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幼波：臨床40余年，只堅守這8個字

我從十六歲隨父關月波學醫，經過了十三年才獨立工作。父親治學嚴謹，行醫仔細，更重視醫德，要我們做到“膽大，心細，行正，治圓”。

膽大就是要敢于攻克難關，樹立必勝信念；心細就是要嚴密觀察病清，仔細審證求因；行正就是醫療道德要高尚，品行作風要端正；治圓就是辨證要全面，論治要靈活，做到圓機活法。

多年來，這八個字一直成為我學習和臨床的座右銘。我體會到，要治好一個疑難重癥，不僅需要有精湛的醫術，更需要有高尚的醫德。

記得在一九六二年，一個嚴冬的夜晚，當我趕到石景山緊急會診時，一位急性肝壞死的青年產婦合并敗血癥腎功能衰竭，已昏迷，高燒，消化道、陰道以及皮下大量出血。

是全力搶救，敢于取勝？還是臨危退縮，怕負責任？面對患者一家老小望生求救的目光，我毅然選擇了前者，在中西醫密切配合下終于救活了這位二十七歲的工人。作為一個中醫，具備“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的醫德是十分重要的。

我父行醫診治婦科病人較多，對于胎產經帶，以調理氣血為先導，以四物湯為遣方之基礎。晚年注重益氣養血，從四物到八珍，或十全，或養榮，加減化裁運用熟巧。對我影響頗深，以至后來使我在治療慢性肝炎病中逐步形成了“調補氣血”、“中州當先”等特點。

急性肝炎為何能轉慢性？正氣虛是主要因素。其中氣血不足多因脾胃化生無權。到了肝硬化階段，必然氣血枯乏，脾土衰敗。

所以，我在補氣藥中常重用黃芪，多者每劑用至100克左右。調血藥除了丹參之外常用澤蘭，因為澤蘭能通肝脾之血絡，去瘀生新，養血而不凝于血，活血而不傷于血，胎前產后皆可應用。

“有胃氣則生”，即肝炎病人能否開胃進食，對病的轉機至關重要，所以我主張“調理中州要當先”。除用四君理脾之外，我體會藿香、綠萼梅、復花、赭石、杏仁、橘紅等對和胃降逆，化濁進食，往往可獲俯首即拾之效。

調理氣血對治療各種內科雜病都很重要，尤其治療各種出血癥，正如《素問·至真要大論》所指出：“疏其血氣，令其調達，而致和平”。

見血即止血并非上策，而應“定其血氣，各守其鄉。血實決之，氣虛宜擎引之。”（見《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不少出血證是“發病于氣而受病于血”。活血必先活氣：屬氣不能攝血者，常以升麻、葛根升提固攝“擎引之”。

屬氣郁化火，燔氣灼血，氣血逆亂者，常宗繆仲醇“應降氣而不降火”之法，降氣主要是“降其肺氣，順其胃氣，納其腎氣”，使氣降血寧，氣順血和，氣納血歸，不活血而血自循經。

屬毒熱壅阻血絡而致吐血，衄血便血等，常用走而不守之軍炭，取其“血實決之，疏其氣血，而致和平。

經過一個階段臨床之后，仍需要復習一下古代醫著，“溫故可以知新”，再回到臨床去實踐，往往受益非淺。

“溫故”就是勤求古訓，學習古人，“知新”就是要在古入的經驗基礎上加以靈活變通，有所發揮，有所前進。所謂“學習古而不泥于古”的思想，實質上意寓著繼承與發揚的辯證關系。

例如，朱丹溪認為“陰常不足”，故臨癥主張用滋陰法，自成滋陰學派。但是，外感熱病初期能否滋陰呢？

多年來，我一直反復思索并在臨床中不斷探求，終于打消了疑慮，提出了“內里無伏熱，不易受外感”的看法。

從發病學的觀點，中醫強調外因只是發病的條件，內因才是發病的根據。以發熱為主癥的熱病，往往是有“內熱”蘊伏，再感受非時之邪為誘發的條件。

不少醫者常常先用桑菊銀翹辛涼解表，一不獲效便急于改投“紫雪”、牛黃之劑，清泄實熱，再不取效，便不知所措。

殊不知還有伏熱，外感初期即見里熱傷陰之勢，必須表里雙解，在辛涼透表之中加入養陰之生地、元參、天冬、炒知柏、蘆根等。

熱在表屬氣分，熱入里屬血分。氣血相關，治氣不忘治血，故在滋陰透表法中我還常用涼血活血之赤芍、丹皮、茅根、草河車等。

早在五十年代初期，我就用此滋陰涼血透表法治療小兒麻疹、猩紅熱、水痘等癥，極少并發肺炎。事實證明，熱病初期即用滋陰，并無外邪入里或傳為逆證之弊。

我不僅常用上述法則治療春溫、秋燥、冬溫等多種熱病，而且在治療“鼻淵”病時（包括急性鼻竇炎，過敏性鼻炎等），同樣在用辛涼潤肺之劑中加入滋陰涼血的藥物。

丹溪學派的另一學術特點就是“治痰”。朱丹溪曰：“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氣，氣順則一身之津液亦隨氣而順矣。”這一觀點對我啟發影響很大，他所指的“氣順”，一是三焦氣機通調，二是肝氣條達。

我臨床反復體驗認為：治痰時針對三焦壅塞（氣阻）應該疏通三焦，肝郁氣滯（氣結）應該舒氣解郁，針對氣血逆亂（氣亂）應該“逸者行之”，針對氣虛下陷(氣陷)應該“虛者補之”和“下者舉之”。

也就是在治痰時應該更廣泛地運用“順氣法”，包括疏氣、理氣、調氣、補氣等法，以期達到氣機能通暢、脾氣能散精，水精能四布，切斷生痰之源，自無“痰生百病”可言，此為“見痰休治痰”也。

我運用朱丹溪的“順氣化痰”法，不僅治療癲、癇、狂、中風、眩暈、郁證、臟躁、癭瘤等證，而且還將此法則加以靈活變通，貫穿在治療肝炎病的始終，我最愛用復花、赭石、杏仁和橘紅，其理即淵源于此。

《本草逢原》早有“旋復花升而能降，其功在于開結下氣，行水消痰”的記載；而赭石“善鎮逆氣降痰涎”。

《醫學衷中參西錄》載有杏仁能降肺氣化痰，橘紅能開胃氣化痰。不僅在急、慢性肝炎階段可以用，而且在晚期肝硬化時也可應用。

只不過在痞塊，癥積已成時，痰已入血阻絡，此時除應補氣化痰外，還應軟堅化痰，散結化痰，通絡化痰，如用生牡蠣、雞內金、炒山甲、王不留、路路通、地龍、土鱉蟲等，但切忌用三棱、莪術、水蛭、虻蟲，以免破氣伐肝。

此外，還有治療“胸痹”一證，今人常用活血化痰，其實益氣化瘀也很重要。因為氣虛才能血滯，痰濁蘊阻胸陽才成胸痹，況且氣與痰密切相關，自不贅言。

同樣道理，我還在治療胃病時常常愛用瓦楞子、刀豆子、藿香，蘇梗，也是取其調氣化痰之意。

勤求古訓，不僅要學一派一法，就是一方一藥也要精心體驗。例如：豨薟草《雷公藥性賦》上記載：“張泳進御表云······臣服百劑，耳目聰明，漸服滿歲，鬚髭再黑。羅守一墜馬中風，不意10服即痊。僧知嚴七十口眼歪斜，數服頓愈。”

豨薟草決不僅僅只有去風濕和強筋骨的作用。既然服豨薟草三百余劑可以使須發皆黑，可見其補益肝腎的能力是很大的。所以我在臨床中常用豨薟草治半身不遂和口眼歪斜等癥。

過去我們學習中醫的條件與今日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不論多么艱難，也要橫下一條決心，就是虛心拜群眾為師，時時處處留心向同道學習。

記得我坐堂行醫時，要想學點本領，只能采取“偷著學”的辦法。沒有病人時，我就站在柜臺里留心觀看別人的處方，詢問哪張藥方吃著有效。一遇見好的處方，我就抄記下來，當時理解不了的，回家就翻書，或者自己在臨定時試著用，加深體驗。

例如石斛與杷葉能濡養肺胃之陰，臨床上我不但常用于治療萎縮性胃炎，而且還用來治療甲亢病人的消谷善饑很有效，就是這么學來的。

民間流傳著無數有效的單方驗方，要善于把這些單驗方辯證地運用于臨床才能取效，決不可見一病用一方，而不審因，不辨證。

我從30多個民間治療骨刺的單驗方中，吸取其中藥味很少，而且配伍得法，計量得當的一個，經過試用，發現不僅對緩解骨刺壓迫的疼痛有效，而且對緩解痹證、虛勞、中風等癥所致的抽痛、麻痛、甚至絞痛等多種疼痛也很有效。

根據病情需要，有時可用單方不變，有時可在單方基礎上加以變通，有時還可以在辨證立法基礎上加入單方。

總之，不能脫離祖國醫學的“辨證論治”這一原則。當然，有些小傷小病，如治療紅眼病的“洗眼方”；治療口腔潰瘍的“口瘡潰瘍散”等等就可以隨手應用了。

博采眾方要從一點一滴入手。一九五六年，中醫醫院成立之后，名醫薈萃，群芳爭艷，各家各派都有所長，使我向同道學習的機會更多了。

例如：同樣一證，同用一法，有時兩者的療效并不一樣，經我治療一例“寒痹”的病人未能獲效，而另一位老中醫卻治療有效，經我查閱處方，發現只是我用的附子量太小了，我就向這位老中醫學習如何消除大量使用附子所產生的副作用，學習了只要先煎三十分鐘就可以不產生頭暈等副作用。我體會煎服方法改變雖是小事，如果沒有虛心學習的精神是學不到手的。

作為一個老中醫，我常以“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來自勉，“閉關”和保守是沒有出路的。中醫必須現代化，時代要求我們要在盡可能的條件下掌握一些現代科學知識，這是必要的。

每當我參加會診時，遇到西醫新開展的化驗檢查或物理診斷技術，我就請西醫給我講解這些項目的臨床意義和正常值。

如電子計算機里的數學運用程序框圖等許多問題我都不懂，但要使中醫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我決心與多種邊緣學科加強聯系，開闊眼界，打通渠道，為發掘中國醫藥學這一偉大寶庫，貢獻我的有生之年。

“熟讀王叔和，不如臨癥多”。多看病多臨床固然重要，但是，不看書不學習是不會長足進步的。中醫古籍浩如瀚海，愿青年中醫珍惜光陰，抓緊學習，持之以恒，切不可一曝十寒。上述零言碎語，難免有誤，望賜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