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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
通過梳理殷墟出土的數件牙璧，發現這些牙璧不僅形式多樣，尺寸亦頗有差異，各牙之間齒飾或有或無，每組齒飾的數目和形狀也不一致，各器之間缺乏發展脈絡，顯示其不僅來源紛雜，制作時代也不甚一致，從其突牙和齒飾的表現推斷，它們極有可能分別源自新石器時代晚末期階段的遼東、山東和晉陜地區。通過梳理不同時代出土的牙璧，發現牙璧在新石器時代發展最為興盛，春秋時期以后已基本消失。自商代中期開始，遺留自新石器時代的牙璧或其改制器經常出現在中原和長江中游地區的貴族墓葬之中，其中又以殷墟地區最為集中。到了西周時期以后，牙璧的分布雖然擴展到山東半島和四川盆地，但數量已經相當稀少。而且發現牙璧的主體一般為圓環形，然而無論時間先后、地域區別，環體有粗有細，中孔亦可大可小，唯有機牙是牙璧設計的主要核心，并且隨著時間的發展而逐步出現變化。機牙的設計原型，應是源自側身的蟬形，其中牙根是知了頭部的位置，而牙頸和牙冠則代表知了的身軀。新石器時代至春秋時期出土的牙璧大致可以依據機牙上齒飾的有無被概分為甲（有齒飾）和乙（無齒飾）兩類，隨著時間的發展，甲、乙兩類的機牙都從初期拱背平腹、中段突出的寬闊形式，逐漸變得細瘦規整；牙冠內緣刻劃也由深變淺、機牙與環體間的區隔消失。關于其起源，她認為相較于山東半島出土牙璧的制式化表現，遼東半島出土的牙璧外形相對原始，變化也較為豐富，顯示它們在牙璧的起源與流傳過程中起步更早。江美英（臺灣南華大學）：《二里頭遺址與婦好墓出土玉雕紋玉柄形器研究》 二里頭遺址約出土有柄形器16件，可分為兩大類：一類為長江中游制作，另一類為受長江中游影響制作。出土的具有分節、花瓣、榫頭、凸弦紋的雕紋柄形器共有兩件，認為均是石家河文化晚期（肖家屋脊文化）制作的遺留物，來自于長江中游，不是二里頭時期制作的器物。通過二里頭與肖家屋脊文化雕紋柄形器的對比，發現它們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二里頭柄形器上的獸面紋就是由肖家屋脊文化玉器中的神祖面紋演變而來，其中一件雕紋柄形器下端為虎頭，其紋飾來源也是肖家屋脊文化。這種紋飾的來源應是承襲自良渚文化神人獸面紋的組合，影響石家河文化晚期的柄形器，進而傳播到二里頭，影響夏、商、西周柄形器的形態和紋飾。且除柄形器之外，二里頭遺址還有其他類的石家河文化晚期玉器遺留。 婦好墓出土的玉器中，除玉鳳外，還有玉雕紋柄形器及其他類玉器也是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遺留物。婦好墓出土多件雕紋玉柄形器也是具備二里頭時期與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分節、花瓣、榫頭、凸弦紋等特點，認為婦好墓部分柄形器與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兩件柄形雕紋玉器相同，都是石家河文化晚期（肖家屋脊文化）遺留物。婦好墓出土玉柄形器承襲自二里頭、石家河文化晚期，影響西周柄形器，夏商玉柄形器在此類玉器的發展過程中具有承先啟后的作用。
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影響力非常大，其所隱含的精神與信仰要點，既保留于本土商文化之中，同時又往北、向西、向東傳播。殷墟有許多源自于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其中大部分也經過盤龍城文化的傳承，而再見于商周文化之中。 石家河文化玉器體量不大，但是它制作技術十分高超，遠高于紅山、凌家灘、良渚等其他玉器文化，普遍采用陽起減地技法以及彎曲細線陰刻技法。認為當時人只有使用金屬砣才能制造出這種效果，細線條刻紋也不可能用繩砂磨出來，需要用金屬鉆；并且這不可能是硬度不足的紅銅器，而至少是與鄧家灣發現的性質相同的青銅或比其更加成熟的合金材料。羅家柏嶺玉器制作坊應該已采用小型的青銅工具，該地點曾經發現過五塊銅片，可能是玉器作坊的工具殘件。這種玉器加工技術被后來的商文明所繼承，日后又被殷商傳承。
商代銅器和玉器上出現的饕餮紋、扉棱，及一些器類，如玉蟬、玉鳳、玉虎、柄形器，傳承自石家河。她認為柄形器應該稱之為“祖形器”，它歷經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盤龍城文化，然后達到殷商時期。石家河文化的祖形器的來源是屈家嶺文化中的陶祖，其形體較大，是因為它所蘊含的概念是社會共同體公共性的始祖。
殷商以來的玉祖禮器具有多樣化，可分為四組：1、為石家河遺留物；2、典型的盤龍城文化玉祖，應該代表玉祖牌位傳統的繼承；3、在典型的盤龍城文化玉祖上另加刻紋；4、保留與玉祖相似的形狀，但其他方面更改得比較多，而創造出新作用的禮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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