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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紅樓夢》是一部將“真事隱去”，借“假語村言”敷衍故事的自傳體小說。書中隱去的“真事”是什么？顯然就是作者親身經歷的真故事；而這些被“隱去”的真故事，就隱伏在甄士隱（真事隱）這個人物身上。 甄士隱是《紅樓夢》書中的第一個出場人物。從表面上看，這個人物及其事跡似乎與書中的主要人物和故事并沒有多少關聯，顯得有點游離。同書中男女主人公寶玉、寶釵、黛玉等人發生的直接關聯，乃是通過甄士隱的女兒香菱實現的。 作者為什么要采取這種方式敷衍紅樓故事，顯然有不得不如此建構的理由。其實作者創作的甄士隱與其女兒香菱這兩個人物形象，就濃縮著自己的全部人生。描寫甄士隱父女及其悲劇人生的目的，就是要通過他（她）們的身上，顯示出作者有意隱去的真人真事。 《紅樓夢》書中明文記載的甄仕隱故事，大概有十個主要情節：其一，甄仕隱姓甄，名費，字士隱，家中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的“本地望族”，居住在十里街仁清巷。他熱衷觀花修竹，酌酒吟詩，“不以功名為念”，是“稟性恬淡”的“神仙一流人品”。 其二，甄仕隱與通靈寶玉有著“一面之緣”。在“地陷東南”之際的一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的日子里，他在夢中見到“一僧一道”，將“蠢物”石頭夾帶于“一干風流冤家”中，去“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投胎下凡，“造劫歷世”。 其三，甄仕隱家隔壁“葫蘆廟”中借住著一個賣文作字為生但“抱負不淺”的窮儒生賈雨村，原系湖州人氏，欲進京求取功名，無奈囊內空空。甄士隱慷慨資助他“五十兩白銀，并兩套冬衣”。得此資助賈雨村方赴京趕考，考中進士，做了知府，從此飛黃騰達。 其四，甄仕隱年已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蓮，“生得粉妝玉琢，乖覺可喜”，全家極為疼愛。但英蓮“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三歲那年元宵節，在看社火花燈時因家奴霍啟（諧音“禍起”）看護不當而被拐子拐走。 其五，“三月十五”這一天，甄家隔壁葫蘆廟“炸供”， 不小心油鍋火逸“走水”，“接二連三，牽四掛五”地延燒，不一會兒，整條小巷燒得如同火焰山一般，也不知燒了多少人家，甄士隱家被燒成了一片瓦礫場。 其六，家中被燒毀后，甄仕隱夫婦先到“田莊”安身，由于“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奈又變賣田莊，投奔岳丈封肅（諧音風俗）。岳家待甄士隱并不好，“勉強支持了一二年”，由于“貧病交攻，竟漸漸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 其七，身心俱遭受嚴重創傷的甄仕隱，一日拄了拐掙扎到街前散心，偶聽“跛足道人”唱《好了歌》，“心中早已徹悟”，遂和了一首《好了歌解》，將道人肩上的褡褳搶過來背上，“竟同了瘋道人飄飄而去”，不知所終。 其八，甄家的丫鬟“嬌杏”（諧音僥幸），當年與賈雨村有“回顧”一笑的緣分，被視為風塵知己。賈雨村飛黃騰達后，便討來做了“二房”。一年后，便生了個兒子。再半年，賈雨村嫡妻病故，嬌杏被扶作“正室夫人”。 其九，賈雨村在明知英蓮是自己昔日恩人甄士隱愛女的情況下，恩將仇報，昧良心濫判了“葫蘆案”，又因此向“四大家族”買好，致使英蓮“馮淵”（逢冤）難雪，被薛蟠強霸為妾，并改名“香菱”。后又改名“秋菱”，被夏金桂虐待致死。 其十，香菱隨薛寶釵進入大觀園，有機會結識了“海棠社”、“桃花社”眾位女詩人，并跟隨林黛玉學詩。由于學習極為刻苦，幾經失敗，終于成功，夢中得佳句，寫出了精彩的詠月詩，贏得眾姐妹贊賞，并被補為海棠詩社的社員。 以上所列甄仕隱的十個故事，絕非《紅樓夢》作者憑空虛構，乃是書中隱去的作者自己悲劇人生“真事”。這些“真事”，放在乾隆年間的曹雪芹身邊，絕對是狗肉貼不到羊身上；而放在康熙年間的大詩人、劇作家洪昇身邊，則與其人生經歷完全吻合。 其一，洪昇祖籍三生石畔“花柳繁華、溫柔富貴”的杭州，家族的確是一個“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的詩禮簪纓“望族”。洪昇的前半生，確實“不以功名為念”，“耽擱花箋彩紙”，過的也確實是甄士隱那種觀花修竹，酌酒吟詩的神仙般生活。 其二，洪昇出生于清軍下江南之乙酉年（1645）七月初一，確實是“地陷東南”之際一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的日子。母親逃難途中，將洪昇生在一個“費”姓農婦的茅棚里。與甄士隱親見“石頭歷劫”之時間相符，并與其名“費”吻合。 第三，洪昇的同鄉高士奇發跡前，確實是寄籍錢塘（杭州）的一介“窮儒”，以“賣字”、“教館”謀生。后在洪昇等人資助下進京并考取了進士，迅速飛黃騰達并成為康熙寵臣。高士奇的發跡，亦與洪昇外祖父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黃機的提攜有關。 其四，洪昇青年時遭遇“天倫之變”，攜妻女逃離家庭。先是寄居在武康縣的“田莊”上，由于“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生活不下去，只好又輾轉流離，寄居京師岳父家，并在國子監求學。岳家確實沒有關照這個窮女婿，致使全家八口經常斷炊，命如一線。 其五，“葫蘆廟”隱喻胡虜廟堂，即清廷。康熙十八年，洪昇的父母由于三藩之亂牽累，確實被朝廷抄家發配，家族落得茫茫白地。洪昇自己在康熙二十八年也遭遇《長生殿》文字獄案，被朝廷斥革下獄，斷送功名到白頭，并“接二連三、牽四掛五”連累了許多人。 其六，洪昇及其家族在遭遇“三藩牽累案”和“《長生殿》案”時，高士奇時任“南書房侍讀”，天子近臣，位高權重，康熙皇帝對其信任有加，言聽計從。高士奇為官貪瀆，對老友遭難并未施以援手，是否落井下石雖無考，但也確實有忘恩負義之嫌。 其七，出獄后的洪昇雖然不曾跟隨道士出家，但在憤怒絕望之余，康熙二十九年秋，確實曾拋妻棄子，“牛衣腫目”跑到京郊盤山青溝寺，跟隨亦僧亦道的拙道人“逃禪”。這也是《紅樓夢》書中大荒山青埂峰及其空空道人（情僧）的故事原型出處。 其八，洪昇確實有個“侍婢”，后來嫁給了高士奇做“二房”，高士奇原配夫人逝世后，似乎又被扶為正室。在高士奇原配夫人去世時，洪昇詩中有“荒草白云迷舊跡，綠蔭黃鳥變新聲”，“一月柏堂來幾度，非關林外寄閑情”的記載，隱指書中“嬌杏”此事。 其九，洪昇的長女“大姐兒”，從小“愛拈爺筆管，閑學母裁縫”，十分乖巧可愛。家庭發生“天倫之變”寄居武康田莊時，由于“貧病交攻”，八歲的愛女悲慘地凍餓夭亡。雖然不曾像英蓮那樣被“拐子”拐走，但洪昇夫婦因霍啟（禍起）痛失愛女卻是事實。 其十，洪昇的次女洪之則，嫁給了一個窮秀才，因丈夫英年早逝而青年守寡。洪之則參加過蕉園詩社，確實向詩社骨干林以寧、錢鳳綸等人學過詩，有蕉園女詩人為《三婦評牡丹亭還魂記》所作的序跋文字為證。合洪昇長女、次女人生，便是一個完整的英蓮（香菱）。 蕉園詩社分為“五子社”和“七子社”兩期，與《紅樓夢》中大觀園詩社分為“海棠社”、“桃花社”兩期基本相同。蕉園詩社最活躍的時期，洪昇夫婦在北京生活，并未親歷；但其愛女洪之則卻是詩社成員，親歷了詩社生活，故書中詩社故事要由甄士隱愛女香菱來觀察。 綜上所述，《紅樓夢》書中開頭便寫的甄士隱一段小榮枯，正是洪昇概要交待全書內容的需要，也是交待書中所隱去自己真事的需要。書中“石頭歷劫”的故事出自甄士隱之夢，乃是用夢境表達的幻象，即所謂此書創作“用夢用幻”手法，并非說書中所寫為假事。 《紅樓夢》主要故事均以“賈”（假）像描寫，但書中還念念不忘交待確實有個“江南甄（真）家”，念念不忘“賈”（假）寶玉之外還有一個江南的“甄”（真）寶玉。究其實亦幻亦真的“江南甄家”就是甄士隱家，幻境中的“甄寶玉”就是青少年時期的甄士隱。 《紅樓夢》使用這種亦真亦假、亦夢亦幻手法的創作手法，其用意蓋在于此。所以《紅樓夢》開篇便交代“作者自云”曰：“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后，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故曰甄士隱云云。”甄士隱的故事就是“作者自云”的真故事。 《紅樓夢》開篇作者還交代一段作者的“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于我之上”。自己“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為“閨閣昭傳”，“故曰賈雨村云云”。 作者可不是讓書中這個賈雨村僅僅承擔著“假語村言”象征的任務，書中斷送英蓮一生幸福的是這個賈雨村，送林黛玉進賈府的也是這個賈雨村，引薛寶釵進賈府的還是這個賈雨村。紅樓姐妹在書中出場都有賈雨村接引，顯然這個人物與紅樓姐妹有著某種淵源關系。 要想吃透作者如此描寫賈雨村的理由和寓意，首先必須要搞清楚《紅樓夢》中的十二釵，是以蕉園姐妹事跡為基本素材創作的，蕉園姐妹們結社賽詩的真實地點在蕉園。《紅樓夢》書中的大觀園，同蕉園以及以高士奇為原型的賈雨村，有著莫大的關系。 蕉園位于“銜山抱水”的杭州西溪，原是蕉園詩社“祭酒”柴靜儀之父柴云倩的園林。改朝換代后柴家家道中落，將蕉園賣給了高士奇。高士奇擴建修茸后改名為“西溪山莊”（竹窗），用于接待康熙皇帝南巡。這就是書中描寫修建大觀園接待元妃省親的故事素材來源。 洪昇為什么一定要以高士奇的西溪山莊為原型創作大觀園，并用一定要用賈雨村這個人來帶出書中姐妹們的故事呢？主要原因就在于姐妹們結詩社故事的發生地，就在西溪山莊的前身蕉園。這里就是大觀園的創作原型，當然要用其主人賈雨村（高士奇）引出故事。 這就涉及到了蕉園故事之“真”和大觀園故事之“假”的問題，“蕉園詩社”和“元妃省親”這兩個“假作真時真亦假”的故事，發生地點都在高士奇的西溪山莊園子里，故紅樓姐妹的故事必須由賈雨村（高士奇）這個特殊人物意義引出。 洪昇把自己寫成甄士隱，又為什么把高士奇寫成賈雨村呢？在洪昇和高士奇之間，存在著極為特殊的關系。原來，二人不僅是杭州同鄉，而且同年生同年死（1645——1704），一生幾乎形影不離，互相之間曾結下數不清的恩怨糾葛，可謂一對生死冤家。 高士奇祖籍浙江余姚匡堰高家村，年輕時由于違反族規，不容于當地豪強，被迫寄籍錢塘，結識洪昇。青少年時期洪昇家族尚未敗落，生活豪闊，肥馬輕裘；而高士奇則為借住于此的一介窮儒，生活困窘萬狀。出于同鄉同年之誼，洪昇不時接濟高士奇，乃是情理中事。 所以，《紅樓夢》中要寫甄士隱接濟賈雨村赴京趕考。洪昇青年時長期在北京國子監求學，前后淹留了二十六年，始終不曾謀得一官半職。而高士奇這個人的時運卻很好，很快就當上了康熙皇帝的“南書房侍讀”，成為顯赫一時的權臣和寵臣。 就在高士奇如日中天、在朝中炙手可熱的那些年里，洪昇卻連續遭遇家難，家庭被官府查抄，父母被發配充軍，自己被革職下獄。在這一系列災難之中，高士奇顯然并未施以援手，坐視洪昇在災難中沉浮。所以《紅樓夢》書中要描寫賈雨村“濫判葫蘆案”的丑惡嘴臉。 洪昇于康熙二十八年《長生殿》案后狼狽逃回故鄉，說來也巧，高士奇也在這一年被朝廷解職回到西溪山莊。但此時的高士奇有良田千頃，豪闊莊園，而洪昇卻一貧如洗，草堂容身。二人之間雖然仍舊往來頻繁，但身份地位的巨大變化必然使感情出現巨大落差。 洪昇一生中對高士奇的感情是極為復雜的，在《紅樓夢》書中斥責賈雨村為忘恩負義的“祿蠹國賊”，說他與張如圭（諧音如鬼）勾搭在一起，“明邀清正之名，暗結虎狼之屬”，都出自當時清流彈劾高士奇的奏章。雖然事出有因，但也反映了內心之鄙薄之情。 至于《紅樓夢》書中說賈雨村謀奪“二十把古扇”，搞得石呆子家破人亡，并因此導致賈璉挨打一事，故事原型已經很難考證清楚了。高士奇一生謀奪他人財物之事多矣，尤其是謀奪字畫古玩之多，不可勝數，以至于成為清初三大著名收藏家之一。 有證據顯示高士奇曾經對古扇表現出濃厚的興趣，高士奇所著《天祿識余》中有《折扇》一篇，對北宋以來倭扇，高麗扇的傳入，以及宋元明古扇的演變與流行進行了詳細考證。如果不是擁有豐富的古扇鑒賞經驗，很難寫出如此精到詳備的考證文章。 這里順便再談談《紅樓夢》書中的串場神話人物“一僧一道”問題。書中甄士隱與賈雨村的人生結局，同“一僧一道”有著莫大關系。這“一僧一道”在書中又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俗稱“癩頭和尚”、“跛腳道士”，簡稱“瘋僧跛道”。 《紅樓夢》故事每到關鍵時刻，這“瘋僧跛道”總是不期然結伴而來或者單獨出現，以神奇的手段和玄妙的語言，或者點化書中人物，或者為書中人物消災治病。這神話人物“一僧一道”是否也有生活原型呢？雖說畫鬼容易畫人難，但神仙鬼怪也不是胡亂畫的。 《紅樓夢》作者是這樣具體描寫“一僧一道形象的：瘋和尚的模樣是：“鼻如懸膽兩眉長，目似明星蓄寶光。破衲芒鞋無住跡，腌臜更有滿頭瘡。”跛道士的模樣是：“一足高來一足低，渾身帶水又拖泥。相逢若問家何處？卻在蓬萊弱水西。” “一僧一道”在書中經常結伴出現就已經奇哉怪哉了，再以“瘋僧跛道”的特殊形象捉對兒出現在書中，就絕非以一般神話人物為借鑒可以寫入書中的。其故事原型當與杭州西溪關于濟癲和尚和葛洪道士的傳說有關。 書中“瘋僧”的故事原型，當為濟癲和尚，即所謂濟公活佛。傳說中的濟癲和尚形象，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瘋癲和腌臜。西溪至今仍有關于濟公活佛與石橋及無尾螺的神話傳說。《濟公傳》成書于清代中晚期，《紅樓夢》書中的“瘋僧”，應是根據杭州早期傳說創作的。 書中“跛道”的故事原型，應為葛嶺修道的葛洪仙師。杭州西溪至今也流傳著葛仙翁化身為跛腳道人，點化幫助窮苦夫妻染布賣錢糊口的故事。這“瘋僧跛道”的故事，是杭州特有的傳說，在西溪流傳尤其廣泛，不是其它地方的作者可以信筆寫入書中的。 甄士隱和香菱（英蓮）父女二人，以及與父女二人關系密切的賈雨村，是紅樓生活的親歷者，是紅樓故事的見證人，故成為《紅樓夢》一書所有故事的開局者和串場人。甄士隱就是那個在大荒山自怨自艾的“石頭”，就是那個在書中開篇“自云”、“自又云”的作者洪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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