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 | 兩千三百年來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農林牧地區(qū)的分布及其變遷

兩千三百年來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農林牧地區(qū)的分布及其變遷

作者簡介：史念海（1912-2001），山西平陸人，歷史地理學家。

文章來源：《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6期，第1-14頁。

欄目編輯：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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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爾多斯高原位于明長城之北，河套平原則在陰山山脈之南，黃河如帶，貫穿其間。大致說來，這兩個地區(qū)農牧兼宜。在歷史上就曾經有過幾次農牧交替的變遷。雖說是農牧兼宜，卻也有若干具體的差異。因而相應地就會有一些不同的影響。鄂爾多斯高原以前還曾有過茂密的森林。這就使農林牧三者分布的地區(qū)顯得復雜。也由于長期的演變，不免有相互失調的現象。如何妥善安排，因地制宜，使農林牧三者都能適當發(fā)展，發(fā)揮其應有的作用，這在目前已是不容稍緩的要務。探索其各自的歷史淵源和變遷的經過，對于今后的調整安排是有相當的現實意義的。

一、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自然環(huán)境的探源

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的歷史與全國各地一樣，都是十分悠久的。遠在舊石器時代，著名的河套人就徜徉于鄂爾多斯高原，繁衍生息。新石器時期留下來的文化遺存更為繁多。遺址的所在地及遺存的文物皆可以顯示出那時的人如何適應當地的自然環(huán)境，并加以利用和改造，而后能夠世世代代生存下來。

然而，這里的論述卻從2300年前開始。2300年前乃是戰(zhàn)國時期的后半期。那時趙武靈王正在趙國胡服騎射，變法圖強。這里所說的胡自是指匈奴人而言。匈奴人游牧于趙國和秦燕兩國以北各地。戰(zhàn)國時期是一個諸侯相互稱雄時期。黃河和長江流域主要是秦魏燕趙等七雄并立的局面。匈奴族在陰山南北亦自有其政權。這些不同的族類到后來大都融合為整個的中華民族。后來雖然融合為一體，但在當時卻是彼此相對峙，不免有所爭奪。趙武靈王既已變法圖強，接著就向各方發(fā)展，匈奴的土地當然也是他的爭奪的對象。趙國的疆土本來在恒代以南，由于他的奮發(fā)圖強，疆土不斷開拓，不僅到了恒代以北，而且直至陰山山脈之下。還更西越呂梁山，渡過黃河，到了鄂爾多斯高原。當時為了鞏固新得到的土地，防止匈奴再來侵奪，曾在陰山之下修筑長城，向西至于高闕。高闕在陰山山脈西端，杭錦后旗的西北。這就是說整個河套平原和鄂爾多斯高原的絕大部分地方已經屬于趙國所有。到這時，河套平原和鄂爾多斯高原才有更多的歷史記載，當地的輪廓面貌也才能比較清晰。

匈奴族自來是一個著名的游牧民族，馳騁于草原之上。正是由于陰山山脈之下有廣漠的草原，匈奴才能在這里從事游牧。如果離開草原，就是擅長于游牧的匈奴族，也會舍其本行，而改操他業(yè)。趙武靈王時，一部分匈奴族就未能遵循舊俗，繼續(xù)保持其游牧的生涯。原來居于趙國西北的婁煩和林胡就是這樣的部落。

不必多費解釋，僅就林胡這樣一個名稱即可說明問題。林胡的胡當是他們的本來名稱。胡人以“林”字冠于其本來的名稱之上，應該解釋為林中的胡人。游牧民族活動的范圍是難得有森林存在的，因為幼苗還未茁壯成長，山羊等畜類就已食去它的枝葉。這一點恩格斯在論述古代希臘人初到圣海倫島時的情景，已作了充分的說明⁽¹⁾。胡人既處于森林之中，又能保持森林的舊貌，而不至于受到破壞，則其生涯就不完全是游牧，甚至已不是游牧了。當時林胡活動的地區(qū)，正是鄂爾多斯高原，還東越黃河，伸延到山西西北的一些地方。或者有人說，現在鄂爾多斯高原并無森林，林胡時期也應如此。既無森林，何得妄加解釋，說是林中的胡人？是否就是這樣？正是這里所欲加以論證的。

(1)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

這里暫時放下林胡不談，而稍一論述和林胡同時的婁煩人。婁煩人的活動區(qū)域乃在林胡的東南，相當于今晉西北各處。現在山西省設有婁煩縣，其地在太原市西北，嵐縣東南，也是在呂梁山的東麓和汾河的西側。這個縣新設未久。雖是一個新縣，卻大有來歷。因為隋時就曾設置過一個婁煩郡，郡治就在現在的靜樂縣⁽²⁾。現在的婁煩縣地，那時就在婁煩郡轄境之內。唐代改婁煩郡為憲州，到中葉還曾一度仍舊稱為婁煩郡⁽³⁾。再往前溯，西漢時就已經設有婁煩縣⁽⁴⁾，其故地在今山西寧武縣北。這些歷史的淵源顯示出這里本是婁煩人的舊地。累代相傳，還不失其最早的來歷。遠在趙武靈王時，婁煩即能和趙國對峙，而有勞趙國用兵征討，才就夷滅，可知它并非后世的一州一郡所能概括的，更不是僅有一縣之地。應該是奄有今山西西北的大部分，西北與林胡銜接，而東南與趙國相鄰。山西西北多山，最大的為呂梁山，此外還有云中、管涔、蘆芽諸山。其實這些山都是呂梁山的支脈。現在呂梁山上猶有森林，其中部的關帝山林區(qū)最受人稱道。北部諸山森林已漸稀少，甚至是光山禿嶺，無森林可言。然而在歷史上這里卻是森林地區(qū)。不僅山區(qū)有森林，就是說整個山西西北都是森林地區(qū)，也非夸大之辭⁽⁵⁾。這里既是婁煩人活動的地區(qū)，森林之中就不可能永保游牧的舊俗而無所改變。婁煩若此，則以林胡為林中的胡人，同樣未能多事游牧，應是符合當時實際的。

(2)《隋書》卷三○《地理志》。

(3)《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

(4)《漢書》卷二八《地理志》。

(5)史念海《河山集二集·歷史時期黃河中游的森林》。

趙武靈王時，林胡人在鄂爾多斯高原活動的范圍究竟多大？這還有待于仔細稽考。至少像現在東勝縣和伊金霍洛旗等處應該包括在內。趙武靈王既經營陰山山脈以南，就打算由當地一個叫做九原的地方南至咸陽，以了解秦國的虛實⁽⁶⁾。九原故地在今包頭市附近。由包頭市南行至咸陽，似當出榆林河及其所流人的無定河一途。其間所經過的地區(qū)若非已為趙國所有，武靈王亦不至率爾輕出。當時趙國在這里征服的只有林胡人，則林胡人原來活動的地區(qū)應超過于這一線之西，至少奄有鄂爾多斯高原的大部分。

(6)《史記》卷四三《趙世家》。

就在戰(zhàn)國末年，秦國的版圖也伸人到鄂爾多斯高原。其時已是秦昭襄王時。秦昭襄王略后于趙武靈王。秦國版圖達到了鄂爾多斯高原，說明了趙國的興盛時期已經過去。秦國在鄂爾多斯高原僅占有其東南部今準格爾旗地，其他各處以及陰山山脈之下，當仍為匈奴人所有。秦國為了防御匈奴人南下，也曾于沿邊地區(qū)修筑了一條長城。這條長城在鄂爾多斯高原的一段是經過窟野河支流束會川而至于黃河岸上十二連城的⁽⁷⁾。后來秦始皇北征匈奴，北界達于陰山山脈，另外修筑了一條新的長城，那條舊長城所經過的地區(qū)實際上就成為內陸。但由秦代末年以至漢武帝大舉征伐匈奴時，這里卻仍由匈奴人占據。東漢初年，匈奴內部分裂。南匈奴呼韓邪單于人居西河郡美稷縣（今準格爾旗北納林故城）⁽⁸⁾，其部落也就散居于鄂爾多斯高原各處。匈奴人和漢族不斷互相交往，自然會受到漢族文化的影響和熏陶。現在，鄂爾多斯高原不斷發(fā)現匈奴墓葬，出土不少文物，就是具體的證明。而杭錦旗東南桃紅巴拉⁽⁹⁾、杭錦旗西霍洛才登和準格爾旗南瓦爾吐溝出土的匈奴墓葬和東勝縣漫賴公社出土的漢墓⁽¹⁰⁾，所顯示的更為清晰明白，完全可以證明這里有過富饒茂密的森林。

(7)史念海《鄂爾多斯高原東部戰(zhàn)國時秦長城遺跡探索記》，刊《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一期。

(8)《后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

(9)田廣金《桃紅巴拉的匈奴墓》，刊《考古學報》，1976年第一期。

(10)這幾處材料皆是承田廣金同志函告，也是田廣金同志親自調查過的。

這些墓葬中都有棺有槨，還有雕刻成鹿虎等形狀的飾物。尤其是這些棺槨都是原木制成的。因為是用原木而不是用木板制成，所以都相當龐大，所用的原木也很多。往往一副槨蓋就用原木數十根。原木的直徑一般為0．2～0．3米，有的達0．4米。木料均為松柏木。由這些墓葬出土的文物觀察，墓主皆不至于是王侯一級的貴人。不是當時的貴人而有這樣大的墓葬規(guī)模，竟用了這樣多的原木，這些原木當是取之于附近的林中，而不會是由更遠的地方運來的。隨葬出土的仿照鹿虎等形狀制成的飾物，顯示出這些動物都是附近林中滋生的。尤其是杭旗阿魯才登匈奴墓中出土的虎咬牛金飾牌更為有力的證據⁽¹¹⁾。這些動物習于林中棲息，當地若是沒有森林，何來這樣多動物？在森林內及附近的人狩獵所獲，也當是這些動物，司空見慣，習以為常，故能制成飾物，佩于身邊，死后也就隨葬于墓內。

(11)這幾處材料皆是承田廣金同志函告，也是田廣金同志親自調查過的。

這里還應提到秦昭襄王修長城時所培植的榆溪塞。這是在長城外面所培植的榆林，因為和長城并行，所以稱之為榆溪塞。這條榆溪塞到西漢中葉，衛(wèi)青征匈奴時還曾從事補綴過。如前所說，秦昭襄王時的長城是由窟野河支流束會川至于黃河岸上的十二連城。可是衛(wèi)青補綴的榆溪塞卻已離開長城遺址，而到了今窟野河的上源，也就是說到了現在伊金霍洛旗的附近了⁽¹²⁾。榆溪塞的舊地現在已被當作于早地區(qū)。既已成為干旱地區(qū)，再欲植樹造林，實非易事。那時自然條件如果就已和現在一樣，秦漢王朝怎能獲得這樣的成果？可是那時竟然能有這樣的建樹，則原來并非干旱地區(qū)可知。這應該是在培植榆溪塞以前，當地本來早就有了森林。由于這些森林未能和長城配合起來，所以當時才循著長城另行栽植。正是因為原來森林地區(qū)廣大，對氣候也就有了影響，顯得濕潤。顯然可見，當時并非像現在這樣的干旱。由后來唐代的記載證明，準格爾旗在那時確實是一個盛產松柏的森林地區(qū)⁽¹³⁾，并且是隔著黃河和山西西北的林區(qū)遙相聯(lián)系的。

(12)史念海《河山集二集·歷史時期黃河中游的森林》。

(13)《新唐書》卷一六七《裴延齡傳》。

森林如果不遭到破壞，自然可以繼續(xù)生長下去。因此可以用更后的事實作為證明。現在準格爾旗西南羊市塔那株已有900年的古松，早已為國內林學家所注意。就是羊市塔東南10公里處的瓦貴廟，迄今猶是一個尚未開墾的林區(qū)。當地的森林極為茂盛繁密，樹種多至十數，尤多油松、榆樹等類。林區(qū)素無道路，行人皆不易穿過。由此往西北，在東勝縣東南50余公里處有地叫做西召。西召中猶有清德宗光緒十三年（公元1903年）所立的碑。碑上說過，當地有蒼柏翠松。迄今側柏、油松仍然茂盛⁽¹⁴⁾。這些都是在戰(zhàn)國時秦長城的附近，由于未經破壞，尚能幸存至今。往上推溯，可知遠在戰(zhàn)國時期，這里確實是一個森林地區(qū)，而了無疑義。

(14)這兩處森林皆承準格爾旗旗委書記高毓先同志見告。高同志曾數至其地，作過調查。

從一些后來的記載還可以看出，就在鄂爾多斯高原南緣的無定河畔也是多森林的。十六國時期赫連勃勃在今靖邊縣北始建其都城統(tǒng)萬城時，當地還是青山綠水。正是這樣的青山綠水才引起赫連勃勃的留連，而把都城修建在這個地方⁽¹⁵⁾。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統(tǒng)萬城遺址白城子發(fā)現窖穴，其中尚有許多舊藏材木未曾腐朽，當是赫連勃勃初建統(tǒng)萬城時的遺物，而為就地采伐所得。如果聯(lián)系到秦昭襄王時所筑的長城，問題就更容易清楚。這條長城經過無定河的上游，向東北伸延，繞榆林河的源頭而至于窟野河岸（秦長城在橫山山脈上分成兩支，另一支橫過大理河而至橫山縣東無定河西岸）。秦昭襄王在建筑長城時既有意培植一條榆溪塞，就不僅限于窟野河以東一段，很可能達到無定河南的橫山山脈之下。不過由于記載闕略，未能備見緣由而已。

(15)《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夏州》引《十六國春秋》。

根據這些記載和考古的發(fā)掘，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鄂爾多斯高原的森林由趙武靈王時以迄于清代前期都相當茂盛繁多，林區(qū)分布于高原的北部、東部和南部。其西部和西南部未見文獻記載，目前尚無考古發(fā)掘，只能暫時闕疑。

至于河套平原，則和鄂爾多斯高原有所不同。這里雖是平原廣漠，有關森林的文獻記載卻是很少的。偶爾有些記載，所謂林區(qū)都十分狹小，甚至不足以林區(qū)相稱。當然陰山山脈上的森林還是相當繁多的，對河套平原也能有若干影響，但究竟不是河套平原當地的森林。

二、歷史上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農牧業(yè)的交替

自從有了有關的文獻記載，鄂爾多斯高原相當大的部分和河套平原的全部就是有名的草原，因而最古的匈奴人就是在這里從事游牧的生涯。鄂爾多斯高原原來有過森林的地方，在森林破壞之后，其中一部分也會成為草原的。

然而這里最初的面貌并沒有一直固定來，而是經過多次的反復變遷。由于這兩個地區(qū)可農可牧，因而就有了可以變遷的條件。也由于這兩個地區(qū)夾處在從事農業(yè)的民族和從事游牧的民族之間，而這兩種生產方式不同的民族又常發(fā)生矛盾和相互爭奪，因而就有了相應的變遷。就是說從事于游牧的民族控制了這兩個地區(qū)，這里就成為草原地區(qū)，而從事于農業(yè)的民族占領了這兩個地區(qū)，這里也就成為農業(yè)地區(qū)，至少是農業(yè)地區(qū)占有主要的地位。

趙武靈王時，趙國的版圖擴展到陰山山脈之下，所有匈奴人包括林胡和婁煩人在內都被驅逐離開。匈奴人的離開意味著初期的草原地區(qū)告一段落，農業(yè)地區(qū)已經初次形成。不過趙國是否完全開墾了這兩個地區(qū)，卻還是個問題。因為要完全開墾這兩個地區(qū)的土地，需要大量的人力，還要有一些相應的設施，至少應該普遍設置像郡縣等統(tǒng)治的機構。趙武靈王只設了一個云中郡，郡下究竟設了多少縣未見記載。至于大量向這里遷徙人口，在當時似乎是不大可能的。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之后，再度把匈奴人趕過陰山山脈以北，就很快地改變了這里的面貌。首先，大量遷徙人口，見于記載的就有3萬家⁽¹⁶⁾。其次，是承趙國之舊設置了云中郡，而且還新設了一個九原郡，這兩個郡的治所分別在云中和九原兩縣。云中縣在今托克托縣東北，九原縣在今包頭市西，都在河套平原。所轄的地區(qū)就以河套平原為主，卻也都兼管了鄂爾多斯高原的一部分。在鄂爾多斯高原之南，秦國本來就有上郡和北地郡，這時兩郡轄地都向北擴展，各轄有鄂爾多斯高原相當大的部分。當時還設了33個縣⁽¹⁷⁾，有的記載說是44縣⁽¹⁸⁾。可能這三四十個縣都是在秦昭襄王所筑的長城以北，也就是包括秦始皇在北方所開拓的全部疆土，不以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為限。如果是這樣，則當時設縣的地方就西至包括現在甘肅榆中縣在內的洮河下游以東各地。現在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共設市、縣和旗18處，秦昭襄王所筑的長城以北，今甘肅、寧夏、陜西各省（區(qū)）共設市、縣21處，合起來是38處，略低于所謂44縣，而略高于所謂33縣，可以說是大致相仿的。當時的人口遠較現在為少，雖說是當時曾經大量向邊地徙民，其實也還是有限的。人口雖然不多，設縣卻是不少，仍可以顯示出當時的農業(yè)地區(qū)還是相當廣大的。

(16) (17)《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

(18)《史記》卷一一○《匈奴傳》。

西漢中葉，繼續(xù)秦代舊績，仍在這里設置郡縣。當時一共設了朔方、五原、云中、定襄、上郡和西河等6個郡。朔方、五原、云中3郡在這兩個地區(qū)中都有轄縣。定襄郡僅在河套平原有轄縣，上郡和西河兩郡僅在鄂爾多斯高原有轄縣。定襄郡和上郡、西河兩郡所轄其余的縣，都在這兩個地區(qū)之外。這幾個郡所轄的縣有的可以知道確切的地址，有的則已無可考核。其有確切地址的縣，在鄂爾多斯高原上，朔方郡有5個，位于高原的西北部；五原郡有4個，位于高原的北部和東部；云中郡有1個，位于高原的東北部；上郡有5個，位于高原的南部；西河郡有7個，位于高原的東南部，共計22個。在河套平原的，朔方郡有5個，位于平原的西部；五原郡有7個，位于平原的中西部；云中郡有9個，位于平原的中東部；定襄郡有6個，位于平原的東部；共計27個。其中，未知確地的縣，五原郡有4個，定襄郡有3個，上郡有7個，西河郡有17個，共計31個⁽¹⁹⁾。五原郡轄地南部在鄂爾多斯高原，北部在河套平原。這4個縣雖不知在南在北，總不離這兩個地區(qū)，定襄、西河、上郡3郡的27個未知確地的縣，不能斷定和這兩個地區(qū)有無聯(lián)系。現在鄂爾多斯高原僅有8個市（縣、旗），河套平原亦僅有10個市（縣、旗）。合起來亦只有18個。即使暫置這些未知確地的縣不論，其已知確地的猶為現在的市（縣、旗）的2．5倍。也就是說，在鄂爾多斯高原，漢時較現在多14個縣，河套平原多21個縣，都在2倍以上。如果加上一些未知確地的縣，當然就更多了。除了現在鄂爾多斯高原西部的海勃灣市和其西南的鄂托克旗未見當時設縣外，有的現在一縣那時就設有幾個縣。現在大黑河流域僅有呼和浩特市和托克托、卓資兩個縣，另外還有一個土默特前旗。大黑河那時稱為荒干水。荒干水流域就有9個縣。設縣既稠密，墾田可能也就較多，漢代的縣人戶都是不很多的，朔方郡平均每縣為3433戶，五原郡平均每縣為2457戶，云中郡為3482戶，定襄郡為3213戶，西河郡為3788戶，上郡為4712戶⁽²⁰⁾。漢代的縣因人戶多寡，設官也稍有不同。按當時規(guī)定，萬戶以上設令，減萬戶設長⁽²¹⁾。邊地的縣一般都設長，只有五原郡河陰縣設令⁽²²⁾。可見只有這個縣是有萬戶以上的人家，其他再沒有人戶特多的縣。雖然人戶不一定都是很多，當時已習慣于廣種薄收，則人戶雖少，仍無妨于大面積的開墾。當然，這并不等于說當地就沒有畜牧業(yè)了。

(19)《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

(20)《漢書》卷二八《地理志》。

(21)《漢書》卷一九《百官公卿表》。

(22)《太平御覽》卷二六六。

在漢代，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稱為新秦中⁽²³⁾，僅就這個名稱來說，這兩個地區(qū)的農業(yè)是相當有成就的。秦中是關中的同意語。因為關中曾經長期為秦國及秦王朝建都的地方，所以也就稱為秦中。秦中是以富饒出名的，所謂陸海之地，物產繁多，農業(yè)尤為發(fā)達⁽²⁴⁾。以這兩個地區(qū)和秦中相提并論，就可想見其富饒的程度。漢代曾在一些地區(qū)大修水利，朔方郡的水利也在數內。朔方郡大部分屬縣都在河套平原的西部，也就是在后套。“黃河百害，惟富一套”。這句流傳已久的俗語，推究根源，可能在漢代已經有了相似的說法了（見圖5-4  秦漢時期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農林牧分布圖）。

(23)《史記》卷一一○《匈奴傳》。

(24)《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游牧民族的重新遷來，這兩個地區(qū)的農田就又一變而為牧場，也就是說恢復到原來的草原。這種變遷的發(fā)端可以上溯到東漢時。前面說過，東漢初年，匈奴內部分裂，南匈奴呼韓邪單于受到漢朝的保護，而人居于西河美稷縣。美稷縣位于戰(zhàn)國時秦昭襄王所筑的長城之內。由那時起，歷秦及西漢，匈奴人殆無能超越過這條長城而向南徙居的。至南匈奴呼韓邪單于時才改變了這個局面。近年在準格爾旗瓦爾吐溝發(fā)掘了匈奴墓葬，出土文物顯示出曾經受到漢代的影響。這里的墓葬當是南匈奴呼韓邪單于人居美稷之后才埋葬的。

由農業(yè)地區(qū)重復改變?yōu)橛文恋貐^(qū)之后，于是就有了“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這樣的風光。斛律光所作的這首以《敕勒川歌》為題的著名詩篇，明確說明是在陰山之下寫作的，和鄂爾多斯高原的關系不大。但鄂爾多斯高原的牧場一樣是風吹草低見牛羊。在改變?yōu)橛文恋貐^(qū)之后，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應該是相仿佛的。敕勒川是以鮮卑語命名的川道，久已失傳所在。生于斛律光之前的酈道元，在所撰的《水經注》中對于北方雜有戎號的地名，也并加記載，可是書中卻沒有提到這條敕勒川。由陰山山脈流下的川水，現在猶有大黑河和昆都侖河。大黑河流經呼和浩特市南，昆都侖河則流經包頭市西。現在呼和浩特市的同志即以大黑河為敕勒川，然《水經注》中卻稱之為荒干水，并無敕勒川的名稱，似乎還有待于商榷。其實陰山之下，到處皆是漠漠平原，都會使人有“天似穹廬隆蓋四野”的感覺，固不必有待于確定敕勒川所在的位置。現在由大黑河畔至烏加河西已經全是農業(yè)地區(qū)，自然不會再有“風吹草低見牛羊”的風光。然秋高野曠，鄂爾多斯高原一樣有相似的情景。

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再度大量開墾成為農田，乃在隋唐時代。隋代歷年短促，主要的變更應在唐代。唐時于河套平原設東、中、西3個受降城，還有單于都護府和天德軍等設置。看來當時以陰山山脈之下作為軍事區(qū)域。軍事區(qū)域自有一定的駐軍。按唐代前期常規(guī)，駐軍的數目3萬人⁽²⁵⁾。因為沒有設置州縣，似乎農業(yè)人口并不很多。隋及唐代前期皆實行府兵制度，駐軍于征戰(zhàn)戍守之外，兼須就地墾種。當時河套平原當亦如斯。至少可以斷言，那時突厥人已基本退到陰山山脈以北。留在山南的為數實甚鮮少。就是當地還有突厥人，并不能繼續(xù)保持這里草原的面貌，不使之改為農田。

(25)《舊唐書》卷三八《地理志》。

隋唐時期的鄂爾多斯高原更為明顯。唐時于今杭錦旗和達拉特旗北的黃河岸邊設立豐州，于準格爾旗設立勝州，于鄂托克旗和烏審旗之南無定河畔設立夏州。這是在隋代的五原、榆林、朔方3郡舊基礎上設立的⁽²⁶⁾。其中夏州的淵源還可更上溯到北魏。郡縣的設置意味著已經有了農業(yè)人口。如果這樣的解釋不錯，則鄂爾多斯高原的再度改牧為農，應該在北魏時已經顯示出一些端倪。至少其南邊的夏州就已如此。夏州本為赫連勃勃的夏國都城統(tǒng)萬城。北魏滅掉夏國，就以其地設置夏州。赫連勃勃雖為匈奴族人，統(tǒng)萬城中卻雜居著若干曾經從事于農業(yè)的人。赫連勃勃南定關中，大有俘獲，統(tǒng)萬城附近因之還建立過一些吳兒城，就是具體的例證。北魏末年，源子雍鎮(zhèn)守夏州，其時沃野鎮(zhèn)人破六韓拔陵起義，統(tǒng)萬城胡人群起響應，夏州受困，糧草斷絕，源子雍留子困守州城，而自己則突圍而出，前往東夏州（今陜西延安市）乞求糧食⁽²⁷⁾。可見夏州在正常歲月中，糧食是無須外求的。

(26)《隋書》卷二九《地理志》。

(27)《魏書》卷四一《源賀傳附源子雍傳》。

唐代各地人戶，以天寶年間最為繁多。夏州3縣共有9213戶，53014口；勝州2縣共有2428戶，10903口；豐州2縣共有2813戶，9641口⁽²⁸⁾。總計有14454戶，73558口。這個數目似較西漢時為少。人口既少，所設置的縣也就難以普遍。至少像現在的杭錦旗和伊金霍洛旗所在地及東勝縣未曾有縣的設置。至于西漢未曾設縣的鄂托克旗，這時也沒有設縣。杭錦旗和伊金霍洛旗所在地及東勝縣未曾設縣的原因還有待于探索。鄂托克旗沒有設縣，則因為當地曾有相當多的突厥人。這里的突厥人已受唐朝的統(tǒng)治，不過仍保持其舊風。當時在這些人的居地設置了6個胡州⁽²⁹⁾。這6個胡州前后名稱曾經有過改變，居住區(qū)域卻還是一仍舊貫。既是胡州自然和一般州縣不同。實際上是當時羈縻州的性質。也就是說在6胡州中，仍然保持著游牧的習俗，草原并未完全改為農田（見圖5-5  隋唐時期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農林牧分布圖）。

(28) (29)《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

唐代后期，鄂爾多斯高原逐漸顯出新的變遷。由于吐蕃的強大，黨項族為所壓迫，而遷徙到鄂爾多斯高原的南部，主要分布在夏州境內外。黨項族本居于甘肅南部洮河岷山間，也無農事操作的風氣⁽³⁰⁾。到了鄂爾多斯高原之后，仍然從事游牧業(yè)。黨項族至拓拔思恭時，以據有夏州，成為唐朝的節(jié)度使⁽³¹⁾。其后裔就以此為基礎，建立了西夏政權。不可否認，西夏的統(tǒng)治區(qū)域中雜有大量的漢族，因而也有農業(yè)。西夏模仿唐朝故事，于其境內設立了若干州，可是鄂爾多斯高原竟然無所設立。這已可明顯看出，鄂爾多斯高原這時已經沒有什么農業(yè)了。唐末五代時，河套平原和中原沒有什么聯(lián)系，當地情況邈不可知。當西夏和北宋對峙時，契丹人向西發(fā)展，進入了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金和元繼之，也統(tǒng)治過這個地方。契丹人在鄂爾多斯高原未聞有什么建樹，卻在河套平原設立了一個豐州。這個豐州歷金及元皆未曾廢省。豐州的故地就在呼和浩特市郊，除殘存的遺址外還有一個高塔，屹立于荒煙蔓草中。豐州雖已殘毀，有此一塔，亦可以想見當年的規(guī)模。豐州城附近當時可能還有些農業(yè)，其他各地大概已都復返于草原了。就是豐州城外些許的農業(yè)也難以維持多久。

(30) (31)《新唐書》卷一四六上《黨項傳》。

這樣的情景歷明代至于清代的前期竟再沒有多少的變遷。清代統(tǒng)治者出于種族的偏見，曾長期禁阻蒙漢兩族之間的往來。到了清代后期，禁令稍松，陜北各處從事農業(yè)的人逐漸到鄂爾多斯的南緣開墾土地。當時的蒙古王公也從這樣的開墾中得到一定的好處。于是農業(yè)地區(qū)也就相應地向北推移，遠離明代的長城。明代的長城雖屬防御的設施，實際上卻成為一條人為的農牧業(yè)分界線，從明代一直沿襲到清代后期。但這條長期存在的人為的分界線終究被沖毀了，杭錦旗、達拉特旗和準格爾旗近黃河處也都已改成農田。然而，最大變遷則是河套平原。迄至現在，河套平原雖還設有土默特左旗和土默特右旗，烏拉特前旗和杭錦后旗，仿佛當地猶有畜牧業(yè)，實際上則是田連阡陌，禾苗遍地，早已成為農業(yè)地區(qū)。當地的牧場也已移到陰山山脈之北，就是現在的朝格旗境內了。當秋禾旺盛的時候，佇立陰山之下，極目遠望，仿佛置身于關中平原，而且由東徂西，從未間斷。只是這里的山不是關中南側的秦嶺，而是北側的陰山。在這里的平原上，不禁使人想起了2000年前的新秦中（見圖5-6明清時期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農林牧分布圖）。

三、沙化和鹽堿化的問題

如上所說，2300年來，鄂爾多期高原和河套平原的農林牧分布地區(qū)曾經有過不只一次而都相當明顯的變遷。這樣的變遷不能不對自然環(huán)境有所影響，甚至還是相當嚴重的影響。沙漠的增加和擴大，以及一些地方鹽堿化，都是引人注意的問題。

鄂爾多斯高原有兩處范圍廣大的沙漠，一是毛烏素沙漠，一是庫布齊沙漠。河套平原的沙漠是烏蘭布和沙漠。毛烏素沙漠在鄂爾多斯高原的南部，北端達到烏審旗的烏審召以北，南端達到陜西靖邊和橫山兩縣的無定河沿岸，西側已接近于鄂托克旗駐地烏蘭哈拉嘎蘇，東側且越過榆林河而達到禿尾河的上游。庫布齊沙漠西起杭錦旗西北黃河岸旁，絡繹向東越過達拉特旗更向東蔓延。烏蘭布和沙漠是由杭錦后旗太陽廟向南，迤出河套平原，而接近于賀蘭山。在河套平原磴口等處，已達到黃河岸邊，使包蘭鐵路也不能不繞行于黃河東岸。至于其他范圍較小的沙漠也還不少，不能在這里一一提及。

自沙漠發(fā)生的過程來說，大約有兩種來源：一是由附近的沙漠地區(qū)隨風吹來，另一是就地起沙。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的沙漠這兩種來源可能都是有的。這也就是說，有的沙漠是外來的，有的則應當是當地起來的。是什么時候才有這些沙漠的，這是一個不易解決的問題。這里不妨根據一些歷史記載，試作推敲。

河套平原西部烏蘭布和沙漠的擴大，近年由于西漢時期朔方郡所屬的窳渾、臨戎、三封3個縣故城的發(fā)現，而得告解決⁽³²⁾。這3個縣也和河套平原同時所設的其他各縣一樣，設縣以后都已經成為重要的農業(yè)地區(qū)。兩漢之際邊郡并省了一些縣，窳渾縣東漢時不復見于記載，當是已經并省。臨戎縣于東漢時且成為朔方郡治，可見它還有一定的重要性。三封縣后來不知何時廢除。臨戎縣卻因是朔方郡治一直保留下去。東漢末年，內徙北邊各地人口，省并一些郡縣，臨戎縣的廢除當在此時。由臨戎縣的始設到東漢末年的并省，前后已有300多年。草原開墾之后，300多年才見沙化，似與開墾無關，且臨戎縣廢除也并非由于沙化的緣故。當是廢除之后，人口遷去，沙漠不斷吹來，遂至掩沒了故城。

(32)侯仁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烏蘭布和沙漠北部的漢代墾區(qū)》。

前面已經說過，西漢一代在鄂爾多斯高原所設的縣多達22個。這個數字尚不包括一些未知確地的縣。其中在現在沙漠之中的1個，接近于沙漠的有7個。在沙漠之中的為上郡的高望縣，其故地在烏審旗北部烏審召附近。接近于沙漠的7個縣，為朔方郡的朔方、渠搜、呼遒和修都4個縣，西河郡的大成、增山和虎猛⁽³³⁾。其中朔方縣為朔方郡的治所，高望、渠搜、增山和虎猛4縣都是所在郡中的都尉治所，郡治和都尉治所都是比較重要的地方。無論是治所或普通縣城，都有一定的人口，附近也一定有開墾的農田，作為糧食的產地。因而也不能近于沙漠，更不能在沙漠之中。當然要解決這樣的問題還應該要求這些故城所在地的準確性。因為僅依據文字考證不免有所偏差，或者根本就有與實際不符的情形。今杭錦旗附近有一古城遺址，據說是漢代的建筑⁽³⁴⁾，不知是否是修都縣或者是大成縣?今伊金霍洛旗西南紅慶河畔紅慶公社也有一座古城遺址，與虎猛縣所在地相符，可能就是它的遺址⁽³⁵⁾。朔方、渠搜、呼遒3縣在黃河南岸，也應該是無疑的⁽³⁶⁾。至于增山和高望兩縣，只能說是大致不錯。不論根據如何，縣治的設立總不能太近于沙漠，或竟在沙漠之內。如果高望縣真的就在烏審旗北烏審召附近，又如果當時當地已經有了沙漠，那將是不可思議的。現在杭錦旗內庫布齊沙漠已經接近黃河，其間實際上沒有多少無沙的地方，沿河只有幾個公社。如果漢時就是如此，怎能設立了幾個縣，而且像朔方這樣的縣竟然還是朔方郡的治所。朔方郡有臨戎、沃野、廣牧3縣，皆在當時黃河右岸。現在黃河更向右岸移徙，這3縣的故地卻已改在河套平原。臨戎縣前面曾經提到過，遺址已為沙漠掩沒。然在西漢時這3縣既設在黃河右岸，則所轄的土地也當是以右岸為主。現在這里的沙漠更近于黃河。當時如果也是這樣，這3縣就等于虛設，沒有一點作用，因而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根據這樣的論證，應該有理由說，在西漢初在這里設縣時，還沒有庫布齊沙漠。至于毛烏素沙漠，暫置其南部不論，其北部若烏審旗和伊金霍洛旗，在當時也應該是沒有沙漠的。

(33)《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

(34)田廣金《桃紅巴拉的匈奴墓》。

(35)這個古遺址，當地稱為洪州城。西夏時曾設過洪州，其故地不能遠至伊金霍洛旗。我于1972年曾至其地，惜未見到漢代遺物，僅從當地群眾手中見到幾枚唐宋錢。唐宋時期皆未在此設置過什么州縣，可能還是兩漢虎猛的遺址。書此，留待考古學家發(fā)掘的證明。

(36)《水經·河水注》中有關于朔方和渠搜兩縣的記載。

毛烏素沙漠南部的形成問題，近年學者已曾有論述⁽³⁷⁾。對于這個問題皆據赫連勃勃在無定河畔興建統(tǒng)萬城作為論述的根據。這是一個強有力的證據。因為如前所說，在赫連勃勃時，這里猶是一片青山綠水的地方。赫連勃勃自己就曾說過，他轉戰(zhàn)各地從來沒見到過這樣的好地方。迄今統(tǒng)萬城遺址大體猶存，西北城角尚高聳人云。因為城墻是白色，所以稱為白城子。現在的白城子周圍盡是沙地，登上殘城，極目遠望，但見漠漠黃沙，竟難指其盡頭處。當然，這里的沙漠乃是遠在赫連勃勃之后開始形成的。赫連氏的夏國后為北魏所滅。北魏滅夏時的用兵路線乃是由內蒙古托克托縣附近渡過黃河。由托克托附近渡河處直趨統(tǒng)萬城，當經今烏審旗。如果說當時已有了毛烏素沙漠，北魏的行軍一定是經過沙漠的。可是并無經過沙漠的記載，可知當時這里確是沒有沙漠的。夏國滅亡之后，北魏即于其地建立夏州。歷西魏、北周和隋代，直到唐時，夏州猶為北方重鎮(zhèn)，與其東北方的勝州互為犄角。在這些歲月中，夏州仍然沒有沙漠的記載。夏州初見沙漠，乃是唐代末年事。那時去到夏州的人已經見到沙漠⁽³⁸⁾，而且說這個州乃在磧中⁽³⁹⁾，甚至當時還有大風沙的記載⁽⁴⁰⁾。根據這樣的論證，可以初步設想，夏州附近毛烏素沙漠的形成可能不在唐代以前。

(37)侯仁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一一從紅柳河上的古城廢墟看毛烏素沙漠的變遷》。

(38)許棠《夏州道中》：“茫茫沙漠廣，漸遠赫連城。”中華書局本《全唐詩》卷六○三。

(39)馬戴《旅次夏州》：“繁霜邊上宿，鬢改磧中回。”中華書局本《全唐詩》卷五五五。

(40)《新唐書》卷三五《五行志》：“長慶二年十月，夏州大風，飛沙為堆，高及城堞。”長慶二年為公元822年。

毛烏素沙漠在現在鄂爾多斯高原諸沙漠中最為廣大。這是后來不斷擴大的結果。明代曾大修長城。陜北的榆林當時為九邊之一的延綏鎮(zhèn)所在地。當地長城當更為堅固。迄今雖多圮毀，殘跡仍斷續(xù)可尋。現在毛烏素沙漠已由烏審旗向東南擴展，榆林、橫山兩縣間長城以北已有了大片連綿的沙漠。沙漠且越榆林河而東。現在由榆林至東勝的公路有些地方就是輾轉于沙丘之間，公路路面須加上一些覆蓋物始可通行。沙漠行軍較艱難，如果明代毛烏素沙漠已經如此廣大，這段長城大可不必修得如此堅固。其實這樣論證，似乎也是多余的。因為現在榆林城風沙已是習見的現象了。據說，根據1977年衛(wèi)星照片和20世紀50年代航空照片編制的地圖相對照，在這幾十年中，沙化的土地向南和東南推移了3—10公里以上，特別是陜北靠近伊克昭盟東南部一帶最為嚴重。沙化土地分布伸延的寬度達二三公里，其中有些地段已逼近黃河干流，相距僅10余公里⁽⁴¹⁾。

(41)張?zhí)煸稄狞S土高原的水資源特點和毛烏素沙漠的南侵看發(fā)展林牧業(yè)的重要性》（稿本）。

在鄂爾多斯高原的西北部，唐代設置的豐州和夏、勝兩州縣有相似的意義，在軍事上也具有戰(zhàn)略的形勢。由豐州往北，渡過黃河，就是西受降城，可見其間是可以互相呼應的。像這樣一個州，應該不是設在沙漠之中。可是，這里現在已經成為庫布齊沙漠。如果唐時已有了這個沙漠，則豐州就無由設立起來。近年杭錦旗西北庫布齊沙漠中間有被風吹去的部分，常有大樹根露出，而且還露出了原來的土壤。據當地老人說，這些樹根為清代砍伐材木留下來的⁽⁴²⁾。可知這里沙漠的形成已在更晚的清代。

(42)這些情形是承內蒙古林業(yè)科學院吳鳳生同志見告的。

現在準格爾旗東北也有一片沙漠，應是庫布齊沙漠的最東端。沙漠的東北部已接近于十二連城。十二連城為唐代勝州故地，舊城遺址雖已圮毀，基地仍然存在。由準格爾旗前往十二連城，在過了點素腦包之后，本可以斜趨直前即可到達，可是實際上的路程卻是由點素腦包往東，再折而往北，始可抵達。所以繞這半個圈子，就是有意避開這片沙漠。勝州為唐代重鎮(zhèn)，怎么能設在沙漠側畔?如果當時已經有這片沙漠，在勝州與后方各處聯(lián)系豈不多費周折，可能有誤事功。而且沙漠中無物生長，勝州駐軍和城中居人所需的糧食又將從何處取給。這些事例分明可證，唐時這里還是沒有沙漠的。

這些沙漠的形成和擴展自各有其具體的原因，這里不必詳細論證。至少農林牧分布地區(qū)的演變也是一個促進的因素。森林可以防風防沙，這樣的作用現在已經是人所共知，無待詮釋。森林破壞，失去阻擋的沙漠，就可因風擴展。畜牧業(yè)的發(fā)展依賴草原，而草原的綠茵遍地，就具有減低風蝕的作用。可是草原的載畜量過高，也會促使草原的破壞。草原破壞，必然助長風蝕的力量，促成當地的沙化。至于經營農業(yè)，在鄂爾多斯高原大部分地區(qū)都可引起沙化。唐時夏州附近成為沙磧，勝州西側后來也有了沙漠，應該和當時這些地方經營農業(yè)有關。而長城附近沙漠的蔓延，清代后期大量開墾是不得辭其責的。前面已經指出，杭錦旗西北庫布齊沙漠中發(fā)現有大樹根，足可證明在沙漠未形成之前，當地本來是有森林的，只是由于森林受到破壞，才引起沙漠的。

當然有些沙漠也不一定就是當地本來舊有的，而是由鄰近地方隨風吹來的。40年前，隆冬之際，我曾行經寧夏石嘴山北、三道坎和舊磴口之間。當時黃河已經冰封，車馬即行于冰上。猛烈的西北風經過烏蘭布和沙漠，吹動流沙，由冰上吹到黃河東岸。沙流冰上，宛如黃色水流，曾不少止；而且沙沙作響，聲音之大，殊堪驚人。雖時隔多年，猶仿佛如昨。這當然也促使鄂爾多斯高原沙漠的增多和擴大。然在將近300年前，這里黃河西側河濱，猶為往來大道，植被也相當茂密，似尚少有流沙堆積和流過⁽⁴³⁾。前面曾經提到杭錦旗西北庫布齊沙漠中發(fā)現的大樹根事，當地的沙漠顯系森林破壞后，由外地隨風吹來的。森林破壞后，樹根猶能保持至今，其年代當非甚久。由黃河西側的沙漠隨風吹過黃河的現象看來，庫布齊沙漠可能有相當部分是由黃河以西吹過來的。

(43)高士奇《扈從記程》，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一帙中。

至于鹽堿化，這不是一個歷史問題，也不是一個普遍的問題，只是發(fā)現于河套平原的后套地區(qū)。后套是引黃灌溉的地區(qū)。引黃灌溉是有幾千年的歷史的，可是鹽堿化卻是近年才顯得突出。

問題的發(fā)生據說是由于多年來大水漫灌的不當，也是由于黃河在河套平原這一河段河床的抬高，使灌溉的水流排泄不暢，引起地下水位的高起。這里的黃河自來是無須修筑堤防的。可是近年為了防洪，也不能不加修堤岸，這是幾千年來罕見的現象，也嚴重影響了后套農業(yè)的發(fā)展。

四、今后的對策

2300年來，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的變遷，引起了若干問題，也產生了一些影響，這就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注意。重新安排這里的河山，使它能發(fā)揮出更大的作用，這在當前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2300年來的往事，應該作為當前重新安排河山的借鑒。當前既要興利，就必先除害。今天最為嚴重的問題，在鄂爾多斯高原是沙化土地的擴大，在河套平原則是后套的鹽堿化。這是當前除害的重點。這里先從鄂爾多斯高原的沙化說起。

　  如前所說，鄂爾多斯高原在2300年前尚未明顯見到沙漠。就是有沙漠，危害性也不是很大的。鄂爾多斯高原沙漠的形成，不外兩端：一是由鄰近地區(qū)吹來，二是就地起沙。這與農牧業(yè)的過分發(fā)展和森林的破壞都有關系。今日而言治理，就應該在這幾方面同時有所致力。森林有防風防沙作用。要防治沙漠地區(qū)的擴大，植樹造林實為首先應該采取的措施。現在鄂爾多斯高原誠然已經沒有森林，而且早已成為干旱地區(qū)，植樹造林，是有相當困難的。由于這里曾經有過森林，說明在這里恢復森林并不是沒有可能的。原來的森林地區(qū)現在有的已經成為沙漠，有的則成為農田或草原，有的則因森林破壞后，侵蝕加劇，已成為溝壑地區(qū)。情況既已各不相同，恢復的措施難得盡屬一致。毛烏素沙漠和庫布齊沙漠曾經有相當部分本是森林地區(qū)。現在當然不能在沙漠中講求恢復，至少應在其周圍植樹造林。尤其是杭錦旗和鄂托克旗西部近黃河處，更宜如此。包蘭鐵路繞行于這里黃河東岸，本是因為西岸沙多難行，如不在沿河廣植林帶，防止沙漠東襲，作未雨綢繆，則將來還是不免受到沙漠的壅堵的。鄂爾多斯高原東南，由于毛烏素沙漠不斷擴大，沙漠還未達到的地區(qū)，沙化也已相當顯著，使當地若干牧地農田都受到影響。其實這里的牧地和農田本來就是森林地區(qū)，是森林破壞后改成牧地和農田的。現在就應該退農還林，退牧還林。至于準格爾旗，原來就是著名的森林地區(qū)，由于森林遭受破壞，溝壑日漸稠密，為農為牧都會感到困難。而且還會招致風沙。在這里恢復原來的森林，起碼可以使溝壑不再增多，風沙也可少戢。像正川河等處河谷已經相當寬廣，遠在兩漢時期，已經設有縣治，人口相應增多，農業(yè)早有基礎，似還宜繼續(xù)從事農業(yè)的經營，不必強求一律。

由秦及漢，下至隋唐時期，先后皆曾在鄂爾多斯高原設置過縣治。縣治的設置說明這里成為農業(yè)地區(qū)。可是愈到后來，設縣的數目就愈形減少。這是長期經驗的結果，說明在這里經營農業(yè)，不一定就能取得很好的成效。這里既已高寒，又由于森林遭受破壞，氣候也相應地變得干旱，都與農業(yè)不利，而且土地易于起沙，似宜大量保持草原，發(fā)展畜牧事業(yè)。鄂爾多斯高原南部，由于清代后期大量放墾，已多改草原為農田，或毀森林為農田。既要改弦更張，就應退農還牧還林。在清代后期放墾地區(qū)以北，更應嚴禁再事濫墾。當然像黃河南岸的達拉特旗等地，農業(yè)已有基礎，仍宜繼續(xù)經營。

這樣說來，在鄂爾多斯高原發(fā)展牧業(yè)較之農業(yè)當更為有利。不過發(fā)展牧業(yè)也應有所克制。由于草原上的載畜能力有一定限度，超過了限度，草原也難以負荷，必然會招致破壞。近年過分講求增多牲畜的數量，不顧草原負荷的限度，就已經招致了惡果，甚至使草原也有沙化的現象。前因具在，不宜再事貽誤。

河套平原和鄂爾多斯高原不完全一樣。歷史上這里雖也曾幾度改農為牧，似宜繼續(xù)經營農業(yè)。這里北倚陰山山脈，陰山山脈橫空高起，正好減弱來自西伯利亞的風暴。這里黃河和大黑河都可引水灌溉，土壤肥沃而又不至于起沙，都是發(fā)展農業(yè)應具有的有利條件。秦漢隋唐諸王朝既已取得經驗，當前又復有具體的成就，就是明證。不僅不應一律退農還牧，而且還應該使農業(yè)更能得到發(fā)展，成為塞上的糧倉。

當然，河套平原西部靠近烏蘭布和沙漠，也有沙漠地區(qū)擴大的問題。實際上這并不十分顯著，如果在沙漠邊緣廣植林帶，當更易取得效果。河套平原最大的問題應是后套的鹽堿化問題。

后套的鹽堿化問題，既是由于多年大水漫灌的不當和黃河河床的抬高，就應該針對病因，改革灌溉方式和加強排水工作，尤其是應該防止黃河河床的繼續(xù)抬高。現在這里正在減少利用黃河水流，推行井灌。為了解決燃眉之急，是可以作為臨時的措施。但是，千百年來的所謂“黃河百害，惟富一套”的局面，將因為推行井灌而大為減色。似宜在解決燃眉之急之后，從事根本的治理。因此，減少黃河中的泥沙，防止黃河河床不再抬高，實為刻不容緩的要務。黃河河床的抬高，實由于水中挾帶泥沙的增多，也說明河套以上森林的破壞和濫事開墾的嚴重。這是多年來治理黃河只重視下游，忽略上游所引起的惡果。從治理黃河來說，這也應是改弦更張的一個重要步驟。當然在后套，不能坐待黃河的根本治理，而應該重視排水，使地下水位不至于繼續(xù)抬高。可以開渠引出積水，至更下游的地方，再排人黃河之中。如果不在這些根本方面設想，而打算長期采用井灌的辦法，那只能說是下策。

為了重新安排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的河山，謹追溯歷史的淵源，并汲取前代的經驗，略陳愚見，以供當事者的采擇。

排版 | 許靖利

編輯 | 謝達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