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禁煙情況

民國時期的禁煙情況

初瀾

民國時期分為廣州國民政府時期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如果說清朝末年還有那么一點點的禁止鴉片的成績，到了民國時期，將清末這一點點成績也化為烏有了。民國時期，罌粟重新大面積種植，吸食、販賣死灰復燃，中國人民再次被拖進了毒品泛濫的深淵。

北洋軍閥時期， 各軍閥割據稱雄，擁兵自重。軍閥為了獲得軍餉，無不采取或鼓勵、或強迫的手段迫使農民大量種植罌粟，軍閥進行武裝護運，以販運鴉片來收取巨額利潤。北洋軍閥統治時期，鴉片禁令雖然沒有明確廢止，但實際上已經是名存實亡了。羅運炎在《中國鴉片問題》一書中記載1917年護法戰爭期間，各地軍閥：”苦于籌餉乏術，乃視鴉片為極大利源。于是包庇販運，抽取煙稅，明目張膽行之，甚而至于強迫人民種煙，借收畝捐。”，當時由于清末禁煙法令還在人們頭腦記憶中，農民不敢公開種植。各省軍閥為了收取特稅，采取各種手段鼓勵、強迫農民種植罌粟。比如據《拒土會刊》記載，四川重慶縣的84個村子必須種植10萬畝罌粟，種植區由“軍警負責保護”，1925年，萬縣的保甲長拒絕種植罌粟，結果都被迫交了“懶捐”。在強迫、鼓勵農民大面積種植罌粟的同時，軍閥還發明了各種苛捐雜稅，搜刮人民。其中與鴉片有關的苛捐雜稅有“懶捐”、“紅燈捐”、“門戶捐”、“物產捐”、“起運稅”、“落地稅”、“過境稅”、“內銷稅”、“外銷稅”、“護運費”等等。從此，鴉片成為軍閥的經濟基礎。

在北洋軍閥的鼓勵和強迫下，鴉片泛濫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窮鄉僻壤罌粟遍地，吸食成風，大城市煙館林立，隨處販賣，中國人民被套上了毒品的枷鎖難以掙脫，苦不堪言。汕頭一地就有大煙館數百家，大多為退伍軍人經營。福建廈門附近6個縣就有煙館1200多家。上海僅南匯一地就有大煙館800多家。四川省平均每個縣有300余家大煙館，全省大煙館數量多達5萬多家。在中國鴉片泛濫的同時，帝國主義列強再次用毒品趁虛而入，日本嗎啡，歐洲海洛因，印度鴉片等各種毒品蜂擁而至。饑荒連年、賣兒賣女、人不如鬼的悲慘生活再次降臨到中國人民頭上。

廣州國民政府時期，曾經制定過一些禁煙規則和條例，宣布“在于四年之內，用專賣之法，收禁絕之效。”在禁止鴉片方面，廣州國民政府做了一些努力，但并未收到實際效果。大元帥府時期，由于軍費困難，一些人要求允許鴉片公開貿易，孫中山雖然反對，但是為了軍餉，還組織了禁煙督辦署，實行鴉片專賣，把該署作為籌措軍餉的重要機構之一。廣州國民政府頒布的禁煙條例的目的，是為了其鴉片專賣而服務的。條例取消了私自種植、制造、加工、販運的環節，將這個利益鏈條控制在政府手中。鴉片成了廣州國民政府和各地軍閥賴以存活的生命線。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從1927年9月《國民政府財政部禁煙暫行章程》到1928年4月《修整禁煙條例》，這些辦法都是李鴻章主張的，用加稅的辦法禁煙，即通常所說的“寓禁于征”。這種向毒品收稅的政策，只能促使毒品泛濫。改革開放以后，有些人主張毒品合法化，并用所謂的重稅加以控制的方法，是從李鴻章到蔣介石玩剩下的了，還翻出來打著什么市場萬能的幌子來殘害人民群眾。

1928年7月，從《全國禁煙會議組織條例》到1930年12月《各地水陸公安機關考察煙犯辦法》，將禁煙運動由主張稅收為主，轉變到實際禁煙為主的思路上來，這個思路的轉變，不是蔣介石突然醒悟的結果，是國民黨左翼進步人士和共產黨人努力推動的結果。

在廣州國民政府時期，周恩來就在國民黨集團前后奔走，大聲疾呼要全面禁止鴉片。引起了國民黨左翼愛國進步人士的共鳴。在這些人的推動下，禁煙工作有了進展。此外還有社會各界有識之士團結起來的原因，還有國際形式逼迫的緣故。諸多因素，使得南京當局開始部署禁煙工作。雖然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禁煙工作，但是收效并不理想，南京政府的官員貪贓枉法，將任何一條禁令都視為難得的發財機會。甚至不同的執法機構之間為了爭奪煙土的執法利益，還公然發生了所謂的“搶煙土風潮”，弄得烏煙瘴氣，不得人心。在執法禁煙的過程中，執法部門收取賄賂，釋放煙販，做煙販的保護傘，暗通消息，詐取金錢，貪贓枉法，營私舞弊。在腐敗官僚的包庇下，偷種罌粟，私自加工和販賣的利益鏈條又死灰復燃。禁煙工作又一次名存實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