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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車質押貸款詐騙系列行為分析 馬慧敏 山西省陽城縣檢察院 (來稿選登，與本號立場無關)
案例：2013年10月16日，陳某等三人為籌措賭資，在汽車租賃公司孟某處租用一輛黑色帕薩特轎車，并偽造了行車證、機動車登記證書、購車發票。2013年10月17日三被告人持偽造的車輛手續將車質押給一投資有限公司，騙取劉某現金15萬元，租賃到期后陳等人未歸還轎車，孟某遂通過GPS定位系統將車從劉某處開回。 案例中行為人實施了兩個行為：陳某租車的行為；陳某質押車輛騙取貸款的行為。這兩行為是否都構成合同詐騙罪在實踐中存在爭議。 一．租車行為的性質分析 根據詐騙罪的犯罪結構，行為人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被害人產生錯誤認識——被害人基于錯誤認識處分財產——行為人取得財產——被害人受到損失。合同詐騙罪是詐騙罪的特殊形式，是利用合同實行的詐騙，自然也要符合上述結構，五個條件缺一不可。引發對租車行為性質爭議的主要聚集在其中兩個條件：第一是陳某等人詐騙行為的表現是什么？第二是孟某是否有財產損失？ 對于第一個問題，陳某等人確實是用本人的名義去租車的，租車合同也是本人簽字按手印的，但是對于租車的目的存在虛構，對此有學者指出這是“自己意思的欺騙，即對自己的意思做虛假表示”，屬于詐騙罪的結構中的虛構事實行為。在本案中陳某等人聲稱自己在煤礦上班，煤礦領導安排自己租車去接人，并沒有表明真實的租車用途，屬于“自己意思的欺騙”，可以認定陳某等人實施了欺騙行為。 對于第二個問題，通過整個案件看孟某最后找回車輛，似乎沒有任何經濟損失，能否以此直接否定陳某等人詐騙罪的成立？ 張明楷教授認為，財產犯罪是對個別財產的犯罪，而不是對整體財產的犯罪；行為是否造成了損失，要看行為時的全部事實得出結論，而不能夠根據行為后的事實得出結論。“如果能夠肯定受騙者的財產交付，是基于對法益關系的認識錯誤，則應認定其受到財產損失（目的失敗論）。因為與生命、身體法益本身值得保護不同，財產法益在交換經濟下是作為經濟的利用、收益、交換的手段予以保護；特別是金錢，并不是其價值本身值得保護，而是作為交換手段、實現目的的手段值得保護。如果受騙者就“財產交換”、“目的實現”具有認識錯誤，則應肯定存在法益關系認識錯誤；換言之，在行為人提供了反對給付情況下，反對給付的屬性是財產交換的重要條件，若行為人對反對給付的屬性實施了欺騙行為，就表明受騙者具有法益關系認識錯誤，行為人就所取得的財產成立詐騙罪。”在本案中孟某雖然找回車輛，但是這是孟某事后的救濟行為，若孟某在陳某等人租車時知道租車的真相后便不會交付車輛，孟某想要的是一個沒有糾紛的租車合同，然而事實上并不是如此，因此應認定孟某的目的并沒有實現，其財產受到了損失。 綜上，通過租車合同非法占有車輛的行為完全符合合同詐騙罪的犯罪構成。 二．將租來的車輛質押騙取貸款的行為性質分析 該問題的爭議焦點主要是民事欺詐還是合同詐騙？陳興良教授認為該二者的區別在于“是否有無對價占有他人財物”。并且陳興良教授認為，租車質押騙取貸款的行為不構成合同詐騙罪，因為“在以騙取的車輛質押借款的情況下，出借人的借款具有車輛擔保，一般來說質押物大于借款，因此，出借人盡管受到一定的欺詐，但是借貸合同還是存在的，在被告人人不能夠歸還借款的情況下，還是可以通過質押物受償的方式實現自己的債權。”筆者對此觀點保持懷疑，理由如下： 第一，如前論述，財產犯罪屬于個別犯罪，并不是整體犯罪，因此行為人是否受到損失應取決于行為人行為時，并不是事后的整體事實。結合本案（假如孟某沒有將車輛找回），即使劉某通過行使質押權彌補了損失，也是一個事后行為，并不影響陳某等人之前的行為性質。在進一步講，孟某在質押該車輛時沒有盡到相應的注意義務——該車手續不合法，因此并不屬于善意第三人，其質押權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如此其質押權無法成立，權利最終無法實現。 第二，本案中雖然陳某等人和劉某確實有借款合同，陳某等人也確實交付了對價——車輛。但是結合整個案件和生活實際這個合同并不同于民事欺詐的有瑕疵的合同，這份合同從始至終都是一份無法履行的合同。其一，該車輛手續的非法導致劉某質押權無法成立；其二，車輛到期未歸還，孟某必定會尋找，即使該質押權成立，也無法對抗本權，質押權實現再次受阻。因此這份合同只是詐騙的一個手段，并沒有保障權利實現的實質意義，因此不屬于民事欺詐。 筆者認為，用騙取的車輛質押借貸的行為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三、兩行為如何處罰？ 這兩個詐騙罪是作為一罪處理，還是同種數罪？這直接影響到犯罪數額的認定，有觀點認為先前的租車行為是為了實現后面的質押騙取錢款，二者存在牽連，屬于牽連犯，而租車行為作為手段行為不再單獨作為犯罪處理，只應對后面的騙取貸款行為認定為詐騙罪。筆者對此觀點保持懷疑：一是根據牽連犯的定義，是指犯罪的手段行為與結果行為觸犯了不同的罪名；數行為之間存在手段行為與目的行為，原因行為與結果行為的牽連關系。這要求牽連犯針對的是不同罪名，本案是相同的罪名；二是牽連關系應采用類型說，即只有當某種手段通常用于實施某種犯罪，或者某種行為通常導致某種結果時，才宜認定為牽連犯。本案中前一詐騙和后一行為并不具有類型化牽連關系，因此不宜認定牽連關系，屬于同種數罪。 那么本案同種數罪是否并罰？筆者認為本案兩個詐騙罪不并罰，認定為一個詐騙罪，數額累計處理。理由是：第一，行為人觸犯的雖不是同一個法益，但卻是同種法益。張教授在論述連續犯時講“對侵犯非專屬法益的犯罪如侵犯財產罪，則宜采取同種法益說，如連續詐騙不同被害人財物的可認定為連續犯。以一罪論處。”第二，在司法實踐中，對于財產犯罪，即使不屬于連續犯，對于數次犯罪所得數額累計，以一罪處理。 在此前提下確定兩次行為的犯罪數額：第一個詐騙行為針對孟某的汽車，實踐中詐騙數額一般以該車的鑒定價格為準；第二個詐騙行為針對劉某的金錢，詐騙數額應以騙取的金錢數額為準，兩個犯罪所得累計為陳某等人的詐騙數額。考慮到孟某最后找回車輛。在量刑時可根據司法解釋，“一審宣判前全部收贓，退賠的，可不起訴或免于刑事處罰”的規定，按照罪刑相適應的原則，對其犯罪進行妥當的評價，最后做出相應的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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