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東升：雷橫怒殺白秀英只因母親被辱正義不彰

同樣因為母親被辱，同樣因為激憤殺人，這幾天網絡熱議的于歡“刺殺辱母案”令我想起了《水滸傳》中的雷橫怒殺白秀英案。

雷橫得罪了知縣即縣長的小蜜白秀英后，知縣差人把雷橫捉拿到官，當廳責打，取了招供，將具枷來枷了，押出去號令示眾。

示眾也就罷了，那白秀英不依不饒，非要把雷橫號令在勾欄門首示眾。勾欄門首示眾也就罷了，那白秀英還不依不饒，非要把雷橫絣扒在那里示眾丟丑。這才引來前來送飯的雷橫母親痛哭。

橫為何怒殺白秀英？只因為白秀英欺人太甚，當著兒子的面侮辱母親。于歡為何怒殺杜志浩？也因為杜志浩欺人太甚，當著兒子的面，把母親的頭按在馬桶里，當著兒子的面，把臭鞋塞在母親的嘴巴里，當著兒子的面，把生殖器放在母親的臉上。是可忍孰不可忍？面對如此奇恥大辱，是男兒都會血脈噴張，是男兒都會以死相搏。母親是誰？生我養我、給予我生命的人，母親是誰？這世界上最疼我最愛我的人。“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無論如何，我們都回報不了母親的恩德。如果說，母親受辱都無動于衷，這男人還是男人嗎？所以說，為了母親的尊嚴，于歡怒殺杜志浩，于情可通，于理可解，于法可容。換做我，也會操起那把水果刀，殺他個人仰馬翻，殺他個痛快淋漓，殺他個蕩氣回腸。

雷橫為何怒殺白秀英？還因為正義不彰。雷橫是鄆城縣都頭，在當今，大概是縣公安局局長之類官員，也是橫角色，但因無意中得罪了縣長的小蜜白秀英，官大一級壓死人，那“枕頭風”一吹，未經審判便被具枷、絣扒在勾欄門首示眾，這丑丟得夠大的。竊以為，雷橫不是沒想過反抗，如要反抗，他可上知縣的上司那里告狀，也可求助曾有恩于對方的梁山泊寨主及時雨宋公明。雷橫最初選擇忍氣吞聲、逆來順受，可能因為他還眷戀公務員這一肥缺，也可能因為他認為忍氣吞聲、逆來順受的收益大于成本。但后來的事實告訴他，在一個正義不彰的社會，遵法守法是尋找不到正義的，所以他最后選擇上水泊梁山尋找正義。

于歡怒殺杜志浩，也因為正義不彰。于歡母親蘇銀霞借了黑道人物吳學占的錢，年息高達100%，這本身就不正常；因為還不了高利貸，被黑道人物非法拘禁，這更不正常；被拘禁后受盡凌辱而報警，警察來了后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后而揚長而去，則更是不正常中的不正常。

洛克說過，納稅人之所以愿拿錢供養政府包括警察，是期望政府、警察能擔負起保護公共安全之職責。被非法拘禁、受盡凌辱的于歡本來也寄希望于法治，寄希望于警察。看到警察來了，他無異于看到了救星，他盼望警察能救他和母親于水火。但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肩負保護公共安全之職責”的人民警察竟然面對非法拘禁而不顧，面對他的苦苦哀求而不顧，自說自話揚長而去。

對警察而言，這是瀆職犯罪；對于歡而言，則是走投無路。

在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境況下，為了母親不再受凌辱，走投無路、百般無奈的于歡才順手操起身邊的水果刀劃向惡棍。從這個意義上說，于歡在殺人，正義在丟臉，共和國的法治在丟臉，聊城東昌府的黨政機關在丟臉。都說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如果聊城還有正義，這起悲劇本可避免；如果聊城還有正義，于歡正當防衛、本來也不應該被判處無期徒刑的。

在萬惡的舊社會，雷橫走投無路，只得被逼上梁山尋找正義；一千多年過去了，在當今法治社會，在以人民利益為重的‘’中國夢‘‘時代背景下，于歡案可以，也應該在法治框架內尋找回正義。

于歡一審被判無期徒刑之所以激起輿論激憤，人們之所以對于歡案一審判決不滿，希望二審判決能找回曾丟失的公平正義，正說明人心向善，人心思穩，人心思治，人們對黨和政府還寄于希望。法律不應該僅僅是冷冰冰的條文、推理與判斷，還應追求、考量規則運用背后的價值訴求、人心所向，還應回應與塑造倫理人情。作為同樣由納稅人供養的審判機關，這時候不該過多強調‘’司法獨立‘’，而理應關注、回應好人心所向與價值訴求，審視案件中的倫理情境、正視法治中的倫理命題，唯有這樣，才有可能實現“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在羅爾斯看來，正義的基本原則有兩條：一是機會平等，二是利益最少者優惠最大化。人在世上，有富有貴，有貧有賤。如果說出身不由己，命運有好壞，那么，人們最大的期望就是法律有道德，能體恤弱者，能保護弱者，能保護利益最少者優惠最大化。從這一意義上說，人們關注于歡案，與其說人們在為于歡的未來命運而牽掛、而擔憂，倒不如說人們在為自己的明天境遇而擔憂、而期盼。因為，如果公平正義繼續缺席，誰都有可能是下一個于歡。

2017年3月25日星期六夜寫于杭州青墨翰林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