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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宋真宗咸平四年，將唐代的劍南道東西兩川劃分為益、梓、利、夔四路轉運使路，稱為“川峽四路”，后遂省文而稱“四川”，沒有實際的權力機構與之相應。至南宋初年，開始將“四川”冠之于某種專門職權的官銜之上，有了部分軍政實權。相沿至今的作為一級行政區劃的“四川”是從元代開始的。“四川”詞義這種由虛到實內涵的演變，為中國地方行政區劃的演變提供了一個值得參考的實例。 基金項目：本文屬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12年“12BMZ006”前期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劉復生(1948-)，男，重慶忠縣人，四川大學985工程“區域歷史與民族研究創新基地”、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宋史。 眾所周知，作為現今省級行政區劃的“四川”是從元朝開始的。蒙古統治者在征戰過程中，在各地設立行省，以代行中書省之權。如果說，作為行政區劃的四川是一個實體的話，那么“四川”之名一開始并不是這樣，它經歷了一個由虛到實的演變過程。從歷史地理的角度梳理“四川”詞義內涵的變化，不僅有助于理解宋代地方政治格局的變化，也為中國地方行政制度的演變提供一個值得參考的實例。 一 從“兩川”到“四川” 四川古代稱謂甚多，以成都平原為中心，先秦時代有古蜀國。東部(今四川東部和重慶范圍)有所謂巴國，合稱巴蜀。各個時代有不同的稱謂，其所指稱的范圍也不盡相同。例如，西漢初設漢中、巴、蜀三郡，后來分蜀郡(益州郡)為廣漢、犍為、蜀郡三郡，合稱“三蜀”，東漢時曾分巴郡為巴、巴東、巴西三郡，合稱“三巴”①。三蜀、三巴之地幾乎囊括今四川和重慶的大部分，而漢中之地或并或析，不一而定。 “三蜀”的指稱后來并不限于上面所說的三蜀，而是指代整個巴蜀而言。而這個“三蜀”，又與唐之“三川”同義。唐貞觀元年(627年)，根據“山河形便”，以益州(治今四川成都)置劍南道、梁州(今屬陜西漢中)置山南道。至德二年(757年)，分劍南道為東西兩川，分置節度使。宜賓以上的岷江、大渡河、金沙江流域和沱江中上游歸屬西川，瀘州而下至重慶的長江流域(沱江只包括下游)、重慶至合川的嘉陵江段和涪江流域則大體為東川所轄，此為“東西兩川”。此前之開元二十二年(734年)，已分山南道為東、西二道，四川東部合川以北的嘉陵江流域、合川東北的渠江流域屬山南西道(治今陜西漢中)。山南西道地區與“東西兩川”地區的聯系自古以來就比與其他地區的交流更為密切，它們同屬古代的巴蜀經濟政治區域。唐代宗時，將劍南東、劍南西、山南西三道置三道節度使，稱三川節度使，簡稱“劍南三川”或“三川”。永貞元年(805年)八月，袁滋被任為劍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慰撫三川”②。雖然“劍南”本以劍閣之南得名，但東西兩川或劍南三川的行政范圍都并未束縛在劍閣之南。劍南三川也稱為“三蜀”，胡三省注《通鑒》唐末之三蜀說：“東、西川及漢川為三蜀。”③宋初，后蜀宰相李昊曾言于蜀主曰：宋氏啟運，不類漢、周，“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④實際上，后蜀的版圖已達今湖北西部地區，此所謂“三蜀”，其實即唐代所說的“三川”。 宋初統一，權歸公上，全國諸府州直轄中央。府州之上，設置了監察轄區并掌管專門職責的15路(后多次變動，此不論)，將原唐之劍南道置為西川路，從中分出峽路，又再分西川路為西川東路、西川西路，尋并。《長編》載至道三年(997年)，“劍南初曰西川，后分峽路，西川又分東、西路，尋并之。是歲，始定為十五路……十二曰西川路，十三曰峽路”。⑤唐之劍南即宋初之西川路，西川路后分作益州路和梓州路，此即常稱的東西兩川，益州路為西川，梓州路為東川。后來又數度或加或省“劍南”二字，分別為(劍南)西川節度和(劍南)東川節度⑥。故而宋代承襲唐時常有“兩川”之稱，也就是指益州路(成都府路)和梓州路(潼川府路)，如《長編》卷62，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載，“其兩川、廣南、漳泉等處見任官”云云；同書卷63，同年六月載，“詔東、西兩川商稅”云云。“東西川”之稱慣用甚久，如南宋人說“成都、梓潼，相為唇齒，謂之東西川。今宿兵劍北，東西川蕩然空虛，宜稍徙興州興元之兵于劍南以實之，使足制劍北。罷成都制置為安撫，與潼川安撫皆兼節制之任。兵屯既分，減饋運三之一，則蜀民稍蘇矣。”⑦ “四川”的得名曾有過多次討論，或說因境內有“四大川”之故，或說宋分今四川地區為“川峽四路”，省文而得。一般認為，后者較為正確，已成共識，不贅述。此說出自清初顧炎武《日知錄》卷31“四川”條，該條說： 唐時劍南一道，止分東西兩川而已。宋則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謂之川峽四路，后遂省文，名為四川。 顧氏之言不差。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三月十日詔，分川峽為四路⑧，將原東西二川和峽路分作上述四路，這就是宋代史籍中常常提到的“川峽四路”，后遂省文稱為“四川”了。 然而，“四川”一詞并不是從咸平四年一開始就被普遍使用的概念。據內容側重不同，在政府公文或習慣上一般仍用“西川四路”或“川峽四路”或“川峽”、兩川、西川等名。以《長編》所載為例，卷58景德元年(1004年)十月壬寅詔：“川峽四路兵甲賊盜事：內益、利兩路，令西川鈐轄司提舉；夔、梓兩路，令峽路鈐轄司提舉。”卷80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二月癸亥詔：“廣南、福建、川峽路軍民兇惡為患者，并依法斷訖，并家屬械送赴闕。川峽四路贓錢、賞罰錢，許以鐵錢十當一。”卷173皇祐四年(1052年)八月丙申詔，“川峽四路配軍元犯情輕合揀放者，押送本營，其不愿者亦聽之。”卷214熙寧三年(1070年)八月戊寅，中書又言：“欲應川峽、廣南、福建七路除堂除、堂選知州外……應本州官愿再授本州差遣、本貫川峽四路人愿再授本路差遣者并聽。”這里，川峽與川峽四路意義等同。 直到北宋后期徽宗年間，在政令或公文中“四川”一詞的使用才多了起來。如《宋大詔令集》于政和五年(1115年)和八年兩載《四川曲赦》令，《宋會要輯稿·兵》載宣和元年(1119年)十二月“詔四川”討晏夷等等，《宋史·兵志》載北宋末臣僚上言軍事言：“東軍遠戍四川，皆京師及府界有武藝無過之人。既至川路，分屯散處，多不成隊，而差使無時，委致勞弊。蓋四川土兵既有詔不得差使，則其役并著東軍，實為偏重。若令四川應有土兵、禁軍世東軍一同差使，不惟勞逸得均，抑亦不失熙、豐置東軍彈壓蜀人兼備蠻寇之意。”⑨這里，三提“四川”之名，但它們都是合四路而言的省文之稱，與前文所言“川路”同義。宋室南渡，“川峽四路”作為西部戰略要地的重要性日益突顯，四路整合的需要也日漸強烈，“四川”一詞也隨之被普遍使用了。但在許多時候，也同樣是一種“虛”(省文)的用法，如宋高宗時曹勛上書說，“四川天下之根本”⑩云云也屬此類。李心傳《朝野雜記》載“四川上供絹綢七萬四千匹”(11)，原注分別記載了“西路、東路、夔路、利路”各路的上供數，省文而稱“四川”之意甚明。 二 虛實之間的“四川” 北宋雖然已經使用“四川”一詞，但它并不加諸職銜之上，是一種省文的用法，亦即本文所說的“虛”用。北宋后期以至南宋，“四川”一詞已被頻頻使用，大體有兩種情況，一是如前所言的省文之稱，即川峽四路之省稱。第二種情況是將“四川”冠在某一專門職銜之前，這是以下所要討論的內容。 宋代“路”制本非完整意義的行政區劃，其機構是帥司和漕、憲、倉諸監司，諸路置使，不純為監察，各有執掌，其所掌往往并不和路的劃分相一致。四川本是四漕司路，南宋時卻合四路以“四川”之名直接入于他銜。如果將省文而稱的“四川”看作是一種虛稱，把元代設置四川行省看作是實體，那么，負有某種專門職權的“四川”則在虛實之間。雖然南宋的“四川”并不是一個行政區劃，但從某種專門職掌權限來看，“四川”已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了，這種變化似在不經意之間，其中以帥(安撫使)、漕(轉運使)兩司所掌最為明顯。南宋史家已經注意到這種變化，往往指明相關之“始”，客觀上反映了四川的某種特殊性。有論者注意到，南宋時，也習慣使用“四蜀”一詞，大體與“四川”同義(12)，但應注意的是，它同前面提到的“三蜀”一樣，都是一種俗稱，一般并不將四蜀冠之于正式職銜之上。 南宋范成大游蜀日記《吳船錄》說：“軍興，置大帥司，始總名四川。”此之“始”，已不同于北宋省文之虛稱了。但此說之不確，亦顯而易見。宋代稱安撫司為帥司，置四川大帥司是紹興五年(1135年)之事。是年十月，席益被任命為川峽四路“安撫制置大使”，被稱為“四川大帥”，其官府則稱為“四川大帥司”。然而更早的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丁卯，以“尚書祠部員外郎喻汝礪為四川撫諭官”，建炎二年三月丁酉，“四川撫諭喻汝礪”以“干求差遣”的罪名被勒停(13)。如果準確一點，似應將喻汝礪之任看作是“始總名四川”，這是有某種專門職權之始，比范成大之說早八年多。 蜀人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21載：建炎三年三月壬辰，“初命尚書右司員外郎黃為直龍圖閣、四川水陸制置發運使”，李心傳指出：“以四川名使始此。”此“四川水陸制置發運使”即乃“四川都轉運使”，據李心傳“考異”：“此除，《日歷》不載。王綱中《續成都記》云：建炎三年三月，黃除四川都轉運使，而無其日。馮檝《臨安錄》云：十五日，黃起發赴四川都轉運使。”北宋時即有“川峽四路都轉運使”之設，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四月十九日，以知益州右諫議大夫宋大初“兼川峽四路都轉運使”(14)，南宋時僅川峽四路有此差遣，且徑直用“四川”名使了。此亦“總名四川”，也早于范成大說六年。 “四川都轉運使”在紹興五年之后成為四川獨有之官，《朝野雜記》載：“渡江后惟四川有之。明受元年三月，始以黃右司為四川水陸制置發運使，置司遂寧府”(15)。明受元年即建炎三年(1129年)，建炎四年七月從張浚之請，“詔總領四川財賦舉官如陜西轉運使例”(16)，趙開受任為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財賦”，《宋史·職官志》七《總領》：“建炎間，張浚出使川陜，用趙開總領四川財賦，置所、系銜，總領名官自此始。”紹興二年(1132年)九月甲申，“直龍圖閣、宣撫處置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趙開初變鹽法，盡榷之”(17)。紹興四年夏四月庚辰朔，趙開再次被任為“總領四川財賦”，紹興五年十一月乙酉，以趙開為“四川都轉運使”(18)。紹興十五年(1145年)十月又“復置總領”，“省都轉運使，以其事歸宣撫司”。趙開之職是宋朝“總領之官”的開始，具體職權為“總領四川財賦”，反映了南宋初年需要整合“四川”以應對西部戰場的客觀情勢。 總領四川財賦與四川都轉運司的職掌相類，廢置不定，當時宋朝有四總領，獨四川總領有“專制利源”之權，如李心傳記：后來“四川改置都轉運司，故總領又廢。……十五年，復置四川總領，治利州，天下凡四總領矣。……然東南三總領皆仰朝廷科撥，獨四川總領專制利源，即有軍興，朝廷亦不問，故趙應祥榷鹽酒，而王瞻叔括白契，以佐軍需云。”(19)南宋四總領所分別為淮東、淮西、湖廣、四川。前三總領合稱為東南三總領所，而“四川總領所，與東南三總領所事體不同”(20)。四川獨擋西部戰略要地，其特殊地位在此表現充分。 南宋時“四川安撫制置使”成為四川特有之官。安撫使(帥司)本為一路的軍事長官，南宋時權限縮減，“兵事皆屬都統，民政皆屬諸司，安撫使特虛名而已”(21)。而北宋時已有的軍職差遣制置使，建炎四年曾罷，而后“獨成都守臣帶四川安撫制置使”了，“掌節制御前軍馬、官員升改、放散、類省試舉人、銓量郡守、舉辟邊州守貳，其權略視宣撫司，惟財計、茶馬不與。”(22)制置使秩高或所領特重者則加“大”字，紹興初席大光入蜀為“成都等路安撫制置大使”，位在宣副之上。制置司曾將官屬廨舍置于金繩院，然興廢無常卻給寺院建設造成了困難，姜如晦曾記說：“建炎軍興，升成都府路安撫為四川安撫制使，別置官屬。三殿繪事雖富，而像設缺焉。有司便其空闊，即用為官屬廨舍，院綱坐是是頹委幾五十年。乾道庚寅(1170年)，上命敷文閣待制、廣漢張公震知成都，罷制置司官屬。一日，公顧瞻棟宇雄壯偉麗，長太息曰：‘制置司興廢無常，安知后日之不復？若乘其間嚴像設，以補異時缺典，杜后日館廨之害，不亦善乎！’”(23) 宣撫使是有軍旅大事時臨時派遣的職務，初以執政大臣為之，品位在制置使、招討使、安撫使、轉運使等之上，置廢不常。如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一日，“詔罷四川司”，“以分委寄”(24)，權力過大，故而分權。后又有置，《宋史·寧宗紀二》載開禧二年(1206年)丙寅四月庚申，“四川宣撫使復調御前大軍往討之”。權宜之設跡象明顯。 三 討論“四川”概念史有什么意義 現在需要回答的是，弄清楚“四川”這個歷史地理名詞的概念史有什么意義？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說明這個問題。 第一，從語義學(詞義學)來講，一個名詞的詞義在不同時代(時期)其內涵可能是不同的，注意到這一點，可以準確地理解這個詞的歷史內涵，避免以今觀古。就“四川”來講，其義三變：一為北宋及南宋時期作為“川峽四路”省稱的四川，變而為南宋時期執掌川峽四路某種專門職權的四川，再則是元代以降作為最高一級地方行政區劃的四川。 第二，從校勘學的角度來講，可以避免閱讀或書寫時混淆漢晉之失，亦可糾正今本史籍記載之誤。就此，其可議者有三： 其議之一：既然分今四川重慶地區為“川峽四路”是咸平四年(1001年)三月的事，并由此省文而得“四川”之名，那么可以肯定，咸平四年之前不可能出現“四川”一詞。然而《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1983年點校本中，此前卻兩見“四川”之名，一則卷22，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981年)十二月戊辰載：“詔嶺南、四川、江南、兩浙職官”云云。另一則為卷32，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九月庚子，王化基獻《澄清略》，其五“擇遠官”云：“望自今凡負罪之人不許任四川、廣南為長吏。”點校本之前出版的光緒浙江書局本《長編》(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則與此同。 仔細分辨則可以判定，兩處“四川”均為“西川”之誤。我們知道，北宋初年曾在原后蜀統治區內設“西川路”，后分置峽路，合稱“川峽”，咸平四年才又分置四路，故稱“川峽四路”。唐代已有“西川”之稱，北宋時使用更為普遍，與嶺南(嶺表、廣南)等常常相提并論，《續資治通鑒長編》、《宋大詔令集》等宋代史籍中俯拾即是，此不贅引。查《四庫》本《長編》和明永樂版《歷代名臣奏議》影印本所錄王化基上文，均作“西川”，可證光緒浙江書局本《長編》和今點校本《長編》上引兩處“四川”均為校勘失考之誤。《四庫》本也多有抄誤，如標點本《長編》卷35淳化五年(994年)正月吏部尚書宋琪上書言邊事，其末云：“又，臣曾受任西川數年，經歷江山，備見形勝要害。”卷36淳化五年九月參知政事蘇易簡薦“樞密直學士、虞部郎中張詠可屬西川事，詔詠知益州。”此兩處“西川”，《四庫》本皆作“四川”，顯然是魚魯之誤。 其議之二：即使在咸平四年(1003年)三月分川峽四路之后，上述錯誤也是常見的。但此后所記要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視之。以《長編》、《宋會要輯稿》和文淵閣《四庫全書》三部典籍為例，宋哲宗之前，所見到的直接使用“四川”一詞的有如下八次：景德元年四月、景德四年(1007年)五月庚寅、天圣五年(1027年)十月庚午、皇祐五年(1053年)九月壬申、嘉祐五年八月丙戌、元豐元年(1078年)十月戊辰、元豐四年(1081年)七月辛卯、元豐五年(1082年)十二月癸丑等。這八次中，包括景德元年、嘉祐五年、元豐元年、元豐四年、元豐五年五次都可以證明有傳抄之誤。一，景德元年四月，清抄本《宋會要輯稿》載，殿直宋垂遠受命巡視“西鄙”前線地區，此前他向朝廷建言稱“四川軍界有白草可歲刈”事(25)。今考，此處“四川”當為“四州”之誤，《長編》卷56載景德元年四月，“垂遠言四州軍界有草，可歲刈取百萬余束”，此“四州”當指關外階(治今甘肅武都)、成(治今甘肅成縣)、西和(治今甘肅西和)、鳳(治今陜西鳳縣)四州(26)。二，《宋史》卷12《仁宗本紀四》載：嘉祐五年八月丙戌，“置江、湖、閩、廣、四川十一路轉運判官”，據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92載是日，“置江南東西、荊湖南北、廣南東西、福建、成都、梓、利、夔路轉運判官”，顯然是元代《宋史》編者省文的書寫。三，元豐年間的三次，文淵閣四庫本均抄錯。標點本《長編》，卷293元豐元年十月戊辰，經制熙河邊防財用司言“四州軍依朝旨標撥官莊田外”云云；卷314元豐四年七月辛卯，瓊管體量安撫朱初平言“瓊管四州自來官吏務為貪墨”云云，這里兩處“四州”，《四庫》本均作“四川”，錯誤明顯。又如標點本卷331元豐五年(1082年)十二月癸丑，李憲上言熙河事后下詔“李元輔變轉西川錢各支五十萬緡”，此“西川”《四庫》本作“四川”，誤，標點本校勘記辨之甚詳，此不贅。其余用“四川”一詞的三處是，《長編》載景德四年(1007年)五月庚寅有載“詔四川鹽井戶”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十月庚午“三司請留四川上供絹十萬”，皇祐五年(1053年)九月壬申“詔臣僚毋得以子孫恩請弟姪任四川職田處官”(27)。 綜上可見，在今日史籍中，宋徽宗之前，“四川”一詞只見有斷續零星的記載。它的使用并不常見，這是因為“四川”本身也是不穩定的。咸平四年三月分川峽為四路是指漕司路(轉運使)，其后不到四年的景德元年(1004年)十月，又為“兵甲賊盜事”，將川峽四路并為西川、峽路兩鈐轄司提舉(28)，回到至道三年(997年)所定的15個轉運使路的劃分(西川、峽是其中的兩路)。為因應時局的變動，“川峽四路”的分合在很長時期都處在一種磨合的狀態中，故而“四川”一詞未能一開始就穩固下來。 其議之三。從路治區劃來講，宋代從不把川峽四路稱為“四川路”，《宋史》等書上的記載應有所辨正。《宋史》卷12《仁宗本紀》四載：嘉祐五年(1060年)八月丙戌，“置江、湖、閩、廣、四川十一路轉運判官”，這是《宋史》編者省文的書寫。據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92載是日，“置江南東西、荊湖南北、廣南東西、福建、成都、梓、利、夔路轉運判官”。又如《宋史》卷189《兵志》三記北宋熙寧以后之“廂兵”時說：“四川路：步軍之額，自開遠而下十，并改號曰克寧。”此語所出，乃同書卷所載樞密院之上言，熙寧四年，樞密院上言“諸路廂軍名額猥多，自騎射至牢城，其名凡二百二十三”，且“請以諸路不教閱廂軍并為一額”，其中言“川四路曰克寧”，也就是說，川峽四路不教閱廂軍的總名叫“克寧”。又談到“不教閱廂軍撥并”廩給錢糧之事時，也說是“川四路克寧”(29)云云。均言“川四路”而非“四川路”。清嘉慶《四川通志》有云：“咸平四年，分置益、梓、利、夔四路，總曰四川路。”此亦含糊其辭，應該指明，宋代沒有設立“四川路”，“總曰”只能從省文方面理解。 第三，需要強調一點的是，“四川”由虛至實的變化與宋代政局的演變密不可分，此實乃“隱蔽”于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一個重要問題。在宋代，常有數路合稱的情況，如兩淮(淮東路、淮西路)、兩湖(荊湖南路、荊湖北路)、二廣(廣南東路、廣南西路)、兩浙(浙江東路、浙江西路)等，這些虛稱的大區后來都沒有演化為行政區劃，演變為實者唯有“四川”而已，表現出宋代四川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四川”詞義由虛而實的變化是地方政區符合邏輯演變的一個注腳，不是主觀意圖而是客觀使然。 宋代“路”本是中央派出的監察轄區之制，不是完整意義的行政區劃，或者稱之為地方行政的“二級半或虛三級制”(30)，實際上這是由監察長官演變為地方行政長官的一種過渡形式。這種轉變，漢唐時代不乏實例。漢代的“刺史”是由監察而為行政長官的顯例，唐代各鎮置節度使、觀察使，均乃由監察而為行政長官。宋代諸路分置使職，“皆沿唐制而加厲”(31)。在四川，監司長官職權擴大，突破了“路”的限制，“四川”由虛變實而走向行政長官的趨勢十分明顯。諸監司的管轄區域時有變動，而這種變動一般都是與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因應而為的。真宗咸平元年，“以西蜀遼隔，緩急應援不及，故分為益、梓、利、夔四路”，而咸平四年時，“又以漕輓各司，其局難于均濟”，故設置“川峽四路都轉運使”(32)，以便統一協調。可見合四路之上而設“都轉運使”乃形勢使然。南室南渡，“川峽四路”作為西部戰略要地的重要性日益突顯，無論從政治、軍事還是財政上來講，川峽四路都需要統一協調合作，建立超越于川峽各路職權之上負有某一專責的職權機構，以提高對金作戰效能，“四川”也就頻頻冠之于各職能機構之上。川峽四路各路的職權縮小，如前所述，合四路之上的“四川”某種專門職權卻頻頻產生，反映了川峽四路軍力或財力需要協調和整合的要求。 南宋對金有江淮、荊襄、川陜三大防區，獨蜀地遠離行在數千里，奏報往復，往往數月。對金作戰，必須四路協調，且有相對獨立的措置之權，統一調配指揮，方乃“甚合事宜”。如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六月辛未，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申稟諸事說： 川蜀向來用兵，都轉運司領財賦，而隸于宣撫司，如趙開輩，皆宣撫置其所厚，宣撫司有便宜，都漕司依倚而行，以為一切之政，故粗能應辦。是時兵統于諸帥，財領于都運，而宣撫使兼總之。(33) 宋初以來，采取了種種削弱地方之權的措施，如朱熹所說：“本朝鑒五代之弊，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禍，敵騎一過，莫不潰散。”(34)宣撫司本掌軍旅之事，由執政大臣為之。四川宣撫兼統兵事和財賦，有了“便宜”之權，已與宋初分割兵、財之政大不相同，這是四川在當時所處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決定的。王之望又說： 后來朝廷改置總領，實分版曹之務，倉庫皆以戶部為名，而以朝臣奉使。趙不棄初除四川總領日申畫一，頃云：……東南三總領，責任差輕，又朝廷在近，凡事有所倚重，匱乏可丐乞。蜀在數千里外，奏報往復，動經數月，與東南事體不同。近朝廷以吳少保為宣撫，而應干事務，令王制置同共措置。四川軍事，有所統一，甚合事宜。是則宣撫制其兵，制置共其謀，而總領主其饋餉。 王之望所稟，對于思考“四川”的演變很有參考意義。他還說：“四川自置總領司以來，未經用兵，一旦有事，與當時不同，恐或諸司，或有申明不相參照。朝廷行下，臨時難以酬應。……今總領戶部倉庫、糧審院并在利州，職當科撥應副。若以軍一動，其般發轉輸，須合有隨軍轉運，前此或以諸路漕臣兼充，或以宣撫司參議官為之。今三都統邊面皆屬利路，利路漕臣皆賴協濟，責任最緊。”(35)近有論者將督理財政的總領所、統領軍事的制置司和宣撫司稱之為“準行政組織”(36)，當然是可以的。可以強調的是，“四川”的總領所、制置司和宣撫司在“四川”由省文之稱走向行政統合過程中，發揮著積極的建設性作用。 由上知之，川峽四路的統合最早是由財政、軍事等專門事務的地區協調而權設的，后來才有行政方面的統合；統合規模也由兩路、三路，再到四路，有一個漸進過程。雖然各使的設置興廢不一，權限大小時有伸縮，但都與時局息息相關。建炎軍興，成都府路安撫升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別置官屬，由于倉促，官屬廨舍皆寄居成都金繩院內。乾道年間，制置司又撤了，時人“置制司興廢無常”之嘆，正是“四川”向實體演變磨合過程中的“陣痛”。在南宋，官司的遽改遽廢不僅止四川地區，但四川較為突出。帥司路頻繁置廢(37)，同川峽四路的分合一樣，皆是因應時局變動的舉措，本非固有設定之“制度”。但川峽四路需要有一個統一的行政管理系統，從南宋在四川推行的類省試中也可以看出：紹興元年六月，始專擇諸路憲、漕或帥守中詞學之人總其事，宣撫處置使張浚令川陜舉人即置司州類省試。紹興五年，恢復試進士于南省，“惟四川即試宣撫司”(38)，兩年后又移制置司。不同的管理機構難于固定，正是由于“四川”尚未成為行政實體的緣故。 元代的四川行省也不是一開始就設置確定的。戰事未平之中統三年(1263年)，先有“陜西四川行省”的設立，具有“臨時處理軍政”行省的性質(39)，也應當是承襲南宋有相當獨立權限的“川陜宣撫處置使”而來。在宋代，川、陜之間有著密切關系，不僅“川陜宣撫處置使”，另如“川陜茶馬監牧公事”、“都大同主管川陜茶馬公事”、“川陜宣諭使”等，都見其唇齒相依。隨著戰事的逐漸平息，“四川”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由“陜西四川行省”中分置出來，全稱叫做“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含成都等九路，作為一級行政區劃實體的“四川”從此固定并沿襲下來。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地方行政區劃的演變與時勢是緊密相連的。通過對四川這一概念演變的梳理，可以為中國近世千年地方行政區劃格局的形成提供一個有益的參考。 [后記]本文敘述中的“四川”，除特別指明者外，是指重慶直轄之前的四川。但古代的巴蜀或四川一般包括今陜西南漢中地區等地，但不包括今四川西部甘孜、阿壩兩州和南部涼山州的部分地區。又，本文蒙賈玉英、張其凡、李昌憲和韋兵、王果諸先生提出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注釋： ①[晉]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卷4《蜀志》說：“益州以蜀郡、廣漢、犍為為三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宋]蕭常：《續后漢書音義》卷2：“劉璋分巴郡為巴東、巴西，凡三郡，是謂三巴。”《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②《舊唐書》卷15《憲宗本紀》。 ③[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263，唐昭宗天復二年八月，(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據《資治通鑒》卷174，南朝陳宣帝太建十二年八月，胡三省注：“漢川即漢中，隋避諱改曰漢川。” ④[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下稱《長編》)卷4，宋太祖乾德元年五月丁丑，(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⑤[宋]李燾：《長編》卷42，宋太宗至道三年十二月戊午，(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⑥《宋史》卷89《地理五》之“成都府路”和“潼川府路”。[宋]李燾：《長編》卷309，宋神宗元豐三年閏九月壬子，(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7《梓州路》、《成都府路》，(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⑦[宋]袁燮：《絜齋集》卷13《龍圖閣學士通奉大夫尚書黃公行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⑧[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方域》7之3。 ⑨《宋史》卷196《兵志十》之“屯戍之制”，宋徽宗宣和四年。 ⑩[明]黃準、楊士奇編纂：《歷代名臣奏議》卷13《敬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永樂本，1989年，第175頁。 (11)[宋]李心傳撰，徐規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下稱《朝野雜記》)甲集卷14《四川上供絹綢綾錦綺》，(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12)吳業國、張其凡：《南宋“四蜀”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8年第1輯，第115—121頁。 (13)分別見[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下稱《系年要錄》)卷6、14，(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14)[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49之10。 (15)[宋]李心傳撰，徐規點校：《朝野雜記》甲集卷11《都轉運使》，(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16)[宋]李心傳：《系年要錄》卷35載，是月甲寅，(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17)[宋]李心傳：《系年要錄》卷58，紹興二年九月甲申，(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18)[宋]李心傳：《系年要錄》卷95，五年十一月乙酉，(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19)[宋]李心傳，徐規點校：《朝野雜記》甲集卷11《總領諸路財賦》，(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20)[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41之66。 (21)[宋]李心傳撰，徐規點校：《朝野雜記》甲集卷11《安撫使》，(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22)[宋]李心傳撰，徐規點校：《朝野雜記》甲集卷11《制置使》，(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據注者按：“自開禧三年宋金休兵后，建康守臣尚帶江淮或沿江制置使。” (23)[宋]姜如晦：《金繩院五百羅漢記》，清抄150卷本《圣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61。引自《全宋文》卷5802，第169冊171頁。 (24)[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41之40。 (25)[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兵》21之24。 (26)袁燮言：“階、成、和、鳳，蜀之垣墉也。其地險絕，為吾障蔽，則關內容諸郡，雖不立城壁，自然安固。”見[南宋]袁燮：《絜齋集》卷4《論蜀札子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7)[宋]李燾：《長編》卷65、105、175，(北京)中華書局，1980、1985年。 (28)[宋]李燾：《長編》卷58，景德元年十月壬寅，(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29)《宋史》卷189《兵志三·廂軍·熙寧以后之制》、卷194《兵志八·廩給之制》。 (30)周振鶴：《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2頁。 (31)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序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2頁。 (32)[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49之10。 (33)[宋]李心傳：《系年要錄》卷190，紹興三十一年六月辛未。 (34)[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28《本朝法制》，中華書局點校本，1986年。 (35)[宋]李心傳：《系年要錄》卷190，紹興三十一年六月辛未。 (36)余蔚：《兩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第171—183頁。 (37)李昌憲：《宋代四川帥司路考述》對此考之甚詳，可參考，載1994年年會編刊《宋史研究論文集》，(石家莊)河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19—134頁。 (38)[宋]李心傳：《朝野雜記》甲集卷13《類省試》，(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39)《元史》卷60《地理三》，“陜西四川行省”是中統三年(1263)設置的。(北京)中華書局，第1423頁至1446頁。參見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上)，(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396頁。 （原文刊于《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3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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