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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楊士安 地名是反映地域文化的一種獨特的、具有本源意義的載體。是了解一個地區歷史人文學和社會經濟史的最珍貴資料，它既深刻地烙印著一個地域和一個時代的印記，同時又能夠最大限量地容納一個地域傳統文化的歷史積淀。地名的消長，是時代的生動寫照。今天我們觀察研究地名的變化，目的是使我們更加深透、更為清晰地從縱的時間上與橫的網絡上把握地名發展的變化過程、特征所在，進而深窺地名的淵源流變，系統了解和總結地名產生、地名記述、地名研究的基本規律，運用語言學、地理學、歷史學、民族學等多學科的綜合素養，切實發掘地名的史料價值、文化價值，努力搞好地名工作，服務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一、古代傳說與諸暨地名
從諸暨地名所包含的意義來考察，有關古代傳說的地名無疑應是含義最為古老的地名。諸暨流傳著開天辟地時女媧補天的傳說、流傳著黃帝時代大臣仙人們的傳說，流
傳著大禹治水計功的傳說，也流傳著當地民間諸神的傳說。古代傳說促使了部分地名的形成，地名的形成又映射了深厚的歷史文化。地名是歷史的化石。在神話或傳
說中，從開天辟地，到三皇五帝，實際上是反映了構成中華民族原始社會景觀的一個側面。當然，“傳說不是歷史學，但它有歷史故事的內容，反映了一定的歷史觀點，也有自己的表達形式。從史學產生的淵源上說，傳說是傳播歷史知識的最原始的形式”（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1986年版45頁）。“作為史學的表現形式，傳說和一般歷史學的區別在于口耳相傳和傳之竹帛書籍的不同。從廣義上說，有口耳相傳的史學，也有文字記載的史學，而且后者是由前者發展起來的”（《試論方志的起源及其分期》，晁福林，1988年《史志文萃》B卷3期27頁）。諸暨有悠久的歷史，也有豐富的古代傳說地名。這些地名，既深深烙刻著時代的印記，又蘊藏了傳統文化基因的解碼。茲舉數例如下：
石柱山。在今同山鎮，即日入柱山，《一統志》作石柱山，《浙江通志》作八柱山。神話傳說稱是山為“女媧遺石”。光緒丙申（1896）《暨陽同山邊氏宗譜》載：“石柱山者，吾暨縣龍發脈處也。地在城南同山鄉二十都之日入塢，離城八十馀里，與浦邑界相交。其間若重圍而壁壘卻奇特，有巍石兀立，狀如柱，因以柱名，或者取砥柱之義焉。有詩云：‘媧皇煉就石嶙峋，侍衛重重好出身’”。至今民間仍有女媧煉五色石補天而遺石于此之說。
浮丘、隱仙山。民間又有黃帝時仙人浮丘公隱居諸暨的說法。浮丘公，或謂即《列子》所稱之壺丘子。相傳仙人肩挑束薪，實為紅白珊瑚，有撒豆成金之術，善吹笙騎鶴。據《光緒諸暨縣志》載：“劉家山頭，村在（屏風山）溪北，亦稱浮丘。田中一阜隆起，石骨嶙峋，名浮丘，其田曰浮丘田。或云，相傳浮丘仙翁隱此，故名。南有隱仙山，與眉月山相對。山有隱仙石，石上有仙翁坐臥跡，下有仙翁庵。又相傳有浮丘墓。乾隆六十年（1795）又建有浮丘亭”（見11卷19頁、41卷11頁）。文中所言之浮丘村、隱仙山（今屬陶朱街道）等地名至今尚存，其遺跡在今新諸暨火車站旁。
仙過嶺。仙過嶺在諸暨市同山鎮，今有仙過嶺下村。相傳為黃帝有一個美麗、聰明的女兒，名叫元修（玄修），曾先后在諸暨五泄、浦江仙華山及東陽石城山一帶修
真，后于仙姑山成道升天。今諸暨仙過嶺即為玄修往來經從之處。仙姑山即仙華山，今屬浦江縣（東漢興平二年，分諸暨地設豐安縣，唐天寶十三年置浦陽縣，五代
后梁開平四年改稱浦江）。五泄曾為諸暨、浦江、富陽三縣界。南朝宋·鄭輯之《東陽記》云：“軒轅少女元修于此（東陽）上升，故名。”
諸稽、諸暨。相傳因上古神農氏大臣諸稽，食采于此，遂以諸稽名其地。《乾隆諸暨縣志》載：“諸暨者，諸暨國之地”。宋《路史》亦將諸暨載入《國名記》篇中。《國語·吳語·疏》：“諸稽之裔，以國為氏”。均說明諸暨曾為古國。韋昭云：“彭姓諸稽，則商滅之”（見《國語·鄭語》韋氏解，16卷101頁），可知直至商代，諸稽國才被滅亡。清代考據學家、諸暨郭鳳沼云：“諸暨即諸稽，……蓋大彭、豕韋，近在王室，迭為商伯。諸暨僻居夷狄，故莫之數矣”。“諸暨”地名由來，眾說紛紜，但“諸稽說”則屬其中之一。夏代之“大禹巡江南”及“無馀建越國”兩大歷史事件，每被史家稱為浙江文化發生之權輿。雖然“禹是南方民族神話中的人物”，但“這個神話的中心點在越”（顧頡剛），諸暨作為古越發祥地之一，自然會產生出與大禹有關的地名來。一種說法認為“諸暨”一名亦與大禹有關。《隆慶諸暨縣志》載：“諸者，眾也；暨者，及也”；“諸暨之得名……或曰禹會計而諸侯畢及也”。認為“諸”是眾的意思，是指禹和天下諸侯，“暨”是及的意思，是指涉及、到達，“諸暨”即為禹及眾諸侯所到達停留之地。當然現在一般認為諸暨之名源自越語，而越語現在已是一種消失了的語言，故其義無得而解。
會稽山。主峰（東白山）位于諸暨界的地名“會稽山”更與圣君大禹有關。《史記·夏本紀》云：“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會稽山脈在紹興、諸暨、嵊州、上虞、東陽等縣市間。
了山、禹思亭。相傳大禹曾為治理浦陽江而來諸暨。今王家井有了山，即與大禹有關。大禹治水，至此為了，因名“了山”焉。后人為紀念大禹功德，又有“禹思亭”之設。清《光緒諸暨縣志·山水志》載：“（浦陽江）北流經王家井，村在江東，有市，市旁有禹思亭，亭側為道南書院。又北流經了山閘頭，有了山渡，旁有了山亭（卷5第12頁）。清郭鳳沼《諸暨青梅詞》載：“一曲寒塘鳴佩環，十年五年水潺潺；青溪綠樹多逢雨，樵唱聲聲出了山”。自注云：“了山，在三十一都”。又有“了山閘”“了山亭”等地名。
烏帶山、烏笪廟、采仙山。位于楓橋鎮。南北朝時，烏笪因奉梁武帝蕭衍（464—579）命來諸暨采紫石英，卒而成仙，今有村名“采仙”。清郭鳳沼《諸暨青梅詞》載：“烏笪何年秉使符？金沙銀冶總虛無；寶珠橋畔千家住，不見橋頭賣寶珠”。自注云：諸暨“縣東北四十五里烏帶山有烏帶廟。《萬歷府志》引夏侯曾先《地志》云：‘梁武帝使烏笪采石英于此山而卒，后人為之立廟’”。清《光緒諸暨縣志·山水志》載：“烏帶山麓有烏笪廟。夏侯曾先《地志》：‘梁武帝遣烏笪采石英，終于此山’，后人立廟祀之。俗誤‘笪’為‘帶’，因聲近而訛也”（卷9第12頁）。這一神話傳說，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諸暨采礦歷史之久遠。
紫微。村名，地在楓橋鎮。當為紀念被封為紫微侯的明代抗倭英雄楊儼而命名。楊儼是反抗外族（倭寇）入侵的神話人物，至今仍有“楊相公廟”（即楓橋大廟）。清《光緒諸暨縣志·山水志》載：“楊神名儼，居冷水里，生時司水曹。有鄉人歲除羈杭，神語以登舟即至，果風雨馳驟，攸忽抵楓橋。明時倭寇猖獗，空中見一白袍神，金鼓驅逐之，知為楊相公靈佑，敕封護國保民紫薇侯，至今楓橋人奉為社神”（卷9第10頁）。1925年《諸暨民報五周紀念冊·諸暨風俗志》載：“楓橋賽柴、楊、潘三老相公。三老相公，楊最有名，相傳貧時，常賣柴跨湖橋，所樵山麓有王彥章棄舟，鄉人莫敢近，王彥章陸能蕩舟、群神其膂力也。楊相公獨取以作炊，便得升仙，因奉祀為土地。四鄉社廟均奉其像。明時封為紫微侯。賽時，羽儀導輔，一如王者”（26頁）。
仙師殿、登仙山、西青山。這是因楊大仙兄弟（楊通、楊達）成仙的神話故事而產生出來的地名。故事主要流傳于五泄鎮、同山鎮一帶，寄托了古代勞動人民對“雨水”的渴求，希望能夠“禱雨輒應”“稿苗復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諸暨石灰開采的悠久歷史。西青山，位于五泄鎮橫里、泄下、前泄之間。登仙山在同山鎮，“相傳為楊大仙脫凡處”。清《康熙諸暨縣志》載：“楊大仙兄弟，唐乾符（874－879）間諸山鄉人。七八歲時嬉于灰窯之側。當薪焰正烈，二子忽躍入于窯。父母往哭之，空中云軿而下曰：“帝有命，以兒司雨部矣”，言迄不見。鄉人為立祠祀之。遇旱禱雨，多應（《人物志·方技列傳》卷11第22頁）。“天啟五年（1625）亢旱，苗盡稿。惟二十都處時有烏云覆其上，微雨潤之。此地舊有楊大仙祠，鄉民虔禱得雨，稿苗復興，以此崇祀不絕”（《災祥志》卷3第24頁）。又“《章志》云：居民鏟石于此，見石中有‘西青山’三字，因名。今字跡尚存。山下有仙師殿，即楊大仙廟”（卷11第13頁）。
柳仙。柳仙村在東白山麓，今屬東白湖鎮。每年古歷七月七日皆有廟會，至今不衰。“按《嘉泰會稽志》云：孝義鄉父老傳有俞姓者，久寓村媼家，病革謂媼曰：‘死以兩大甕合以葬我；杠折則窆！’鄉人如其說。后復夢俞曰：‘今為天曹雨雪部判官’。會野火且至，烈日中雨雪冢上，遠近異之，即其地立廟。宋紹興初，久旱，迎神至大雄寺，禱雨立應，歲以大稔。相傳神喜柳枝，邑人致禱，必持柳枝以獻，因號柳仙云，廟后有墓在焉”（1925年《諸暨民報五周紀念冊·諸暨風俗志》23頁）。這一神話地名，是人們希望柳仙能成為“天曹雨雪部判官”，希望“禱雨立應，歲以大稔”。
在紫微、仙師殿和柳仙等地名中，紫微侯楊儼“生時司水曹”，楊大仙“司雨部”，俞柳仙“為天曹雨雪部判官”，實際上反映了農業社會中勞動人民對“雨水”的美好企求。
二、越族史跡與諸暨地名
早在越國建立之前，我地乃為諸稽（暨）國之域。傳統說法以為，公元前2068年即少康22年，封庶子無馀于越（此據1941年版《辭海·中外歷史大事年表》說），自此始有越國之設。清代考據學家、諸暨郭鳳沼云：“諸暨即諸稽，為得其實。蓋大彭、豕韋，近在王室，迭為商伯。諸暨僻居夷狄，故莫之數矣，《路史》于‘高陽氏后’載：‘沂之承有蔇亭，即古暨國，彭姓，其派者為諸暨，有概浦、諸山，隸越’。又于‘夏后氏后’載：‘諸暨，秦縣，界有諸山、概浦，允常之都’。按少康少子所封，初在（諸暨）縣北一隅，與今山陰、會稽兩縣連界，自外皆諸暨地也。及商滅諸稽，而夏后氏后并有其地，以至于允常，此實錄也”（清郭鳳沼《諸暨青梅詞》自注七）。《竹書紀年》載：“周成王二十四年於越來賓”，這位使者就是從諸暨走出去的（陳橋驛語）。自於越立國至句踐遷都山陰，其間1570余年中諸暨均為越族活動中心。越國先后在諸暨埤中、大部、句乘等地建立都城。句踐的遷都山陰，完成了從山區走向平原的歷史發展進程。遷都后即筑“句踐小城”，隨即又在小城以東筑“山陰大城”，因“小城”和“大城”皆由越王句踐命越大夫范蠡興建，故亦稱“蠡城”。句踐在紹興建都共18年，至其在位之二十七年（前472）又遷都瑯琊。至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越地置會稽郡，諸暨于是年設縣。
春秋戰國時越王句踐以諸暨為基地，實施了生聚教訓、興越沼吳大業，諸暨經濟、社會和文化在越國時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一大批相關人文地名和自然地名亦由此而
產生。如巫里、蠡湖、苧蘿山、若耶溪、浣紗江、西施灘、西施坊、西施殿、白魚潭、范蠡巖、范相廟、杭塢山，等等等等，不勝枚舉。宋施宿《嘉泰會稽志·衢巷》卷四載：“諸暨縣，二十坊。八如《舊經》，九更名，三創立。招賢、西施（以西子所游處名）、范鄰（以近范蠡壇名）、永寧、臨津、永壽、安仁、勸農，舊。制錦、集貨、華纓、浣溪、彩織、道山、臺輔、使星、芝山，更。相門、神秀、狀元，創。……凡此諸縣坊曲所以得名，不能盡舉。若諸暨之西施、范鄰，……蓋古跡尤著云。”文中所言之“如舊、更名、創立”三類，實際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地名的命名規律。如其中“‘西施’以西子所游處名、‘范鄰’以近范蠡壇名”，蓋因“古跡尤著”，突出了地名的人文內涵。茲擇數例述之：
埤中。越國早期都城，在諸暨縣北。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漸江水篇》卷40載：“夏后少康封少子杼以奉禹祠，為越，世歷殷周，至于允常，列于春秋。允常卒（前497），句踐稱王，都于會稽。《吳越春秋》所謂越王都埤中，在諸暨北界。山陰康樂里有地名邑中者，是越事吳處”。相傳公元前2068年（即夏少康二十二年癸卯，此從1941年版《辭海》說），少康恐禹跡宗廟祭祀之絕，于是封庶子無馀到諸暨，與原先生活在這里的諸暨國土著共同建立了越國，定國都于諸暨之埤中。《路史·國名記》載：“越……一曰於越，處埤中，號無馀”。埤中地當今與紹興縣相接之店口、阮市一帶。今人陳橋驛《紹興史話》也說：“諸暨境內的埤中，曾經都是部族酋長的駐地”，并有《暨陽隨筆》詩曰：“於越流風遠，埤中在暨陽；西子音容邈，典范照故鄉”。
大部。大部為越國中葉之都城所在。唐釋道世《法苑珠林》載：“諸暨縣，越舊都之地也……諸暨東北一百七里大部鄉有古越城，周回三里。《地記》云，越之中葉，在此為都。驪宮別館，遺基尚在。悉生豫樟，多在門階之側，行位相當，森疏可愛。風雨晦朔，猶聞鐘磬之聲。百姓至今多懷肅敬，其跡繁矣”（見《欽定四庫全書·法苑珠林》51卷12頁）。《光緒諸暨縣志·坊宅志》載：“古越城在大部鄉”。可以看出，越之中葉，都城大部已頗為繁榮，直至唐代，依然“驪宮別館，遺基尚在”，栽種于“門階之側”、“行位相當”的“豫樟”（樟樹）依然“森疏可愛”，以至百姓依然“多懷肅敬”。當然，道世所引之《地記》一書，時代或應更早。南朝宋山陰孔靈符（？－465）《會稽記》載：“諸暨東北一百七里有越古城，越之中葉，在此為都。離宮別館，遺基尚在。悉生豫章，多在門階之側，行伍相當，森聳可愛。風雨晦朔，猶聞鐘磬之聲。百姓至今多懷肅敬”（《三寶感通錄》引《地記》，見《魯迅全集·會稽郡故書雜集》8卷106頁。與《法苑珠林》所載，文字稍異）。清乾隆年間著名地理學家洪亮吉（1746—1809）在所撰《東晉疆域志》第一卷中亦載：“諸暨……有大部鄉古越城”（見《叢書集成新編》274頁，新文豐出版公司版）。惟因時異境移，滄海桑田，越國中葉之都城“大部”已難尋覓，但作為鄉名、弄名，一直為后人延用。
句無、句乘。山名。主峰海拔660米，今為諸暨市安華鎮、牌頭鎮與義烏市之界山。宋《嘉泰會稽志·山·諸暨縣》載：“句
乘山，在縣南五十里。《舊經》云，句踐所都也。《國語》云‘越臣于吳，吳更封越，南至句無’，即此山也。其山九層，亦名九層山。南有句無亭”。句乘亦作句
無。《水經注·漸江水》云：“浦陽江……東經諸暨縣，與泄溪合……縣臨對江流，江南有射堂，縣北帶烏山，故越地也。先名上諸暨，亦曰句無矣”。《浙江通
志》：“句乘山南有句無亭”。清《光緒諸暨縣志·坊宅志》載：“句踐棲跡，在二十六都句乘山麓”。后人亦有以“句乘、句無”指稱“諸暨”者。句無即句乘。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云：“諸暨……亦曰句無矣”。明《萬歷紹興府志》云：“山有九層，俗呼九層山。山南有句無亭。相傳越王句踐曾棲于此。今崗上有古墳遺
址，俗名越王墓”。明錢人楷詩云：“句乘山水毓秀，主為曠代佳人；耿耿丹心常捧，猗歟越絕忠臣”（見《苧蘿志》）。清《光緒諸暨縣志·坊宅志》云：“句踐
棲跡，在二十六都句乘山麓，相傳為句踐棲妻子處。句無亭在句乘山東”。清屠倬《題浣江村店壁》：“句無城外秋水闊，句無城南雨初歇；浣江不見浣紗人，片石
城南紫苔活”。其山層巒疊翠，巍峨峻拔，是一處風光秀麗、文化內涵深邃的風景旅游勝地。句乘山又為宋汝章棲隱處。山下有搖石頭，中有石，大數圍，或謂風吹
則搖。燦爛的歷史文化，必然會孕育出美麗的神話傳說。句乘山下千古流傳的“刀劈石”、“射箭巖”、“馬蹄印”等故事就是其中之一。又，今安華鎮有地名“礦
亭”者（“礦”，方音讀gueng，不讀kuang），或曰為“句無亭”之諧音焉。
苧蘿。苧蘿山在今諸暨市區，為西施之所出。《越絕書》載：“美
女西施、鄭旦……出于苧蘿山”；《吳越春秋》載：“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唐代，李白有“西施越溪女，出自苧蘿山”之作；宋之問有“山藪半潛匿，苧蘿更
蒙遮”之篇；李欣謂：“薄暮歸去來，苧蘿生碧煙”；李商隱云：“亦若暨羅女，平旦妝容顏”。苧蘿者，苧麻也。晉郭璞《本草注》云：“苧，江東人呼為苧
羅。”苧蘿，又作苧羅。據《弘治紹興府志》載：苧布，會稽郡“八邑皆有之，諸暨產最精，俗傳以為西子遺習”。海拔52米，山下有浣紗石、西施殿。
若耶溪。若耶溪是一條與西施有關的河流，又稱浣紗溪。西施浣紗若耶，才改名為浣紗溪，若耶應是浣紗溪的古名，即今浦陽江流經城區江段。至于紹興的若耶溪，則是地名學上“地名遷徙現象”所造成的結果。清代語言學家、會稽范寅（1837－1897）在其所著《越諺·地部》中對紹興若耶溪也有記載：“若耶，音辣茄，在城中繆家橋畔”（見中卷5頁）。明崇禎年間諸暨知縣張夬詩云：“金屋嬋娟何處有？若耶溪畔采蓮人……可憐東城一片石，猶存西子千秋跡”。明句容人、戊辰（1628）進士、南昌府推官李長華《西子》：“若耶之水，依稀醉舞之新狀；苧蘿之山，掩映愁顰之眉黛”。《光緒浦江縣志·山川》載：“五泄溪……折而東五十里，經諸暨縣竹橋入若耶溪，即浦陽江下游也”（卷2第51頁）。《東陽白石斯氏宗譜》所載詩人斯一緒（1555－1628）《浦汭漁舟》詩云：“溪流直到若耶津，云接苧蘿山暮春”。
杭塢山。或作坑塢山。杭，即航，渡船也；如言“一葦杭之”。又，杭抗古通，故亦有作抗烏山者。《越絕書》載：“杭塢者，句踐杭也。……度之會夷”（1985年版63頁）。相傳此處為越王句踐系舟之塢，故名杭塢也。杭烏山位于諸暨市北部。海拔583.8米。為湄池鎮與次塢鎮之界山，更為諸暨北部之屏障。《康熙諸暨縣志·山川志》論曰：“諸暨為縣，左浣江，右長山……由五泄而雞冠諸山，亙五十馀里，又當漁櫓山之北，復參天而起，是曰抗烏山，實為縣之后屏。抗烏之后，西則道林諸山，東則紫巖諸
山，犬牙鸞翥，而大江出其中。大抵縣治坐漁櫓，外屏抗烏，面白巖（巢句），內案苧蘿諸山。”《乾隆諸暨縣志》稱杭烏“綿亙花山、義安、紫巖三鄉。山勢雄
峻，縣北之鎮”。
浦陽。《越絕書》載：“浦陽者，句踐軍敗失眾，懣于此”。浦陽，即諸暨浦陽江。
范蠡巖、范蠡祠、陶朱公廟。清《光緒諸暨縣志·山水志》載：“范蠡巖，巖有洞，俗呼虎頭山，腹背巖石嶄絕，峰巒參差，橫衍四五里許。……山前有陶朱公廟。《嘉泰志》作范相廟，亦稱范蠡壇。……翠峰寺，旁有范蠡祠，祠中有鴟夷井。范蠡僑宅也。舊有范仲淹題詩石刻”（卷8第又8頁）。
鯉湖。清《光緒諸暨縣志·山水志》：“即宋之鯉湖里，亦作蠡湖（卷5第12頁）。相傳為范蠡養魚處。
三、地理環境與諸暨地名
地名的內容能夠反映地貌；反映居住生活的環境；反映農耕、道路、市場、經濟等歷史；反映人們具體生活的地區所產生的風俗習慣；反映從行政法制、土地制度等內容。這些極其珍貴的信息都可以從地名的來歷中找到蹤跡。1925年版《諸暨民報五周紀念冊·諸暨社會現象》載：“諸暨山湖參半，田額八十三萬馀，山田居十之六”（78頁）。“諸暨山中，墟里錯落，即崗逾陵，別有天地”（《諸暨民報五周紀念冊·諸暨概觀》89頁）。諸暨有著悠久的歷史，有著豐富的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環境，這些，反映在地名上，便是數量巨大、層次豐富的各類地名。
山體。常常以山、峰、崗、尖、丘、塢、嶺、峧、岙、弄、石、巖等不同類型來表示不同山體地形。如：山（璜山、句乘山、東白山，見上述）、峰（塘峰、拔峰、雙
峰）、崗（上梧崗、南山崗、走馬崗）、尖（扎架尖、三界尖）、丘（半丘）、塢（杜家塢、蔡家塢、墨城塢，見上述）、嶺（紅楓嶺、倒掛嶺、避水嶺）、峧（詹
家峧、廣山峧）、岙（檀岙）、弄（馬家弄、獅象弄、金家墻弄）、石（雞龍石、大硯石、大石頭）、巖（西巖、烏巖、華巖）。
平地。常常以畈、塔、園、墩、圳、坪、埭等不同類型來表示不同平地地形，常為自然地名，其中畈、園多含人文因素。如：畈（八石畈、楊樹畈、螽斯畈，見上述）、塔
（草塔、黃金塔、錢家塔）、園（花園、祝園、麻園）、墩（貫墩、白馬墩、姚家墩）、圳（烏圳、毛家圳）、坪（姚坪、栗樹坪、寺基坪）、埭（沙埭、溪埭、白
埭）。①先以“山、塢、畈”為例說明數量之巨大。山、塢、畈是不同形貌、不同層次的地理概念。“塢”在諸暨多指山弄，或山灣，即兩山間之低地也。“畈”則指較為平坦、較為開闊之地，且常常為已經開發之田地。“畈”（音“反”），俗作“坂”（音“板”），誤。
山水雙重。
常常以塘、埂、埠、堰、渡、橋、坑、岸等來表示不同類型的山水相接處地形，常為自然地名，其中塘、埂、埠、堰、渡、橋等多含人文因素。如：塘（茅塘、聯
塘、徐家塘）、埂（皋埂、橫埂、翁家埂）、埠（直埠、黃家埠、茅渚埠）、堰（浪堰、王家堰、石堰頭）、渡（潘家渡）、橋（太平橋、浣紗橋、寶珠橋）、坑
（潮坑、吉水坑、淡竹坑）、岸（后岸、鷹江岸）。
水體。以江、溪、溝、川、灣、潭、湖、匯、瀝、泄、灘、浦、津、汀、洞、泉、井、洲
等表示不同水體地形，多為自然地名，其中“井”等多含人文因素。江（浦陽江、五泄江、楓橋江）、溪（檀溪、萍溪、小兼溪）、溝（里婁溝、外婁溝）、川（朱
家川）、灣（鸕鶿灣、新店灣、雙苑灣）、潭（清水潭、白魚潭、銀河潭）、湖（白塔湖、山下湖、黃家墩湖）、匯（徐家匯、源潭匯、顧家匯）、瀝（橫瀝、瀝山湖、白瀝畈）、泄（五泄、前泄、望泄）、灘（鴨灘、便堰灘、西施灘）、浦（白浦、晚浦、澧浦）、汀（金汀、沙汀）、洞（白云洞、涼風洞、護家洞）、泉（化泉、紹佳泉、花明泉）、井（義井、王家井、四眼井）、洲（三洲、滿洲、府洲路）。
在諸暨，水面較大者為“湖”，如舊有城中“五湖”；又稱水網為“湖”，如諸暨有“七十二湖”；又有雅稱人工水面“水庫”為“湖”者，如五泄湖、東白湖。水面
較小者為塘（古人多指堤埂，不指水面，而諸暨則指水面，相當于古人的“池”，亦即地形下凹而蓄水者）。稱地形下凹而不蓄水者為“宕”，如“石宕”。水面較
大而蓄水較淺者為“蕩”（舊時地理面積多以“田地山蕩”統計），水面較小而蓄水較深者則為“井”。
水面較小而蓄水較淺者則為“澸（丼）”，即水洼。
在諸暨水體地名中，最具特色的是“泄”。北魏酈道元（466？—527）《水經注·漸江水》在述及五泄瀑布時說：“瀑布，土人號為‘泄’也”。可見早在1500余年前的北魏時，“泄”（音Xie）就是當地“土人”對瀑布的專用名詞（方言地名）了。
又，“瀝”也可作為諸暨及周邊縣市有特色的水體地名。“瀝”多指湖畈河網地區的水渠。諸暨有橫瀝、白瀝畈、瀝山湖（歷山湖）、瀝下湖（在石家弄村）等。
建筑。以廟、庵、殿、塔、亭、堂、店、牌、屋、屏、墳、墓、院、門、廊等建筑或建筑部件作為地名特征，一般均為人文地名。如：廟（九江廟、前山廟、烏石廟）、庵（大唐庵、五泉庵、崇新庵）、殿（西施殿、仙師殿、相公殿）、塔（艮塔、元祜塔、天元塔）、亭（街亭、礦亭、五里亭）、店（宣店、梅店、湯家店）、牌（十里牌、界牌宣、牌軒下）、屋（小屋、上新屋、下新屋）、屏（南屏、堂屏山）、墳（上墳、文庵、花墳前）、墓（大墓頭、李家墓、王家大墓）、院（高院、茶院、張家院）、門（白門、斗門、石門）、廊（廊下、廊塢）、墻弄（宣家墻弄、金家墻弄）、墻頭（宣閣墻頭、白墻頭）、臺門（高臺門）。
村落。以州、村、莊、廳、年、街、市、房、都、舍、坊、蓬、甸、宅、里等村落、聚居點或行政區作為地名特征，一般均為人文地名。州（新州、徽州宋）、村（障村、
邊村、毛村）、莊（楊莊、上新莊、耕下莊）、廳（北廳、花廳）、年（二年、九年、下七年）、街（應店街、侯村街、百步街）、市（阮市、上市、戚家市）、房
（八七房、清澄房、下三房）、都（三都、十二都、十八都）、舍（良戈舍、徽州舍）、坊（作坊、馬坊）、蓬（樹蓬、六蓬、油竹蓬）、甸（仙甸、單家甸）、宅
（斯宅、陳宅、上馬宅）、里（張四里、吳子里、東洿里）。這些地名中往往保留有古代經濟發展狀況以及人民社會生活的信息。例如與“市”相結合的地名常常是交易地名，與“坊”相結合的地名常常是工場等。“年”則體現了明代“排年制度”。
方位。以東、南、西、北、左、右、上、中、下、頭、口、沿、頂、尾、里、外、嶺崗、嶺頭、嶺腳、山崗、山頭、山腳等表示地理方位。如：東（卓東、嶺東、溪東）、南（浣
南、橋南、泰南）、西（坑西、梅西、板西）、北（嶺北、溪北、塘北）、左（左溪）、右（溪右）、上（牌上、里蔣上、七里上）、中（新中、霞中、姚公埠
中）、下（泄下、橋下、檡樹
下）、頭（塘頭、坎頭、上山頭）、江口（三江口）、溪口（合溪口）、塢口（巖塢口、梅塢口、楊家塢口）、頂（山頂、崗頂、下畈頂）、尾（燕尾山）、里（橫
里、棠里、徐里）、外（嶺外、陳外、外宣）、嶺頭（大嶺頭、）、嶺腳（新嶺腳、下嶺腳）、嶺下（東松嶺下、仙過嶺下、石孔嶺下）、山頭（廟山頭、上山頭、
燕子山頭）、塘沿（湖塘沿、王家塘沿、）、水沿（江水沿）、湖沿（陶湖沿、高湖沿）、田頭（藍田頭）等。
生物。生物地名是指動物地名和植物地名。在諸暨以樹木為名的地名中，既有經濟用材之樹，亦有花果觀賞之木。略舉如下：松樹（大松、松蓬、萬松壑、東松嶺頭）、柏
樹（下柏江、柏葉畈、柏樹村）、杉樹（杉樹灣、杉樹垅）、梓樹（梓里、梓山、梓月嶺、梓樹嶺、梓園塔、梓樹山頭）、楓樹（楓田、楓嶺、楓溪、楓塘、楓樹
頭、楓樹塢、永楓庵）、櫟樹（櫟江）、樟樹（樟塔、樟樹下、大樟樹下）、楊樹（楊山、楊樹下、楊樹田、楊樹塢、楊樹畈、楊樹橋頭）、柳樹（柳塢、楊柳
堰）、檀樹（檀溪）、榔樹（榔樹嶺）、概樹（概樹塔）、檡樹（檡樹橋頭）、梧桐（上梧崗、梧桐山腳）、冬青（冬青樹下）、桂樹（桂木峧、桂溪塢、丹桂
房）、槐樹（槐花樹下）、皂莢（皂溪、皂角嶺）、紫薇（紫薇村）、竹（竹灣、竹篷、竹澗頭、竹浦畈、金竹坑、金竹塢、金竹灣、毛竹塔、毛竹園、黃竹山、淡
竹坑、油竹篷、古竹坑、古竹院、小竹園）、茶樹（茶山、茶塢、茶園、茶亭、茶院、茶葉山崗）、桑樹（桑園畈、桑園陳）、桐樹（桐樹林、桐樹塢、桐高塢、桐
坑山、桐子山）、桕樹（桕樹下）、柞樹（柞樹塘）、桃樹（桃園、桃嶺、桃花嶺、桃樹塢）、李樹（李村）、梨樹（梨樹塢、梨頭嶺）、銀杏（銀杏樹下、白果樹
下）、楊梅（楊梅橋、楊梅嶺、楊梅弄、楊梅樹下）、梅樹（梅山、梅西、梅塢、梅嶺、梅店、梅溪、梅川山、梅竹鳳、梅花塢、青梅塢、落地梅花）、橘樹（橘
城）、棗樹（棗樹灣），什柴（什柴坪）。
動物地名亦頗多。此處僅擇鳥類地名略述之。以鳥命名的地名中，既有以鳳凰仙鶴命名者，亦有以雞鵝雕鴨命名者。例如：鳳凰（鳳山、鳳水、鳳頭、鳳凰、凰桐、鳳
山寺、鳳山莊、鳳儀樓、鳳翔隈、鳳凰山、飛鳳崗、白鳳山、翔鳳巖、梅竹鳳）、白鶴（棲鶴、鶴林寺、鶴膝塔、白鶴山、白鶴觀、白鶴廟、棲鶴石）、鴛鴦（落水
鴛鴦）、鴉（鴉鵲尖、鴉雀窩下）、雀（雀門嶺）、燕（義燕、燕窩、燕窠、小燕窠、燕至堂、燕頭山、燕尾山、燕子山頭）、雁（雁力塢、雁宿池、小雁蕩、雁蕩
峰）、鷹（鷹江岸、鷹喙巖、老鷹山、老鷹巖下）、鸛（鸛鳴、鸛叫坪、鸛尖山、鸛雕莊、鸛鳥嘴山）、鷂（鷂鷹山）、鷲（鷲山橋、鷲峰寺）、雉（雉塢）、鷺鷥
（鷺鷥嶺、鷺鷥灣）、鸕鶿（鸕鶿灣、鸕鶿坑）、布谷（布谷嶺）、竹雞（竹雞嶺）、雞（雞山、雞山庵、雞心塔、雞籠石、金雞山、金雞塢）、鵝（鵝子山、鵝子
尖、鵝毛港、鵝頭石、鵝鼻山、金鵝山、金鵝湖、鵝凸峰、白鵝山、破開鵝肫山）、鴨（鴨灘、鴨塘、石鴨頂、野鴨塘、鴨嘴山頭）、鳥（大鳥塢）。
四、家族姓氏與諸暨地名
諸暨姓氏地名極多。常常以“姓氏”加通名“家”組成地名。如趙家、楊家等。亦有兩姓合稱為地名者，如宣何、楊傅、汪王、何趙、漲墟（張、許）、陳蔡等。在以“家”為通名的姓氏地名中，“家”字寫法與讀音又千變萬化。此處僅就不同寫法略述如下：
“家”字，有書作“干”者，如“魚干嶺腳”實“洪家嶺腳”（又有作“魚肝嶺腳”者，見《民報》）；“大干溪”實“屠家溪”（大、屠音近，故璜山屠家塢今作大高
廡）。有作“戈”者，如“金戈”實“金家”，“良戈舍”實“梁家舍”。有作“公”者，如“高公湖”即“高家湖”，“趙公”即“趙家”，“董公”即“董
家”，“姚公埠”即“姚家埠”，“黃公堂”即“黃家塘”，“國公山”即“郭家山”，“柯公尖”（當地讀“夾貢尖”）即“葛家尖”，“朱公湖”即“朱家湖”（紹興大禹廟所立明淳化間水利碑所載即作朱家湖）。有作“勾”者，如“巢勾山”（亦有誤作“豺狗山”者）即“趙家山”。有作“孔”者，如“石孔嶺下”即
“石家嶺下”。有作“古”者，如“王古山弄”即“王家山弄”。有作“叫”者，如“馬叫山頭”即“馬家山頭”；“鵝叫灣”即“何家灣”（見《楓江樓氏宗
譜》）。有作“瓜”者，如“西瓜山”即“宣家山”；“木瓜山”即“馬家山”（馬、木、墨音近，墨城湖即木陳湖，當為“馬陳湖”，即“馬湖”與“陳湖”之合
稱）；“前瓜山”實“錢家山”。有作“剛”者，“金剛山腳”實“金家山腳”。有作“過”者，“仙過嶺下”實即“宣家嶺下”（上文中神仙所過之嶺，只是神話
傳說而已，已屬于民間文學）；“北過嶺”即“包家嶺”。有作“江”者，如“撞江石山”即“張家石山”（其地至今姓張）。有作“貢”者，如“夾貢尖”即“葛
家尖”。有作“花”者，如“桃花嶺”即“陶家嶺”；“蘆花溪”實“盧家溪”。有作“崗”者，如“莊崗嶺”實“張家嶺”；“七崗嶺”實“戚家嶺”；“金崗塘
塢”實“金家塘塢”； 江西之“井岡山”當亦“金家山”
是也。有作“谷”者，如“布谷”實即“包家”；“北谷塢”即“包家塢”；“六谷山”即“陸家山”；“黃谷村”即“黃家村”；“王谷塢”即“王家塢”，“上
唐谷”即“上唐家”。有作“角”者，如“石角”實“石家”；“西角山”實“宣家山”（在湯江，見1947年
縣圖）；“羊角”即“楊家”；“皂角嶺”即“趙家嶺”。有作“溝”者，如“金溝山頭”即“金家山頭”；“黃溝塢”即“黃家塢”。有作“國”者，如“四國平
頂”即“施家坪頂”。有作“佳”者，如“景佳塢”即“金家塢”；“前佳山”即“錢家山”；“許佳山”即“許家山”；“紹佳泉”即“邵家堰”；“（何）佳
山”即“何家山”。有作“官”者，如“將官山”即“蔣家山”；“湯官巖”即“湯家巖”。有作“駕”者，如“仙駕畈”即“宣家畈”；“保駕亭”實“包家
亭”；“落駕塔”實“駱家塔”（璜山）；“丁駕山”實“丁家山”；“寶駕嶺”實“包家嶺”；“樓瑤駕”實“樓姚家”。有作“姑”者，如“仙姑山”實“宣家
山”；“師姑坪”實“施家坪”。有作“莢”者，如“皂莢溪”實“趙家溪”。有作“劍”者，如“馬劍”實“馬家”，“馬劍大山”即“馬家大山”；“留劍塢”
實“劉家塢”。有作“科”者，如“荷科山”即“何家山”。有作“閣”者，如“下水閣”即“下史家”；“上水閣”實“上史家”；“石閣”即“石家”；有作
“濟”者，如“黃濟山”即“黃家山”。有作“覺”者，如“牛覺嶺”實“阮家嶺”；“楊覺山”即“楊家山”。有作“架”者，如“扎架山”（又有作腳架山者）
即“詹家山”。“馬架山口”即“馬家山口”。有作“格”者，如“牛格里”，即“阮家里”。有作“顧”者，如“王顧山弄”實“王家山弄”。有作“筧”者，如“石筧嶺”即“石家嶺”。
有作“皋”者，如“牛皋”即“阮家”。有作“高”者，如“吳高塢”實“吳家塢”；“大高廡”即“屠家塢”；“仙高塢”即“宣家塢”；“蔣高塢”即“蔣家
塢”；“俞高塢”即“俞家塢”；“富高塢”即“傅家塢”；“徐高塢”即“徐家塢”；“陳高塢”即“陳家塢”；“朱高塢”即“朱家塢”；“吳高塢”即“吳家
塢”；“王高塢”即“王家塢”；“樓高塢”即“樓家塢”；“志高塢”即“朱家塢”；“任高塢”即“任家塢”；“桐高塢”即“童家塢”；“桃高嶺腳”即“陶
家嶺腳”。有作“敢”者，如“石敢山”即“石家山”。有作“葭”者，如“礬（礬）
葭嶺”實“樊家嶺”；“黃葭村”即“黃家埠”。有作“鼓”者，如“擂鼓山”即“樓家山”；“石鼓山”即“石家山”。有作“概”者，如“夫概山”實“傅家
山”。有作“嘉”者，如“樂嘉橋”實“駱家橋”。有作“稼”者，如“珠稼塢”實“朱家塢”；“寶稼塘”實“包家塘”，“黃稼埠”實“黃家埠”；“漁稼”實
“俞家”。有作“箭”者，如“黃箭山”實“黃家山”；“馬箭”實“馬家”（諸暨草塔鎮青山有清同治五年所立《明教寺碑》，中有地名“浦邑馬箭”）；“磨箭坪”實“馬家坪”也。
地名文化的一個基本點是“取其嘉名”，若地名不嘉，則須改名。歷史上此類事情甚多，如闞骃《十三州志》載：“后漢章帝巡北岳，以曲逆名不善，改為蒲蔭縣”；《太平寰宇記》卷二五載：“舊名浐坂，隋文帝惡有‘反’字，改為長樂坡焉。”前人為何不直接用“家”而改用其他字呢？這應是“地名雅化”的結果，有的則是因原居姓氏已經衰微或絕響，新入姓氏不想再沿用原姓氏地名，故以更名，或以其他同音字替代，從而產生了新的地名或新的書寫方式。所以我們說，地名在使用和演化過程中，往往會不斷豐富其內涵，增加其色彩，從而呈現出“由俗到雅”的漸進過程。誠如前人所說：“禮
失而求諸野”（語見《漢書·藝文志》），意謂古代的禮樂制度包括傳統文化，在廟堂失傳了，就只能到民間去尋求。在地名研究過程中，同樣也存在著“禮失而求
諸野”的情況，那就是“雅失而求諸俗”了。浙江莫干山，相傳因春秋時莫邪、干將鑄劍于此而名，美麗傳說可謂婦孺皆知，但“求諸俗”則不過是姓氏地名“馬家
山”而已。杭州“滿覺隴”，丹桂飄香，有“滿隴賞桂”景點，游人接踵，但“求諸俗”也不過是“馬家弄”而已。浙江地名義烏，相傳顏烏事親至孝，父喪，負土
成墳，感群烏銜土助之，烏口皆傷，烏亦慟竭傷亡，附葬于左，因名縣曰“烏傷”。西漢經學家、文學家劉向（約前77—前6）《說苑》一書載有其事。唐武德七年（624）
置義烏縣。但“求諸俗”則不過是“以形名地”的“泥塢”而已，“顏、義、泥”三者音近故也；一說為越語地名，其義無考。諸暨有地名“牛屙潭”，被雅化為
“銀河潭”；有地名“牯牛堰”，被雅化為“古有賢”；有地名“鑊店山”被雅化為“荷尖山”；有地名“黃家埠”，被雅化為“黃稼埠”“黃葭埠”。毫無疑問，
“雅化”后的地名常有更深的文化內涵，也更容易為人們所接受。但在地名溯源時，我們則仍需通過“求諸俗”后才能得以廓清。
以上諸暨姓氏地名中的“家”字竟以40余種形式（或單字）來表達，可謂繁之瑣之。且這些姓氏地名的居民大多至今仍有延續，或尚有遺跡可尋。“家”字在這些地名中起著“通名”（與“專名”相對）的作用。其實這類現象極其普遍，“華北地區的‘家’，古讀ga，但讀為輕聲后，韻母弱化為ge，因此‘家’便寫成各、戈、哥了。如張各莊、趙戈莊、李哥莊均是這樣演變而來”（王際桐《地名生僻字和特殊讀音舉例》，見2000年11期《語文建設》37頁）。如此繁復的表述方式，其原因大多不過是為了“雅化”地名而已。明諸暨駱問禮（1527－1608）《鐘山賦·序》云：楓橋“鐘山，舊名唐家山，意往時必為唐姓者所有，故名。今唐姓絕響，有之者皆吾族人。而敝廬正當其下，朝夕玩視，怪其形儼然鐘也，因更其名而為之賦”（《萬一樓集》卷1第1頁）。可見是在“唐姓絕響”后，見其山形“儼然鐘也，因更其名”的。
對于釋詞，清代思想家、學者戴震（1723—1777）所謂的“疑于義者以聲求之，疑于聲者以義正之”，這正是訓詁學的基本思路。地名釋義，同樣適用“以聲求之”或“以義正之”的思路。
五、歷代政區與諸暨地名
越國至越王允常，拓土始大。時越國四界：南至句無，北至御兒，東至鄞，西至姑蔑。句無即今諸暨之句乘也。據載，諸暨為越王允常之都。允常卒，其子句踐稱王，仍以諸暨為都。臣吳返越后，遂遷新都于會稽。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王翦悉定荊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設諸暨縣，治吳縣（今蘇州）。秦時諸暨縣屬會稽郡。
漢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分全國為13州（亦稱部）。時諸暨屬揚州刺史部會稽郡。王莽篡漢后，改國號為新，旋即盡易天下郡縣名號，乃改諸暨稱疏虜（亦稱疏鹵，見《浙江通志》），至東漢光武帝建武初復舊。至順帝永建四年（129）分會稽，另立吳郡，會稽移治山陰（見《宋書·州郡志》）。東漢靈帝中平五年（188），改刺史為州牧，并以九卿京官出任。自此，形成地方行政區劃三級制，即以州統郡、國，以郡、國統縣（包括侯國及道）。據載，漢獻帝興平二年（195）曾分諸暨西、南部分地入漢寧縣及豐安縣。
三國鼎立之際，吳國轄有揚、荊、交、廣4州。揚州州治在建業。諸暨縣屬揚州刺史部會稽郡。漢獻帝時由諸暨分設之漢寧縣，此時改稱吳寧縣。
晉時有州20。揚州刺史部統郡18。諸暨縣屬會稽郡。時會稽郡變動頻繁：武帝太康二年（281）封孫秀改為國。惠帝永寧元年（301）復為郡。明帝太寧二年（324）徙封瑯邪王，又改為國。成帝咸和中改會為鄶。后復舊。
東晉以后，南方經歷宋齊梁陳4個政權，史稱南朝。諸暨均仍其舊。惟會稽郡曾改稱東揚州，分揚州置也。
隋時曾廢郡為州，會稽郡改稱吳州。大業初又改稱越州（見《隋書·地理志》）。尋復改州為郡，恢復以郡統縣之兩級制。時諸暨縣屬揚州總管府會稽郡管轄。據舊志載，隋開皇九年（589）廢吳寧，原諸暨地復入諸暨。
唐初改郡為州，玄宗天寶元年（742）復改州為郡。肅宗至德三年（758）再改郡為州。時諸暨縣屬越州。高宗儀鳳二年（677）曾分諸暨、會稽地置永興縣。唐末諸暨縣一度改稱暨陽縣。
五代十國初，吾邑屬吳越國越州東府。越州于乾寧四年（897）號東府，亦稱東都。天寶元年（908）并越州為大都督州。時吳越武肅王錢镠因“與楊行密為仇，故凡屬地與‘楊’同音者，悉奏改之”（吳萊《浦陽十景詩》自注），乃于天寶元年仍改稱諸暨縣。
宋初之地方行政區劃仿唐制，分全國為10道。至道三年（997）改為15路。至神宗元豐年間，定制為23路。時諸暨縣屬兩浙東路，紹興為路治。宋乾道八年（1172）析諸暨置義安縣。縣治在今楓橋鎮鐘山之西。淳熙元年（1174）廢義安縣，復為鎮，至此，則分置及廢才三年耳。宋時諸暨有24鄉，122里，20坊，并有72都。
元之區劃與宋略同。至元二十八年（1291）置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成宗元貞元年（1295）升諸暨為州。時諸暨州屬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紹興路統轄。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庚申，胡大海克諸暨，改諸暨州為諸全州。癸卯（1363）九月，守將謝再興以諸暨叛，大將軍李文忠馳來擊之，未克，乃去州60里別筑一城，名諸全新州（在今安華鎮新州村）。洪武二年（1369）降州為縣，仍復舊名。元初吾邑建置基本襲宋，惟分長泰為南北。共25鄉；增59里，共181里。旋改都圖制，城內分陶朱、安俗兩鄉之半為4隅，領20坊，至元元年（1341）后增2坊；城外增13附都，共85都，領237圖。明因之。
明代諸暨縣屬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紹興府。時城外85都，領149圖，城內4隅7圖。
清襲明制，設布政使司與按察使司，通稱為省。時隸浙江布政使者，凡府11，州1，縣76。紹興府領縣8，諸暨屬焉。時諸暨增設附三十二都、附六十二都、附六十三都，共85都，領173圖；城內改7隅。雍正六年（1728）諸暨改立順莊，共556莊，城分7隅，而廢圖甲。
辛亥革命后，邑屬浙江省會稽道。民國十六年（1927）道制廢，實行省縣二級制，邑直屬浙江省。民國時期仍用鄉、鎮為基層行政區劃名稱，鄉鎮以下實行過保甲制。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誕生。諸暨縣于是年5月6日解放，隸屬浙江省第十專區（紹興），10月屬紹興專區。諸暨縣設楓橋、牌頭、姚江、璜山、大西、小西、江東、城關等8個區公所。1950年5月，為適應土地改革的需要，從楓橋、牌頭、姚江、璜山4區分別劃出保安、城南、紫東、陳蔡4區，從大西、小西、城關區劃出4個鄉建立三都區，各設區公所。原城關區公所改為城關鎮人民政府（為縣直屬鎮），并陸續分設小鄉。
1952年1月諸暨直屬浙江省。1953年1月屬金華專區。至1955年底，全縣設12個區，141個鄉鎮（不含以后從鄰縣劃入的9個鄉），鄉政權組織由鄉（鎮）人民政府改為鄉（鎮）人民委員會。1956年農業合作化運動開始，3月撤并部分區鄉，撤銷了保安、城南、三都、江東4個區。時全縣設8個區，61個鄉（鎮）。1957年9月屬寧波專區。1958年10月實現人民公社化，區改建為人民公社，鄉（鎮）改建為大隊。全縣設楓橋、上游、五星、東升、東方紅、旭光、東風、紅旗8個人民公社，51個大隊。1959年3月，大隊改稱管理區，8月又改稱大隊，9月人民公社調整為楓橋、牌頭、城南、姚江、湄池、璜山、陳蔡、大西、五泄
、三都、浣紗11個，大隊調整為91個，并恢復了縣直屬的城關鎮。1961年10月，撤銷區級公社，恢復區公所，原大隊改建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1963年7月，插銷城南區。1964年9月諸暨縣屬紹興專區。1966年5月，插銷牌頭、姚江、湄池、璜山、五泄、三都、浣紗7個區，原所轄公社歸縣直屬。至此，全縣設3區（楓橋、陳蔡、大西）、1鎮（城關）、77個公社（不含平陽、馬劍、嶺北3公社），公社的行政機構稱管理委員會。“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區、公社行政機構逐漸癱瘓。1968年5月諸暨屬紹興地區。是月，諸暨縣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后，區建立革命領導小組，各公社陸續建立革命委員會。1969年2月，東陽縣的嶺北公社正式劃歸諸暨管轄。至1970年4月，縣革委會將79個公社（鎮）合并為50個；5月，撤銷楓橋、大西、陳蔡3個區革命領導小組。爾后，縣委向原各區（片）派出聯絡組，代行區級黨政的部分職能。1971年7月和1973年2月，一度撤并的公社仍恢復原來的規模。1973年7月，撤銷各地區聯絡組。1979年7月至1981年初，公社普遍召開了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1981年3月，恢復區公所。同年10月恢復楓橋、牌頭、草塔3個鎮的建制；從楓橋、直埠、斯宅公社分別分設新楓、朱公湖、小東公社。1983年4月至1984年4月，根據憲法規定，實行政社分設，恢復鄉人民政府。1983年7月諸暨屬紹興市。1983年11月，增設金王、邊村、王沙溪、坑西、水帶、龍門、白門7鄉。1985年2月開始，將檀溪、安華、湄池、璜山、陳蔡、應店街、三都等15個鄉改鄉設鎮。1988年11月三都區城山鄉、五泄區柱山鄉合并建立縣直屬大唐庵鎮，12月三都區城西鄉、浣紗區和濟鄉、安平鄉劃入城關鎮。至1990年6月，全市設10個區，2個直屬鎮（城關、大唐庵），83個鄉（64個鄉，19個鎮）。1989年9月27日，撤銷諸暨縣，設立諸暨市，歸紹興市代管。1992年5月，市人民政府根據浙江省民政廳浙民基字（1992）410號《關于諸暨市撤區擴鎮并鄉方案的批復》精神，撤銷大西、湄池、姚江、楓橋、三都、浣紗、五泄、牌頭、陳蔡、璜山10個區公所及城關鎮安平、和濟、城西3個辦事處，并將原85個鎮鄉及3個辦事處調整為35個鎮、鄉（其中24個鎮、11個鄉）。1992年7月、1993年2月，五泄、嶺北2個鄉改為建制鎮。到1993年底，全市設26個鎮、9個鄉人民政府。1994年9月8日，五一鄉改為鎮。1995年8月28日，齊東鄉更名全堂鎮。1996年11月5日，石壁鄉更名陳宅鎮。2001年11月，對部分行政區劃作了調整，設立暨陽街道、陶朱街道、浣東街道。2004年對應店街鎮、同山鎮、浣東街道部分行政村規模作了調整。2005年1月將原陳蔡鎮、斯宅鄉合并成立東白湖鎮。全市轄27個鄉鎮（街道），1248個行政村。2006年9月，諸暨行政村規模調整為468個和33個社區（居委會）。
以上為諸暨歷代沿革情況及相關的歷史地名產生和演變的大致過程。
六、新中國成立后的諸暨地名
1949年新中國成立標志著中國歷史新紀元的開始，中國大地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諸暨地名也因此呈現出了新歷史時期的特征。
建國初，城區在原有道路拓寬延伸過程中，出現了一大批帶有新歷史時期特征的地名，反映了諸暨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推翻三座大山、翻身得解放的喜悅心情。如解放路、光明路、紅旗路、人民路等。1958年10月“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了上游、五星、東升、東方紅、旭光、東風、紅旗等地名。在十年動亂中，受極左思潮的影響，諸暨城鄉出現了大量政治色彩很強的新地名，在基層行政區劃和村莊地名的命名、更名中尤為突出。茲以草塔鎮為例（部分為“文革”前改）：大房(曾改紅旗)、滿洲(曾改紅光)、下三房(曾改向陽)、中央份(曾改紅衛)、都府(曾改東風)、前店(曾改前進)、楊方(原名楊村，1981年10月更名楊方)、下畈頂(1956年下畈頂、前朱合并后更名萌芽，后恢復)、寶珠橋(原名下張，1981年10月更名寶珠橋)、后山芝(曾名勝利)、五泉庵(曾名五利)、后村(1958年曾改名紅旗，1969年曾名光明)、南屏(1958年改名東升，1981年10月復名南屏)、嶺上畈(曾名南一，因系南山鄉第一個高級社)、新橋(原名前楊，1967年在村前瀆溪江建橋一座，遂名新橋)、莊余霞(1958年改為南霞，“南”指南山公社，“霞”即莊余霞，后恢復)、梅山(1967年曾改為紅星，1970年恢復)、龍珠(原名楊家，1950年因村有龍珠廟而名龍珠，1967年曾改為紅旗，1970年恢復龍珠)、張義塢(曾名快樂，后恢復)、大山下(曾名東山，后恢復)、后大塢(曾名躍進，后恢復)、蓑衣塘頂(曾名裕民，1957年建裕民水庫后，以庫名村，后恢復)、合興(1961年何家、西路、何頭井3村合并，名為合興)、徽州舍(曾名西青，后恢復)、下汪(曾名凱旋，后恢復)。十年動亂結束后，地名工作恢復正常，帶有“文革”色彩或政治色彩過濃的地名也逐漸從人們視野中消失。
七、市區現狀地名的特點
諸暨是越國古都，西施故里，是越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之一，這里有著豐富的歷史地名和濃厚的文化底蘊，地名作為諸暨文化的一個部分，反映了諸暨變化多姿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歷史發展軌跡。這里僅就諸暨地名與一般城市比較較為獨特、或個性比較鮮明的兩個方面略作敘述。
（1）反映了諸暨“山湖參半”的獨特地理環境。
諸暨處于會稽山脈與龍門山脈之間，中間為素有“諸暨湖田熟，天下一餐粥”的七十二湖，反映諸暨山水環境的地名在諸暨地名中極為豐富，包羅萬象。漢語中山水通用名稱，以及吳越方言中有關山水的名稱，幾乎都能在諸暨發現。各類形狀有別、大小不一、位置不同、成因各異的地形地貌名稱是諸暨地名體系中具有鮮明特色的組成部分，也是諸暨文化中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2）反映了諸暨“西施故里”的歷史文化。
諸暨是越族活動中心，春秋戰國時期，有關臥薪嘗膽的故事，生聚教訓的故事，范蠡西施的故事都在諸暨地名中得到了體現。這類反映古代越國史實的地名保留下來的數量非常多，反映了古代越國政治、軍事、文化及對外交往等多方面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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