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杭州話

漢語自古有方言的存在，《孟子·滕文公下》記載；楚大夫想讓兒子學齊人的方言，不知道應該是先跟齊人學呢？還是應該先跟懂得齊語的楚人學。（“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可見當時學方言，也不比現在學外語容易。

早先浙江的語言，來自一個叫百越的民族，繁衍生息在今天的寧紹平原。后來由于海侵的發生，寧紹平原成為了淺海。一部分越族渡過杭州灣，散居在今天的浙北、蘇南一帶，成為后來的句吳族。一部分遷入浙東山區，成為《越絕書》記載的內越。還有一部分留居沿海島嶼，成為《越絕書》記載的外越。所以后人稱這一地區相類似的先民的方言為吳越方言，還是存在著語音的差異。

比如在《莊子·讓王》中，東漢成玄英疏（闡釋）；“農，人也，今江南喚人作農?！边@種南方人特有的稱呼，如今也寫做“儂”。不過當時的江南范圍是很大的，這也是當年的古越人向那里疏散并生活的證明。所以一般學者認為；真正的越語，在秦始皇征服江南（包括如今的閩北以及嶺南）以后，越族從這個地區流散，漢族陸續遷入，已發生了一個漢化的過程（這個漢化的過程，浙江尤其明顯，這在前面的篇幅中我已經陸續地講到了）。類似這一種稱“人”為“農”的口語，也逐步被后來的北方人所接受。

秦漢以來，更不斷有漢人南遷，越人北徙。再加上長期的交戰，靠近平原地帶的語言，交流的可能就較山地的多了。所以，最初的吳越方言，越往南，仍是以越語為主，從現在不少的浙江地名上，多多少少也可以看到這么一些越語的遺留。

比如《越絕書》對“余姚”與“余杭”的“余”的解釋，說；“朱（通‘諸’）余者，越鹽官也，越人謂鹽曰余。”這就是說，當時的越人把“鹽”這個字，讀成“余。余姚、余杭的位置瀕臨大海，所以它們的地名，都與產鹽有關。直到如今，我們也還是可以從這一些地方的某些年長者的口中，聽到這種介于“余”“鹽”之間的對“鹽”的發音。

這一個發音，和吳地的發音當然不同，不然，《越絕書》也不至于當一個問題提了出來。特別是東漢后期，隨著孫吳的南擴以及后來西晉的南遷，大部分的越方言，保留在閩北嶺南一帶。所以丁邦新先生認為：現在閩語的前身，應該是吳（越）語；而當時的北語，則是現代吳語的祖先。這一論述，對于我們認識杭州話，有很大的啟發。

杭州古名錢唐，錢唐這個名字自公元前210年出現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以后，起先屬于會稽郡（今紹興），東漢以后屬于吳郡（今蘇州）。到了923年，錢镠建立了吳越國，杭州又成了吳越國的都城。所以，屬地的變化，也促使吳語系內的“南腔北調”不斷地交流融會。

綜上所述，可以說，杭州話在北宋之前，基本上是以吳語為主，吳語中也包含著一定的土越語音。就像后人學說普通話，不經意間，總要漏出幾句杭州方言出來。明代嘉靖年間的老杭州人田汝成，就覺得很有必要對方言在這方面的特征有所描述。他在《西湖游覽志余》的“委巷叢談”中收集了不少這方面的文字，可惜，有不少的方言，至今已經絕跡。比如把“恰好”說成“木契”；“茄子”說成“落蘇”；“虛偽”說成“樓頭”；“邂逅”說成“豆湊”等等。這里，除了“豆湊”尚有可能是現在的杭州方言“豆進豆湊”的出處（仍需考證），其他已經無據可尋。

使杭州方言起了實質性變化的，是公元1201年宋高宗趙構的偏安，杭城成了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以后。當時，五方人士匯集，南北語言混雜。為了便于交流，杭州的歷史責任，需要它的方言“反主為客”，普及起一種官方的語言。在這一種官方語言的產生過程中，杭州市井中的吳（越）方言，也就在南北文化的兼收并蓄中漸漸退居為“山”話“村”語，官方的書面化語言逐漸突出。我在談及杭州話的諸篇文章中，就有這一種官方語言對“山話”的“矯枉過正”的描述，諸如《自說山話》、《緘》等。同時，在這一種強制性的官方文化的普及中，也存在著地方文化對外來文化的抵觸，譬如《外路紳士》中所說的市井的蔑視和反抗。

所以，不少的杭州方言，至今仍保留著許多古漢語的書面語詞，這在《現代漢語詞典》中都沒有一一收入。比如，形容人如潮流的“一曹一曹”的“曹”（要是換作“潮”，那是把人群的氣勢比作浪潮，與“群”的本義相去就遠了）。比如，把煎好的中藥倒在碗里叫“潷”；稱繩子為“索兒”；稱“借”為“假”；稱“折”為“拗”；稱“窄”為“狹”；稱“冷”為“瀴ying”；稱“淋雨”為“涿zhuo”；稱小酌小飲為“渳mi”。翻翻古漢語，翻翻《集韻》杭州話在使用中的音、義、語境的準確程度，幾乎連北京話為基礎的普通話都難以企及。

此外，古漢語中名詞作動詞的用法，在方言中也有存在。比如，杭州人使用得最為普遍的一個口語“耳”，就是。不要聽他，杭州話說成是“不要耳他。”此外，杭州人說“耳朵里食進去”的“食”，一般大家都理解成“入”，其實是不對的?！岸场币辉~，《康熙詞典》的釋義是：“俗以涂巷之言為信”，這和我們平時所說的：“隨便相信人家的流言”是一個意思。

在杭州方言中，這一種常掛在嘴邊，但又不明白它的來由的情況還能舉出一二。比如，杭州人常說的“肉骨”，一般人都理解成“入骨”。但要是仔細分析，“肉骨”一詞能夠形容人的“吝嗇”，“入骨”卻不能。你說“某人蠻入骨的”，怎么理解？似乎沒有前提。而“肉骨”的說法，就是古漢語中名詞的致動詞用法，意思是使枯骨生出肉來，《左傳》里就有這種用法。類似的使用，還有杭州話的“膩心”。

其次，隨著汴梁人士的大量涌入京城臨安，不少的北地的方言也帶了過來。除了篇目中說到的“眊”以外，比較明顯的如山西方言“吃得邋遢，做個菩薩”?！板邋荨辈⒉皇鞘呛贾萑嗽械姆窖裕贾萑朔Q“臟”為“fong”（此字另作述及）。此外，杭州人稱愛打扮的女人為“纖”，比如“纖煞煞”，在河南人的口語中也有一個“倩”字，使用的語境幾乎相同，從歷史上看，這都有影響的可能。當然，還不僅僅是語言，地方的風俗，也融進了杭城的市井。比如開封等地生小孩的“紅蛋”；認“干親”（諸如王干娘李干娘）；父母做壽的“六十六，吃塊肉”等等。這一些風俗，也直接體現在了后來的杭州方言之中。

此外，宋、明、清話本小說中的不少俚語俗言，往往也可以在杭州話里找到它們的遺留，比如“拐棒兒”、“敲板兒”、“沒腳蟹”、“三不知頭”、“皮外卵子”等等。還有一個在話本中使用得最頻繁的詞“恁地”，這個“恁地”，也就是現在市井口語中“什格的”原形。從這里也可以看出，早年的杭州方言，除了對官話書面文字的吸收以外，更多保留著的還是當時中原地帶的市井佰坊的俚語。

有人說正宗的杭州話在市郊留下一帶，也有說在靈隱梅家塢一帶。這有兩方面，一是最早的杭州人確實在那一帶生活過；二是那里的人一直以來也保留著一種“自說山話”的口音。這也說明，在杭州城里，也不是處處都保持著杭州話的純正。在早的不說，就說民國初期，城區中的勞工弄、同胞社、新民村、百歲坊巷，這些外來人口比較集中的地方，語言也是十分的混雜?？上?，由于系統的越語音早已消失，使我們無法從另一個角度來論述與歸納一些杭州特有的語言文字。只能在一些周邊語言的比較中，作一點“自說山話”的探討。

唐詩宋詞，北方人念起來沒有南方人那么平仄上口，就是這個道理。再比如，不少的學者，至今仍堅持認為，《水滸》的形成，與杭州及杭州的西溪有關。當然，這還需期待有關學者的進一步探討。但有一點應該看到，明清話本中的不少語言，如今仍保留在杭州方言里的這一現象，也是促使不少人認同《水滸》在杭州形成的說法。

杭州話，總體上是吳語的一個支流，主要特點是歷史上受“國都”官話的影響較大。同時，作為當時東南的第一大州，又摻雜了許多南來北往的語音。這種特有的現象，就是現在杭州方言的特征。王力先生也認為：在浙江的吳語區中，“杭州小片”則是吳語區中的一個小別，與傳統概念上的吳語有所不同。所以，說到吳方言，一般的方言詞典，都不將杭州話作為例證收入，這也不是沒有道理。

當然，除了上面所分析的社會的因素以外，自然因素也有。北面杭嘉湖的富饒溫柔，與南面山區的貧瘠相比，更來得穩妥和平。所以每有天災人禍，南面總難免往北面流動。同時，越人孔武的本能，也使他們不安命于自己的生存，這從一個“趒”字中也可以看出。所以，這也是某些越地的土語能長時間的在杭州方言中存在的原由；這也使得“杭州蘿卜紹興種”這句話，一直成為解釋杭州方言中語音問題的答案。

比如把“搞”稱作“捻（nian）”；把染病的“染”稱作“nia”（推而廣之，沾上污漬也稱作“nia”）都是沒有辦法用文字能寫下來，也無法在現有的現代漢語上找到釋義對應的文字。能勉強寫下來的，大致很牽強。比如把“厲害”說成“殺蚤”；把“在”說成“賴”；還有“不要”連讀為“標（biao）”等等。

這一類語音，在杭州話中的比例雖然不大，不能算是主流，但仔細推究，這里也有一個語音的變易問題。是否也可以這樣認為：杭州人在某些口語中對語音變易的隨意性，也是造成方言中語音與文字不對稱的一個主要原因。比如“出頭椽子”一說，如今杭州話就有三種讀音，其他兩個是：“出頭團子”和“出頭卵子”。百年以后，是否也會給后人留下難解的疑問？

此外，在社會的發展之中，杭州話也保留了不少的時代特征。除了篇幅中說過的一些外來語以外，還有不少的外來語，已經在原有的洋涇浜語的詞義上，又衍生出了一些新的意思，如“共攏三姆”，原意是英語all sum（全部），杭州話加上了“共攏”，便有了一種七七八八大雜燴的意思了。還有類似稱日光燈的啟輝器為“斯達特”，稱“︹”樣的造型為“奧米格”的明顯的行業術語。這一種語言的特征，杭州話可以說是中西結合廣收博納，比如版版六十四、四四一十六等。作為一個曾經的大都市，杭州的語言文化可以說是兼容并蓄，多姿多彩。

現在的杭州人，無論大伯大嫂，還是牙牙學語的小兒，不講普通話的是極少了。不過，要是讓某些上了年紀的杭州人說普通話，多少也會露出方言的腔調，這種腔調，杭州人叫做“杭普話”。雖然這也可以看作是語言的進步，但是，對于方言的逐漸消失，不能不說也是一種遺憾。

報載說美籍學者揚振寧先生回到闊別六十年的家鄉，曾夸耀自己的合肥方言比許多地道的合肥人講得還要地道。這種“地道”，就是包含著一種方言所蘊含的過去。這種“過去”，也是一種歷史。放棄了這些，也就不存在地方與地方的本質區別。

本書中收集的杭州方言，雖然力求寫出它在表達上的豐富性，以及所蘊含的地域歷史文化。但與普通話的要求，或多或少也存在著語言上的不規范。與一般的方言語音的研究，也缺少一些學術性的探索，只能視作率性文字，閑適小品，供飯后茶余的消閑。

為此，在這本集子的后面，對“杭州話”再作這么一點認識性的羅嗦。不妥的地方，還請博學之士多多指正。

參閱；《浙江地名簡志》“序”（陳橋驛）；《漢語語音史》（王力）；《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王福堂）；《當代吳語研究》（錢乃榮）；《現代吳語研究》（趙元任）；《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丁新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