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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太原市迎澤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的一起職務犯罪案件中，針對辯護人要求公訴人出示對被告人有利的一份訊問筆錄的申請，公訴人（曾獲山西省十佳優秀公訴人稱號）當庭反駁說，公訴人在審查起訴階段的訊問僅僅是核實偵查階段的證據，是辦案流程，所制作的訊問筆錄并不屬于證據，不需提交法庭。公訴人還當庭舉起一份材料——“我手里就是這份訊問筆錄，但我不交”。 該案是二審法院發回重審的案件。在發回前，太原市中級法院根據律師的申請，認為有必要調取該材料，已經以法院書面通知的形式，要求檢察機關提交該證據，但檢察機關一直沒有提交。律師申請的理由是，公訴人制作的該份訊問筆錄，是對同案犯的全面訊問的記錄，其中部分對被告人有利的重要內容在偵查階段沒有記錄（或者被遺漏）。在公訴人訊問該同案犯之后不久，同案犯就因病去世了，因此該份筆錄具有不可替代性，應當作為證據向法庭出示。 那么，公訴人所說的“流程論”，是否符合法律規定？或許，很有必要探討這個帶有一定普遍性的司法實踐問題。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可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都是證據。”可見，刑訴法規定的證據定義很簡單，任何一個材料，只要可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就都是證據。上述案件中，公訴人制作的訊問筆錄，能夠證明案件事實，而且能彌補偵查人員未能收集到的事實內容，當然也是證據。 刑訴法第四十八條列舉的證據種類中，第（六）類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顯然，訊問筆錄作為法定證據種類之一，其制作人員并不限于偵查人員。 對此，刑訴法第五十條又做了具體明確：“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這里的檢察人員，是與偵查人員并列的，主要就是指擔負審查起訴職責的公訴人員。法律既規定了公訴人有調查取證權，也規定了公訴人依法取證的義務。公訴人所收集的證據，與偵查人員收集的證據有同等法律效力，并不是簡單的內部核實材料。 司法現實中，在遇到被告人提出自己的有罪供述是偵查人員非法取得時，公訴人為了證明證據來源合法，經常在法庭上出示自己制作的訊問筆錄，用于證明被告人在審查起訴階段并沒有提出類似理由，而是繼續保持有罪供述。此時，公訴人制作的訊問筆錄就是被作為證據使用的。 大多數案件中，公訴人都不需要出示自己制作的訊問筆錄，只出示偵查人員收集的證據。這是因為其在審查起訴過程中，經過核實案件證據，沒有發現新的事實，無需重復出示與偵查階段同樣的材料。 但在一些必要情況下，公訴人就應當把自己制作的訊問筆錄，作為證據向法庭出示。除了常見的用于證明偵查階段證據的合法性之外，在有必要補充偵查人員沒有收集的證據內容，或者可能有利于被告人時，都應當出示。刑訴法第三十九條規定，辯護人認為在偵查、審查起訴期間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收集的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材料未提交的，有權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調取。在2013年最高院印發的《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第24條、2015年9月兩高三部發布的《關于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第十六條、 2016年7月兩高三部發布的《關于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第十一條等法律文件中，更是不斷強調了辯護人申請調取可能證明被告人無罪、罪輕的證據，應當準許；證明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罪輕或者罪重的證據，都應當在法庭上出示，依法保障控辯雙方的質證權利等內容。這就意味著，審查起訴階段公訴人取得的任何材料，只要有利于被告人，都應當提交或出示。 對檢察人員已經收集到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而拒不出示的，法庭應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認定。這是規范法庭調查程序，確保訴訟證據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實查明在法庭的必然要求。 小結 有些公訴部門長期以來不愿意行使調查取證權，基本是通過補充偵查等方式由偵查人員補充調查，以至于幾乎忘記了自己的取證職責，也忘記了自己收集的材料同樣是法定的證據。公訴人在收集到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時，經過辯護律師申請，依法應當及時出示，不應當按照自己偏離于法律的觀點故意隱匿證據，更不應當在明知法院已經書面要求調取的情況下，仍然按照自己的觀點忽略法庭權威。對依法應當出示證據而拒不出示的，法庭應當按照證據規則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認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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