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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順化皇城，宮殿上的漢字雕飾。 近代以前，漢字是東亞世界的通行文字。在古代越南，如同日本、朝鮮一樣，漢字文學蔚然可觀，成為漢文古典文學中的異域奇葩。 源遠流長的漢詩 自漢至唐，越南有約一千年作為中原王朝的郡縣，逐漸“通詩書，識禮樂，為文獻之邦”。 由于越南系在唐末五代的戰亂中以邊藩自立，故而唐代中原文化對越南產生了決定性影響，不但越南的漢字讀音（漢越音）以唐代中原語音為宗，唐詩也為之后越南古典文學所延續。其情思韻致與中國詩歌水乳交融，往往見不出什么差異。 自立伊始，百廢待興。越南的第一個自主王朝丁朝國祚短暫（968—980年），體制未備，學校未建。丁部領“目不識書”，其當政后，“欲以威治天下”，“置大鼎于庭，養猛虎于檻，令曰‘有違者烹嚙之’，人皆脅息，無有犯者”。故丁朝幾無文學可言。繼丁朝之后的前黎朝（980-1010年）國祚同樣短促，文學家仍舊寥寥無幾，但仍留下了現存最早的一首漢詩，杜法順的《國祚》：“國祚如藤絡，南天理太平。無為居殿閣，處處息刀兵。” 李朝建立之后，立文廟，開科舉，文風漸盛。大將李常杰的《南國山河》可能是這一時期最有名的一首漢詩，“南國山河南帝居，如何逆虜來侵犯；截然定分在天書，汝等行看取敗虛”，就詩論詩作得還算不錯，氣魄宏大，運筆老道，置于唐人邊塞詩中亦不遜色太多。 黎圣宗自稱“騷壇元帥”。 李朝之后，越南的漢詩穩步發展。其中有個特點就是歷代君主不乏漢詩愛好者。陳朝君主多擅長斯文，以致元人有“安南雖小文章在，未可輕談井底蛙”之嘆。而后黎朝第四代國君黎圣宗（1442～1497年）更曾親自組織詩社，自稱“騷壇元帥”，其詩不乏佳作。即使到了末代王朝阮朝前期，明命、紹治、嗣德等皇帝均精通漢文，有漢詩傳世。紹治帝（1807-1847年）更曾做兩首回文詩，可見其漢文水平之高。如其中《雨中山水》一詩，“灣環雨下江潮泛，漲溢風前岸沛香。山銷暗云催陣陣，浪生跳玉滴聲聲。潺潺水澗苔滋潤，漾漾波洲蓼茂榮。閑釣一舟漁逸訊，向林雙翁燕飛輕”， 順讀、倒讀皆合律成韻。 其時著名文學家有松善王、綏理王、阮文超、高伯適、白毫子等。嗣德帝（1829-1883年）曾作詩盛贊前四者曰：“文如超、適無前漢，詩到松、綏失盛唐”。 雖說夸張失度，此四人的詩文畢竟不同凡響。如高伯適（1809-1855年）所作的《橫山望海》一詩，“君不見海上白浪似頭白，怒風撼破萬斛舟。雷馳電博慘入目，中有點點浮輕鷗。海風卷山山如紙，山南山北千萬里。功名一路范人間，冠蓋紛紛我行矣”。由海上境界之壯闊，否定人間功名羈絆的狹小格局，似有李太白遺韻。 即使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法國殖民者占領越南并竭力排斥漢字后，漢文文學在越南已經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但一些愛國志士如潘佩珠、潘周禎等仍用詩歌宣傳革命思想，成了越南漢詩的絕唱。如潘佩珠曾作《別友詩》，寫道“生為男兒要希奇，肯許乾坤自轉移。于百年中應有我，豈千載后更無誰。江山死矣生徒贅，賢圣廖然誦亦癡。愿逐長風東海去，千重百浪一齊飛”。 流傳千古的名篇 相對中國浩如煙海的古籍，越南（特別是早期）存世的漢籍不多，這主要是由于歷代的戰亂。譬如元代蒙古軍隊攻打越南時，越南從北宋請去的4部印制的《大藏經》和1部《道德經》皆毀于兵火。而越南陳朝紹慶二年（1371年），占城從海路入寇升龍（今河內），擄掠子女、玉帛，焚毀宮殿，“圖籍為之掃空”。 但存世漢籍仍不乏佳作名篇。李朝太祖李公蘊（974-1028年）于1010年將國都遷往大羅城（改名升龍），所作《遷都詔》被認為是越南現存最早的歷史文獻和書面文學作品。此文以“昔商家至盤庚五遷，周室迨成王三徙”開篇，引經據典陳述遷都理由，文辭雄辯，不愧為傳世之作。 到十三世紀，興道大王陳國峻（1226～1300）在蒙古大軍入侵直逼京城升龍，陳朝軍隊行將潰敗的關頭，又寫下一篇慷慨激昂的《諭諸裨將檄文》，也稱《檄將士文》，一口氣列出中國歷史上許多忠臣義舉，鼓舞其將士保家衛國的斗志：“余嘗聞之，紀信以身代死而脫高帝；由于以背受戈而蔽昭王；豫讓吞炭而復主仇；申蒯斷臂而赴國難。敬德一小生也，身翼太宗而得免世充之圍；杲卿一遠臣也，口罵祿山而不從逆賊之計。……蒙韃乃不共戴天之仇，汝等既恬然不以雪恥為念，不以除兇為心，而又不教士卒，是倒戈迎降，空拳受敵，使平虜之后，萬世遺羞，尚何面目立于天地覆載之間耶哉？”其中的紀信、由于、豫讓、申蒯、敬德（尉遲恭）、杲卿（顏真卿堂兄）皆中國史籍所載之忠烈之士。 也是在陳朝，還出現了許多漢文賦，可惜能保存至今的只有十多篇，張漢超的《白藤江賦》名重一時。此賦自開篇的“掛汗漫之風帆，拾浩蕩之海月”直至篇末的“不在關河之險兮，惟在鼓德之莫驚”，可謂無一處非對仗，非精通中國賦者豈能為之。“孟德赤壁之師，談笑飛灰。苻堅合肥之陣，須臾送死。至今江流，終不雪恥。再造之功，千古稱美”也成為流傳至今的名句。 在這些作者中，文學地位最高的當屬后黎朝的開國元勛阮廌，由于他在越南文學方面的巨大貢獻，198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他列為世界名人。他的代表作是《平吳大誥》并以此馳名越南歷史和文壇。這篇以后黎朝開國君主黎利口氣寫作的“千古雄文”雖然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場，在明朝士人看來“語多狂悖”，大大夸大了黎利對明軍取得的軍事勝利，甚至對明宣宗進行了人身攻擊（“遂令宣德之狡童，黷兵無厭”，其實明宣宗當時已經三十歲了）但其文平易流暢，讀來真實感人，的確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文獻價值。而文中的“東海之水，不足以濯其污；罄南山之竹，不足以書其惡”明顯變換之《唐書》中李密聲討隋煬帝的“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一句，也體現出古代中原文化對越南漢字文學無所不在的強大影響——即使是在一篇主旨是斥責“北朝”（《平吳大誥》的“吳”指的是明朝，因朱元璋曾稱吳王）的政治宣傳作品中亦然如此。 字喃文學作品 漢文小說的流行 自唐以后，中國文學可以概括為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其中，除元曲似未南傳外，詩詞小說，皆見諸越南漢籍。小說是一種容量相對很大的文學體裁，它不僅在形式上可以同時兼容其他文學體裁，而且在內容上，無論從表現社會層面、挖掘文學意蘊等方面都是其他文學體裁所遠遠不能望其項背的。 中國古典小說很早就傳入越南，并對越南文學與小說創作產生過深遠的影響。無論在內容取意，還是在體例技法乃至審美趣味上，越南小說的創作都表現與中國古典小說一脈相承的印記。譬如越南古代文學中成就最高的名著，阮攸（1765-1820 年）的《金云翹傳》雖然是一部字喃（越南在漢字基礎上創造的本土文字）作品，但它的故事不是原生的，而是作者以中國明末清初青心才人的章回體《金云翹傳》為藍本改寫而成的。 至于以四大名著為代表的古典小說也先后傳入了越南。其中尤以《三國（志通俗）演義》影響最大。根據黎貴敦的《北史通錄》有記載，他在1760-1762出使中國時，讀了《西游記》、《三國演義》等作品，回國時還帶著一部《封神演義》，當時越南經常將中國古典小說中的故事改編為各種越南戲曲，在英國博物院收藏的50多種越南木刻版劇本中，有9種是關于三國故事的（年代估計為19世紀前），劇目有《三顧茅廬》、《江右求婚傳》、《花燭傳》、《荊州赴會》、《華容道》、《截江傳》、《當陽長坂》等。 作為中國最有影響的歷史演義小說，《三國演義》也成為越南小說家撰寫漢文歷史小說的范本，后世此類作品也大多仿效了《三國演義》的體例與人物與戰爭場面的描寫。越南漢文歷史小說的奠基為十五世紀中期成書的《皇越春秋》。此書共六十回，分上、中、下三卷，每卷二十回。描述了十五世紀初期從胡朝代陳到黎利建立后黎朝的一段歷史。情節并非特別引人人勝，但可讀性較強。在《皇越春秋》中，正史中極少被提及的黎善作為黎利的謀士而出現，成為小說中重點塑造的關鍵人物，他通過“投書授計”、“決策攻城”、“象陣燒屯”、“玉蕊誘敵”等一系列戰役的謀劃幫助黎利取得了勝利，體現了其非凡的軍事才能。其足智多謀，遠見卓識，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足以和《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相媲美。 二百年后，越南的漢文歷史小說在《皇黎一統志》達到了巔峰。這部小說大約寫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約相當于中國清朝乾隆末到嘉慶年間。內容主要敘述后黎朝的滅亡和西山阮氏的崛起。全書十七回，先由吳俧寫了七回，隨后吳悠續寫十回，吳任編輯整理。由于兄弟三人都親歷了小說中所描述的時代，目睹了其中的諸多歷史事件，這保證了小說中史實與小說藝術的統一。《皇黎一統志》表現出一種難于抗爭的非人力因素，這種“天命”似乎支配著歷史的發展進程，也使小說帶著濃重的宿命色彩。 小說重點塑造的人物是阮整，他開始是作為曄郡府的門客，后來其師黃素履（鄧妃黨）在權利斗爭中被殺，阮整逃到西山，被阮岳兄弟重用；之后引西山軍入升龍，保駕有功，得到少主倚重，成為權力的核心人物。他權侔人主，勢傾天下，人不敢側目，最后被西山軍所殺。這個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人物頗有一點《三國演義》中的曹操的影子。但《三國演義》對曹操性格的塑造只是突出了“奸雄”的一面，忽視了人物性格的復雜性。而《皇黎一統志》對阮整的性格的刻畫既如實地反映了他積極有為的一面，又突出了他的自私自利、貪婪殘暴、目光短淺的本性，這個人物形象比之曹操形象更加豐滿。可見，越南作家對于漢文章回小說藝術，亦有青出于藍之處。 無論如何，作為中越“書同文”時代的產物，越南的漢字文學遺產在今天已經成為漢文古典文學這一整體的一部分。甚至較之已棄用漢字的越南本國，熟諳漢字的中國讀者反更享有閱讀的便利，也頗有令人唏噓之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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