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9日，溥儀在奉天機場被蘇軍俘虜。
1945年8月19日溥儀在沈陽機場被蘇軍俘獲，次日押解至蘇聯赤塔郊區莫洛科夫卡村療養院，3個月之后，于1945年11月16日轉送伯力，先在伯力郊區紅河子看守所關押，歷時10個月。繼于1946年8月遷往伯力市內第45特別戰俘收容所，直至1950年8月1日引渡回國。這五年，是溥儀極其特殊的一段人生經歷，也是他從皇帝到公民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依據溥儀及其隨行人員的回憶資料，這一時期的行跡已經清楚。研究、剖析溥儀這期間的生平活動、心理活動及變化，具有重要價值。
一、溥儀被俘，純屬偶然，還是被日本出賣？
先看相關重要史實：
當溥儀在通化大栗子溝演完傀儡戲的最后一幕——退位之后，吉岡就吩咐溥儀“立即準備赴日”。偽總理大臣張景惠和偽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又告訴溥儀說，已從偽滿政府剩余經費中撥出三億日元匯往日本，作為溥儀在日本的生活費用。
8月18日深夜，溥儀等人乘火車從大栗子到通化。再乘汽車，駛向通化機場。“先飛到沈陽，在那里換乘大飛機轉飛日本。”都是吉岡指揮。
從早上八九點鐘起飛，直至下午一時抵達沈陽。飛臨沈陽上空時，該機場實際已被蘇軍控制，然而盤旋于天空的三架小飛機，卻遲遲得不到降落信號。
飛機停穩后，溥儀走出機艙，即看見蘇聯軍用飛機連續著陸，蘇軍空降兵迅速解除了機場日本軍隊的武裝。
蘇聯將軍和顏悅色來到候機室溥儀身邊，與之握手，實為繳械。溥儀等人隨即交出小手槍、望遠鏡等，就此成為蘇聯俘虜，很快便被送出了國境。
究竟應該怎樣看溥儀被俘這件事呢？李國雄回憶說：
溥儀在沈陽機場被俘，難道是偶然間遭遇了蘇聯傘兵嗎？我親身經歷了這次被俘過程的一切細節，我認為溥儀是作為日本獻給蘇聯的投降禮物而去沈陽的，不過這是上層之間的事，吉岡和橋本當了陪送品而不自知。若不是這樣，則何以解釋下列疑問：（一）日本命溥儀撤離大栗子時為什么要聲明“不能絕對保證路上安全”？（二）既然要從通化撤往日本，隔山即是朝鮮，為什么在緊急情況下還要舍近求遠，繞路沈陽？（三）通化沈陽之間區區千余里，卻飛了將近五個小時，并在沈陽機場上空長時間盤旋。如不是因為日蘇之間正在交涉未妥事宜，這種現象又做何解釋？（四）在制空權已經操于蘇軍之手的條件下，如無某種契約，能允許三架落后的偽滿小飛機，在天上自由飛翔五個鐘頭嗎？（五）蘇軍傘兵飛機與溥儀乘坐的飛機同時在沈陽著陸。這恰恰說明我們在飛行中早已處于蘇軍監押之下。偶然、巧合，這些字眼兒都是解釋不了的。
李國雄回憶他們當年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和認識，是有根據的，我很贊成。
溥儀與蘇聯軍人
二、溥儀三次上書斯大林，請求長期留居蘇聯，申請加入蘇聯共產黨，他為什么敢于提出這一要求？
溥儀在蘇聯拘留5年間，除了多次向蘇方提出口頭申請外，還三次上書蘇聯政府和斯大林，表感謝蘇聯對他的照顧，并表示愿留在蘇聯，學習社會主義，加入蘇聯共產黨，但均無答復。
溥儀認為，蘇聯的布爾什維克如同中國的愛新覺羅家族，都是“本國最上等的人”，于是，他就要由中國最上等的人變為蘇聯最上等的人，要“成為第一個”被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接納的“皇帝”，進而達到留居蘇聯的目的。
1947年12月9日，溥儀在哈巴羅夫斯克（伯力）紅河子收容所給蘇聯政府寫“請愿書”，進行“深刻”檢查，贊揚蘇聯政府英明偉大，“懇請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俾遂余能長期居住于蘇維埃聯邦內，得以研究新學識，……此后余愿以一介人民之資格，愿盡余全心全力……酬報蘇聯……”，該“請愿書”被轉到蘇聯內務部部長克魯格洛夫手中。
1949年7月29日，溥儀因“請求愿留居蘇聯邦，尚未蒙答復”為由，以更尊敬的態度和討好的口氣上書斯大林，表示：“我愿意同蘇聯人一樣的工作和努力，以報答您的厚恩。因此我衷心盼望您允許我居住蘇聯邦內。”一副獻媚取寵之態。
他又拉攏身邊蘇軍軍官，有求必應，言聽計從，把許多把從長春出逃時隨身攜帶的珍貴珠寶、首飾、翡翠、玉石、懷表等送給他們。
1946年5月10日，溥儀向蘇聯政府遞交了一份要求接受他個人捐贈的聲明，把當時價值47.3萬盧布的首飾、鐘表、貴重金屬和寶石等貴重物品捐給蘇聯，“作為恢復和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戰后基金”。
溥儀學習《聯共黨史》，有意用紅藍鉛筆畫了許多的圈圈點點，擺放在桌子上，以便讓來視察的蘇聯將官看見他是怎能樣用心學習蘇共黨史的，想盡一切辦法得到蘇方信任。
溥儀被俘后就想長期留居蘇聯，以此逃避中國人民的懲罰，把蘇聯作為活命的過渡和跳板，擺脫現實困境，轉道移民美國或英國。問題在于他為什么敢于提出這一要求？
因為他深知：歷史上俄國就與日本爭奪過中國東北，也都想利用他，日本已經做了，蘇聯未見得不想做。因此，對他很優待，讓他享受特殊俘虜待遇，對他留居蘇聯應該不會反對。所以他敢于提出這一要求。
1935年溥儀訪問日本時，與天皇同乘閱兵。
其實蘇聯政府對如何處理他以及他的多次申請還是非常重視的，每次書面申請都由蘇聯內務部部長克魯格洛夫及時轉給了斯大林，并有書面報告。沒有得到蘇聯政府和斯大林的正式答復，完全是政治原因。
三、溥儀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連續出庭8天，以親身經歷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扶植傀儡政權，侵略和統治中國東北的罪行，這一史實能夠證明什么？
中國檢察官向國際檢察局遞交了中國認定的11名日本戰犯名單。由于戰爭期間中國方面沒有注意搜集和保留證據，導致取證工作困難重重，必須找到關鍵的證人出庭作證。在舉證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罪行方面溥儀最合適。國際檢察局同意傳喚溥儀出庭，此即溥儀出庭作證的原因。
為了逃脫正義的制裁，日本戰犯聘請了龐大的律師團。他們不斷反擊溥儀的證詞，試圖讓溥儀喪失證人資格。溥儀頂住了辯護律師一輪又一輪的質問與恐嚇，證實了日本利用他做傀儡皇帝，在我國東北進行侵略和殖民統治，引起國際矚目。
溥儀連續出庭8天，創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單人作證時間的最長紀錄。
1946年8月16日，溥儀第一次出庭作證。溥儀講述了自己是如何離開天津進入東北的？是被脅迫還是自愿前行？溥儀當庭指證，是坐在被告席上的坂垣征四郎用武力威脅他到東北來的。但他確實掩蓋了部分真相。
8月19日第二次出庭，為了證實自己是傀儡，溥儀講述說：他從來沒有真正行使過一個皇帝的權力，在頒布法令、簽訂條約、決定政策、任命官吏等重大事情上都無能為力；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派吉岡安直監視他的一舉一動，毫無人身自由；沒有宗教自由，被強制崇拜日本神道；妻子譚玉玲也慘遭日本人殺害。當談到“祥貴人”之死，溥儀情緒失控，使勁拍打證人席。講到1940年6月第二次訪日，天皇裕仁送給他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時，溥儀又失控，說“這是我這一代人的恥辱”。
8月20日第三次出庭，溥儀詳述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以及他們在14年中奴役中國人民之情形。從這天下午起，被告律師開始質證。此后6天中猶如過“熱堂”，溥儀經歷了嚴峻考驗。談到一些關鍵問題，溥儀就用“不記得”、“忘了”來應對，令被告梅津美治郎的律師布萊克尼極為惱火，公開聲言，要讓溥儀“喪失證人資格”，推翻溥儀的全部證言。
8月21日第四次出庭。布萊克尼向法官出示了溥儀自愿當偽滿洲國皇帝的鐵證——溥儀親筆寫給南次郎的黃絹信。溥儀在信里曾要求日本支持他復辟清朝。溥儀一下子把黃絹信扔到地上，大聲指稱“信是偽造的”，連上面的宣統御璽也“完全是假的”。季楠檢察官立即提出：應把這封信作為集團陰謀的證據，由被告方面負偽造罪責，這讓溥儀從被動轉為主動。
溥儀第五次出庭時，布萊克尼使出了殺手锏，威脅他最終自己也要以戰犯身份受到審判！又提出更尖銳的問題，溥儀為了防止證詞出現漏洞，都答以“不知道，不記得”。
溥儀“巡幸”撫順露天礦
8月23日第六次出庭。被告律師克萊曼質問溥儀在日本占領中國東北之前蘇聯對滿洲有無侵略企圖？力圖證明溥儀出庭是被人唆使的。溥儀從容作答，說他“當然是根據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在此作證的”，唯一目的就是揭露日本人的罪行。
8月26日第七次出庭。東條英機的律師清瀨一郎拿出了溥儀致本莊繁的一封信，企圖證明溥儀與日本是通謀合作，而并非僅僅是被動的。溥儀堅持說：“所有的事情都是日本人強迫我做的。”
8月27日溥儀最后一次出庭時，被告律師馬泰斯又把問題轉到溥儀是否自愿登上“滿洲國”皇位上來，又問是否曾想復辟？他從溥儀口中未找到任何把柄。
溥儀八次出庭作證，以親身經歷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扶植傀儡政權，侵略、統治中國東北的罪行；揭發了日本關東軍在東滿和北滿邊境上新筑許多鐵路，用以準備對蘇軍事行動，要把偽滿作為日本軍國主義反蘇前沿陣地等罪行；控訴了日本人曾殺害他的妻子譚玉齡的罪行。溥儀也為蘇聯贏得戰勝國地位和權利提供了鐵證。
然而，溥儀在作證中，因害怕自己受到懲罰，故意掩飾自愿充當傀儡的罪行，對一些情節故意不談，如回避“九·一八”事變前就和日本人秘密勾結、相互利用的事實，拒不承認自己曾給日本陸相南次郎和黑龍會首領頭山滿寫親筆信，說什么“今看欲謀東亞之強國，有賴于中日兩國提攜”，希望日本帝國主義扶植他延續清王朝統治等，實際上他隱瞞了部分事實真相，并沒有徹底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
這一史實能夠證明什么？
這一史實能夠證明：在偽滿14年中，溥儀雖然不得不充當日本軍閥的傀儡，畢竟兩方的政治目標并不一致，且有很大的矛盾。溥儀只是表面服從，不敢伸張而已。不管是發布的敕令、教令還是詔書，都要聽命于日本人，惟命是從，和日本主子“一心一德”，現在卻站在了法庭的證人席上，控訴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于是，就把遠東軍事法庭當作發泄積怨的平臺了。我們研究那一段歷史，不要把“主子”和“奴仆”看成鐵板一塊，也要注意發掘他們的矛盾與沖突。
溥儀與日本軍閥矛盾舉例：
例一：日本關東軍決定建立帝制而不是恢復清朝、在“登極”時不準溥儀穿龍袍，溥儀恢復大清祖業的幻想逐漸破滅，發生“凌升事件”。溥儀感到了“殺一儆百”這句話的陰森可怕。為了茍且偷生，只得忍氣擔當日本人的傀儡，內心卻憎恨日本人。
例二：1940年6月22日，溥儀由日本關東軍安排第二次訪日，屈辱迎回日本的“天照大神”，內心深處極為痛苦，被日本人換了祖宗，把愛新覺羅的祖先換成“天照大神”，實為莫大恥辱。因此，深深埋下對日本人的仇恨。
例三：1937年，溥儀從北京選了一位17歲的滿族女子譚玉齡入宮。譚玉齡性情溫柔，深得寵愛，卻在1942年病死在宮中，年僅22歲。溥儀認為是日本關東軍陰謀殺害，因此更對日本人怨恨。
四、前蘇聯在5年時間里，多次拒絕國民黨政府引渡溥儀的要求，且在監押期間，對溥儀施以生活上很好的照顧和特別的優待，其深層原因何在？
國民黨政府在東京審判前后，多次向蘇聯政府提出引渡溥儀的要求，都被拒絕。“引渡之說”已經見報，有一條短訊還稱：“中國希望引渡溥儀，蘇方并已一度允諾。然目前復予保留，這顯然是作為討價還價的依據。”
溥儀在前蘇聯監押期間，在生活上則得到了很好的照顧和特別的優待。
溥儀及其隨從最先被安置在到叢林環抱、郁郁蔥蔥的蘇聯赤塔“莫洛科夫卡”村療養院單獨的30號樓房里，周圍沒有設置任何障礙物和鐵絲網。隨員溥杰、潤麒等都是溥儀最信任的人，還專門為溥儀舉行了一場小型宴會。
在赤塔拘押時的作息時間為：上午9點起床，上午10點早餐，下午2點午餐，晚7點茶點，晚8點晚餐，晚12點就寢。很舒適。
每日四餐極為豐富：早餐有各種點心、咖啡；午餐至少兩菜一湯；下午還吃一頓“午茶”，奶油、果品；晚餐是西餐。還配有醫生、護士。
莫洛科夫卡收容所為溥儀準備了單間，安裝了有線廣播，播放音樂。空閑時間可以散步，當蘇方得知溥儀會彈鋼琴時，還為溥儀搬來一架鋼琴。
1945年10月，溥儀等人被送往伯力紅河子看守所，住的是二層小樓，那里的條件不如莫洛科夫卡收容所，看管比以前要嚴厲，但也非常舒適。后來，溥儀又被轉入哈巴羅夫斯克（伯力）第45特殊戰俘收容所，蘇聯政府對他的優待依舊。
那么，溥儀是如何度過他的俘虜生活的呢？
蘇方優待使溥儀頗感意外，有些忘乎所以，又把“皇帝”身份拿了出來。他從不參加勞動，生活起居仍由原隨侍李國雄和三個侄子毓嶦、毓喦、毓嵣伺候。溥儀還每天接受他們的請安。溥儀每天起床很晚，不吃早餐，虔誠地念經、拜佛、搖卦，打坐修行，乞求神佛保佑。還要擺弄諸葛神課、金錢卦等玩意，搖那八只日本硬幣，占卜命運，而讓毓嶦他們在外屋放哨，怕蘇兵突然闖入。蘇兵一來，就馬上發個信號，溥儀便把八只日本硬幣收起，裝作若無其事，與蘇兵寒暄，等蘇兵下樓就繼續搖卦。溥儀還讓隨侍李國雄與三個族侄幫他念佛號“南無阿彌陀佛”。
溥儀在蘇聯拘留的5年間，當時蘇聯的經濟條件十分困難，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很低，而蘇聯政府對待溥儀等人就像對待療養者一樣，給予他們極為優厚的待遇。其深層原因何在？說明當時蘇聯領導人還沒有看清楚中國的政治形勢，還不能斷定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將由誰掌握？共產黨，還是國民黨？應該說，當時的蘇聯領導人也還沒有完全放棄對中國東北的領土、特權要求，這就需要保護、保存一切相關的因素和條件，對溥儀的利用就是其中之一。
五、直到1950年新中國成立近一年之后，蘇聯當局才同意引渡溥儀回國，這一史實又能夠說明什么？
中國政府引渡溥儀等回國的相關重要史實：
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毛澤東第一次訪問蘇聯時，就提出了將溥儀等戰爭罪犯引渡回國的要求。斯大林決定將溥儀交給毛澤東。
1950年1月20日周恩來到莫斯科以后，經中蘇雙方協商議定：1950年8月1日將溥儀與隨從人員以及偽滿大臣，在綏芬河火車站移交中國政府。
此時溥儀對于蘇聯也已毫無利用價值了，對于經濟窘迫的蘇聯來說，繼續拘留溥儀無疑是個包袱。因此，斯大林在引渡這一問題上對中國給予了配合。
1950年7月30日，伯力第45特殊戰俘收容所所長阿斯尼斯上尉向溥儀等下達了回國通知。
溥儀再次對收容所翻譯別爾面闊夫表示，希望留在蘇聯，得到回答說：“如果現在還是蔣介石的中國，你還有可能不被蘇聯送回去，但是，現在是毛澤東的中國，恐怕你沒有可能留在蘇聯了。”憂心忡忡的溥儀于7月31日登上回國列車。
收容所副所長和翻譯別爾面闊夫最后還敲詐溥儀，把溥儀皮帶上的金帶頭扯下來，揣入腰包，溥儀連褲子都沒辦法系了，只好打個結，就惶恐不安地登上了回國列車，想到馬上就會被槍決，萬念俱灰，備受煎熬，徹底絕望。他曾在回國途中上吊自殺，后被監押衛兵及時發現救下。
在綏芬河火車站中方代表接收時，溥儀立即伸出雙手準備戴手銬。交接結束后，溥儀還因并未戴手銬而深感興運，特致信蘇方感謝關懷。
直到1950年新中國成立近一年之后，蘇聯當局才同意引渡溥儀回國，這一史實又能夠說明什么呢？說明直到這個時候，其“皇帝身份”，因為中國東北的領土和主權而被各國利用的歷史結束了。他的人生，從此轉進新的歷程。當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新中國和共產黨的強大已經得到國際認可、蘇聯當局認可。
六、溥儀在前蘇聯5年時間里，他的思想主旨是什么？他的這一段歷史在其一生中占有什么地位？應該怎樣客觀、公正評價？
無論溥儀曾經是東京審判中的“法庭證人”也好，還是被虛飾為蘇聯的“座上賓”也好，實質上就是一個囚徒。如果說他這時已經有了角色轉變，也不過是從“傀儡皇帝”轉變為在押囚徒了。他這時的思想主旨是什么？認識到罪惡深重，但想保存生命，先當寓公，再圖復辟。
偽滿期間，溥儀為了最終實現復辟清朝的目的，以“執政”、“康德皇帝”身份，先與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簽訂《日滿議定書》，將東北的各項主權拱手相讓，使之成為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及亞洲諸國的軍事基地。繼又頒發《回鑾訓民詔書》、《國本奠定詔書》、《時局詔書》等，為日本殖民統治服務，給中國乃至亞洲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可謂分裂領土，賣國行徑，罪大惡極，難以饒恕。這正如1955年8月最高人民檢察署對戰犯進行偵訊后，把對溥儀偵訊的結果歸納為五大罪狀：一、勾結日寇陰謀復辟清朝的統治；二、背叛祖國充當“皇帝”，與敵簽訂賣國條約；三、甘心奉行日寇意旨，親“裁可”各種政策、法令危害人民；四、參加國際反共協定，支援侵略戰爭破壞和平；五、燒毀證據企圖潛逃日本。因此當年溥儀認定，如被遣返回國，落在蔣介石國民政府或共產黨手中，都會被處決，必死無疑。
溥儀歷來就對國民黨政府沒有好印象，1924年11月5日，正是馮玉祥指揮的國民革命軍包圍了紫禁城，進入神武門，令遜清護軍繳械，并將清遜帝溥儀驅逐出宮。1928年7月，國民黨人孫殿英趁奉命剿撫清東陵一帶流竄土匪之機，大肆盜掘清乾隆和慈禧陵墓，劫取無數奇珍異寶，如慈禧含在嘴里的鴿蛋大小橢圓型夜明珠，還有名揚中外的那只黑子紅瓤綠皮的翡翠西瓜，乾隆皇帝隨葬品——青龍寶劍等珍玩，當時的南京國民黨政府卻連向溥儀表示歉意都沒有，更不檢討自己的失職，由此，溥儀徹底失望，并與之結怨。
溥儀與中國共產黨沒有交往，在蘇期間也因為不關心而沒有新認識、新收獲，在偽滿任“執政”時對黨有“恐懼癥”，由辛亥革命而想起孔子“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這句話來，所以偽滿有“協和會”，卻不叫什么“協和黨”。溥儀也把他的傀儡角色定名“滿洲帝國協和會總裁”。
當時國共兩黨正在內戰，打得焦頭爛額，不管誰打勝了誰，對溥儀都一樣，都會對他施以嚴懲，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永不回國，只有留在蘇聯才有可能保全性命。
溥儀囚居蘇聯5年這一段歷史在其一生中占有什么地位？應該怎樣客觀、公正評價？我們客觀地評價溥儀，他的一生應該說是帶著耀眼的政治光環走過來：
辛亥革命以前，他是中國真正的末代皇帝——大清宣統皇帝；
1912年退位至1924年被逐出宮，這一時期的溥儀“尊號”保留，他仍是被中華民國政府承認的“宣統皇帝”；
出宮以后到1931年11月11日離津出關，他在天津的7年雖然已被取消了“尊號”，但他在社會上仍然被尊稱為“前皇帝”，仍處在眾多清朝遺老的包圍之中，生活在“清室辦事處”內，從事各種復辟活動；
接著是被“尊”為“滿洲國執政”和“滿洲國康德皇帝”的14年生活，在這期間他只是一個日本軍國主義的傀儡，但畢竟還有一個“寶座”可坐，還可以發布一道道“御旨”；
日本投降，偽滿垮臺，溥儀被俘，就此開始長達5年的囚居生活。雖說蘇方對他這個俘虜很優待，他還是沒有“安穩覺”可睡，每天都為能否保存性命而憂心忡忡，總想著怎樣逃避一死。所以，無論從身份、地位看，還是從內心和思維看，這段日子都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時光、最沉重的一頁歷史、最可悲的一次經歷；
引渡回國以后最初的日子里，他仍然是“怕”字當頭，繼續生活在保命的恐怖之中，然而，撫順戰犯管理所畢竟不同于蘇聯戰俘營，他在這里除去最初兩三年曾因朝鮮戰爭爆發和全國抗美援朝的影響以外，所經歷的是一個從學習政策到偵訊、交代，再到參觀、悔過、乃至特赦的全過程。就在這一循序漸進的過程中，其身心逐漸解放，其思想漸次開朗，應該說這是溥儀一生中從黑暗走向光明的時期；
至于特赦以后，他作為公民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近距離、親切的關懷，又獲得了美好的愛情和溫暖的家庭，從而開始了他這一生中最快活而自在的生命和生活。
有鑒于此，我們可以這樣認定：無論從生活素質來看，還是從思想轉變來說，那囚居蘇聯的5年，都算不上他人生中的什么“最美好時光”，只能說是溥儀之生命得以延續的過渡階段。
假若溥儀沒有被蘇軍俘獲，而是到了日本，那么他的命運就一定是會像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等日本戰犯那樣，受到國際法庭的審判而被處以極刑。
假若溥儀在被俘后，很快就被引渡給國民黨政權，其下場也一定會遭到國民政府法庭的審判、處決。
事實上，蘇聯戰俘營把溥儀囚居了5年，也就把他過渡給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和新中國的法庭、監獄，結果他的生命不但被延續了，還被改造成新中國的公民，煥發出連他自己都非常滿意的新生命和新生活。
從這個意義上說，溥儀在蘇聯的5年，在他具有世界意義的從皇帝到公民人生歷程上的確十分重要。如果沒有這段過渡，也許連生命的延續都不會存在了，還談什么從皇帝到公民呢？這就是客觀和公正的評價。
七、溥儀在前蘇聯5年俘虜生活與其后在撫順戰犯管理所10年戰犯生活有何區別？
溥儀在前蘇聯的5年，從思想上來說是原封未動。眾所周知，他之所以走到這一步，完全是“大清復辟”所導致的。然而，直到5年囚居生活結束，就在被引渡之前，他還自作主張為族侄毓喦舉行立嗣“儀式”，讓他面對想象中的列祖列宗三拜九叩，大行其禮，并留下“遺言”：我回國后必被處死，你一定要繼承大清之統，完成復辟大清之夢，切記切記！
什么意思呢？就是說，溥儀的復辟思想，經過5年囚居，絲毫沒有改變。再從行動上看，他致信于斯大林和蘇聯政府要求留居蘇聯也好，他討好蘇方監護人員而施以金銀珠寶小恩小惠也罷，他在東京法庭上利用為審判日本戰犯作證而趁機發泄其憤也好，他在囚居地每天擺弄“諸葛神課”也罷，說到底，這一切實踐的最后目標也都是“復辟大清”。所以，可以說從思想到實踐，這5年都沒有任何變化可言。
溥儀到撫順以后，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從思想上來說，他所經歷的是從對抗、淡淡的舊皇帝味，到自覺悔悟，再到對新社會、新國家和中國共產黨的感激和歡迎。而在實際行動上，則是從隱瞞和應付，到學習和接受新政策，自覺交代歷史問題，再到特赦前的熱淚盈眶、親筆表態等等。這一切都能夠證明，溥儀確實已經轉變了，他新生了！
總之，溥儀在前蘇聯的5年是作為俘虜，除了被囚居，就是行動自由遭到限制以外，沒有任何“改造”的內含。這就是“戰俘”兩字的概念。而他到撫順戰犯管理所以后，作為戰犯經歷了偵訊和改造的全過程。應該說這就是“戰犯”兩字的含義。戰俘與戰犯雖僅一字之差，卻有本質上的不同。兩相比較，在前蘇聯的5年缺少“改造”內容。
注釋：
① 本文為作者參加“第三屆溥儀研究國際學術講座會”的主題發言，發表時略有改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