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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圣王羲之由于久存“逸民之懷”，又遇到與上司王述不合等原因，于東晉永和十一年三月九日(公歷355年4月7日)在父母墓前發誓永不再仕，這就是著名的“稱病去郡”之舉。《晉書·王羲之傳》說他辭官以后“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戈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采藥不遠千里，遍游諸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又說：“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頤養閑瑕”。《本傳》還說過：“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又說：“吾素自無廊廟之志，……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還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老欲希風數子，老夫志愿盡于此也。” 漢初的陸賈，著《新語》，對劉邦建國以后的政權鞏固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對誅諸呂、立文帝作用尤大。漢班嗣推崇老莊的“絕圣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淡泊，歸之自然”的精神。認為如若為名聲羈絆，則學不到老莊大道的精髓。楊王孫更主張“裸葬”，“以身親土”不帶走世間任何東西。向長，字子平(向或作尚)，是漢代逸民。他在兒娶女嫁之后即“敕斷家事”，“俱游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終”，世稱“向平愿了”。總之，王羲之的主張和愿望是：為官則盡心盡力，盡可能為國家做些好事。辭官以后，特別是子娶女嫁之后，以游樂終其余生，不向社會索取任何東西。只是因為他熱心服食等原因，嚴重的損害了他的身體，愿望完成得并不圓滿。 還有一條：是王羲之自己很少提及的他的書法藝術。在職時，他認真辦事，寫字不會很多。辭官以后，比較清閑，書法上必然下過更大功夫。藝術上也登上新的臺階。見過他真跡較多的專家們一致認為，他的書法直到末年才達到高峰。如劉宋虞龢說：“羲之書在始未有奇殊，不勝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極”。唐孫過庭亦說：“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梁代的陶弘景也表達過類似的看法，如說“凡厥好跡，皆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但他針對梁武帝提出的羲之獨運“意疏字緩”的懷疑，提出羲之末年自書很少、“緩異”出自代筆人的觀點，否定了羲之末年親書不好的說法。只是陶弘景、梁武帝當時都看到了哪些代筆人書法，我們已無從考查了。 從傳世的王羲之書作來看，屬于誓墓以后的作品，數量不少，主要是書信。這些書信，有的只存文字，書跡失傳。就是傳世書跡之中，情況也很復雜。有的屬于精品，藝術性極高，遠遠超過辭官以前的作品;有些書寫一般，不屬于精品;也有些可能是偽品，或轉摹嚴重失真，已不具備書圣書法的基本特點。下面我們盡量選取好的或較好的作品介紹，個別可能是偽品的書跡，由于其內容重要，作偽者或有所據，故也酌情收入。 對于哪些是王羲之辭官以后的作品，前人和時人都有不少研究。例如宋代的黃伯思、清代的包世臣、魯一同。現代的麥華三、王汝濤、劉濤、劉茂辰等先生，都有過專門研究。本人也多有參考。由于篇幅所限，除少數必要者外，不一一出注。為了眉目清楚，分了幾個小題，但有些內容相互交插，不易分得十分清楚。故不必拘泥。
一、關于國家大事 王羲之辭官以后，仍然關心國家大事。如永和十二年，桓溫等率軍收復舊京洛陽，舉國歡慶。羲之也與他們有許多書信往來。興奮之情、祝賀之意，溢于言表。 《破羌帖》(又稱《王略帖》)刻帖，曾為米芾收藏、收入《寶晉齋帖》，《絳帖》、《二王帖》等亦收入，帖文為： “知虞帥書，桓公以至洛，今摧破羌賊，賊重命，想必禽之。王略姑及舊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實著，自當求之于古。真可以戰，使人嘆息。知仁祖小差，此慰可言!適范生書，如其語。無奕故須后問為定。今以書示君。” 帖中的“虞帥”，有人以為是虞潭，待考。“羌賊”：指姚裹，羌人。原為后秦將領，一度降晉，后又反，成為殷浩、桓溫北伐的主要對手。仁祖：謝尚。差：同瘥，病愈。范生：范寧。無奕：謝奕字，時任桓溫司馬。 此信是聽到摧破姚襄、收復舊都洛陽后，十分高興，并贊揚主帥桓溫。時在永和十二年下半年。 此帖米芾曾以高價購得，認為其筆法入神。帶有章草筆意。米芾因得此帖和王獻之《十二月帖》、謝安《八月五日帖》，命其書室為“寶晉齋”。 《都下帖》(又名《桓公當陽帖》、《桓公帖》) 有墨跡本和刻本墨本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淳化閣帖》收入。帖文為： “得都下九日書，見桓公當陽去月九日書。久當至洛，但運遲可憂耳。蔡公遂委篤，又加 下，日數十行，深可憂慮。得仁祖廿六日問，疾更委篤，深可憂。當今人物渺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 “當陽”：在今湖北荊門縣西南。“運遲”：運糧遲緩，令羲之擔心。“蔡公”：蔡漠。此時病重，不久逝世。“仁祖”：謝尚，此時亦病重。此書寫于永和十二年下半年。雖已恢復洛陽，但人才寥落，蔡公、謝尚等大將又病重，其使羲之憂心。 此帖墨跡筆畫軟弱，缺少王雄強氣勢，當是摹書人功力不夠或屬根據文字偽造。刻本略好，但也在水平之下。只能作為參考。 二、關于同親友交往 由于王羲之親戚朋友眾多，有些數十年中一直保持著聯系(如與周撫、二謝、二郗等)，所以這部分書信也最多，現在只能選擇少數幾封作為代表。 《遠宦帖》(又名《老婦疾篤》、《省別》) 墨跡本，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收入《十七帖》。帖文曰： 省別具。足下大小問為慰。多分張。念足下懸情。武昌諸子亦多遠宦，足下兼懷，并數問不。老婦頃疾篤，救命，桓憂慮。余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這是寄給周撫的一封信。因稱妻子郗璇為“老婦”，必是晚年所寫。“武昌諸子”指何？徐邦達先生認為：“撫妹嫁荊州刺史(鎮武昌)陶侃兒子陶瞻”，意指陶侃諸子(陶侃共十七子)。包世民亦主此說。劉濤、劉茂辰則認為“武昌諸子”指當年在武昌庾亮幕中的殷浩、孫綽、王興之、范汪諸人。 此帖書法極精。徐邦達稱：“此帖勾摹精到，筆畫鋒棱畢現，神采風度，應去晉不遠，確定唐摹善本。”這可說是評價極高。筆者認為，從每個字看的確十分生動，絕非那些磨去棱角的摹品可比。但每字大小均衡，缺少章法上的錯落有致，是其不足之處。 《上虞帖》(又稱《夜來腹痛帖》) 唐人摹本，現藏上海博物館。刻入《淳化閣帖》等帖。文為：“得書知問。吾夜來腹痛，不慎見卿，甚恨。想行復來。修齡來經日，今在上虞，月末當去。重熙旦便西。與別，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審時意云何？甚令人耿耿。” 修齡：即王胡之，羲之叔父王廙第二子。永和十二年卒。重熙：即郗曇，羲之妻郗璇小弟。升平五年卒。安：指謝安。上虞：今浙江省上虞縣。當時屬會稽郡。謝安和王廙族人都曾住在此地。 這是一封報告胡之和郗曇行蹤的信。應是答復來信者。 謝稚柳認為此書寫于永和九年至十二年之間。劉濤定在永和十二年或稍前。劉茂辰定于升平二年。大概他認為王胡之死在永和十二年的說法不確，他認為胡之應卒于升平元年或二年(見其有關王胡之帖“箋證”) 關于對帖摹本的優劣，謝稚柳先生認為“遜于《萬歲通天帖》的王羲之書”，“但此帖體勢的靈動綽約，豐肌秀骨，卻遠較王羲之的《何如帖》為勝。” 《初月帖》 墨體，載《萬歲通天帖》，現藏遼寧省博物館。文為： 初月十二日，山陰羲之報。近欲遣上書，濟行無人，不辦遣信。昨至此，且得去月十六日書，雖遠為尉。過囑卿佳不？吾諸患，殊劣劣。方涉道憂悴，力不具，羲之報。 此帖勾摹極精，應是較好的傳達了原作的精神。這已為世所公認。但此帖書于何時？當未見有人明指。只見徐邦達先生約略談到：“《初月帖》書法蒼勁雄強，應是晚筆。”他是從書法藝術著眼，這無疑是對的。筆者認為，從許多跡象來看，它確應是晚年所寫，而且可能是末年在剡縣金庭所寫。理由如下： 一、自稱“山陰羲之”。說明他是辭官以后，并且是決定定居山陰以后才可能這樣寫。如果仍然居官，就沒有自由，今天在此任職，明天可能調往他處。如他曾在臨川和建康任職，未見過他寫“臨川羲之”或“建康羲之”。即使是辭官以后，暫居山陰而無在此“終焉之志”，也不會如此自稱。二、“濟行無人，不辦造信”說明他是在一個道路閉塞，只通水路的地方。故很可能是在剡縣，只靠曹城江出入。順便說一下，“濟”字有人釋為“停”字。“停行無人”是難以講通的。 三、“吾諸患，殊劣劣”，也符合他末年的身體狀況。四、從書法藝術上看，此帖不僅字字有變化，而且筆筆有變化。這種隨心所欲，應手萬變的情況，只有在末年才開始出現，這有許多實例可以證明。故筆者認為，此帖很可能是末年，在剡縣金庭所寫。 《寒切帖》(又稱《謝司馬帖》、《廿七日帖》) 唐摹本。現藏天津市藝術博物館。《淳化閣帖》等收入。文曰：“十一月廿七日羲之報：得十四、十八日二書，知問為慰。寒切，比各佳不？念憂勞，久懸情。吾食至少，劣劣。力因謝司馬書，不一一。羲之報”。 “謝司馬”即謝安。謝安多年隱居東山，不愿出仕。至升平元年、二年，謝尚、謝奕先后病逝，特別是謝萬于升平三年因兵敗被免為庶人后，謝氏家族無人為官，影響到謝氏家族的地位和前途時，謝安才不得不出山為桓溫司馬。時在升平四年（360）八月。 此帖上有梁僧權押署，說明曾入梁內府。梁武帝、陶弘景等都是鑒藏高手。所以凡有梁人押署的摹本，只要真實不偽，均為精品。此書書于王羲之逝世的前一年或前幾個月，屬于典型的“末年書”。在羲之書中，寫得這樣好而又有確切年代可考的實在不多。 前人曾給此帖以極高評價。如明婁堅說：“尋繹再三，往往得其異趣。真所謂從容中道者。米元章云：世人以努張為筋骨，不知不努張自有筋骨在焉。余幸得再睹神物，益信此語之妙解。”明董其昌也說：“所謂山陰衣缽，非具眼者不可與傳也。”《清河書畫航》亦云：“是無上右軍名跡也。”今人徐邦達亦說：“觚棱轉折，備見鋒芒，精好亦不在《遠宦》之下。是唐摹善本無疑。” 試看此帖，字形微扁，尚存較多的章草筆意。筆畫簡得不能再筒。寫來好像毫不費力而厚重古樸，風神高遠。有味之不盡之感。這正是爐火純青，隨心所欲不逾矩的高度成熟境界。筆者認為，此帖和《初月帖》應該是王羲之書法“末年名妙”作品的杰出代表。 三、造房、修園、游歷 正如《本傳》所說，羲之辭官之后“修植桑果……游觀其間”，“盡山水之游，“戈釣為娛”。這在他的書信之中都有所反映，并在很大程度上達到了目的。現選擇幾則： 《丘令帖》(又名《丘令宅圖帖》)。原載《淳化閣帖》卷八。原文：“丘令送此宅圖，云可得四十畝。爾者為佳，可與水丘共行視。佳者決便當取。問其賈。” “丘令”：姓丘的縣令。“宅圖”：修建住宅的圖紙。意思是有姓丘的縣令送來建宅的圖紙，占地40畝。如果視察合適，就問清價錢多少。這個宅圖，很可能就是今嵊州金庭的宅院。 此信應寫于王羲之辭官以后(永和十一年三月以后)不久。 《小園帖》。原載《淳化閣帖》卷八。文為：“仆近修小園子，殊佳。致果雜藥，深可致懷也。倘因行往，希見比二處動靜，故常患，馳情。散騎痛轉利，慶慰。姊故諸惡，反側。永嘉至，奉集，欣喜無喻。馀可耳。” 得華直疏，故爾諸惡不差，懸憂。順何似未復。慶等近消息，懸心。君并何為耶。此猶未得盡集。理行大剋。遲此無喻。 此帖下一段有人分作另帖。此信應是寄郗愔的。告訴他所修小園種有水果和雜藥，非常滿意。并告他姊(郗璇)和弟（郗曇即散騎）身體近況。 此帖后半部分筆畫剛健恣肆，應該說寫得不錯，但與羲之其他草書不同，有人懷疑為偽作。錄此備考。 《來禽帖》(又名《青李來禽帖》)原載《十七帖》。文曰：“青李、來禽、櫻桃、日給滕。子皆囊盛為佳，函封多不生”。“來禽”：即蘋果。一說沙果。因此樹常常引來鳥類而得名。“日給滕”即海棠果。 這是寄給周撫信中的一個“便條”。并說明，這幾種果樹的種子宜用袋子盛裝，用函密封則多不能生芽。 《十七帖》中都是草書，惟此五行二十字是行楷。字數雖少，但保存了王羲之行楷的面貌，是研究王羲之行書的寶貴資料。 《胡桃帖》。原載《十七帖》。原文：“足下所疏，云此果佳。可為致子，當種之。此種彼胡桃皆生也。吾篤喜種果，今在田里，唯以此為事。故遠及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 此帖與上帖可能原系一帖，《來禽》是此帖的附條。帖中“吾篤喜種果，今在田里，惟以此為事”，充分表達了他以此為樂的心情。 此二帖應書于他安居剡縣新居并開墾果園以后。 《八日帖》。原載《大觀帖》卷八。原文：“八日，羲之頓首。多日不知君問。得一昨書，知君安善，為慰。仆比小差而疲劇。昨若耶觀望，乃苦輿上隱痛，前后未有此也。然一日一昔，勞復不極，以此為慰耳。力不具。” “若耶”：或稱“若邪”。山名，在今紹興市東南。又為溪名，即五云溪，在若耶山下。相傳西施曾在此浣紗，故又名浣紗溪。此地風景優美，故羲之乘轎來此游覽。首次感到身體隱痛，但休息一夜就好了。看來他是退隱不久開始的近地旅游之舉。 《七十帖》。原載《十七帖》。原文：“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體氣常佳，此大慶也。想復勤加頤養。吾年垂耳順，推之人理，得爾以為厚幸。但恐前路轉欲逼耳。以爾要欲一游汶嶺，非復常言。足下但當保護，以俟此期，勿謂虛言。得果此緣，一段奇事也。”此信是致老友益州剌史周撫的信件之一。 “年垂耳順”：即將六十歲。王羲之活了五十九歲，可見此信是寫在該年(升平五年)或略前幾個月。“汶嶺”：即岷山。四川著名的旅游景點。信中表達了自感來日無多，很想一游汶嶺的迫切心情。 《蜀都帖》。亦載《十七帖》。文為：“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楊雄《蜀都》，左太沖《三都》，殊為不備。悉彼故的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當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真以日為歲。想足下鎮彼土，未有動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嶺、峨眉而旋，實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馳于彼矣!” 此信是前信的更加具體化。已開始準備行動。不僅游汶嶺，還要游峨眉山，親睹楊雄和左太沖寫的“蜀都”的壯麗景觀。可惜，王羲之終未實現自己這一宏偉的旅游計劃。大概由于身體急劇惡化，不久就去世了。 四、子、孫情況和自身健康狀況 王羲之有七兒一女，內外孫十六人。辭官以后，兒孫輩成為他生活中的重要內容。所謂“情之所寄，惟在此等”。他們的歡樂，使他高興;他們的不幸，使他悲哀，以致傷及他自身的健康。本來想借以“長生”的“服食”，也嚴重的損害了他的身體。以致他晚年百病纏身，痛苦萬狀。有關這方面的書信是他晚年書信中的大宗。此處只能選取若干，以見一斑。 《兒女帖》。原載《十七帖》。帖文：“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已畢，惟一小者尚未婚耳，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內外孫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至委曲，故具示。” “同生”：同母所生。“惟一小者當未婚”：指王獻之，當時只有十六、七歲。“至彼”：至周撫所在的蜀都。 此帖收入《十七帖》，筆畫龍副，風神高雅，是末年之筆。 《中郎女》。原載《淳化閣帖》卷八。釋文：“中郎女頗有所向不？今時婚對，自不可復得。仆往意，若頗論不？大都此亦當在君耶!” 這是羲之致郗曇(或郗愔)為小兒王獻之求婚的信函。郗曇曾任中書郎。郗曇女郗道茂后終于與王獻之結婚，二人感情很好，后被迫離婚，尚新安公主，成為獻之終身憾事。 與此信有關的有王羲之致郗愔論婚書。未見書跡，不錄。 《二孫女帖》。原載《寶晉齋帖》。原文：“羲之頓首，二孫女不育，傷夭命。痛之纏心。不能已已。哀悼切心。豈圖十日之中二孫歿，如何!羲之頓首。” 這是羲之向親友報告其二孫女不幸夭亡的書信之一。類似的信函還有《期小女》、《延期、官奴小女》等多封。延期小女只有四歲，官奴小女年齡不詳，十天之內連續夭亡。使他“痛之纏心，不能已已”。其他書信不錄。 此數信都載《寶晉齋帖》。行書。筆跡可疑，但內容不像偽造。 《鶻筆帖》。原載《寶晉齋帖》。原文：“鶻等不佳，都令人弊見此輩。吾衰老，不復堪此。” “鵲鶻，孫輩小名。當時人們喜歡以動物為幼兒小名。可能由于孫輩連續夭折，使他過分傷心，聽說又有孫輩得病，他自感衰老，愛不了如此打擊，故不敢去看。此帖為草書。 《轉佳帖》。原載《淳化閣帖》卷八。原文：“君頃就轉佳不？仆身秋便不佳，今故不善差。頃還，少啖脯，又時啖面，亦不以為佳，亦身芳弊。散系轉久，此亦難以求泰。不去人間而欲求分外，此或速弊。皆如君言。” 這是與朋友交流身體狀況和服食經驗的信函。“散”，指服食五石丹后要散發，需吃寒食等情況。由于服食，只能吃少量的肉脯或果脯，或一點點面食。他與收信者都認識到服食并非一個好的做法。“分外”：本分以外。這里可能指長生。以服食求長生，不僅不可能，還可能導致速弊。 《服食而在帖》。原載《寶晉齋》。原文節錄：“服食而在人間，此速弊分明，且轉衰老，政可知。乃欲與彥仁集界上，甚佳。…… 此信與前信內容相近，說服食不僅會使人速弊，還促人衰老。“政”，羲之祖名正，以“政”避諱。彥仁，何人不詳。 《衰老帖》。原載《淳化閣帖》卷六。文曰：“吾頃無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夏不得有所啖，而猶有勞務，甚劣劣。” 羲之末年，此類書信甚多，如“吾疾故爾沉滯，憂悴解日”，甚至“常恐一夏不可過”。此信中“無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以致夏天不能吃飯。可見已自知來日無多。 《干嘔帖》(《如常帖》)。墨本，現藏天津博物館。尚未見出版。據徐邦達先生云：“《石渠寶笈初編》御書房著錄唐摹王羲之《干嘔帖》，有上等、次等二卷。上等卷現已失傳。”天津博物館所藏為次等。又云：此本“形模筆畫澀滯，不足稱為善體，以紙墨氣色來看，至多為明代物。”此帖刻入《淳化閣帖》卷八。帖文為：“足下各如常。昨還殊頓，匈中淡悶，干嘔轉劇，食不可強，疾高難下治，乃甚憂之。力不具。王羲之。” 和前些帖一樣，胸悶干嘔，吃不下飯，甚至已到了不可救治的程度。可見至辭世不遠了。 此帖書法，確定呆滯遲緩，已無他帖的雄強爽利風致。但也不像偽造。很可能為病重時的絕筆。可惜帖中未書日期。如有日期，或可對羲之病卒月份作些推測。 五、書藝作品 所謂的“書藝作品”，是指不為實用(如寫信為與人交流信息，《蘭亭序》為詩集寫的序言等)而寫，只是為書法藝術(作為書法范本，或專以書寄興等)而作的作品。這里選了他的《黃庭經》、《東方朔畫像贊》、《曹娥碑》等作品。這些作品是否出于王羲之之手？是否書于晚年(如《黃庭經》等書尾注明書于永和十二年等)，都還可以研究。但都不妨礙我們作為研究材料介紹。正象現傳《蘭亭序》是否為王羲之撰、書；神龍本是馮承素摹寫還是明人偽造？都尚可研究一樣。這是需要說明的。 《黃庭經》。《黃庭經》是我國古代記載道家養生、修煉的典籍。傳為王羲之所寫。有的刻本上還明確寫有“永和十二年五月廿四日山陰縣寫。” 刻本有八字本和七字本。七字刻本前兩句為：“上有黃庭下關元，前有幽闕后命門”。八字本為“上有黃庭下有關元，前有幽闕后有命門。”以七字體流傳較廣。 梁陶弘景《論書啟》說：“逸少有名之跡不過數首。《黃庭》、《勸進》、《緣贊》、《洛神》……”。唐禱遂良《右軍書目》亦列有此《黃庭》。可見流傳甚久。 臺北故宮，北京故宮都有唐人碩黃墨跡本。著名的刻本甚多。如秘閣續帖本、越州石室本、停云鈸本、張廷濟藏本、吳榮光藏本等。此帖作為小楷范本，影響甚大。 《東方朔畫贊》。《東方朔畫贊》是傳為王羨之所寫的另一種小楷書。有的帖末寫有“永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書于王敬仁”。王敬仁即王修(333-357)，是太原王氏，王羲之的好友。 東方朔，字曼倩。漢武帝弄臣。以詼諧、滑稽著稱。官至中散大夫。《畫贊》的文字作者為西晉夏候湛。王羲之曾經寫過《畫贊》，見于梁陶弘景《論書啟》和褚遂良《右軍書目》。 原文首句是：“曼倩，平原厭次人也。......”(下略) 著名的版本有：唐人臨本，墨跡，絹本。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引行，有多處缺字。此本書法雍容厚重，鋒芒猶在。遠勝已磨平的刻本，至少可以窺視唐以前小楷風采。 越州石氏本。現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越州石氏，指南宋新昌石邦哲在越州(今浙江紹興)輯刻。其刻帖以精工傳神著名于世。 《曹娥碑》，又名《度尚曹娥誄辭》。墨跡，現藏遼寧省博物館。書于東晉升平二年。傳為王羲之書。 此帖是晉人原作，在真偽上沒有爭議。它是晉代陸機《平復帖》以后、王珣《伯遠帖》以前，惟一一件可靠的文人墨跡，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值得高度重視。 關于此書的作者，歷史上有兩種看法。一為王羲之書。主此說者以北宋黃伯思為代表。元人郭天錫、明人文征明、董其昌、清人康熙等人皆主此說，或傾向此說。一為晉人書。主此說者以宋高宗趙構為代表。元人趙孟頫等贊成此說。 《曹娥碑》不管是否王羲之書，但此帖筆畫、諸字都尚存古意。代表了那個時代(甚少是一種)書法的風格。這是沒有疑問的。此帖藝術性極高。不但一般民間書手寫不出來，一般文人也寫不出來。這是它的可貴之處，也是一些人認為是王羲之手筆的重要原因。 總之，王羲之晚年，包括辭官以后的書跡流傳甚多，以上只是部分作品。現率爾寫出，不對之處，還望指正。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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