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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情節在生活里從不罕見：有過出軌的父母，長大有了出軌的伴侶；或者有一段關系中有過出軌，后面的關系中頻頻有出軌發生；原生家庭里有暴力，長大后新組建的家庭中也有暴力；曾經被父母忽視，后來找的伴侶也忽視自己和孩子。種種創傷會反復重演，——盡管每段關系中的對象可能都是不同的。 你有沒有意識到自己生活中可能也存在這樣的重復？如何理解這重復？又要如何才能停下這樣的重復？ 我們今天要聊的是一個大家都不陌生的主題——“對創傷的強迫性重復（The Compulsion to Repeat the Trauma）”。 什么是“對創傷的強迫性重復”？ 從當代精神病學開始形成的階段起，學者們就高度關注起了“過去創傷式的經歷”持續的對人們當下生活的影響。 法國著名心理學家皮埃爾·雅內提出，那些經歷了創傷的個體，仿佛人格發展在某一個時刻停了下來，而且不再能夠吸收新的元素以擴展自己的人格。有時你可能也感到過，身邊那些經歷過重大創傷的人（或許就是我們自己），似乎有一部分要比他們實際年齡“年輕”——一個“不長大”的部分。你會能夠從早已成年的他們身上，仍舊依稀看見那個有些扭曲的少男少女。那種很難用語言傳達的、會在不經意間流露的“年齡低于現實年齡”的感覺，和創傷造成的“成長阻滯”是有關的。 同時期，弗洛伊德也提出，如果沒有能夠整合／消化好創傷，那些被壓抑了下去的東西“注定”會變成“當下的經歷”被重復出來（ “repeat the repressed material as a contemporary experience in instead” ）。讓弗洛伊德最初注意到這一點的，是一個2歲孩子的游戲。 他注意到，當孩子的媽媽走開的時候，孩子開始將自己最喜歡的玩具扔出嬰兒床，而當他發現沒有了玩具時，感到非常失落，又跌跌撞撞地要把玩具撿回來。但過了一段時間后，他又會將玩具扔出去，如此重復多次，仿佛這是一個好玩的游戲。 看到這個情景后，弗洛伊德提出了問題：“游戲是遵循‘快樂原則’的，也就是說，游戲的目的是獲得快樂。而孩子重復扔玩具，看起來和快樂原則是相悖的。那為什么‘扔玩具’明明讓孩子覺得不愉快，卻會讓孩子一再重復呢？” 弗洛伊德分析的結果認為，這是一種關于“掌控”的游戲：因為沒有辦法掌控母親離開的行為，孩子便通過扔出玩具和拿回玩具的過程，來模仿母親離去和回來的過程。而玩具的這個過程是可以在孩子掌控之中的。孩子復制出一個包含“離去”的類似的場景，但在這個新的場景中，孩子得以掌控事態的發展，這就是這個游戲不斷重復的意義。 隨后，他開始關注來訪者的這一類行為。他發現這種現象普遍存在 ，很多來訪者都會在夢中或者現實中不斷重復痛苦的經歷。 在弗洛伊德看來，這些行為，都和孩子不斷“扔玩具”的重復一樣，是一種想要“掌控”過去創傷的努力，是一種“重寫歷史”的努力。只不過長大以后，比起玩具，我們更多會選擇新的人來重構類似的情境。 我們潛意識中，都有一種想要回到事情最初的狀態中的渴望，希望能夠變被動為主動，掌控那些在我們年幼時無法控制的東西，改變最后的結果。——這是弗洛伊德所理解的，人們重復創傷的動機。它把這種“重復”的現象命名為“Repetition Compulsion” 。 維基百科上則是這樣定義Repetition Compulsion（國內對Repetition Compulsion 的常見翻譯是“強迫性重復”，在本文中我們延用這個翻譯，但要強調它的本質是一種“強迫”，即自己無法控制、忍不住要發生的沖動／行為，而不止是“重復”）：“強迫性重復是這樣一種心理現象——個體不斷重復一種創傷性的事件或境遇，包括不斷重新制造類似的事件，或者反復把自己置身于一種‘類似的創傷極有可能重新發生’的處境里。” 然而，后來的臨床經驗中，學者們發現，盡管弗洛伊德認為人們重復的目的是重獲掌控，但現實中，人們幾乎從來無法如愿。強迫性重復導致了更多的受難，有時是受害者自己的受難，有時是其身邊人的受難。 “當他們不將自己置于重現創傷的活動中時，就會有一種模糊的恐懼、空虛、無聊和焦慮感。” 精神病學家Bessel van der Kolk 說。他把這種現象稱為“對創傷的成癮”（addiction to trauma）。Erschak問，為什么這些明顯在關系中受傷的人，沒有辦法離開那個傷害Ta的人？這是因為，這些人對施害者成癮，對創傷成癮，他們就像真正的癮君子一樣失去了力量。 It’s never fair: 不幸的人反復受害 受害人的“再次受害（Revictimization）”，已經被數十年的研究反復證實。如果曾經發生了一些事，讓你成為一個“受害者”，統計數據說，你在未來再次受害的概率，會遠遠高于那些沒有受害經歷的人。一朝受害，終身更有可能再度受害。 研究顯示，41％童年遭受過虐待的孩子，后來發展出用頭撞墻、咬、燒以及割傷自己的自虐行為。Simpson 和Porter 在1984年的研究中就提出，“自毀行為，首先并不是與沖突、內疚和超我的壓力相關，而是因為在生命的早年，與兇惡的照料者相處，而得到的一種原始的行為模式”，在此后遇到壓力時便被激發。自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正是一種強迫性重復。 強奸受害者有更高的可能再次被強奸，兒童時期被（性或非性）虐待過的孩子也更有可能在成年后遭受虐待。心理學家Russell研究發現，全體女性中有38%報告在14歲以后曾經遭受過不同程度的性騷擾，而童年被親人性騷擾過的女性中這個數字為68%。 受害人也有更高的概率變成施害者，讓別人重新體驗自己經歷過的一切。在少年犯、家暴施害者等人群中，曾經遭受虐待的人數比例遠高于一般人群。 受害者身上發生了什么， 導致創傷反復發生？ 1. 面對會讓自己想到創傷事件的刺激時“過度警醒（hyperarousal）” “創傷發生在內部和外部資源都不足夠應對外部威脅的時刻。” 心理學家Kagan這樣說。生理和心理的成熟，對外部威脅的能力有很大影響。越成熟，應對能力越好；習得的調適經驗越多，應對能力也會變強。而一個好的照料者（caretaker）對孩子來說是重要的外部資源，也影響著孩子內部資源的形成。 Bowlby 和Ainsworth的一系列研究指出，隨著孩子的成熟，他們會不斷獲得新的認知框架，他們用這個不斷擴展的認知框架來解讀自己當下的生活。隨著這個認知框架的擴展，孩子們會越來越不用依靠外部環境來調節“自己如何面對外部威脅”。照料者很大程度影響著孩子的這個認知框架一開始的建立，而后個體也會因為自己經歷的事件不斷進一步改變這個框架。 孩子們需要一個可以讓自己去“盲目”信任的照料者去學會應對威脅。但如果照料者是拒絕、甚至虐待性的，孩子就會有很大的可能形成“過度警醒”，指面感到危險時過度敏感、過激反應。因為Ta需要用加倍的警惕來保護自己，在這個世界上Ta無人可以信任，只有自己摸索著去學習應對外部威脅的方法。 當那個原本應該是安全和養育的源頭的人，同時也成了危險的來源時，孩子會形成這樣一種心理狀態——既渴望依戀，又充滿恐懼；一方面充滿焦慮地順從，同時有對自己和對對方的壓抑的憤怒——而這種心理狀態會在他們未來的生活中長期延續下去。 對于能夠讓個體想起創傷事件的那些刺激，個體會長期存在“過度警醒”的狀態——這正是創傷反應的一個核心特征。因為他們調節“警醒”的能力不高，不太能夠用恰當的方式應對當下的刺激。有時，當一個刺激出現，未必意味著與過去同樣的危險必將到來，這些有過創傷、“過度喚起”的人卻會重新感受到創傷事件中自己的諸多情緒、心理甚至生理反應。因此，他們回應這些當下的刺激的方式，就仿佛是創傷事件已經回來了。 他們不太能夠把當下的壓力看作是“需要特定的方式去解決的特定的事件”，而只會體會到身心持續的壓力狀態。他們不太能感受到，他們感受到的種種緊張，根本上是來自過去的傷痛，而不是當下的壓力。這種“過度喚起”會擾亂他們冷靜、理性地作出評估的能力，也讓他們無法解決和消化那個創傷本身。他們會用緊急的行動來處理這些威脅，而不會仔細去思索。而事實上，這種緊急的行動本身往往會導致不良的后果。 這是因為，他們所感受到的危險其實還沒有發生。他們所以為的自己做出的防御和自我保護性的行為，其實是主動的攻擊。 一個被拋棄過的人，在新的關系中感受到一點點“Ta可能要拋棄我”的信號時，往往會做出激烈的行為反應，可能包括主動切斷與對方的聯系，又很快尋求聯系，不斷詢問和尋求確認。 這種行為本身可能會帶來對方離開的結果，而很不幸，這種結果往往會加深這個人對于自己“過度喚起”的反應的信任——Ta在今后可能會更為過敏。 有時，是我們過度評估了危險，率先采取了過去習得的行為模式，以為自己是在對危險做出反應。然而在一些新的情境中，正是我們首先采取的“反應”模式，誘導了對方做出相對應的行為——關系是互動的結果。除了在我們生命的早期，還是孩子的我們對于自己的關系無力選擇，也沒有責任；在長大后我們自己選擇的關系里，即便總是以受害者身份出現，我們也一定對這段關系的行程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你對自己的處境仍要負一部分的責任。 通常，大部分遭受過創傷的個體在心理層面和社會層面都能夠實現調節與恢復，無論是強奸、家暴還是兒童虐待。其他靈長類動物在生命早期被單獨關起來很長時間以后，也能夠在后來重新形成社會性的適應。 但只有在一個方面，遭受了創傷的個體與他們不曾遭受過創傷的同伴們，始終不同，就是他們應對壓力的方式。因為他們的“過度喚起”，他們更容易選擇回撤（withdrawal）以及侵犯（aggression）作為回應。 2. 高壓環境會讓人選擇更熟悉的選項，回避“新奇”（novelty） 壓力會讓個體返回過去的行為模式中。 Mitchell帶領同事做了一組研究“動物會如何應對刺激”的實驗。結果發現，在刺激帶來的“喚起”比較低的時候，動物們會表現出好奇，想要尋求“新奇”。當你看到朋友圈別人在某地旅行的照片，很想知道這個地方在哪兒，希望自己也去看一看，就是這種“低喚起 （情緒相對平穩，基本沒有心跳加速呼吸困難等生理表現）”的情形。而當刺激帶來的“喚起”比較高時，動物們感到害怕，會回避“新奇”，而持續堅持熟悉的行為，無論這個行為的結果是什么。 在一般情況下，動物會在兩個選項中選擇更愉悅的一種；而在過度警醒的情況下，動物卻會選擇更熟悉的選項。在Mitchell的一個實驗中，動物們在一個盒子里被電擊，這些被電擊的動物會反復跑回放在熟悉的位置上的那個，發生電擊的盒子里；而不會選擇在不熟悉的位置上的，不曾在里面受過電擊的盒子。 Mitchell說，當動物們在過度警醒／過度喚起的情況下， 它們會極力避免任何激發更多生理和心理反應的刺激——“新奇”會帶來“喚起”，即便這種喚起比較輕微，它們也想要回避——即便這種新奇的選擇可能能夠帶來不再被電擊的命運。 在已知的痛苦，和未知的焦慮中，這些過度警醒的個體選擇已知的痛苦。這種選擇可能是進化帶來的本能，而事實上它卻讓這些動物遭受了更多次的電擊，進而繼續鞏固過度喚起的狀態，進而繼續重復熟悉的痛苦——惡性循環。 3. 選擇自責，逃避無助 精神病學家Bessel van der Kolk 闡述了創傷、自責以及無助三者之間的關系。他提到一個極具諷刺性的研究結果：兩類強奸受害者，一類把強奸這個創傷的發生歸因于“自己有錯”，后一類認為“不是自己的問題”，前一類受害者在事件之后更方面功能表現要比后一類更好。 我們當然不主張指責受害人，事實上這個結果只是討論了個體的功能，沒有討論福祉和更多方面的健康。但它顯示出了自責的一些特定的功能：它幫助受害者感到自己仍然對自己的命運有一定的掌控力，從而回避了徹底的無能為力感。通過把所遭受的創傷歸因于“我自己有問題”，個體得以感受到“只要我的問題解決了，創傷就不會再出現”，以及“這個世界還是存在某種公正的”——它們是受害者很主要的希望感的來源。 遭受了虐待的孩子更容易自責，因為他們需要父母仍然是“好的”，才能夠獲得一定的“有所依靠”感，當他們遭受虐待時，他們相信是自己的錯。 但自責對創傷的重復出現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一個不曾受過創傷的人，在關系中一開始受到傷害時，更容易看到對方的責任，從而更容易做出離開的決定；而那些創傷過的個體，由于習慣性的自責，往往不會選擇離開傷害自己的人，直到悲劇不斷升級，形成新的創傷。 4. 不正常的“正常觀”以及更激烈的情感需要 不管你相信與否，很多創傷過的個體，本身也需要更多的“drama”。
動物在面臨危險時，對“依戀”的需要會激增。孩子在感到害怕的時候會格外貼近依戀對象，即便是成人，在特別感到壓力的時刻，也會格外尋找父母的存在。人們會在感到危險的情況里，抓住身邊最近的那個人。這也是為什么，在一段充滿了傷害的關系里，個體往往反而感受到更強烈的依戀——尤其是當這個個體沒有其他依戀對象的時候，Ta會在危險中別無選擇的抓住傷害Ta的人。
在這樣的關系中，個體體會著激烈的情感、強烈的情緒起伏、以及一些充滿戲劇感的場景（張力的積累、事件的爆發、沖突、憤怒的性、動人的和解等等）。假如一個人從小生活在這樣的關系中，這種體驗會改變ta對于“正常生活”的期待，也改變ta在關系中的情緒需要。
對于有些經歷了創傷的個體來說，健康的生活在他們的體會中是“平淡乏味”，健康的伴侶無法滿足他們激烈的情緒需要。而只有當創傷再次發生，再次感受到熟悉的痛苦，他們才會感到“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 我小的時候流行過這樣兩句對話：-“愛的感覺是什么？”-“是痛。”-“為什么？”-“因為痛過才會記得。”與傷害自己的人建立過長期的依附關系，會使我們混淆愛與痛苦，誤以為痛苦就是愛，愛就是痛苦。 強迫性重復的治療思路 精神病學家Bessel多年研究對創傷的強迫性重復行為，他提出了針對強迫性重復的治療思路與建議如下： 強迫性重復是一種無意識的過程，盡管這個過程會給個體提供一種暫時的掌控感甚至愉悅感，但最終它會帶來持久的無助感與失控感，它還會讓個體主觀上感到“自己是有問題的”——我一定有什么問題，才會讓這樣的不幸一再發生在我身上。而對強迫性重復的治療目標則是讓個體重新獲得對當下生活的控制力，停止重復創傷的行為、情緒以及身心反應。 1. 回到源頭的創傷 Bessel認為，強迫性重復中有一種類似成癮的特質——個體無法擺脫明知道對自己有害的人和事。而他指出，是潛意識對于最初痛苦感受的否認和回避，帶來了無意識的行為上的重復——它們不會消失，當我們沒有用語言的方式把它們向自己承認下來，它們就會從我們的行為中滲透出來。Cermak & Brown說，“沒有一種痛苦像一個人所回避面對的痛苦那么具有毀滅性，沒有一種受難會像自己不曾覺察的受難一樣持續地那么久。” Bessel說，要想擺脫這些具有成癮特質的行為，關鍵是克服否認。那些經歷過創傷的人需要了解，體會自己所經歷的創傷，體會和描述自己當時的感受，并不等于創傷重來。 當我們通過描述過去的創傷，把創傷定位到了某一個特定的時間和特定的地點（在彼時彼刻我遭遇了創傷，而現在并不是彼時彼刻），一個人就得以能夠開始把此刻的壓力和過去的創傷區分開來。比如說，當伴侶沒有及時回復消息，一個人感到被拋棄的恐懼，隨后感到非常憤怒。ta可能會想到，這種恐懼感并不來自此時此地，而是從過去的經歷中而來。Ta可能會意識到，自己應該出于對當下的情境的考量做出行為反應，而不是對過去的某個人某件事在此刻做出反應。 這就是Bessel說的，通過對當時事件的描述和討論，個體對此時的不由自主的重復行為產生了意識層面的控制。 然而，盡管描述／談論當時的創傷事件，是強迫性重復相關的問題的治療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部分，但貿然讓個體回憶、談論過去，卻有可能激發二次創傷。因此，在揭開過去創傷的根源之前，個體需要獲得對目前癥狀的一定程度的控制，比如自虐這一類行為能夠有所緩和。 2. 人際間的依戀與安全感 Bessel提出，強迫性重復的病因和治療，從根本上都是基于人們在人際間感受到的依戀的安全程度。 因為經歷過不安全的依戀，所以變得過度敏感和緊張，容易采取撤退和攻擊來過度應對人際間的一些信號。而當個體采用了自己在最初創傷事件中習得的行為方式來面對當下的處境，很多時候反而復刻出了當初的結果。 Bessel說，要想修通（work through）過去的創傷，個體必須已經和另外一個人／一些人建立起了安全緊密的聯結（bonds）。一個依戀對象的存在，能夠給人們提供必要的安全感，他們才會敢于去探索他們的生命經歷，打破他們內心的自我隔絕或者社交隔絕。而正是這種隔絕把他們困在重復的模式里——在那個隔絕的狀態中，他們無法接受更多新的經驗去發展出新的更健康的人格，他們把自己困在了過去里。 因此，（至少）一個讓個體感到安全的依戀對象的存在，對這些創傷后想要修復的人們至關重要。在建立起這樣的依戀關系后，他們才能夠逐漸地、嘗試邁入到“完全”的生活中，用新的視角觀察身邊的人和事，在這個過程中學習和嘗試使用新的行為模式，從而帶來新的關系。 當他們建立了一段安全的關系，有了這段關系作為安全感的底線，他們得以能夠探索過去和現在到底發生了／發生著什么，他們得以能夠認識源頭的創傷——安全的關系是人們回到源頭創傷的前提。 有一些人幸運地遇到了這樣的人，在生活中完成了自然的治愈和成長。更多的人，求助于專業的心理咨詢師。這一點從幾十年前就得到了驗證。 在1988年一個關于邊緣型人格障礙的研究中，Judith Herman詢問那些存在自我割傷行為而后極大康復的人，是什么最大程度幫助了他們克服過去創傷的影響？包括克服了他們的自傷行為。所有的個體都把他們的進步歸因于“找到了一段安全的咨詢關系”。 這段咨詢關系提高了他們的安全感。他們在咨詢關系中重新探索自己的經歷，討論和思考當時的“現實”是什么樣的，究竟發生了什么，給自己留下了怎樣的影響，也討論自己對創傷事件的反應。所有的個體都反映，隨著不斷獲得一種更加清晰的理解，他們成功地降低了各種強迫性重復的行為。（回復“黃頁”給公號后臺，提取全國心理援助資源信息） Bessel提到的另外一種形式是自助小組。他認為，自助小組為這些創傷后的人提供了人與人之間的依戀，在小組中，人們感受到依戀。 Bessel認為，強迫性重復行為的核心是一種無助感，一種無力擺脫重復命運的無助感。而“寧靜感（serenity）”則是這些個體需要培養的。寧靜感既指一個人主觀狀態的穩定，又指個體周遭環境的平靜。治療中，這種感覺的培養是重要的任務之一。 Bessel提出，在自助組織中，人們可以通過信任的培養、相互的妥協、約定的達成、以及人際間的承諾去獲得這樣的寧靜感。也就是說，在自助組織中，這些有著類似恐懼的人們，在小組的幫助下，在彼此之間建立起一種和他們平日里體會到的人際關系有所不同的關系 。 自助組織提供一種有支持性的網絡，讓這些創傷后的人們發現自己不是那么“不同“，從而，他們會竭盡努力去避免／克服對自己的無助的羞恥感，以及那種會帶來社交隔絕的脆弱感。Bessel說，羞恥感和社交回避會讓人產生焦慮型的依戀（回復【依戀類型】給公號查看相關文章）以及成癮式的投入。 3. 對當前處境建立新的認識 同時自助小組還會教給這些人一種有意義的認知框架，幫助他們樹立能夠帶來健康生活的認知。
無論是否采用自助小組的方式，存在強迫性重復行為的個體都需要對自己強調“我活在此時此刻”，他們需要建立這樣一種新的認識：作為一個成年人，他們可以學習健康的保護自己的方式——通過一個有意識的選擇，不再投入到那些他們明知道是有傷害性的關系和行為里。
很多時候，我們通過兒時的視角得出的結論，會一直持續到成年期，繼續發揮作用——例如，我在自己的命運面前是無力的——直到那些“結論”被以語言的方式描述了出來，被我們重新檢查。
這些有強迫性重復的人需要樹立起這樣一種新的認識：作為兒童時，他們不需要為所有的混亂、暴力以及圍繞著他們的絕望負責任，但作為成人，他們的命運中存在他們自己的選擇以及由他們的選擇帶來的后果。他們需要意識到，自己已經有能力重新書寫出一個不一樣的故事，同時也不能逃避自己成年后遭遇的不幸中有自己的責任。
Bessel說，為了避免重復，一個人必須放棄那些讓自己上癮的行為、藥品、以及人。
自助小組會和創傷后的個體強調，要去找到當下的更有回報、更健康、更成功以及更有力量的活動和經歷，去替代“強迫性重復”，這種活動中也包括幫助那些與自己有類似創傷經歷的受害者（KY主創們：不如去做志愿者啊寶寶們）。
尋找安全的依戀關系，敘述過去的創傷，承認自己的痛苦，建立新的認知，這些因素彼此糾纏、相輔相成。如果你意識到自己反復陷入同樣的負面境遇，反復遭遇類似的不幸，尋找專業的幫助會是你此刻最好的選擇。以上。 References: Anderson, B. A., Kuwabara, H., Wong, D. F.,Gean, E. G., Rahmim, A., Bra?i?, J. R., ... & Yantis, S. (2016). The roleof dopamine in value-based attentional orienting. CurrentBiology, 26(4), 550-555. Carmen EH, Reiker PP, Mills T: Victims ofviolence and psychiatric illness. Am J Psychiatry 141:378-379, 1984 Finkelhor D, Brown A: The traumatic natureof child sexual abuse. Am J Orthopsychiatry 55:530-541, 1985 Janet P: The Mental State of Hystericals.Paris, Alcan, 1911 Mitchell D, Koleszar aS, Scopatz RA:Arousal and T-Maze choice behavior in mice: a convergent paradigm for neophobiaconstructs and optimal arousal theory. Learn Motiv 15:287-301, 1984 Nikolova, H., Lamberton, C., & Haws, K.L. (2015). Haunts or helps from the past: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 of recall oncurrent self-control.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Reiker PP, Carmen E(H): The victim topatient process: The disconfi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buse. Am JOrthopsychiatry 56:360-370. 1986 Simpson CA, Porter GL: Self-mutilation in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Bull Menninger Clin 45:428- 438, 1981 van der Kolk BA. The compulsion to repeatthe trauma: re-enactment, revictimization, and masochism. Psychiatric Clinicsof North America 1989;12(2):389-4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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