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釋“長檐車、高齒屐、斑絲隱囊、棋子方褥”

試釋“長檐車、高齒屐、斑絲隱囊、棋子方褥”

沈從文

    北齊顏之推在他著的《顏氏家訓·勉學篇》中，批評梁朝貴族子弟不學無術、浮華空疏、講究享受時說到當時四種時髦事物：“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至于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檐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于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習文史的照例必讀過這篇文章?！把绿昝?、傅粉施朱”，凡是讀過《世說新語》和干寶《晉紀·總論》的，必然明白它的出處和原因。至于文中提起的**時社會流行時髦用具，究竟是些什么樣子，又為什么原因受重視？就不大明白。字面容易認識，真實意思卻不容易懂。從古書注里想辦法，還是不好懂。因為如孤立引書證書，只會以訛傳訛。例如注稱“長檐”即“長轅”，行動安穩云云。事實上這只是附會，長檐并非長轅！但是，如能用個較新辦法，讓文獻和文物適當結合起來，試作些探索，千多年來疑問，雖不能說迎刃而解，至少圖文互證，這幾個字的含義，就有可能懂得切實具體多了。

    一切事物從不孤立存在，生活日用什物，更必然上有所承而下有所啟。由文物所證，已可看到自商代起始，車的造型變化過程?！伴L檐車”就是有長長罩檐的一種車子，從南北朝時代保留于石刻、磚刻、壁畫、陶塑車輛中去尋覓，毫不費力，即可以現一系列這種車子。拉車有馬有牛，漢末《古詩十九》中“軒車來何遲”的軒車，曹操借故把楊修殺掉后，送楊彪夫婦的“通明繡幰四望七香車”，是它的前身，而唐人“油碧香車金犢肥”的油碧車或金犢車和“畫轂雕鞍狹路逢，一聲腸斷繡帷中”的油碧香車。畫轂繡帷，卻是它的后繼者。

    較早形制特征，是兩旁有窗，車蓋高張，車后還曳個長長繡幰。由一牛到四馬都可使用。漢代以來，比較窮的王公士大夫只乘牛車，到武帝后，慢慢照制度辦事，馬可以按等級使用。漢末好馬多供軍用，牛車在某些地區復流行。到晉代且轉成時髦，增加華美，蹄角瑩潔如玉，價值千金。它和社會上層對于老莊愛好也有一定關系。因為傳說老子是乘青牛出函谷關的。魏晉以來，貴族士大夫多紈绔子弟，腹中空疏無實物，卻喜作務虛清談，愛漂亮。有的為官作宦，也憑這個得到帝王權臣寵愛。社會相習成風，不以為恥。因此，“何郎傅粉、荀令熏香”反被渲染成為佳話，影響社會風氣。所謂“名士”有種種不同，至于尚清談，乘牛車，二而一，實時髦事物的兩種表現，影響到齊梁，即成《勉學篇》中描繪的形。《世說新語》記王導故事，《搜神記》敘劉幽求故事，提起的車子，人神所乘大致都屬于此式。

    最早式樣的形成，或在漢武帝時，反映于一個小小青銅戈戟附件上，用金銀錯法表現仙人駕芝蓋白鹿車于云中奔馳，正與漢樂府詩“仙人駕白鹿”相合。這個美術品，目下雖陳列于故宮博物院戰國藝術館柜子中，事實上，它是在河北懷安西漢五鹿充墓中出土物，很可能還是武帝東封泰山求長生不死，或文成五利在長安齋宮壽宮作法事，武帝隨從執戟郎官手中物。其次式樣多反映于浙江紹興出土漢末魏晉之際青銅鏡子上，是本于穆天子傳周穆王駕八駿馬出游會西王母故事而成。車中也有作西王母的。漸進到南北朝才展成長檐車。

    近年出土文物中，有一系列現，特別有代表性的，計有：

    河南鄧縣齊梁時畫像磚墓浮雕長檐車，

    山西北齊張肅俗墓彩繪黃陶長檐車，

    北魏正光二年（公元521年）刻石長檐車，

    北魏永安二年（公元529年）造像刻石長檐車，

    敦煌北朝壁畫九色鹿經故事彩繪馬拉長檐車，

    故宮、歷史博物館及貴州師院藏隋焦黃釉陶長檐車，

    唐張議潮夫人行香圖彩繪長檐車，

    歷史博物館陳列唐白瓷小玩具長檐車，

    此外保留在畫卷上還有宋人臨摹唐末五代舊稿《西岳降靈圖》中長檐金犢車。車制多大同而小異。唯駕車用二牛背加錦韉為僅見。

    文圖互證，我們才明白，西漢三國以來，仙人所乘“芝蓋云車”和“通明繡幰四望七香車”以及南北朝時《顏氏家訓》所指的“長檐車”的彼此淵源。到了唐代便是“油碧香車”、“金犢車”。一般用牛拉，西北馬多的地區也還用馬拉。車制特征是罩棚多作覆瓦狀，長檐上翻，做得格外波俏。（真正是古典阿飛式?。┸嚭笸弦芬粭l長長繡幰，高輪華轂，小黃犢特別肥壯，有的背上還覆蓋一片團窠錦繡，油碧罩棚間施彩繪。車旁另外有個木支架，便于在雨雪酷暑時上面另加個油布罩棚，可以使驕陽雨雪不至于直接照灑車棚，又能保護牲口。

    如照晉人記載，則晉代關于車子的使用還分等級，裝飾各有不同?，F實材料不夠具體，我們便不能再說什么了。唯知道油碧飾車和當時流行綠沉漆還必然有一定聯系，卻又顯然還有附會讖緯說“青蓋自南來”受車用青蓋的影響。根據這些會通知識，我們說，從此認識了北朝長檐車的形象和所以形成的原因，就有了一點譜，不會太錯。如果想要恢復幾種古代車形也不會怎樣困難了。

    “高齒屐”應即是史傳中記載謝安聞知淝水戰役勝利，懷著欣喜興奮心，忙忽忽跑過門限時折齒的那種木屐。齊梁流行原因，也是仰慕王謝名士風流，有所效法，因之相習成為風氣。一般對于屐的印象，多以為當如后世羅漢和尚腳下所穿，和近代日本木屐類似，屐齒即底板上兩道橫欄。歷來注解也這樣說。但從傳世大量晉南北朝石刻畫卷人物冠服形象分析，南朝貴族名士所有腳下穿的多是平底的，因此所謂“屐齒”的位置，就有了問題?？赡懿皇窃诘紫拢傅幕蚴乔懊孀鳌啊笔较蛏戏鸬牟糠?。它可能起源于漢代的歧頭履（長沙馬王堆漢墓有出土實物可證）。到晉代才成為硬質，過門限時才容易碰折！傳世顧愷之《洛神賦圖》一侍從所著及傳世《斫琴圖》一高士所著，反映得格外清楚具體?！俄角賵D》歷來認為是宋人筆墨，時代晚，不宜稱引，但是這個畫卷中生產工具是晉，用具是晉，人物形象衣冠是晉，畫中主題也和晉人嵇康故事等相切合。說是顧稿雖不可靠，說是東晉南朝以來舊稿的傳摹本，大致不會太錯！屐齒事明代人似已提出過。這當成個問題再提出，還是有意義的。

    “斑絲隱囊”，隱囊即靠枕、引枕、拐枕，但是形象如何？卻少有人提起過。畫卷石刻中有三個形象可以參考：一在《北齊校書圖》里，有個梳螺的女侍手中抱持的，得知原來是個長鴨蛋式樣子。使用時則擱在背后腰間，龍門石刻病維摩，就倚靠著它從容論說佛法！斑絲當非錦繡，必指另外一種絲綢加工，而又是當時流行的材料，唯有斑纈近似，即在碧色羅帛上扎染玳瑁斑。敦煌曾出現過一些晉代實物，花斑和南方晉代縹青瓷器上的褐斑還十分相近。斑絲是否染纈，因為當時西北毛織物還有“斑罽”，而西南夷傳上又曾提及過西南出“闌干斑布”，一時還難作定論，可能性卻較大。至于到后來《高逸圖》一高士所倚隱囊，則顯然明白，作的是唐代大團窠式花錦紋樣，《高逸圖》雖有明代弘治間人題作晚唐孫位所繪，事實上，主題人物也是從晉南北朝舊稿取來，加以拼湊而成的。即以人物形象，主題部分即比孫位早，某些部分又必然晚。孫位既在西蜀，那會把成都出的圖案錦畫得不倫不類！

    “棋子方褥”，漢代以來，“獨坐”稱“枰”，可見和棋枰必相近。即盛行用毛織物“毾”、“花罽”、“細旃”類坐茵。這種毛織物歷來是西北名產，價錢相當貴重，買時論張不論匹。漢代錦繡價格照《范子計然》稱齊國上等細繡紋錦一匹錢二萬，這種毛織物若照班固文中所說，卻比錦繡還貴得多！當時也有由天竺、大秦諸國進來作五色十色的，魚豢著《魏略》曾提起過。除榻上車上使用，又便于郊游，敦煌北魏壁畫中常有反映。從《洛神賦圖》陳思王身邊，一個侍從手中挾持的和鄧縣畫像磚浮雕侍從挾持的看來，得知平時是和棋局一樣折合起來，便于隨身攜帶的（《斫琴圖》中則做成小卷，應是虎豹皮做成的）。照形制說宜稱“棋局方褥”。另有花紋或稱“棋子格方褥”才合。因為晉代貴重絲綢稱“七彩杯紋綺”，實物雖不得而知，杯紋多指連續方勝而?；y得名是因為和羽觴形象近似，一般常作“”式，連續起來即成為棋子格圖案。若原文稱棋子不誤，則當指團花而。西漢以來普遍應用柿蒂紋作裝飾圖案，空心磚部分裝飾花紋和絲綢不可分，即有作棋子格中加柿蒂的。若重疊柿蒂即成團花，山東沂南漢墓藻井，即印有平棋格子中加這種團花的材料出現。比洛陽北朝龍門石刻洞窟頂部格子團花還早三百年，唐代團窠錦由之展而出，成為主要錦紋?；蜃餍F花，也有可能。唐代敦煌壁畫尚多團花坐毯或舞茵。又流行方尺鋪地團花磚。顯明還是由仿照地毯舞茵做成！

    為什么我們把顏之推這幾句話看得那么認真，不怕麻煩，來尋根究底，有無必要？讀書明大意即得了，必求字字落實，將不免引人走入歧途，迷不知返。***這種看法對于一般人說來是對的。但是就一個博物館工作者說來，如論文物制度，卻有必要對于它知道得比較扎實全面一些。文圖互證也會有錯誤時，文物見聞有限，更容易弄錯。但私意結合文獻和文物來找問題，終不失為一種新的研究文物方法。一面可望把文獻記載到的事物，弄得比較明確清楚，一面也可望把許多文物，固有名稱和這些器物本身歷史衍進弄清楚些。并由此得知，一切生活器用絕不孤立存在，既不能憑空產生，也不會忽然絕蹤。用聯系和展上下前后四方求索方法，去研究文物中絲綢、陶瓷、家具、字畫和銅、玉、漆、竹、牙、角器等，必然可以使我們得到極多便利，過去許多不易著手的問題，在這種新的認識基礎上，都能夠理出一些頭緒和相互關系。作文物鑒定就比較全面。作陳列說明和陳列所需要的歷史畫塑，編排歷史戲劇、歷史電影、歷史故事連環圖，使用有關材料時，也就比較能做得有根有據，不至于胡說湊合！

    上面談的不過是幾件古代日常用具，從文物常識出的一點體會。如一個思想水平高，史部學知識又扎實的專家通人，或學習歷史充滿雄心壯志的年輕朋友，肯打破傳統讀書習慣，能擴大興趣來充分利用一下近十多年全國出土文物和博物館原有的收藏，且善于把文物與文獻結合起來，進行廣泛而深入的研究。這自然比單純引書證書麻煩，而且不易一時見功。但不下點狠心，搞個十年八年或更長時間，是不會有什么顯明效果的。我相信，世上應當有不怕麻煩的年輕人，敢于學習、認真實踐，必會從中明白一系列前人不易明白的問題，使得仿佛靜止的過去歷史，有可能重新恢復它原有的活潑面貌。這對于新的文史研究定會有意想不到的現。把我國的歷史科學大大推進一步。

    1965年3月寫，1980年5月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