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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十二世紀初，福建建寧府(建安，今名建甌)和建陽縣麻沙、崇化兩鎮的居民，多以刻書為業，書肆鱗次櫛比，出版經史百家和唐宋名家詩文，世稱“建本”。書鋪主人還和當地文人合作，編印了許多適應科場需要的大型類書和市民階層日常參考的醫書、百科全書。宋末平話小說盛行，建陽書肆出版《武王伐紂》、《樂毅伐齊》、《宣和遺事》等書，對后來歷史小說的加工和再創造起了促進作用。麻沙坊毀于元末。入明，建陽書肆刻印的戲曲、小說和其他通俗書籍，依然有增無減，且門類更多，銷路更廣。直到清初，才逐漸衰落下去。坊刻旨在謀利，利于易刻速售，於紙墨不甚措意，且往往校勘不精。有些考官無識，據以命題，出盡洋相，麻沙本因此名聲不佳。究其實，建本刻、校、印俱佳者多得很。浙江圖書館的鎮庫之寶《名臣碑傳琬琰集》(四庫底本、《四部叢刊》續編底本)，就是建本。《中國版刻圖錄》載建本三十幾種，皆屬上乘。如建安黃善夫刻印的《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后漢書注》、《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等，名冠宇內，歷來為版本家、學者所重視。象黃氏這樣的名肆，還有好幾家。再如泉州州學刻印的《禹貢論》，紙墨精善，如初拓《黃庭》，光采照人，為宋刻書中的杰作。又有《后漢書注》一部，書體秀媚，字近瘦金體，紙墨版式，純系南宋初葉建本風格，目錄后有“本家今將前后漢書精加校證并寫作大字鋟板刊行的無差錯收書英杰伏望炳察錢塘王叔邊謹咨”牌記五行，又有“武夷吳驥仲逸校正”一行。王叔邊蓋杭州刻書家，大約于靖康之變前后南下而開設書肆于建陽者。此后，瑞安人蔡幼學、仙居人吳堅，先后任建寧知府，都曾主持刻書，有《育德堂奏議》(含《外制》五卷)、《張子語錄》傳世。建安、建陽鄰近浙江，浙本的技術風格對建本是有影響的。 公元971年，北宋政府派人到成都雕造《大藏經》五千零四十八卷(十三萬版)，這是規模空前巨大的出版工作，它憑借五代以來蜀中刻書的基礎，又培養出一大批技術工人，為迅速翻刻中央政府頒行的標準本(北宋監本)創造了條件。如傳世成都刻《春秋經傳集解》，《禮記注》、《周禮秋官》、《孟子》等書，字大如錢，墨光似漆，《九經三傳沿革例》稱之為“蜀學大字本”。十二世紀左右，這一出版中心逐步向眉山發展。李太白、李長吉、孟東野、劉夢得的詩歌，韓昌黎、柳河東、蘇老泉蘇東坡父子、秦淮海的散文以及許多地志、醫書、類書都有蜀刻本，傳世蜀本唐人集有二十余種。開版弘朗，字畫遒勁，紙墨瑩潔，校勘精審，可與浙本媲美。眉山書坊中有“咸陽書隱齋”於慶元三年刻印《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當是北宋末年遷徙入川的陜西書坊。到了十三世紀中葉，成都、眉山和四川其他地區，遭受元兵大肆焚掠，因此，流傳到現在的蜀本，比浙本和建本要少得多。 金下汴梁，將圖籍、書版及工匠一起掠而北還，平陽(即平水，今山西臨汾)成了黃河以北地區的出版中心，金、元政府沒有管理書籍出版的機構。從十二世紀起，開始出版古醫書、類書、民間說唱文學作品，有《劉知遠諸宮調》等傳世。公元1149年，趙城(今山西運城)女子崔法珍募刻《大藏經》，歷三十余年，成七千余卷，世稱《趙城金藏》，今藏北京圖書館。元初，宋德方倡刻《道藏》,公元1237年在平陽玄都觀開局，歷時七年，成七千八百余卷，名《玄都寶藏》。如此巨大的項目，大大提高了平水一帶刻工的技術水平。十三世紀中葉后，還繼續刻印醫書和《中州集》等書。此外，河北寧晉荊氏刻印的經書和音韻學圖書，以及大都(北京)的刻書，都是十二世紀到十四世紀僅次于平水的北方刻書中心。 明清兩朝，各地刻印的書籍，數量之大，品種之多，傳布之廣，大大超越前代。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即建文淵閣以聚藏宋元國家圖書，又設國子監(今成賢街—帶)，調集杭州和江南各地的宋元版片，補版刷印，又增刊新版，據說有二百七十四種。當時內府有刻字匠一百五十名，表背匠三百十二名，印刷匠五十八名，共五百多人。明成祖移都北京，復建文淵閣以存儲宋元官書，又在司禮監設印經廠，包括漢經廠、番經廠、道經廠，大量雕印儒、釋、道三家經典，世稱“經廠本”。據統計，經廠有專事書籍生產者一千二百七十五名：紙匠六十二名，表背匠二百九十三名，摺配匠一百八十九名，裁歷匠八十名，刷印匠一百三十四名，墨匠七十七名，筆匠四十八名，畫匠七十六名，刊字匠三百—十五名。此外，北京國子監刊印了《十三經注疏》、《二十一史》等書四十余種，世稱“北監本”，以與南監本《二十一史》(三朝版)相區別。地方政府、藩府、民間書坊亦從事刻書，可考的在八千種以上。清代于武英殿設修書處，掌管印書，世稱“殿版”。武英殿校刊的《十三經注疏》(附考證)以校刊精審見長，《四庫全書》據以繕錄；殿版《二十四史》為正史叢編，“數十年來，重梓者有新會陳氏本，有金陵、淮南、江蘇、浙江、湖北五局儳（音摻）配汲古合刻本；活版者有圖書集成局本；石印者有同文書局本，有竹簡齋本，有五洲同文局本，先后繼起，流行尤廣。”(張元濟《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序》) 明清時期，書坊遍及各地，幾乎大中小城市都有刻字鋪。這些刻書家制作的書籍，不僅數量大，而且質量好。十六世紀末，吳興、杭州、南京、徽州等地書肆采用木刻套色刷印法印制圖書，眉目清朗，賞心悅目。稍后，木刻家和印刷工人合作，發明了分色分版的彩色木刻。明末徽州人胡正言運用當時流行的餖版法印《十竹齋畫譜》，把刻好的一塊塊小木板順序付印，用來表現畫面的深淺濃淡。他又采用拱花法印《箋譜》，這已經和近代凸版印刷相似了。這些附帶了藝術色彩的圖書，不僅行銷全國，有的還遠及海外。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近代印刷術輸入中國，上海、廣州、漢口等地陸續鑄造鉛字，出版書報。古老的刻版印刷術在風行一千多年，累積起豐富的文化典籍寶塔之后，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參閱趙萬里先生《中國版刻圖錄序》)
四、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及其應用 公元1O45年前后，北宋中葉的慶歷年間，正當刻版印刷步入黃金時期，活字印刷術也出世了。杭州人沈括(1031—1095)在《夢溪筆談》卷十八專門記錄道： 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后典籍，皆為板本。慶歷中有布衣畢升又為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范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范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宇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畢，則第二版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備一板內有重復者；不用則以紙帖之，每韻為一帖，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藥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升死，其印為予群從所得，至今保藏。 這段文字生動翔實，具體而微，畢升曾用泥活字印書，不容置疑。但它究竟印的什么書，惜文獻無徵。元初，隱居輝縣的姚樞“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為沈氏活板，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散之四方”。(姚遂《牧蓭集》卷十五)姚氏印書不傳。越明，清道光間，蘇州人李瑤自治膠泥版在杭州吳山雇用工徒百余人排印《南疆繹史勘本》和《校補金石例四種》，自署“仿宋膠泥版印法”。安徽涇縣水東村秀才瞿金生，率領子侄孫輩十余人，經三十年努力，制成泥字十萬余，在道光、咸豐間陸續排印《仙屏書屋初集》、《泥版試印初編》、《修業堂集》、《水東瞿氏宗譜》等書，“一生籌活版，半世作雕蟲；珠玉千箱積，經營卅載功。”李、瞿的成功，證實了《夢溪筆談》所記泥活字印書是完全可信的。 公元1295年，山東東平人王禎出任安徽旌德縣尹，撰《農書》，思自印，遂倡制木活宇三萬多，并發明轉輪排字架，先試排《旌德縣志》，不到一個月就印成一百部，書已失傳，但《農書》卷二十二附有《造活字印書法》，對木活字印刷術的監韻寫樣、鎪（音搜）字修字、作盔嵌字、造軟分儲、揀字方法、排字刷印等全部過程，敘述得清清楚楚。明代有木活字印本傳世，如《晏子春秋》、《小字錄》、《唐詩類苑》、《蛟峰先生文集》等。入清，木活字印書多起來了，最著名的是乾隆接受金簡建議，仿照王禎之法，費二千多兩銀子制成木活字二十五萬個，改“活字”名為“聚珍”，排印《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一百三十四種。在活字未成之前，武英殿曾刻版刷印《易緯八種》、《漢官舊儀》、《魏鄭公諫續錄》、《帝范》四種，亦輯入《叢書》，故有一百三十八種。膾炙人口的《紅樓夢》一百二十回，最早便是由萃文書屋以木活字排印的，乾隆五十六年初版，次年再版，世稱程甲本、程乙本；至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書坊又排印了《繡像王評紅樓夢》、《續紅樓夢》等。清代木活字印本雖多，但在整個出版量中，仍是少數。版本學上一般把木活字排印本徑稱為“活字印本”。 十五世紀末，蘇州、無錫、南京一帶盛行銅活字印本。公元1492年(明弘治五年)，無錫華燧會通館制銅字板排印《錦繡萬花谷》一百二十卷；1495年印洪邁《容齋隨筆》，五筆俱全；1498年印《會通館集九經韻覽》；趙汝愚《諸臣奏議》、謝維新《古今合壁事類備要》、潘自牧《記纂淵海》、高似孫《文苑英華纂要》諸書，繁篇巨帙，會通館皆排印行世。公元1502年(弘治十五年)，無錫華珵排印陸游《渭南文集》。公元1513年(正德八年),無錫華堅蘭雪堂排印《白氏長慶集》，1515年排印《藝文類聚》，1516年排印《春秋繁露》、《蔡中郎集》公元1524年(嘉靖三年)，無錫安國排印《吳中水利通志》、《顏魯公文集》諸書。公元1574年(萬歷二年)，無錫周堂排印《太平御覽》一千卷。跟無錫華燧同時，尚有范山顧恂金蘭館活字排印范成大《石潮居士集》、孫賁《西蓭集》諸書，字體秀勁，版式疏朗，印制精雅。此外，傳世的還有蘇州、南京、福建芝城、建陽等地印制的銅活字版書籍。常州人還用鉛、錫活字版印書，可惜早已亡失了。公元1726年(清雍正四年)，內府用新造的銅活字排印《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四十卷(附圖為木刻)，每部五千二十冊，這是一次規模空前巨大的活字版印刷工作。福建林氏福田書海主人花數十年制銅活字十余萬個，排印了《音學五書》等。 公元1450年前后，德國人谷登堡用新制活字字模澆鑄鉛合金活宇，排版印刷了《四十二行圣經》等書，還運用壓印原理制成木質印刷機械代替手工刷印，經過幾百年不斷地改進、發展、傳播，遂成為風行全世界的近代印刷術。早在七世紀，我國人民已發明了雕版印刷；十一世紀出現了活字印刷術；就是金屬活字的發明也早于谷登堡，有實物傳世的華燧銅活字版印本，已經是相當成熟的出版物，比谷登堡制造鉛合金活字只相差四十余年。可是，谷登堡的新技術得到迅速的發展和傳播，并在十九世紀中葉打進中國市場，取代了我國傳統的印刷術。這一歷史觀象，也是值得現代中國人反思的。
五、石印、影印、縮微型圖書和電子圖書 石印術，石版印刷術的簡稱，十八世紀末奧地利人施內費爾特（1771--1834）所發明。它利用油水相距原理，以天然多微孔的石印石作版材，用脂肪性的轉寫墨直接把圖文描繪在石面上，或通過轉寫紙轉印于石面，經過處理，即成印版。印刷時，先用水潤濕版面，只有圖文部分能附著油墨，即可刷印。清道光十二年(1332)以前，石印術巳傳入我國。從事雕版印刷的廣東人屈亞昂、屈亞熙父子(刻工)，自1831年起受雇于倫敦教會。屈亞昂曾在澳門馬禮遜處受洗禮，成為最早的新教徒；并向馬儒翰(即約翰)學習石印術，常在澳門印刷一面經文、一面圖畫的布道宣傳品，成為中國最早學會石印的工人。馬禮遜在回顧來華二十五年的工作時，很滿意地說：“我現在看到我的工作的成效了，我用印書的方法，已經把真理傳得廣而且遠，亞昂已經學會了石印術。”馬札遜于1807年來華，卒于1834年，可知亞昂學會石印，是在1832年(道光十二年)左右。道光十八年(1838年)，原英國教會印工麥多思在廣州主編中文月刊《各國消息》，用連史紙石印，亦當有中國印工參加。據以上史實，過去流傳的石印術在清光緒二年（1876年）始傳入我國的說法是不準確的。(參閱張秀民先生《石印術道光時已傳入我國說》)清末民初，石印術在上海等地被廣泛用來印刷古籍圖書，促進了古書的流通和傳播。知名的有點石齋(光緒五年開設)、同文書局(光緒八年至二十四年)、蜚芙館、鴻寶齋、竹簡齋、史學齋、竢實齋、五洲同文書局、積山書局、鴻文書局、會文堂、文瑞樓、掃葉山房等。石印本情況比較復雜。有臨摹上石的，有重抄后攝影上石的，掃葉山房石印書四百十九種，半數以上為重抄上石制版，則在校勘上不能與原本相提并論。據原本攝影上石的較多，實際上可稱影印本，校勘價值當與原本相同或相近，但又有不同類型：攝影后按原大石印，如同文書局承印武英殿銅活字本(圖像為木刻)《古今圖書集成》；縮小按原葉石印，如同文書局、五洲同文書局印殿本《二十四史》；縮小并葉石印，或二葉、四葉、九葉為一頁，如史學齋印《二十四史》；按行剪開原書，重新粘貼、拼頁，然后攝影縮小石印，如竹簡齋印《二十四史》，剪貼易錯行、脫漏，不可取。那時，書商石印古籍僅著眼于內容是否適合購買者需求，以牟利為宗旨，采用底本極不考究，這和后來張元濟先生等主持的以保存舊本、善本真面目為宗旨的影印善本古籍不能相提并論。 珂珞版的發明，出現了嚴格意義上的影印術。它用厚磨砂玻璃作版材，故又名“玻璃版”。制版時，以無網陰圖底片覆在涂布感光膠膜的玻璃版上爆光，因版面各部分的膠膜感光后硬化程度不同，濕潤后形成不規則的纖細皺紋，具有不同的吸墨能力，因而能表達原本的濃淡層次，使復制品的色調筆畫與底本無殊，這一技術何時傳入我國尚不能確指。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商務印書館開始運用珂珞版印刷。民國二年，董康影印南宋刻本《劉夢得文集》，便是攝影后請日本技師小林忠治制珂珞版印的，他還影印過明如隱堂刻本《洛陽伽藍記》。羅振玉以及瞿氏鐵琴銅劍樓等也以私人之力影印過宋本和敦煌卷子本。1935年，武進陶湘用珂珞版印《喜詠軒叢書》甲乙丙丁戊五編，其丙篇內含蕭云從《離騷圖經》，采用明弘光乙酉(清順治二年)湯復原刊作底本，保存了扉頁背面以牌記形式刻印的湯復識語：“棗版繡梓，刷印無多。今包刻價壹錢五分，紙選精潔者每部貳錢柒分伍厘，用上品墨屑并刷工食費柒分五厘，共紋銀伍錢，今發兌每部壹兩，為不二價也。裝訂外增貳錢”。這條記載在印刷史研究上的價值不言自明，但目前各圖書館收藏本此扉頁皆已失落，影印之功誠不可沒也。 運用影印術為古籍圖書的傳播作出大貢獻者，首推張元濟先生主持之商務印書館。1919年，該館開始影印《四部叢刊》，收書三百二十三種，裝訂二千一百冊，“賴新法影印之便，如此巨帙，煞青之期，僅費四年”。出版以后，士林推重，爭相購求，乃于1926年重印，由于版本變更(二十一種)、卷葉增補、文字校記等緣故，“卷帙稍贏于前，都三百二十三部，八千五百七十三卷，二千—百十二冊。凡宋本四十五，金本二，元本十九，影寫宋本十三，影寫元本四，元寫本一，明寫本六，明活宇本八，校本二十五，日本、高麗舊刊本七，釋道藏本四，余亦皆為明、清佳刻，具載書錄。”(張元濟《重印四部叢刊刊成記》)此后，又輯印《四部叢刊續編》八十一種一四三八卷，《三編》七十三種一九一○卷，《百衲本二十四史》，(用各種不同版本的殘卷零葉配合或匯印而成一部完整的書，稱百衲本)，正統本《道藏》(含圖書一千四百七十六種)《宛委別藏》(四十種)，《四庫全書珍本》初集（二百三十二種)，《元明善本叢書》(十種)，《古本戲曲叢刊》一至四集等。一九二二至一九三八年間，商務既影印《古逸叢書》各本，又輯印《續古逸叢書》，影印宋刻孤本四十六種，至一九五七年續增宋本《杜工部集》一種。《古逸叢書》原編二十六種，為清光緒間出使日本的黎庶昌搜輯、摹刻(其間有以意改字現象)，印制極工，版片今存廣陵古籍刻印社。《古逸叢書三編》也已輯印完畢，計五十—種：宋本四十五，南宋內府寫本一，金本三，蒙古平水本一，元本一。四十五宋本中，浙本十五種，其中就有前面提到的榮六郎家刊《抱樸子內篇》二十卷。根據國務院批準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近二十年又輯印《古籍善本叢書》第一集六十九種，選各大圖書館收藏孤本、珍本作底本，可謂精美絕倫。由于珂珞版不耐磨，印數少，成本高，商務主要用于影印舊拓碑帖，古籍善本則采用攝影上石制版刷印，故張元濟《印行四部叢刊啟》中有“此用石印，但略小其匡”的話，而在《刊成記》中又稱“賴新法影印之便，如此巨帙，煞青之期，謹費四年”云。 近十年間興起的謄影印本和靜電復印本，利用掃描原理，實質上屬影印范疇，只是由于使用油墨、炭粉等，不易長久保存。而膠印本，則是依影印法制金屬平版，再經由包橡皮布的滾筒轉印到紙上的間接印刷方法，速度快，效果極佳。商務印書館于一九一五年首次引進彩色膠印機，始用彩色膠版印刷。經七十余年發展，目前已被廣泛采用。 我國自五十年代后期起，有些圖書館開始設立復制部門，用照相的方法把圖書資料拍成膠卷，既便于庋藏，又便于戰備轉移，亦可直接向讀者提供服務。北京圖書館的善本書，全部拍攝為膠卷，讀者借助閱讀機，即可得見“廬山真面”。八十年代初，這種縮微復制技術被認定為對文獻資料再生性保護的最佳措施。縮微型圖書包括縮微膠卷、縮微平片、封套膠片和窗孔卡片等。一卷30m長16 mm寬的膠卷可存儲2400頁資料；一張普通平片(105X148 mm)可存儲幾百頁資料。這種高密度的信息存儲載體和計算機的高速檢索與邏輯判斷能力相結合，使閱讀、檢索、復印連續進行，便可創造出驚人的效率。所以圖書資料縮微化又是圖書館現代化必不可少的手段。一九八五年，全國圖書館縮微復制中心成立，機構設北京，同時在南京、上海、杭州、廣州、重慶等十五處布點，引進技術裝備，一、兩年間即完成五十余種報紙、四千余種善本的縮微母片八千余卷。制作程序是：資料整理、拍攝、沖洗、拷貝、保管、使用、還原等。隨著這一工作的深入，縮微膠卷(片)本成為書籍的重要形式出現在讀者面前，它既能顯示清晰的圖象，又能迅速地提供還原復制件。它的興起，使“傳統書籍”的觀念面臨挑戰。五十年代以來，圖書館專家們固定的范圍，無異于作繭自縛，徒勞無益。事實上，數千年來，圖書的載體和制作一直處在發展之中，變化之中，未來依然如此。只有運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作指導，才有可能對書史作出科學的總結。 本節所述，重在照相制版影印本(含膠印本)。謄影本電靜電復制本、縮微膠卷本，原則上屬于影印類別。現代科學技術所提供的影印術，為沉睡的古籍圖書注入了活力，促它再生，化身千百，廣為流傳。影印本的校勘價值幾乎與原本無殊(原版面模糊缺損處需描修，又稱描潤，易走樣乃至出錯，《四部叢刊》亦時有發現，但是不多)。出版者旨在“存舊”，扉頁、牌記、版式、刻工、裝幀，悉依原本，特別是《四部叢刊》正、續、三編，《古逸叢書》續編、三編，《古籍善本叢刊》等，輯入古籍近七百種，大多宋元精槧，元明孤本珍本，影印線裝，保持原本面貌。這就為版本學的教學和研究提供了極好的輔助教材。我的老師當年在浙江圖書館工作時，遇到過一件極有趣的事：民國間董康影印明如隱堂刻本《洛陽伽藍記》，竟然順利通過了王修、毛春翔等版本名家之手，被誤認為明如隱堂原本，升格到善本書庫，當作“優本”供奉起來，直到一九七九年方被谷輝之同志識別出來。搞古籍影印的出版家，大多事業心極強，非坊賈牟利之徒可比，為保存原本風貌，往往殫精竭慮，一絲不茍。研習版本學的人們，萬萬不可辜負了他們的一片苦心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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