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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交鋒 公安部日前公布了《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公開征求意見稿）》。征求意見稿將行政拘留執行年齡從16周歲降低至14周歲，引發了廣泛的爭論。為此，我們專門邀請了兩位權威法學專家對行政拘留年齡是否該降至14周歲進行辯論。 與其降低行拘年齡不如提高行拘標準 根據不少統計數據，當前中國未成年人犯罪現象愈發嚴重，這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亟待有效的治理措施。但是從多方面來看，降低行政拘留的適用年齡并非不是一個好的辦法，甚至可能帶來負面的效果，加劇未成年人犯罪的現象。 首先是未成年人的心理特性問題，許多研究已經表明，以強制性的懲罰將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隔絕起來，并不利于“改造”未成年人，反而可能導致他們重返社會后，無法適應正常社會的價值觀，重新走上歧途。 根據一些統計數據，中國的未成年人重犯率要低于一般罪犯的重犯率，但是這并不代表以關押的方式懲罰未成年人就是一種有效率的做法。成年罪犯重犯一般是因為受懲罰后，謀生困難或是無法維持正常生活，被排擠在原有的社會秩序外，因而再次犯罪；但是未成年犯卻大多因為遭受關押后，價值觀上喪失獲得矯正的機會，是心理和價值觀上的邊緣化導致他們重犯。 在以往討論未滿14周歲的惡性暴力罪犯是否應承擔刑事責任時，我傾向于支持有條件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原因是通過懲罰一些極端惡性的未成年罪犯，讓一些心智早熟的未成年人打消“反正不需要坐牢”的錯誤認知，以此避免一些惡性案件爆發，因此懲罰惡性犯罪未成年人的刑罰目的主要在于威懾。按照這幾年同類案件高發的形勢，此時刑罰的威懾功能應該優先于改造功能。 但是治安管理處罰的對象都是相對輕微的違法行為，沒有達到犯罪的嚴重程度。輕微違法與惡性暴力犯罪相比，絕非同等性質的行為。一個搞點小破壞的孩子和一個大打出手的孩子相比，前者顯然沒什么惡性，無需不需要動用國家強制力。 更重要的是，從治安管理處罰制度的實踐情況來看，目前也不宜適用于低齡的未成年人。十幾歲的未成年人恰處于性格的高度叛逆期，有道理的事情尚且愛聽不聽，對于沒道理的事情更是極力抗拒。目前我國的治安管理處罰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維穩，在于“擺平”，公正性和清晰性非常弱。很多時候，有關方面會以治安拘留作為威懾手段，逼迫糾紛各方妥協；甚至會拘留一方以平息另一方的情緒。這對于正處于叛逆期的孩子而言，無疑會引發強烈反應。 因此，如果按照目前的治安管理處罰制度的實踐，很多正處于叛逆期的未成年人可能會因為遭受這樣的治安處罰，而產生極端的逆反甚至報復心理，對社會的權威產生歪曲認識，從而走向更嚴重的犯罪行為。 徒法不足以自行，對于一種可能限制人身自由長達二十天的權力來說，應受到更嚴格的限制。只是修訂一部法律遠遠不足以達到這個目標，更重要的是根本上改造治安管理處罰制度，讓它真正成為一個說理的制度。實際上，減少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本途徑正在于說理。如果每一個家庭都是講理的，如果每一所學校都是講理的，如果社會和國家都講理，很多未成年人也就不會走上違法道路了。 葉竹盛（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講師） 降低行拘年齡能有效懲戒霸凌 目前的“征求意見稿”，并不是正式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草案，而是公安機關作為主管部門提出來的“意見稿”，所以，它更能體現公安機關在日常執法過程中遭遇的執法“難點”。 眾所周知，這幾年校園暴力、未成年霸凌的問題，屢屢借著極端事件的視頻進入輿論中心，刺痛社會。校園霸凌問題有很多誘發因素，有效法律制裁手段的缺乏是一個重要原因。以說服、勸導為主的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對個別“小霸王”無濟于事。所以，之前屢屢有人提出要降低刑事責任年齡，這次公安部提出的“降低行政拘留執行年齡”也是一個同構的問題。 現行的《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規定是，不滿14周歲不用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不執行行政拘留處罰。 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不是不用承擔治安處罰責任，只不過是，不執行剝奪人身自由的行政拘留，這讓法律過于“柔軟”。《治安管理處罰法》雖然規定了訓誡、警告、罰款以及行政拘留等多種處罰手段，但是，客觀地說，拘留是最具有震懾力的處罰手段。 行政拘留一般是5到15日，這段時間里剝奪一個人的人身自由，足以促進其悔過，幫助其改過自新、認識到自己之前違法行為的嚴重性。而訓誡、警告等其他“處罰手段”，與老師的“批評”很難說有多大的區別，只執行這種“處罰”，不利未成年人的行政違法者認識到法律的嚴肅性，會將違法的霸凌傷害行為等同于普通的“違反校紀”。 其次，降低行政拘留的執行年齡，有利于與刑法銜接，構成“罪罰相當”、寬嚴相濟的處罰體系，給予“小霸王們”足夠的人生警示。 《刑法》規定的刑事責任年齡主要有3檔：14周歲以下，絕對不承擔刑事責任；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僅對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等重罪，承擔刑事責任；16周歲以上的，應該承擔刑事責任。 這就造成一個問題，對于那些已經滿14周歲的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只要他們的違法還沒有達到涉及“故意傷害致人重傷”等重罪之前，就不能采取任何的刑事強制措施；甚至連執行5到15天行政拘留都不能；但等到真的達到了，已然大錯釀成。顯然，從行政拘留到“刑事重罪”之間缺乏必要的過渡，也缺乏一個中間性質的處罰手段及時教育、挽救未成年人。 第三，隨著中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成熟年齡大大提前了，特別是因為電視、網絡等現代化傳媒的發達，如今的未成年人很早就對基本的是非對錯、生命的可貴、財產權的邊界有基本認識。2005年頒布的現行《治安管理處罰法》，還是要跟上時代，是對于愈演愈烈的霸凌問題，應該有靈活的應對措施，不能死守16周歲以下一律不執行行政拘留的規定，這可能不是在真正的“保護”未成年人，而是形成縱容的實際效果。當然，如果真的要對16周歲以下未成人執行行政拘留，還應輔以更完善的程序措施。 王山平（法律工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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