們應該明白，師道尊嚴的實質是道德學問高于地位權勢，也就是通常說的真理高于王權。如果僅僅在理論上認識到這一層，而實際上仍然權力支配真理，那么尊師只能靠掌權者的自覺自愿。誰都知道那是很難的，所以王夫之在解釋本文開篇所引那段話時說：“惟尊德樂道者，乃能忘勢而尊師，是以難也。”

戰國時代的經驗告訴我們，只有道統獨立才能實現真正的師道尊嚴，但那是以分裂和戰亂為代價的。統一和安定必然要求政教合一的專制統治嗎?古代人是這樣認為的。有人稱此為中國古代思想難以突破的天花板。現在我們知道合理的制度設計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這種制度打破法家“名利出于一孔”的桎梏，使得士人或知識分子不必依附于豪強權貴或黨派私門，可以獨立自由地謀生、求學、傳道。傳道者獨立了，道統也就獨立了。

既然道統是相對于政統而言的，那么師道尊嚴當然首先是對權勢者的要求，其次才可以輪到師生及一般民眾。為官者在知識真理面前保持足夠的謙卑和真誠，“尊師則不論其貴賤貧富矣”。那些在慶祝教師節的大會上，高坐主席臺上對廣大師生指手畫腳作重要講話的領導就不是在弘揚師道，而是在嘲弄師道。

反過來，“為師之務，在于勝理，在于行義，理勝義立，則位尊矣。”為師者只有以弘道為己任，以真理為追求，不慕富貴，不趨權勢，才配得上這份尊嚴。古人說：“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故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為師者自輕自賤，奔競攀附，曲學阿世;為官者自高自大，招來呼去，恥于下問，則不但教學無效，而且師道勢將淪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