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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家莊:論宰相詞人晏殊(一)

       無為洪建國 2017-02-06

      論宰相詞人晏殊

      晏殊(9911055)字同叔,封臨淄公,謚元獻,撫州臨川(江西臨川)人。是宋代詞壇惟一堪稱詞人的宰相,又是中國歷史上一位著名的神童作家。據歐陽修《晏公神道碑銘》:“公生七歲,知學問,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 ("歐陽修:《六一居士集》卷二十二,《晏公神道碑銘》,《歐陽修全集》,160頁,北京,中國書店)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殊于朝廷,時年十四歲,“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后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啟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為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仆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晏殊自十四歲進宮,至五十四歲罷相的三十年間,兩次外任不過七年,在朝廷任職二十三年,從秘書省正字、太子舍人、翰林學士到參知政事再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可以說是一帆風順。其中一次以刑部侍郎知宋州,改應天府;一次以禮部尚書知亳州,徙陳州,在他仕途算是兩次小挫折。五十四歲罷相后以工部尚書知潁州,改刑部尚書移陳州,徙許州,遷戶部尚書,六十歲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又徙知河南,兼西京留守,遷兵部尚書,封臨淄公,到六十四歲以疾歸京師,直至六十五歲去世。他的生活優游閑適,社會地位顯赫,加上他早年與風靡天下半世紀的西昆派巨子楊億、劉筠、錢惟演等同時在朝,又生性“喜推引士類,前世諸公為第一” (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九,13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4),像范仲淹、歐陽修、張先、宋庠、宋祁、王安石等或出其門下,或由他獎掖延用,故在真宗至仁宗朝,晏殊實際具有文壇領袖的地位。通過對晏殊《珠玉詞》的解讀,人們不僅能對這位太平宰相的生活情狀及人格心態得到形象化的了解,而且能夠對當時文壇面貌、文士習尚及宋詞文學功能的初步形成并以婉約為正宗定格為一種價值取向,進行較為貼近當時時代的透視觀照。

       

          晏殊《珠玉詞》,唐圭璋《全宋詞》輯得一百三十六首,孔凡禮《全宋詞補輯》從《詩淵》輯得三首,共一百三十九首。其中大部分屬艷詞和壽詞,部分嘆世及憂念人生之什,往往也與相思離別有關,屬傳統所謂艷詞范圍。從題材言,晏詞委實比較褊狹和單調,這原因一方面由其一生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宮廷所致;另一方面與詞人受當時西昆派流風浸染有關。作為一朝宰相,如此無顧忌地大量寫作艷詞,在當時就引起過非議。魏泰《東軒筆錄》五載:“王荊公初為參知政事,間日因讀晏元獻公小詞而笑曰:‘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王安國)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為爾,顧其事業豈止如是耶?’時呂惠卿為館職,亦在坐,遽曰:‘為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也。’……”這段對話,機鋒在于王安國對其兄安石親信呂惠卿這位“佞人”表示暗刺婉諷,但也能窺視當時一般士大夫對晏殊好作艷詞[HJ]的社會評價。王安石以商討的語氣提出看法,呂惠卿則認為艷詞即“鄭聲”,宰相大不該為。安國替晏殊回護的理由也十分有趣,他不加褒貶,只謂晏殊“偶然自喜而為”。這“自喜而為”倒真道出了晏殊好作艷詞的客觀事實和主觀原因。   考《珠玉詞》,屬艷詞的作品大致可分為贈內、傷別、贈歌妓及其他四種類型,多數屬前者。晏殊性格屬人生成長中知識早熟型,他七歲以神童聞名鄉里,十三歲受知于知府李虛己,

      李即許妻以女。早慧的詞人,又過早地進入兩性生活,即少年便在溫柔的異性之鄉得到體恤

      撫慰,這就使異性之愛過早地由母愛遷移到夫妻之愛。從生理發育心理而言,十三歲,對于

      男童來說是還需要母愛的年歲,然而他失去了。在內心深處,種下了過早失去母愛的人生遺

      憾。在潛意識中,在他后來與女性的接觸中,就有一種欲找回母愛的內心饑渴。這種失去母

      愛的情結,表現出他自始至終對女性(母性)的關注和執著。在詞作中,遂大量地通過語言形

      式將內心積郁外化,以實現心理的平衡和精神的舒暢。故爾晏殊艷詞,首先表現出對其妻的

      鐘情與深情。如《迎春樂》:

      海棠珠綴一重重,清曉近簾櫳。胭脂誰與勻淡,偏向臉邊濃。〓〓看葉嫩,惜花紅,意無窮。如花似葉,歲歲年年,共占春風。

      詞中既贊揚了妻子的美貌與青春活力,又表現出“看葉”“惜花”的無窮愛慕之意,并傾吐

      出歲歲年年永相廝守、“共占春風”的良好心愿。在給妻子的祝壽詞中,表現出同樣心情:

       

      紫薇朱槿繁開后,枕簟微涼生玉漏。玳筵初啟日穿簾,檀板欲開香滿袖。

      〓〓紅衫侍女頻傾酒,龜鶴仙人來獻壽。歡聲喜氣逐時新,青鬢玉顏長似舊。                                             ——《木蘭花》

      像此類贈內艷詞,不可謂毫無作者性靈,就創作主體而言,也應是真情實感的流露。在晏殊

      外任,為思念親人而作的別情詞中,此類情緒表現得更其深切真摯。如《木蘭花》:

      玉樓金閣橫金鎖。寒食清明春欲破。窗間斜月兩眉愁,簾外落花雙淚墮。

      〓〓朝云聚散真無那。百歲相看能幾個?別來將為不牽情,萬轉千回思想過。

      此處寫別愁,不像一般詞人以傾吐一己之思渴為主,作者在詞中盡量設想“閨中”伊人的愁

      態。見到“窗間斜月”,似見到伊人含愁帶恨的兩眉;凝眸“簾外落花”,恰如見到伊人雙

      淚縱橫。接下從人生鮮有百年的思路,吐出別后即使不敢情牽,可思念卻“萬轉千回”的事

      實,誠而婉,摯而深,很見性靈。可能由于晏殊太早離開父母雙親,又過慣了京都閑適生活

      ,因此對離別總是十分敏感,他這類述別情的艷詞也寫得最為動人。如:

      細草愁煙,幽花怯露。憑欄總是銷魂處。日高院深靜無人,時時海燕雙飛去。〓〓帶緩羅衣,香殘蕙柱。天長不禁迢迢路。垂楊只解惹春風,何曾系得行人住。

      ——《踏莎行》

      露蓮雙臉遠山眉,偏與淡妝宜。小庭簾幕春晚,閑共柳絲垂。〓〓人別后,月圓時,信遲遲。心心念念,說盡無憑,只是相思。——《訴衷情》

       

      檻菊愁煙蘭泣露,羅幕輕寒,燕子雙飛去。明月不諳離恨苦,斜光到曉穿朱戶。〓〓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欲寄彩箋兼尺素,山長水闊知何處?                                     ——《鵲踏枝》

      別來音信千里。恨此情難寄。碧紗秋月,梧桐夜雨,幾回無寐。〓〓樓高目斷,天遙云暗,只堪憔悴。念蘭堂紅燭,心長焰短,向人垂淚。

      ——《撼庭秋》

      這類別情,大率與戀情有關,體味辭意,應是贈內寄內之作。據夏承燾《二晏年譜》 (夏承燾:《唐宋詞人年譜》,19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晏殊先后有妻三人:李氏,工部侍郎李虛己女;孟氏,屯田員外郎孟虛舟女;王氏,太師尚書令王超女。此三人皆無出身寒門者,想必亦能詩文。在與這三位女性的婚姻生活中,詞人的艷詞既有具體接受對象,又獲得較多表現機會。這種有具體情感接受者的艷詞,不同于花間詞人及北宋其他詞人的代言體,而多是夫子自道,往往真純婉麗而深厚。如《破陣子》:

      憶得去年今日,黃色已滿東籬。曾與玉人臨小檻,共折香英泛酒卮,長條插鬢垂。〓〓人貌不應牽換,珍叢又睹芳菲。重把一尊尋舊徑,所惜光陰去似飛,風飄露冷時。

      這類詞作顯然對李清照有直接影響。其他諸如《浣溪沙》(玉椀冰寒滴露華),《鳳銜杯》(青蘋昨夜秋風起)(留花不住怨花飛),《清平樂》(紅箋小字),《采桑子》(林間摘遍雙雙葉)(紅英一樹春來早)等都是屬“說盡平生意”,“留贈意中人”的相思戀情。具代表性者又如:   記得香閨臨別語,彼此有,萬重心訴。淡云輕靄知多少,隔桃源無處。

      〓〓夢覺相思天欲曙,依前是,銀屏畫燭。宵長歲暮,此時何計,托鴛鴦飛去。                                               ——《紅窗聽》

      詞人是如此割不斷“香閨”情,如此放不下“鴛鴦”侶。這種對女性的一往而深的情愛,構

      成晏殊人生美的基本色彩。在其他戀情與贈妓詞中,同樣表現出詞人注重女性的審美傾向。

      關于此,宋人王铚《默記·下》一則筆記可為佐證:“《達奚盈盈傳》,晏元獻家有之,蓋

      唐人所撰也……此傳晏元獻手書,在其甥楊文仲家。其間敘婦人姿色及情好曲折甚詳,然大

      意若此。”

       

      宋代從開國初起,朝廷上下彌漫享樂之風。從宮廷到官府,征歌逐舞,淺斟低唱,以致延誤公事。據《宋史·本紀》載,大中祥符二年四月,真宗不得不“詔禁中外群臣,非休暇無得群飲廢職”。但宴樂之風仍興而不衰。“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為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為游息之地” ("沈括:《夢溪筆談》卷九,《新校注夢溪筆談》,111頁,香港,中華書局,1975),然而晏殊當時卻“獨家居與昆弟講習”,并因此被真宗賞識,諭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嬉游燕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宮官。”但晏殊自己卻回答真宗說:“臣非不樂燕游者,直以貧,無可為之。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真宗“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

      晏殊所言確是實話。后來其官位漸顯,不但“樂燕游”,而且“日以賦詩飲酒為樂,佳時

      勝日,未嘗輒廢也” (葉夢得:《石林詩話》上,《歷代詩話》,405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未嘗一日不燕飲”,“每有嘉客必留”,“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 (葉夢得:《避暑錄話》上)。這一方面是世風使然,另方面也是晏殊性好歌樂舞蹈的緣故。酒筵歌席,歌女們一顰一笑,都能牽動詞人的激情或愁情:

      蕭娘勸我金卮,殷勤更唱新詞。暮去朝來即老,人生不飲何為?

      ——《清平樂》

      為我轉回紅臉面,向誰分付紫檀心,有情須滯酒杯深。

      ——《浣溪沙》

      美酒一杯新熟,高歌數闋堪聽。不向尊前同一醉,可奈光陰似水聲。迢迢

      去休停。                   ——《破陣子》

      飲美酒,聽清歌,是人生的娛樂方式,也是人生失意的心理調節。對于人生較為“得意”的

      晏殊而言,除別席離筵的哀辭苦調,大抵多屬前者。但晏殊此類作品,風調又與晚唐五代花

      間詞人詠唱膩了的同類題材作品有異,其異在于:一是表現出對人生價值的形而上的思考;

      二是表現出對音樂的特別鐘愛;三是對歌妓的同情與理解,甚至在詠歌女時,寄進自己的身

      世之慨。以下試言其詳。

      晏殊在酒前歌畔對人生價值的思考,最有代表性者,當屬《浣溪沙》(一曲新詞酒一杯)

      該詞對年復一年周而復始地飲酒賦詩生活表示厭倦,對舊天氣、舊亭臺表示膩味,對時光無

      價值地消耗表現出內心的惶恐。“無可奈何”的嘆惜,或許有詞人對這種生活抗爭后的疲乏

      ,或許是其對這種生活安之若素的自嘲。“燕歸來”的欣慰,又給他新的一天燃起信心與希

      冀。“小園香徑獨徘徊”則是“孤獨者的散步”及在散步中的苦苦求索。詞人在《木蘭花》

      (燕鴻過后鶯歸去)中曾經吟唱道:“勸君莫作獨醒人,爛醉花間應有數。”

      以上《浣溪沙》應該就是這位“獨醒人”“爛醉”之后的思考。能有這種思考的人,與醉生夢死者不能同日而語。“爛醉”而心中“有數”,證明作為宰相的詞人,在享樂中能不沉溺,而仍在思考“時不再來”,“天人之際”此類哲學命題,正是晏殊不同于尋常人的高一籌處。其他如“人情須耐久,花面長依舊。莫學蜜蜂兒,等閑悠飛”(《菩薩蠻》),則是人生應有操守、應有所為的形象表述。“一向年光有限身”(《浣溪沙》),“何人解系天邊日”(《采桑子》),“人生有限情無限”(《踏莎行》),“浮生豈得長年少”(《漁家傲》)……則既是對及時行樂原因的解釋,也是對人生本質意義思考以后的莫名惆悵。在《珠玉詞》中諸如此類帶哲理性的思索不少,故爾晏殊的艷詞,表現的并非純沉湎于酒色的形而下的縱恣尋樂,即非呂惠卿斥責的那種“鄭聲”,而一般都具有較為清雅的情趣和真醇的追求以及此種追求幻解后的憂傷。

      晏殊艷詞,大多涉及音樂與演奏。性喜歌舞,是晏殊性格的一個方面。深于言情的詩人,大抵對音樂有特殊敏感。反之,音樂,又往往能幫助詩人進行詩材的審美藝術處理,啟發詩思的聯想與想象,激起創作的靈感。酒醉在花下樽前,常常是與詞人在仙樂妙舞中的陶醉聯系在一起。詞人對歌妓的贊賞,也總是與詞人對歌女們的音樂天賦及表演情感的投入程度聯系在一起。如:

      當頭一曲情無限,入破錚琮金鳳戰。——《木蘭花》

      華濃,山翠淺。一寸秋波如剪。……遏云聲,回雪袖,占斷曉鶯春柳。

      ——《更漏子》

      詞人特別欣賞樂曲中的新制:

      蘭堂風軟,金爐香暖,新曲動簾帷。——《少年游》

      有酒且醉瑤觥。更何妨、檀板新聲。——《相思兒令》

      脆管清弦,欲奏新翻曲,依約林間坐夕陽。——《玉堂春》

      新曲調絲管,新聲更霓裳。博山爐暖泛濃香。——《望仙門》

      求新,是創造力的表現。宮中或官宦的單調生活靠詩酒相娛來調劑,而有更高的精神生活之

      追求者如晏殊,不能滿足于花紅酒綠的享樂,便以翻新曲、創新聲、填新詞作為精神生活的

      填充。晏殊才力過人,偏逢耽樂的時代,在歌曲唱詞上創新,也是其施展才智的實踐。此種

      創作心態,在北宋詞人的創作活動中具普遍意義。正因為此,所以北宋詞能接過五代詞余緒,

      得以將小歌詞這一新型的詩歌體裁發揚光大,并成為宋代一代之文學。這又證明晏殊的藝術觀,是貼近現實,貼近民眾的。因而他雖身為宰相,卻能寫出像“燕子來時新社,梨花開后清明”如此純天然地反映“巧笑東鄰女伴”這類表現女性平民生活的、極富生活氣息的《破陣子》及其他一些帶民間風調的優秀詞作。

      對歌妓舞女的同情與理解,是晏殊艷詞中又一鮮明特色。在平素哪怕是宮中行樂詞中,晏殊都表現出其對歌兒舞女的尊重,對她們精湛的藝術表演由衷贊許和高度評價。這雖然是中晚唐以來文人士子文化心態的一個顯著變化,也即是說,自從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對潯陽江頭琵琶女呼出“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內心情感后,士大夫階層與廣大下層歌兒舞女的距離拉近了,在文士的社會文化——心理層面上,平民女性成為了他們的知己和同調。這是中國封建時代女性歧視在某種意義上開始淡化的信號,也是中國封建社會人性的普遍之價值力量已經在文人的心理發生作用的標志。但是,作為一朝宰相的晏殊,這種民胞物與,視歌兒舞女為同調知音的意識,實在是一種大膽的、可敬可佩的觀念轉換,表現出晏殊文化意識的開放與進步。這與他好薦舉才士,喜獎掖后進,“善知人”的博大胸懷可相發

      明。有一種包容大度的襟懷,有一種人格平等的人道觀念,在“小歌詞”中便表現出“大家

      ”氣象——對晏殊的詞作特別是贈歌者詠藝妓之艷詞,可作如是觀。如:

      紅絳約束瓊肌穩。拍碎香檀催急滾。垅頭嗚咽水聲繁,葉下間關鶯語近。

      〓〓美人才子傳芳信。明月春風傷別恨。未知何處有知音,長為此情言不盡。

      ——《玉樓春》

      此詞殆為一歌女而發,贊揚了她整齊的裝束,美麗的形態,高超的技藝及動人的歌喉。接下

      寫表演者與欣賞者間的情感交流,突出終有一別的遺恨。歇拍兩句既是寫這位歌女的心事與

      身世,又道出普天下歌女的共同命運:到處漂泊,到處演唱,心中在渴求知音,但“何處有

      ”呢?正因為沒有,故只得“長為此情言不盡”了。歌女們也同樣視晏殊為“知己”,喜歡唱

      他作的新詞。張先《碧牡丹·晏同叔出姬》就曾詠及該歌姬“緩板香檀,唱徹伊家新制”的

      事實。

      一般流落在街頭巷陌的貧賤歌者,晏殊亦抱憐憫其不幸的善良情懷視之如友朋。如《山亭柳》:

      家住西秦,賭薄藝隨身。花柳上、斗尖新。偶學念奴聲調,有時高遏行云。蜀錦纏頭無數,不負辛勤。〓〓數年來往咸京道,殘杯冷炙漫消魂。衷腸事,托何人?若有知音見采,不辭遍唱《陽春》。一曲當筵落淚,重掩羅巾。

       

      這位歌者,一定飽歷人生苦難,嘗盡世上辛酸,以至于唱完一曲,自己也被歌聲及歌詞內容打動,竟然掩巾傷心痛哭!這是十分感人的一幕悲劇。飄零的歌者,有職業責任感,有藝術天賦與藝術追求。但世人聽其歌,又有幾位是真正為了欣賞她的歌唱藝術呢?這正是歌者悲劇的根源——世人只是將她們當做玩物,當做飯飽酒足后消遣的對象。這其中,她們又該忍受了幾多折磨和非人待遇呵!“若有知音見采,不辭遍唱陽春”是歌者的心聲,也是她們人格尊嚴及人格力量所在,是她們藝術價值所在。晏殊從這個角度寫歌者,正是從人道的立場表示出對藝術的尊重,對藝術家的尊重。實質上晏殊此舉,無論其主觀意圖如何,客觀上已昭示中國文化史上一個新的藝術創新時期的到來。這新時期正是柳永所謂“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鶴沖天》)這種觀念上為藝術家、文學家正名的時期,是市民文藝開始登上大雅之堂并進而繁盛的時期。而晏殊,正是以自己宰相的身份和小歌詞的創作為這個時期導乎先路。《山亭柳》很可能是詞人離京外任時所為,那么,這位歌者的身世中,是否隱含著晏殊自我身世之嘆呢?回答是肯定的。因為這“數年來往咸京道”的字句中,就仿佛有詞人的身影;這“衷腸事,托何人”的感慨之中,亦閃爍著詞人的心曲。

       

      論宰相詞人晏殊

      晏殊(9911055)字同叔,封臨淄公,謚元獻,撫州臨川(江西臨川)人。是宋代詞壇惟一堪稱詞人的宰相,又是中國歷史上一位著名的神童作家。據歐陽修《晏公神道碑銘》:“公生七歲,知學問,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 ("歐陽修:《六一居士集》卷二十二,《晏公神道碑銘》,《歐陽修全集》,160頁,北京,中國書店)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殊于朝廷,時年十四歲,“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后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啟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為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仆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晏殊自十四歲進宮,至五十四歲罷相的三十年間,兩次外任不過七年,在朝廷任職二十三年,從秘書省正字、太子舍人、翰林學士到參知政事再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可以說是一帆風順。其中一次以刑部侍郎知宋州,改應天府;一次以禮部尚書知亳州,徙陳州,在他仕途算是兩次小挫折。五十四歲罷相后以工部尚書知潁州,改刑部尚書移陳州,徙許州,遷戶部尚書,六十歲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又徙知河南,兼西京留守,遷兵部尚書,封臨淄公,到六十四歲以疾歸京師,直至六十五歲去世。他的生活優游閑適,社會地位顯赫,加上他早年與風靡天下半世紀的西昆派巨子楊億、劉筠、錢惟演等同時在朝,又生性“喜推引士類,前世諸公為第一” (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九,13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4),像范仲淹、歐陽修、張先、宋庠、宋祁、王安石等或出其門下,或由他獎掖延用,故在真宗至仁宗朝,晏殊實際具有文壇領袖的地位。通過對晏殊《珠玉詞》的解讀,人們不僅能對這位太平宰相的生活情狀及人格心態得到形象化的了解,而且能夠對當時文壇面貌、文士習尚及宋詞文學功能的初步形成并以婉約為正宗定格為一種價值取向,進行較為貼近當時時代的透視觀照。

       

          晏殊《珠玉詞》,唐圭璋《全宋詞》輯得一百三十六首,孔凡禮《全宋詞補輯》從《詩淵》輯得三首,共一百三十九首。其中大部分屬艷詞和壽詞,部分嘆世及憂念人生之什,往往也與相思離別有關,屬傳統所謂艷詞范圍。從題材言,晏詞委實比較褊狹和單調,這原因一方面由其一生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宮廷所致;另一方面與詞人受當時西昆派流風浸染有關。作為一朝宰相,如此無顧忌地大量寫作艷詞,在當時就引起過非議。魏泰《東軒筆錄》五載:“王荊公初為參知政事,間日因讀晏元獻公小詞而笑曰:‘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王安國)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為爾,顧其事業豈止如是耶?’時呂惠卿為館職,亦在坐,遽曰:‘為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也。’……”這段對話,機鋒在于王安國對其兄安石親信呂惠卿這位“佞人”表示暗刺婉諷,但也能窺視當時一般士大夫對晏殊好作艷詞[HJ]的社會評價。王安石以商討的語氣提出看法,呂惠卿則認為艷詞即“鄭聲”,宰相大不該為。安國替晏殊回護的理由也十分有趣,他不加褒貶,只謂晏殊“偶然自喜而為”。這“自喜而為”倒真道出了晏殊好作艷詞的客觀事實和主觀原因。   考《珠玉詞》,屬艷詞的作品大致可分為贈內、傷別、贈歌妓及其他四種類型,多數屬前者。晏殊性格屬人生成長中知識早熟型,他七歲以神童聞名鄉里,十三歲受知于知府李虛己,

      李即許妻以女。早慧的詞人,又過早地進入兩性生活,即少年便在溫柔的異性之鄉得到體恤

      撫慰,這就使異性之愛過早地由母愛遷移到夫妻之愛。從生理發育心理而言,十三歲,對于

      男童來說是還需要母愛的年歲,然而他失去了。在內心深處,種下了過早失去母愛的人生遺

      憾。在潛意識中,在他后來與女性的接觸中,就有一種欲找回母愛的內心饑渴。這種失去母

      愛的情結,表現出他自始至終對女性(母性)的關注和執著。在詞作中,遂大量地通過語言形

      式將內心積郁外化,以實現心理的平衡和精神的舒暢。故爾晏殊艷詞,首先表現出對其妻的

      鐘情與深情。如《迎春樂》:

      海棠珠綴一重重,清曉近簾櫳。胭脂誰與勻淡,偏向臉邊濃。〓〓看葉嫩,惜花紅,意無窮。如花似葉,歲歲年年,共占春風。

      詞中既贊揚了妻子的美貌與青春活力,又表現出“看葉”“惜花”的無窮愛慕之意,并傾吐

      出歲歲年年永相廝守、“共占春風”的良好心愿。在給妻子的祝壽詞中,表現出同樣心情:

       

      紫薇朱槿繁開后,枕簟微涼生玉漏。玳筵初啟日穿簾,檀板欲開香滿袖。

      〓〓紅衫侍女頻傾酒,龜鶴仙人來獻壽。歡聲喜氣逐時新,青鬢玉顏長似舊。                                             ——《木蘭花》

      像此類贈內艷詞,不可謂毫無作者性靈,就創作主體而言,也應是真情實感的流露。在晏殊

      外任,為思念親人而作的別情詞中,此類情緒表現得更其深切真摯。如《木蘭花》:

      玉樓金閣橫金鎖。寒食清明春欲破。窗間斜月兩眉愁,簾外落花雙淚墮。

      〓〓朝云聚散真無那。百歲相看能幾個?別來將為不牽情,萬轉千回思想過。

      此處寫別愁,不像一般詞人以傾吐一己之思渴為主,作者在詞中盡量設想“閨中”伊人的愁

      態。見到“窗間斜月”,似見到伊人含愁帶恨的兩眉;凝眸“簾外落花”,恰如見到伊人雙

      淚縱橫。接下從人生鮮有百年的思路,吐出別后即使不敢情牽,可思念卻“萬轉千回”的事

      實,誠而婉,摯而深,很見性靈。可能由于晏殊太早離開父母雙親,又過慣了京都閑適生活

      ,因此對離別總是十分敏感,他這類述別情的艷詞也寫得最為動人。如:

      細草愁煙,幽花怯露。憑欄總是銷魂處。日高院深靜無人,時時海燕雙飛去。〓〓帶緩羅衣,香殘蕙柱。天長不禁迢迢路。垂楊只解惹春風,何曾系得行人住。

      ——《踏莎行》

      露蓮雙臉遠山眉,偏與淡妝宜。小庭簾幕春晚,閑共柳絲垂。〓〓人別后,月圓時,信遲遲。心心念念,說盡無憑,只是相思。——《訴衷情》

       

      檻菊愁煙蘭泣露,羅幕輕寒,燕子雙飛去。明月不諳離恨苦,斜光到曉穿朱戶。〓〓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欲寄彩箋兼尺素,山長水闊知何處?                                     ——《鵲踏枝》

      別來音信千里。恨此情難寄。碧紗秋月,梧桐夜雨,幾回無寐。〓〓樓高目斷,天遙云暗,只堪憔悴。念蘭堂紅燭,心長焰短,向人垂淚。

      ——《撼庭秋》

      這類別情,大率與戀情有關,體味辭意,應是贈內寄內之作。據夏承燾《二晏年譜》 (夏承燾:《唐宋詞人年譜》,19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晏殊先后有妻三人:李氏,工部侍郎李虛己女;孟氏,屯田員外郎孟虛舟女;王氏,太師尚書令王超女。此三人皆無出身寒門者,想必亦能詩文。在與這三位女性的婚姻生活中,詞人的艷詞既有具體接受對象,又獲得較多表現機會。這種有具體情感接受者的艷詞,不同于花間詞人及北宋其他詞人的代言體,而多是夫子自道,往往真純婉麗而深厚。如《破陣子》:

      憶得去年今日,黃色已滿東籬。曾與玉人臨小檻,共折香英泛酒卮,長條插鬢垂。〓〓人貌不應牽換,珍叢又睹芳菲。重把一尊尋舊徑,所惜光陰去似飛,風飄露冷時。

      這類詞作顯然對李清照有直接影響。其他諸如《浣溪沙》(玉椀冰寒滴露華),《鳳銜杯》(青蘋昨夜秋風起)(留花不住怨花飛),《清平樂》(紅箋小字),《采桑子》(林間摘遍雙雙葉)(紅英一樹春來早)等都是屬“說盡平生意”,“留贈意中人”的相思戀情。具代表性者又如:   記得香閨臨別語,彼此有,萬重心訴。淡云輕靄知多少,隔桃源無處。

      〓〓夢覺相思天欲曙,依前是,銀屏畫燭。宵長歲暮,此時何計,托鴛鴦飛去。                                               ——《紅窗聽》

      詞人是如此割不斷“香閨”情,如此放不下“鴛鴦”侶。這種對女性的一往而深的情愛,構

      成晏殊人生美的基本色彩。在其他戀情與贈妓詞中,同樣表現出詞人注重女性的審美傾向。

      關于此,宋人王铚《默記·下》一則筆記可為佐證:“《達奚盈盈傳》,晏元獻家有之,蓋

      唐人所撰也……此傳晏元獻手書,在其甥楊文仲家。其間敘婦人姿色及情好曲折甚詳,然大

      意若此。”

       

      宋代從開國初起,朝廷上下彌漫享樂之風。從宮廷到官府,征歌逐舞,淺斟低唱,以致延誤公事。據《宋史·本紀》載,大中祥符二年四月,真宗不得不“詔禁中外群臣,非休暇無得群飲廢職”。但宴樂之風仍興而不衰。“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為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為游息之地” ("沈括:《夢溪筆談》卷九,《新校注夢溪筆談》,111頁,香港,中華書局,1975),然而晏殊當時卻“獨家居與昆弟講習”,并因此被真宗賞識,諭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嬉游燕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宮官。”但晏殊自己卻回答真宗說:“臣非不樂燕游者,直以貧,無可為之。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真宗“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

      晏殊所言確是實話。后來其官位漸顯,不但“樂燕游”,而且“日以賦詩飲酒為樂,佳時

      勝日,未嘗輒廢也” (葉夢得:《石林詩話》上,《歷代詩話》,405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未嘗一日不燕飲”,“每有嘉客必留”,“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 (葉夢得:《避暑錄話》上)。這一方面是世風使然,另方面也是晏殊性好歌樂舞蹈的緣故。酒筵歌席,歌女們一顰一笑,都能牽動詞人的激情或愁情:

      蕭娘勸我金卮,殷勤更唱新詞。暮去朝來即老,人生不飲何為?

      ——《清平樂》

      為我轉回紅臉面,向誰分付紫檀心,有情須滯酒杯深。

      ——《浣溪沙》

      美酒一杯新熟,高歌數闋堪聽。不向尊前同一醉,可奈光陰似水聲。迢迢

      去休停。                   ——《破陣子》

      飲美酒,聽清歌,是人生的娛樂方式,也是人生失意的心理調節。對于人生較為“得意”的

      晏殊而言,除別席離筵的哀辭苦調,大抵多屬前者。但晏殊此類作品,風調又與晚唐五代花

      間詞人詠唱膩了的同類題材作品有異,其異在于:一是表現出對人生價值的形而上的思考;

      二是表現出對音樂的特別鐘愛;三是對歌妓的同情與理解,甚至在詠歌女時,寄進自己的身

      世之慨。以下試言其詳。

      晏殊在酒前歌畔對人生價值的思考,最有代表性者,當屬《浣溪沙》(一曲新詞酒一杯)

      該詞對年復一年周而復始地飲酒賦詩生活表示厭倦,對舊天氣、舊亭臺表示膩味,對時光無

      價值地消耗表現出內心的惶恐。“無可奈何”的嘆惜,或許有詞人對這種生活抗爭后的疲乏

      ,或許是其對這種生活安之若素的自嘲。“燕歸來”的欣慰,又給他新的一天燃起信心與希

      冀。“小園香徑獨徘徊”則是“孤獨者的散步”及在散步中的苦苦求索。詞人在《木蘭花》

      (燕鴻過后鶯歸去)中曾經吟唱道:“勸君莫作獨醒人,爛醉花間應有數。”

      以上《浣溪沙》應該就是這位“獨醒人”“爛醉”之后的思考。能有這種思考的人,與醉生夢死者不能同日而語。“爛醉”而心中“有數”,證明作為宰相的詞人,在享樂中能不沉溺,而仍在思考“時不再來”,“天人之際”此類哲學命題,正是晏殊不同于尋常人的高一籌處。其他如“人情須耐久,花面長依舊。莫學蜜蜂兒,等閑悠飛”(《菩薩蠻》),則是人生應有操守、應有所為的形象表述。“一向年光有限身”(《浣溪沙》),“何人解系天邊日”(《采桑子》),“人生有限情無限”(《踏莎行》),“浮生豈得長年少”(《漁家傲》)……則既是對及時行樂原因的解釋,也是對人生本質意義思考以后的莫名惆悵。在《珠玉詞》中諸如此類帶哲理性的思索不少,故爾晏殊的艷詞,表現的并非純沉湎于酒色的形而下的縱恣尋樂,即非呂惠卿斥責的那種“鄭聲”,而一般都具有較為清雅的情趣和真醇的追求以及此種追求幻解后的憂傷。

      晏殊艷詞,大多涉及音樂與演奏。性喜歌舞,是晏殊性格的一個方面。深于言情的詩人,大抵對音樂有特殊敏感。反之,音樂,又往往能幫助詩人進行詩材的審美藝術處理,啟發詩思的聯想與想象,激起創作的靈感。酒醉在花下樽前,常常是與詞人在仙樂妙舞中的陶醉聯系在一起。詞人對歌妓的贊賞,也總是與詞人對歌女們的音樂天賦及表演情感的投入程度聯系在一起。如:

      當頭一曲情無限,入破錚琮金鳳戰。——《木蘭花》

      華濃,山翠淺。一寸秋波如剪。……遏云聲,回雪袖,占斷曉鶯春柳。

      ——《更漏子》

      詞人特別欣賞樂曲中的新制:

      蘭堂風軟,金爐香暖,新曲動簾帷。——《少年游》

      有酒且醉瑤觥。更何妨、檀板新聲。——《相思兒令》

      脆管清弦,欲奏新翻曲,依約林間坐夕陽。——《玉堂春》

      新曲調絲管,新聲更霓裳。博山爐暖泛濃香。——《望仙門》

      求新,是創造力的表現。宮中或官宦的單調生活靠詩酒相娛來調劑,而有更高的精神生活之

      追求者如晏殊,不能滿足于花紅酒綠的享樂,便以翻新曲、創新聲、填新詞作為精神生活的

      填充。晏殊才力過人,偏逢耽樂的時代,在歌曲唱詞上創新,也是其施展才智的實踐。此種

      創作心態,在北宋詞人的創作活動中具普遍意義。正因為此,所以北宋詞能接過五代詞余緒,

      得以將小歌詞這一新型的詩歌體裁發揚光大,并成為宋代一代之文學。這又證明晏殊的藝術觀,是貼近現實,貼近民眾的。因而他雖身為宰相,卻能寫出像“燕子來時新社,梨花開后清明”如此純天然地反映“巧笑東鄰女伴”這類表現女性平民生活的、極富生活氣息的《破陣子》及其他一些帶民間風調的優秀詞作。

      對歌妓舞女的同情與理解,是晏殊艷詞中又一鮮明特色。在平素哪怕是宮中行樂詞中,晏殊都表現出其對歌兒舞女的尊重,對她們精湛的藝術表演由衷贊許和高度評價。這雖然是中晚唐以來文人士子文化心態的一個顯著變化,也即是說,自從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對潯陽江頭琵琶女呼出“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內心情感后,士大夫階層與廣大下層歌兒舞女的距離拉近了,在文士的社會文化——心理層面上,平民女性成為了他們的知己和同調。這是中國封建時代女性歧視在某種意義上開始淡化的信號,也是中國封建社會人性的普遍之價值力量已經在文人的心理發生作用的標志。但是,作為一朝宰相的晏殊,這種民胞物與,視歌兒舞女為同調知音的意識,實在是一種大膽的、可敬可佩的觀念轉換,表現出晏殊文化意識的開放與進步。這與他好薦舉才士,喜獎掖后進,“善知人”的博大胸懷可相發

      明。有一種包容大度的襟懷,有一種人格平等的人道觀念,在“小歌詞”中便表現出“大家

      ”氣象——對晏殊的詞作特別是贈歌者詠藝妓之艷詞,可作如是觀。如:

      紅絳約束瓊肌穩。拍碎香檀催急滾。垅頭嗚咽水聲繁,葉下間關鶯語近。

      〓〓美人才子傳芳信。明月春風傷別恨。未知何處有知音,長為此情言不盡。

      ——《玉樓春》

      此詞殆為一歌女而發,贊揚了她整齊的裝束,美麗的形態,高超的技藝及動人的歌喉。接下

      寫表演者與欣賞者間的情感交流,突出終有一別的遺恨。歇拍兩句既是寫這位歌女的心事與

      身世,又道出普天下歌女的共同命運:到處漂泊,到處演唱,心中在渴求知音,但“何處有

      ”呢?正因為沒有,故只得“長為此情言不盡”了。歌女們也同樣視晏殊為“知己”,喜歡唱

      他作的新詞。張先《碧牡丹·晏同叔出姬》就曾詠及該歌姬“緩板香檀,唱徹伊家新制”的

      事實。

      一般流落在街頭巷陌的貧賤歌者,晏殊亦抱憐憫其不幸的善良情懷視之如友朋。如《山亭柳》:

      家住西秦,賭薄藝隨身。花柳上、斗尖新。偶學念奴聲調,有時高遏行云。蜀錦纏頭無數,不負辛勤。〓〓數年來往咸京道,殘杯冷炙漫消魂。衷腸事,托何人?若有知音見采,不辭遍唱《陽春》。一曲當筵落淚,重掩羅巾。

       

      這位歌者,一定飽歷人生苦難,嘗盡世上辛酸,以至于唱完一曲,自己也被歌聲及歌詞內容打動,竟然掩巾傷心痛哭!這是十分感人的一幕悲劇。飄零的歌者,有職業責任感,有藝術天賦與藝術追求。但世人聽其歌,又有幾位是真正為了欣賞她的歌唱藝術呢?這正是歌者悲劇的根源——世人只是將她們當做玩物,當做飯飽酒足后消遣的對象。這其中,她們又該忍受了幾多折磨和非人待遇呵!“若有知音見采,不辭遍唱陽春”是歌者的心聲,也是她們人格尊嚴及人格力量所在,是她們藝術價值所在。晏殊從這個角度寫歌者,正是從人道的立場表示出對藝術的尊重,對藝術家的尊重。實質上晏殊此舉,無論其主觀意圖如何,客觀上已昭示中國文化史上一個新的藝術創新時期的到來。這新時期正是柳永所謂“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鶴沖天》)這種觀念上為藝術家、文學家正名的時期,是市民文藝開始登上大雅之堂并進而繁盛的時期。而晏殊,正是以自己宰相的身份和小歌詞的創作為這個時期導乎先路。《山亭柳》很可能是詞人離京外任時所為,那么,這位歌者的身世中,是否隱含著晏殊自我身世之嘆呢?回答是肯定的。因為這“數年來往咸京道”的字句中,就仿佛有詞人的身影;這“衷腸事,托何人”的感慨之中,亦閃爍著詞人的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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