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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歌》與“財色詩”
安立志
《紅樓夢》開卷有一首《好了歌》，似乎在為本書開宗明義，旨在警醒讀者，千萬別以為本書真系“假語村言”。雖然作者自稱“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其實，曹雪芹還是向世人曲折地、隱晦地、批量地制造著“警世通言”、“喻世明言”或“醒世恒言”，這就是他為什么自嘆“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的道理所在。《好了歌》是通過跛足道人之口念出來的，道是:
世人都曉神仙好， 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 荒冢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 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 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兒孫忘不了！ 癡心父母古來多， 孝順兒孫誰見了？
這首歌不僅揭示出封建時代全部人生理想的幻滅，而且揭示出這種理想的矛盾與危機。而在我們這個無論文化傳統、思想意識乃至典章制度仍然不乏封建因子的國家里，人們對于“功名”、“金銀”、“姣妻”、“兒孫”的追求，何曾須臾離開過。
為幫助讀者理解這首歌，曹雪芹先生又借甄士隱之口作了一番解讀。這首“解注”，得到了跛足道人的充分肯定：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 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 蛛絲兒結滿雕梁， 綠紗今又在蓬窗上。 說什么脂正濃、粉正香， 如何兩鬢又成霜？ 昨日黃土隴頭埋白骨， 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 金滿箱，銀滿箱， 轉眼乞丐人皆謗。 正嘆他人命不長， 那知自己歸來喪！ 訓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強梁。 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 因嫌紗帽小，致使枷鎖扛。 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 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 反認他方是故鄉。 甚荒唐， 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一首《好了歌》，加上一首“解注”，似乎在告訴讀者、告訴世人：世事萬端、書中情節，白云蒼狗，滄海桑田，離合悲歡，興衰際遇，韶華易逝，青春難再，“好便是了，了便是好”，任你是爛漫春花，也難免秋風落葉。 《紅樓夢》之“脂評”稱，曹雪芹“深得《金瓶》壸奧”，因此，《金瓶梅》這部在創作時間上較之《紅樓夢》早了一個朝代的作品，在許多情節上為其提供了模仿、借鑒之方便。該書開卷之首也有描摹世態的兩首詩。不過，由于它“出道”較早的緣故，其所包含的內容遠不如《紅樓夢》廣泛，僅只“財”、“色”兩端，姑且稱之為《財色詩》。
其一：豪華去后行人絕， 簫箏不響歌喉咽。 雄劍無威光彩沉， 寶琴零落金星滅。 其二：玉階寂寞墜秋露， 月照當時歌舞處。 當時歌舞人不回， 化為今日西陵灰。
這首《財色詩》，雖然對“財”“色”二者的歷史功用有著足夠的“清醒”，但卻缺少《好了歌》及其“解注”的滄桑之感與沉郁之嘆。妙的是，《金瓶梅》中也有一首散曲，不僅也是借由佛道口中念出，而且在風格上也為甄士隱的“解注”創造了范例。如果說《金瓶梅》的開卷詩涉及的只是“財”“色”問題，那么，這首由薛姑子念誦的曲子，則“功名”、“金銀”、“姣妻”、“兒孫”就一應俱全了。為了敘述之方便，不妨且將其作為《財色詩》之“解注”。
蓋聞電光易滅，石火難消。 落花無返樹之期， 逝水絕歸源之路。 畫堂繡閣，命盡有若長空； 極品高官，祿絕猶如作夢。 黃金白玉，空為禍患之資； 紅粉輕衣，總是塵勞之費。 妻孥無百載之歡， 黑暗有千重之苦。 一朝枕上，命掩黃泉。 青史揚虛假之名， 黃土埋不堅之骨。 田園百頃，其中被兒女爭奪； 綾錦千箱，死后無寸絲之分。 青春未半，而白發來侵； 賀者才聞，而吊者隨至。 苦，苦，苦！ 氣化清風塵歸土。 點點輪回喚不回， 改頭換面無遍數。 南無盡虛空遍法界， 過去未來佛法僧三寶。
比較一下《紅樓夢》與《金瓶梅》這一巧合之處，是頗有意思的事。雖然《紅樓夢》的寫作背景在清代，《金瓶梅》的寫作背景在明代；《紅樓夢》描寫的是豪門貴族，《金瓶梅》描寫的市井小民，但這兩部書的開卷歌與卷首詩及其兩首“解注”散曲，其主旨卻有著大致相同的社會主題。這種主旨，不似“三國”，涉及疆場縱橫、朝代更替；不似“水滸”，涉及農民起義、朝廷招安；不似“西游”，涉及神魔斗法、正邪爭鋒，它們所描述的只是世俗生活與人性追求這類“一般通行物”的話題。
其一，人們對于人生理想和現實際遇的追求，是一種永恒的、正常的社會心理。人生在世，奔逐競營，不都是因為心存理想，意有追求，旨在實現么？“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是一種追求，“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是一種追求，“食色，性也”不也是“圣訓”么？“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史記·貨殖列傳》）“功名”、“金銀”、“姣妻”、“兒孫”這類東西，其實，都是人生追求的正當內容。當然，從價值觀上說，并非所有的追求都是正當的、高尚的，且不說不好要求每個人都追求“大同世界”、“共產主義”這類崇論宏議，即使是“惡”不也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借以表現出來的形式”（恩格斯語）么？不好說這些追求格調多么低俗，檔次多么卑下，這類追求只是生活中的不得已。在《財色詩》之后，作者曾這樣解釋人們對財的追逐：“假如一個人到了那窮苦的田地，受盡無限凄涼，耐盡無端懊惱，晚來摸一摸米甕，苦無隔宿之炊，早起看一看廚前，愧無半星煙火，妻子饑寒，一身凍餒，就是那粥飯尚且艱難，哪討余錢沽酒！更有一種可恨處，親朋白眼，面目寒酸，便是凌云志氣，分外消磨，怎能夠與人爭氣！……到得那有錢時節，……趨炎的壓脊挨肩，附勢的吮癰舐痔，真所謂得勢疊肩而來，失勢掉臂而去。古今炎冷惡態，莫有甚于此者。”由此可見，人們的追求，作為一種人生境遇，不宜全盤否定。
其二，人的欲望的無限性，要求人生追求應當知所進退。人們對物質與精神的追求，雖然有著正當性與合理性，但是，即使是正當的、合理的追求，也不能不擇手段、不顧分寸、不計后果。實現自己的理想，改變自己的境遇，任何時候都應以不損害他人或社會的利益為界限。對于這一點，在古人的智慧中，可謂俯拾皆是。“成功之道，盈縮為寶”（《管子·勢》），“物速成而疾亡，晚就而善終”（南朝梁·蕭繹《金樓子·戒子篇》），“荊岫之玉必含纖瑕，驪龍之珠亦有微颣”（北齊·劉晝《劉子·妄瑕》），“哀樂不同而不遠，吉兇相反而相襲”（唐·王勃《平臺秘略贊十首·規諷九》），這些看起來有些古樸其實十分樸素的道理，都在在告誡人們，人生的追求，一定要知所進退，真正明白物極必反，欲速則不達的道理。倘若絞盡腦汁，費盡心機，昧著良心，不擇手段，蠅營狗茍，損人利己，以滿足自己的無底欲壑，倒很可能緣木求魚，南轅北轍，飲鳩止渴，自掘墳墓。《好了歌》“解注”稱，“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方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財色詩》之后有云：“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欲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著甚要緊。”就是這些人的真實畫像。
其三，人生理想與現實際遇，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對于人生際遇的轉化，古人其實有著十分深刻的認識。“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戰國策·秦策三》），講的是自然法則；“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老子》四十四章），說的是物理之道；“昌必有衰，興必有廢”（漢·王充《論衡·治期篇》），論的是社會規律。“好了歌”中的“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財色詩》中的“雄劍無威光彩沉，寶琴零落金星滅”，“當時歌舞人不回，化為今日西陵灰”，《好了歌》“解注”中的“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財色歌》“解注”中的“畫堂繡閣，命盡有若長空；極品高官，祿絕猶如作夢”，等等，都充滿了事物轉化的辯證法思想。聯想到剛剛一審被判死刑的濟南市人大主任段義和，涉嫌貪污巨款，炸死情婦，不正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注腳么？表面上，《金瓶梅》是以談色、談淫為主的暴露作品，也是在第一回，有一首被稱為“色箴”的詩中說：“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里教君骨髓枯。”這種詩文，閃爍著相反相成的思想毫光，不僅不是什么“誘惑”與“教唆”，而且體現著對于人生的規勸與教化。這也正是張竹坡先生將《金瓶梅》稱之為“第一奇書”的道理所在。由此想到，曾幾何時，只允許省軍級以上干部才能閱讀《金瓶梅》的規定，曾是多么不可思議。
其四，人生苦短，嗜欲無盡，需要的是疏闊、淡定的人生態度。唐代詩人盧照鄰曾有過“寸步千里，咫尺山河”（《釋疾文序》）的喟嘆，上世紀80年代初葉一位名叫潘曉的青年也曾發出“人生的路為什么越走越窄”的感慨。人生有涯，欲壑無底。古往今來，又有多少真正“想的開”的聰明之士。《紅樓夢》中的甄士隱算得上“想得開”之一人，當他聽罷跛足道人的《好了歌》，初時批評他，“你滿口說些什么？只聽見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若果聽見‘好’‘了’二字，還算你明白。”“明白”了的甄士隱，竟然搶過褡褳背在自己肩上，隨瘸腿道人飄然而去。《金瓶梅》的作者也沒有更多的招數，也認為“到不如削去六根清凈，披上一領袈裟，參透了空色世界，打磨穿生滅機關，直超無上乘，不落是非窠，倒得個清閑自在，不向火坑中翻筋斗也。”由于時代的視野與社會的局限，當時之人找不到人生的出路，在人生境遇出現矛盾或遭遇逆境時，只有迷惘與悲觀，唯一的解脫辦法，是逃離塵世，遁身山林。按照作者的觀念，《紅樓夢》中的甄士隱、賈寶玉與惜春小姐是“想開了”，然而，已然身在佛門的妙玉姑娘，又何曾逃脫得了塵世的苦難。《金瓶梅》中的西門慶、花子虛、應伯爵諸公，倒是受不了那份“青燈古佛”的冷清，狂嫖濫賭，醉生夢死，行同狗彘，這類不以穢德丑行為恥的衣冠禽獸，終不能以人倫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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