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平王氏宗親 堂號文化
舊時，中國各姓的祠堂正門上方往往掛有一塊牌匾，寫著“XX堂”字樣，這就是中國人的堂號。簡言之，堂號就是祠堂的名稱、稱號。它不僅僅用在祠堂，還多用于族譜、店鋪、書齋及廳堂、禮簿等處；有的人家還在生活器具上的，如在斗、口袋、錢袋、燈籠等上面書以堂號，以標明其姓氏及族別。
堂號的命名大多都有自己的典故，它們或為了族人緬懷先祖，或是為激勵斗志。王姓的堂號為“三槐堂”，或稱“槐蔭啟秀”，這出自《宋史·王旦傳》。
北宋初年，尚書兵部侍郎王祜寫文章、做官都很出眾。他相信王家后代必出公相，于是在院內種下三棵槐樹，作為標志。王祜植三槐，是借用三槐喻三公。《周禮·秋官·朝士》中有“面三槐，三公位焉”的記載。所謂三公，是當時朝廷中三種最高官銜的合稱，周代時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后來，王祜的兒子王旦果然做了宰相，當時人稱“三槐王氏”。文學家蘇軾，同王旦之孫王鞏是朋友，曾應王鞏的請求寫了一篇《三槐堂銘》。此文被編入《古文觀止》一書，被廣為流傳。
謝氏族人的堂號為“東山”、“寶樹”。“寶樹堂”的典故出自東晉。當時謝安與其堂侄謝玄在淝水之戰中以寡敵眾，大破前秦苻堅的大軍，扭轉了東晉的危險局勢。謝玄曾說：“芝蘭玉樹，生于庭階。”玉樹即寶樹，意思是說謝家的子弟人才很多。于是，后世文人常用“寶樹”作典故，以喻子弟賢俊。王勃的《滕王閣序》就有“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的句子。
張姓的堂號“百忍堂”出自“張公藝九世同居，書忍字百余”的故事。有言道“百忍成金”，其間包含著累世同居的典故。中國古代推崇累世同居，幾代同堂、長幼有序的大家庭，歷來被視為值得褒顯的風尚。《舊唐書·孝友傳·張公藝》中說，張公藝因其九代同堂，幾次得到皇上旌表門閭的榮譽。麟德年間唐高宗祭祀泰山，路過鄆州，親自到張公藝家中，詢問他怎樣保守家業，令同族和睦。張公藝寫了100多個“忍”字作答，高宗皇帝為此感動得流下眼淚。雖說“百忍”之中包含著幾分辛酸，但能感動皇帝，也是很榮耀的事。于是，張姓人家以“百忍”為堂號，銘門額。
楊姓的“四知堂”，出自“楊震舉王密，不受四知金”的典故。楊震，東漢人，歷任荊州刺史、湯郡太守等職。當時，王密受到楊震的器重，被舉薦為昌邑令。一天晚上，王密懷揣金子謁見楊震，欲以報答，楊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這句話令王密羞愧得離開了。后來“四知”便成了楊姓的堂號。
周姓人家常名“愛蓮堂”，源于名篇《愛蓮說》。《愛蓮說》出自宋代名儒周敦頤之手。“于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凈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文章以蓮喻人，情真意長。周姓人家以“愛蓮”為堂號，不僅以《愛蓮說》為自豪，還旨在借“花之君子”以自勵。
此外，如范姓的“麥舟堂”，柯姓的“瑞鵲堂”，艾姓的“愛民堂”，田姓的“紫荊堂”，戴姓的“禮經堂”，吳姓的“‘三讓堂’等都有各自的典故。
一姓幾支，各有堂號的例子也是有的。山東章邱的孟家是經商的巨賈。孟氏兄弟分立門戶后，各建本支堂號，于是綢緞布料店，便有了開“瑞增祥”的“容恕堂”，開“瑞蚨祥”的“矜恕堂”，開“瑞林祥”的“慎思堂”。
堂號源遠流長，出之有典，代代相傳，不可被擅改，是各個姓氏編纂家譜的主要依據。近年來，隨著全球華人尋根熱潮的興起，許多宗祠被恢復，族譜被續修，因此，堂號再一次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不過，今天的堂號，已經沒有了宗族主義的負面作用，它成為人們尋根問祖、緬懷先祖和激勵后人的象征。
郡望文化
人們提起歷史上的一些顯姓大族，往往在其姓氏面前冠以地名，如京兆杜氏、博陵崔氏、潁川陳氏、太原王氏、隴西李氏、瑯玡王氏等，姓氏前面的地名就是此姓的郡望所在地。郡望不是姓氏，但卻與中國古代姓氏文化有密切的聯系。
那么，什么是郡望呢？所謂郡望，顧名思義，就是一郡之望族的意思。因此，郡望是顯姓世族的標志，它將同一姓氏中的豪門與寒門、世族與庶族區分開來。
我們在論及姓、氏的功能時曾指出，在先秦時代，姓、氏二者有明確的區別，姓用以標血緣，而氏則用以辨貴賤，貴有氏而賤無氏。但隨著秦始皇一統天下，變封建制為郡縣制，原來的世襲貴族煙銷云散，氏也就不再是貴族的標志了，而與姓一樣成了單純的家族血緣標志。
秦始皇變封建為郡縣，雖摧毀了傳統的封建等級制，但這并不意味著在秦代以后就不再存在等級制度了，而只是意味著舊的等級制度被新的等級制度所代替。于是，新的表示社會等級的符號手段也就應運而生，'郡望'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標志社會地位以區分貴賤的手段。
秦漢之后，雖然已無如先秦時代那樣的世襲貴族，但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有些家族由于世代居住某地，人才輩出，或由于戰功，而被加官封爵，蔭及后世，從而積累了巨大的經濟財富和文化威望，遂成為一地的豪門大族，這種家族由于在當地為人所仰慕矚望，故稱為'郡望'。如南北朝時代至隋唐時代，范陽盧氏、清河崔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就是當時北方的四大望族。在姓氏面前標以家族居住地，亦即郡名，以表示其為此地的望族，'郡望'因此就成了區別貴賤的手段。
郡望既然是貴賤顯著之標志，因此也就成了國家選拔人才任用官吏的依據，魏晉時代的'九品官人制'（又稱'九品中正制'）就是一種依賴郡望選拔人才的制度，因此，從魏晉直到隋唐，名門望族對自己在國家譜籍中的地位都十分在意，想方設法在其中占據顯要位置。北魏時官方為漢姓定譜籍，欲列四個望族于一等，當時'隴西李氏'得到這一消息后，派人快馬趕到京城洛陽，想打通關節進入一等四姓，但還是讓山東大姓盧、崔、李、鄭占了先，從而未能擠進前四姓。或許是由于對此事一直耿耿于懷，隴西李氏的后代李淵創建唐朝后，唐太宗李世民重修氏族志，是為《大唐氏族志》，抑盧、崔等傳統世族，而將自家的'隴西李氏'列為第一，總算報了宿仇。
唐太宗李世民雖大開科舉以打擊舊的望族，但有唐一代，傳統望族在政治上的勢力仍不可低估，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可以發現，唐代宰相多出自望族，如博陵崔氏任宰相的就有12人，清河崔氏有5人，范陽盧氏有8人，滎陽鄭氏有9人，太原王氏有7人，瑯玡王氏有4人。
郡望還是名門世族論婚聯姻的依據，一般人婚姻講究門當戶對，名門世族的婚姻更是非望族不娶，非望族不嫁。如東晉時的瑯玡王氏與陳留謝氏就世代通婚。梁代河南王侯景想娶王、謝二姓的女子為妻，請梁武帝代為說合，梁武帝說：'王、謝的門第太高，與你不般配，你還是在朱、張以下的諸姓中找一個稱意的吧。'可見當時名門望族的壁壘之森嚴，連皇帝也拿他們沒有辦法，因為能稱得上郡望的名門望族，是世代積累的結果，并非天子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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