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約定司法送達地址解決送達難問題（附送達地址確認書范本）！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金融借貸市場的活躍，金融借款合同案件逐年呈井噴式遞增，且涉訴標的額也越來越大。筆者所在的S省H市S縣人民法院近五年（2011-2015）的受理的金融借款合同案件數量分別為449件、548件、625件、843件、1634件，逐年遞增。在審理金融借款案件糾紛案件的過程中，發現不少案件因信貸人員對借款人、擔保人身份審核不嚴，僅以身份證上載明的信息來確定住址，未實地考察，加之城市化進程加快，棚戶區改造的進行，在法院向作為被告的借款人、保證人郵寄送達相關法律文書時，往往出現郵寄送達因“原址查無此人”、“遷移新址不明”、“原寫地址不詳”等被退回，且法院常常要對原告在起訴狀或證據中提供的包括身份證地址、暫住地址、工作地址等地址進行送達，在此過程中法院制作了大量法律文書，不斷重復各種法律程序，送達周期長且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而根據上述地址成功送達的比率極低。進而只能采取公告方式進行送達。這種情況不僅影響了銀行對于金融債權的回收及不良資產核銷處置進度，也拉長了訴訟周期，導致訴訟與執行的遲延。甚至有被告利用公告期間轉移資產，加大了金融債權兌現風險。

我國民商事案件的送達方式表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訴法）所規定的直接送達、留置送達、委托送達、郵寄送達、公告送達等五種方式，然而，我國民訴法對送達程序的規定過于原則，側重于職權主義，其功能主要在于保障民事訴訟順利進行，卻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當事人的程序利益；在司法實踐中，“送達難”已經成為各級法院普遍面臨的一個難題。面對民訴法規定的送達方式中存在的種種問題，最高人民法院也在不斷嘗試對送達制度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試圖通過司法解釋來創新民商事案件的送達機制，解決民商事案件送達難的問題。由此，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以此為標志，我國民商事案件的送達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送達制度較以前有了很大的豐富與完善，其中最具突破性的就是首次明確了送達地址確認書的做法，嘗試適用“推定送達”：《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十條規定“因當事人自己提供的送達地址不明確，送達地址變更未及時告知人民法院，或者當事人拒不提供自己的送達地址而導致訴訟文書未能被當事人實際接收的，按下列方式處理：(一)郵寄送達的，以郵件回執上注明的退回之日視為送達之日；(二)直接送達的，送達人當場在送達回證上記明情況之日視為送達之日”。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出臺了《關于以法院專遞方式郵寄送達民事訴訟文書的若干規定》，確立了“法院專遞”的送達方式，并將原本只適用于簡易程序的送達地址確認書以及推定送達原則等重要規定擴大適用到普通程序的案件中。誠然，送達地址確認書與推定送達原則的確立以及“法院專遞”郵寄送達業務的實行，從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民商事案件“送達難”的窘境，但卻無法從根本上緩解送達難的問題。究其原因，我們認為，民商事案件送達難最主要是由于受送達人首次送達的地址不明確造成的。民事送達是法院的職權行為，但法院的有效送達（主要是指首次送達）必須以雙方當事人的地址明確為前提，只有受送達人地址明確時，法院才可根據具體情況選擇適當的送達方式；如果說受送達人的地址是不明確的，那么，所謂的推定送達原則，以及包括“法院專遞”在內的其他送達方式均是徒勞，法院最終只能選擇費時冗長卻毫無實際意義的公告送達。立法上的局限性以及司法實踐的偏差已經大大限制了民商事案件送達程序的順利進行。為了解決民商事案件法律文書送達難的問題，各地法院也在進行自下而上的司法改革，在司法實踐當中不斷創新送達制度，特別是針對那些往往需要公告送達的特定類型案件進行送達制度的改革創新，并已取得了相當的成效。

2016年9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進一步推進案件繁簡分流優化司法資源配置的若干意見》（法發[2016]21號），其中第3條意見規定“完善送達程序與送達方式。當事人在糾紛發生之前約定送達地址的，人民法院可以將該地址作為送達訴訟文書的確認地址?！?，這條意見對破解金融借款案件中送達難提供了有力保障。故建議將銀行系統在簽訂借款、擔保等合同時將《郵寄送達地址確認書》作為特別約定的合同附件，并將當事人確認的具體地址作為銀行送達催收函、對賬單以及產生糾紛后司法文書的送達地址，并在確認書條款中明確，若送達地址發生變更而當事人卻未及時告知銀行，導致文書被退回的，視為文書已經送達，對銀行而言，可引起訴訟時效的中斷，對法院而言，視為訴訟文書送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