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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代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校長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 (Abraham Flexner)教授曾以“無用知識的有用性”為題，發表過一篇在科學界有影響的文章。該文章強調了基礎研究以及自由探索的重要性。
一．
在這個深陷非理性仇恨的世界里，文明受到仇恨的威脅?？駸岱肿觽兠χ鴶U散病痛、散布丑惡、四處蔓延各種折磨四處；現實生活中的人們，卻忙著將自己與深處其中的滾滾怒潮或完全或部分的隔開，轉而投身美的教化、知識的積累、醫病救人和減輕折磨。這難道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嗎？長久以來，對這個世界，我們覺得哀傷與困惑——詩人、藝術家、科學家們卻對一些東西熟視無睹——若將它們處理得當，本是有可能控制住那些疼痛、丑惡和折磨的。學術和精神生活看似一無所用，卻能讓沉陷其中的人獲得別處無法給與的滿足。本文將論述的是，對這些“無用”滿足感的追求，究竟成就了多少了做夢也想象不出的“用處”。
總有人說，這是一個物質時代，這個時代關注物質商品和機遇更廣泛的散布。一些人自己沒做錯事，卻被剝奪應有機會和資源，遂發出正當的呼喊。這讓越來越多的學生將研究重心從父輩關注的問題轉向同樣重要和緊迫的社會、經濟、政治問題。對于這一趨勢我并無異議。我們正身處唯一一個能夠被感官證實的世界，如果它沒有變的更好、更公平，人們只能世世代代默默走向墳墓，哀傷和苦澀。我曾呼吁多年，學校須對學生們即將奔赴并在其中度過一生的現實世界了解的更真切更具體?，F在我常想，呼吁是不是不夠強？這個世界若排空僅提供精神價值的“無用”的東西，是不是就有充分的機會賦予充實的生命？換句話說，我們對于“用”的概念是不是太窄，窄到不足以去理解神游于天地之間、具備多種可能性的人類精神？
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科學角度和人文或精神角度。首先是科學角度。我想起多年前與喬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一次關于“用”的談話。伊士曼先生是一位智慧、富有遠見的謙謙君子，對音樂和美術兼具不俗的品味。他告訴我將花費大筆財產用于促進“有用科目”（useful subject）的教學。我試著問他，誰是他心中最有用的科學家？他不假思索的答：“馬可尼（Marconi）”。我不怕驚到他，說：“無論我們從廣播獲得怎樣的快樂，無論無線電和廣播為人類生活帶來了什么，馬可尼的貢獻都是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br>
我至今難忘伊士曼先生當時的震驚。他請我給出解釋。我是這樣說的：
“伊士曼先生，我們總會有一個馬可尼。無線電領域的任何一次成就，就算是奠基性的成就，都可以屬于任何人，克拉克·麥克斯韋（Clerk Maxwell）教授 1865 年提出電磁場內深奧難懂的運算，并于 1873 年在一篇論文中復制了他的抽象等式。在英國科學協會的另一次會議中， 來自牛津大學的史密斯教授（H.J.S Smith）宣稱：‘沒有哪個數學家能在翻閱這些卷冊的時候不意識到，這其中包含著一個理論，該理論曾極大的豐富了純數學的方法和資源。’此后十五年間，麥克斯韋的理論成就不斷得到科學發現的補充和完善。到了 1887 年和 1888 年，尚有一個未解難題——無線電信號的載體電磁波的探測和演示——終被柏林亥姆赫茲實驗室（Helmholtz Library）的海因里?！ず掌潱℉einrich Hertz）攻克。麥克斯韋和赫茲都不曾關心自己做的研究有何“用處”，這是不可能闖進他們腦子的東西，他們沒有實際目標。從法律角度上說，馬可尼無疑是無線電的發明者，但馬可尼究竟發明了什么呢？不過是一些后期的技術細節，其中有一大部分是一種被稱為檢波器的裝置，現在都沒人用了。”
赫茲和麥克斯韋可能不能發明具體的東西，但他們“無用”的理論工作一旦被某個聰明的工程師捕獲，立即創造出全新的通訊和娛樂工具，這個貢獻相對微弱的人收獲名望、掙個盆滿缽滿。誰才是有用的人？不是馬可尼，恰恰是麥克斯韋和赫茲。赫茲和麥克斯韋才是天才，不考慮“用處”的天才。馬可尼是聰明的發明人，除了用處什么也不考慮。
赫茲這個名字讓伊士曼先生想到赫茲電波，我說要想赫茲和麥克斯韋究竟做了些什么，該問問羅切斯特大學的物理學家們。但有一點是值得確信的，赫茲 和麥克斯韋的工作從未慮及“用處”。在整個科學史上，絕大多數真正偉大、被后人公認為對人類有益的發現都源于不被“用處”驅動的科學家，滿足好奇心是他們唯一的渴望。
“好奇心？”伊士曼先生問。
“是的，”我說，“好奇心有可能引發有用的東西，也可能引發不了。好奇心是現代思維的一個典型層面。它可不是新東西。好奇心可追溯到伽利略、培根、牛頓，它是絕不曾被阻滯的?！?教育機構應致力于培養好奇心，越是少受到即時“用處”的不良影響，好奇心就越有可能為人類福祉做貢獻，與此同樣重要的是，好奇心將滿足學術興趣，這是每一位當代科學工作者都應保持的極其重要的激情。
二.
十九世后期，赫茲在亥姆赫茲實驗室的角落里默默工作，多年來，他的真正成就任憑數學家、科學家評說。現在，我們生活在一個沒了電就荒涼一片的世界里。若是被問起什么是最直接、影響最廣泛的發明，我們會不約而同的說：電。但究竟是誰先做出了奠基性的發現，才讓我們迎來電力的百年發展呢？
問題的答案很有意思。法拉第（Michael Faraday）的父親是名鐵匠；法拉第原本是個裝訂實習工。1812 年，法拉第二十一歲，一個朋友領他去了英國皇家協會，在那里法拉第聆聽了四場漢弗萊·戴維爵士（Sir Humphrey Davy）化學物質方面的演講，他做了筆記并向戴維遞交了筆記的復本。1813 年，法拉第成為戴維實驗室的助手，研究化學問題。兩年后，法拉第陪同戴維訪問歐陸。 1825 年，三十四歲的法拉第成為英國皇家協會實驗室主任，一待就是四十四年。
法拉第的興趣很快從化學轉向電和磁，并為此奉獻余生。這一領域重要、艱難的工作已由奧斯特（Oersted）、安培（Ampere）和沃拉斯頓（Wollaston）完成。法拉第攻克了上述諸位留下的未解問題，截止 1841 年，法拉第已成功實現電流感應。四年后，法拉第迎來事業的第二個輝煌時期，他發現了磁場對激光的影響。日后，這些早期發現都非?！坝杏谩?，有了電，現代生活的負擔大大減輕，各類機會越來越多。在科研生涯后半段，法拉第科研成就的實際效果遠比不上前半段。這對法拉第來說有什么不同嗎？毫無不同。在法拉第無以倫比的科學生涯中，他從不曾過問過“用處”。他著迷的是揭開宇宙之謎——化學之謎、物理之謎。法拉第的視野內，“用處”不曾露頭。任何有關“用處”的迷信都可能箍住法拉第汲汲不休的好奇心。最終，“用處”還是實現了，盡管人們從不曾用它來評判法拉第一生的科學追求。
面對今日世界的大氣候，是時候強調一個事實了：在使戰爭變得更具毀滅性、更恐怖的過程中，科學的作用是科學活動無意識、無預期的副產品。瑞利勛爵（Lord Rayleigh）在近期一份報告中詳細指出，正是人類的愚蠢，而非科學家的初衷，導致了現代戰爭中化學藥劑的毀滅性運用。碳化合物的化學研究產生過大量有益的成果，硝酸對于苯、甘油、纖維素等物質的作用得到明確，這不僅促進了苯胺染料產業的發展，還創造出硝化甘油，產生了好和壞的作用。不久后諾貝爾（Alfred Nobel）轉向同樣的專題，研究得出，將硝化甘油與其他物質混合，可產出固體爆炸物，如炸藥等，人們從此可以安全的使用炸藥。炸藥促成了采礦業的突飛猛進，對鐵路隧道的挖掘貢獻巨大，如穿越阿爾卑斯山和其他山脈的隧道。與此同時，炸藥被政客和士兵濫用。炸藥的罪惡當然不能算在科學家頭上，就像不能因為地震或洪水而責怪科學家。約兩千年前，普林尼（Pliny）在維蘇威火山爆發時吸入二氧化硫，失去生命。氯不是為了戰爭目的才被科學家分離出來，芥子氣也一樣。這些物質本可只服務于合理用途，但一旦飛機變得更好，那些心中了毒、腦子變了質的人們就覺得飛機作為一項無辜的發明、一項長久以來不問世事的科學研究的成果，應該用作毀滅性工具，盡管這一想法科研人員做夢也沒想到過，也從未有人致力于此。
在高等數學領域，我們可以找到大量這樣的例子。十八、十九世紀最晦澀的數學研究是“非歐幾里得幾何學”。它的發明者高斯（Gauss），被同代人譽為最杰出的數學家，卻在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里，不敢發表有關“非歐幾里得幾何學”的研究成果。假若沒有高斯在哥廷根的研究，相對論本身及其豐富的實用價值只怕全都是泡影。
和“非歐幾里得幾何學”一樣，“群論”（group theory）也是一種抽象、不可用的數學理論，人們受好奇心的趨勢，像做游戲一樣推動這個理論走上一條奇異的道路?！叭赫摗爆F已成為光譜學（spectroscopy）量子理論的基礎。日常生活中，我們也會用到“數論”，卻常常對它一無所知。
概率論微積分是有志將賭博合理化的數學家發現的。微積分未能實現初衷，卻為各種類型的保險提供了科學根據，十九世紀物理學的大量研究亦以此為基礎。
下面這段話引自近期的《自然》雜志：
“愛因斯坦教授的才智的地位達到新高——這位博學的數學物理學家十五年前的數學研究現正幫助解決溫度計上絕對零度附近氦的流動性問題。在美國化學協會召開分子間作用大會之前，現正在杜克大學做訪問學者的來自巴黎大學F·倫敦（F. London）教授，將“理想”氣體這一概念歸功于愛因斯坦教授，這一概念曾出現在他 1924 年和 1925 年出版的論文中。
愛因斯坦1925 年的報告無關相對論，討論的是些當時看來毫無“用處”的論題。論文描述了一種“理想”氣體在溫度計下限出現的簡并現象。由于人們知道所有氣體都會在一定溫度凝結為液體，愛因斯坦的這一研究并未在十五年前引起同行的注意。
然而，近期發現的液氦的流動性使得愛因斯坦的這一邊緣發現產生新的“用處”。多數液體在溫度下降時會增強粘度、流動變緩?！氨纫辉碌奶菨{還冷”這一詞組正是外行人士對粘性的正確理解。
液氦卻是個讓人費解的例外。在三角點溫度，即比絕對零度僅高出 2.19 度時，液氦的流動卻比在溫度更高時快。液氦之于液體就像星云之于氣體。液氮還有其他奇怪的性狀，如超強的導熱能力。在三角點，液氦的導熱性比室溫條件下銅的導熱性高出五百倍。有了這些異常屬性，液氦成為物理學家和化學家面前的一個大謎團。
倫敦 教授指出，對于液氦性狀的最佳闡釋是將其作為一種玻色-愛因斯坦（Bose-Einstein）“理想”氣體——應用愛因斯坦1924-25 年間的數學研究，再加上一些金屬電導的概念。做個簡單的類比就是，像描述電導時金屬內到處亂跑的電子那樣去描述液氦神奇的流動性?！?br>
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在醫療和公共健康領域，細菌學占據領導型地位達半個世紀之久。這又是個怎樣的故事呢？自 1870 年普法戰爭以降，德國政府成立了偉大的斯特拉斯堡大學。解剖學的首位教授是瓦爾代爾（Wilhelm von Waldeyer）, 后來成為柏林大學解剖學教授。在回憶錄中，他寫道，在斯特拉斯堡大學的第一個學期，有個十七歲的學生，名叫保羅·歐立希（Paul Ehrlich），此人身材矮小、毫不起眼、沉默寡言。解剖學的常規課程包括解剖和顯微鏡觀察組織。歐立希很少關注解剖課，然而，如瓦爾代爾寫道的那樣：
“我很早就注意到歐立希伏案數小時，沉浸在顯微鏡觀察之中。漸漸地，他的桌子上滿是每次觀察的著色記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桌前工作，就走向前去，問他在用桌上彩虹色帶做什么。這個剛進校不到一學期、本應學習解剖學常規課程的學生抬頭看看我，大言不慚的說：‘Ich probiere.’這句話可直譯為：‘我在試’或‘我在犯傻?！艺f；‘很好。繼續犯傻吧?！痪梦野l現，無需任何教育或引導，我已在歐立希身上找到了一種非同尋常的品質?！?br>瓦爾代爾很明智，對歐立希不管不問，后者勉勉強強的學習醫學課程，并最終拿到學位，而這也多半是因為，老師們很清楚，醫學學位不會被歐立希用于行醫。果然，歐立希去了布雷斯勞（Breslau），師從孔海姆（Cohnheim）教授——我院韋爾奇博士（Welch）的老師、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的創立者。在我看來，歐立希從未考慮過“用處”這個問題。他只是感興趣，覺得好奇，始終如一的犯著傻。固然他的犯傻自深處受到直覺的引領，但那是一種純科學、而非功利的動因。結果呢？科赫（Koch）和他的同事們創立了一門新學科——細菌學。歐立希的實驗由一位學生應用于實踐——威格特（Weigert）通過將細菌著色、對它們進行區分。歐立希發展了用染料對血涂片進行涂色，為現代人理解血細胞形態學——紅細胞和白細胞——奠定了基礎。歲月流轉，全世界的醫院都在應用歐立希的技術進行血液檢查。當年在瓦爾代爾的解剖室中犯傻的歐立希，是這項重要醫療技術的頭號功臣。
我該舉個工業界的例子，隨便舉一個吧，因為實在太多了。來自匹茲堡的卡內基理工學院的Berl 教授這樣寫道：
“現代人造纖維產業的創始人是法國人夏爾多內（Count Chardonnet）。大家都知道，他將沾了硝酸溶液的棉布放入醇醚，再將粘性溶劑通過毛細血管注入水中，使之凝結成硝酸纖維素纖維。聚合之后，他將這種纖維置于空氣中，繞在線筒上。某天夏爾多內到他位貝桑松（Besancon）的法國工廠視察，本應聚合硝酸纖維素纖維的水突然停止運轉。工人們這才發現無水紡絲比有水紡絲效果更好。也就是在這一天，干式紡絲誕生，日后得到最廣泛的應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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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說實驗室里的東西終將產生令人始料未及的用途，也不是說只有最終的“用處“才是考量科學研究合理性的標準?！坝谩笔俏液粲跗瞥母拍?，我呼吁人類精神的解放。奇思妙想倘若無害，就應自由馳騁，盡管這可能要花不少錢。但遠遠比錢重要的是，粉碎禁錮人類思想的鎖鏈，給思想探險的自由。憑著這份自由，哈爾（Hale）、盧瑟福（Rutherford）、愛因斯坦（Einstein）等科學家披荊斬棘、向著宇宙最深處不斷探尋，憑著這份自由，緊鎖在原子內部無窮無盡的能量得到釋放。盧瑟福和波爾（Bohr）、密立根（Millikan）等科學家跟隨好奇心的趨勢，研究原子構造，并從中得到足以改造人類生活的力量。但最終這些實際用途是研究之初不可預知的，盧瑟福、愛因斯坦、密立根、波爾等科學巨匠的成就也遠非“用處”能夠證明。
沒有哪個教育行政管理者可能預見得到上述以及其他科學家會研究什么。我再次重申，他們看似浪費大量人力物力，實則不然。發展細菌學耗費的人力物力與從巴斯德（Pasteur）、科赫（Koch）、歐立希（Ehrlich）、史密斯·西奧博爾德（Theobald·Smith）等科學家的研究成果中產生的巨大收益相比，簡直一粟見于滄海?？墒侨绻种械难芯繒a生何種“用處”的顧慮潛入他們的頭腦，成果定難如此豐碩。這些科學家、細菌學家是偉大的藝術家啊！他們在實驗室里追隨與生俱來的好奇心，任自由的精神在實驗室里擴散。
“用處”已成為統攝工程學院、法學院等研究機構的唯一動機，對此我無意指手畫腳?，F在越來越常見的是情況是頭尾倒置——工業界或實驗室里遇到了問題，激發理論探索，這些探索不見得一定會為問題提供解決方案，但會打開全新的視野，無用是暫時的，因為這些新視野蘊含著實用和理論價值。
隨著“無用”或理論知識迅速積累，用科學精神擊敗實際問題的可能性也在變大。加入這場角都的不只有發明家，還有所謂的“純”科學家。我之前提到的馬可尼是位發明家，雖為人類文明貢獻巨大，也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pick other men’s brains）。愛迪生（Edison）也一樣。巴斯德（Pasteur）卻不同，他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并不排斥解決實際問題——像是法國葡萄藤的生長情況、啤酒釀造遇到的問題，巴斯德不僅為這些近在眼前的問題出謀劃策，還從中提煉影響深遠的理論，這些理論當時看似沒什么用，但極有可能以一種難料的形式讓我們受益。歐立希的思索原本全憑好奇心驅使，卻急轉直下研究梅毒，不找出攻克的辦法不罷休，并最終發明撒而佛散（salvarsan）。班廷（Banting）發明了用于糖尿病治療的胰島素（insulin），邁諾特（Minot）和惠普爾（Whipple）發明了用于治療惡性貧血的動物肝浸膏（liver extract），它們都屬于同一范疇：發明者均為真正的科學人，他們深切的知道，大量“無用”的知識是由不在乎它們是否有用的人積累起來的，到了一定時候，這些知識“熟”了，即可借助科學的方法將它們用于解決實際問題。
現在我們已經清楚，須萬分謹慎的將一項科學發明或發現完全歸功于某一個人。幾乎所有的發明或發現都歷經漫長的風雨飄搖的研究過程。甲找到這個，已找到那個，丙繼續往前走……直至某個天才式的人物將前人的成果拼在一起，成就就此定型?？茖W正如密西西比河，源自遠方沙漠里一條小渠，漸漸流淌成大川。這條奔騰咆哮、沖破堤壩的大河正是由無數條小渠匯聚而成。
這個論點我難以窮盡討論，且允許我這樣去總結：近一兩百年間，專業學院在各自領域內做出的成就可能不在于培養出多少工程師、律師或醫生，而在于進行了大量看似無用的科學活動，盡管這些活動本身的初衷是追求”用處”。從這些無用的科學活動中，我們獲得了許多發現，它們對人類思想、人類精神意義之重大，遠遠勝過這些學院建立之初力圖創造的實用價值。
上述文字強調了——倘若需要強調——精神和學術自由的重大意義。我提到了實驗科學，我提到了數學，對于音樂、美術和各種不受束縛的人類精神的表達形式，我的觀點也同樣適用。只要人類靈魂因這些人類精神的表達形式得到凈化、提升、并獲得滿足，它們的存在就有意義。它們的存在無需任何明確或暗含的“用處”的肯定，“用處”是我們評判某個學院、大學或研究機構的存在價值時用到的標準。
只要一所大學解放了一代代人的靈魂，它就足以獲得肯定，無論從這里走出的畢業生是否為人類文明做出過所謂“有用”的貢獻。一首詩、一部交響樂、一幅畫、一條數學公理、一個嶄新的科學事實，這些成就本身就是大學、學院、研究機構存在的意義。
我現在探討的話題是近日爭論的焦點。有些大國——尤其是德國和意大利——正忙著壓制人類精神之自由。大學被視為信奉某種政治、經濟、種族教義的人手中的工具。在某個民主國度，不時蹦出個腦殘兒質疑神圣的學術自由的重要性。人類真正的敵人并非勇敢、有擔當的思想家，不管他想的是對是錯。真正的敵人是那些試圖為人類精神套上模具，讓它有翅難展。在意大利、德國、英國、美國，人類精神都曾振翅飛翔。
精神自由不是一個新話題。德國遭遇拿破侖征服時，馮·洪堡（von Humboldt）在它的鼓舞下，構想并建立了柏林大學。吉爾曼（Gilman）在它的鼓舞下創立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隨后美國各個院校都依據該校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自身改良。對于每一個珍視自己不朽靈魂的人來說，不管精神自由給他帶來過什么，都是一條真理。然而，無論是在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科學領域，對精神自由的論證都比找到它的源頭難的多，因為它暗含著一種寬容，一種對人類多樣性的寬容。在人類歷史上，還有什么比建立在種族或宗教之上的喜惡更愚蠢、更荒謬的呢？人性需要交響樂、繪畫和科學真理嗎？人類需要基督教交響樂、基督教繪畫、基督教科學還是猶太教交響樂、猶太教繪畫、猶太教科學？還是伊斯蘭教的、埃及的、日本的、中國的、美國的、德國的、俄國的、共產主義的、保守主義的對于人類靈魂無限深度的研究成果和表達？
四．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由路易斯·班伯格（Louis bamberge）和凱若琳·班伯格·富爾德（Caroline Bamberger Fuld）兄妹二人于1930年在新澤西普林斯頓建立。選址普林斯頓一方面是因為創始人對新澤西州的熱愛，但據我所知，還因為普林斯頓擁有一個小型研究生院，水準甚高，能夠承擔最高保密要求的科研合作。高等研究院欠普林斯頓大學的情，永世難還。1933 年，高等研究院各崗位人員基本就位，開始運行。研究院成員都是名聲顯赫的美國學者——數學家中有 Veblen、Alexander 和 Morse； 人文研究學者有中 Meritt、Lowe 和 Goldman 小姐；公法學家和經濟學家中有 Stewart、Riefler、Warren、Earle 和 Mitrany。此外許多已在普林斯頓大學、普林斯頓圖書館和實驗室供職的學者和科學家，也為高等研究院效力。除此之外，希特勒為該院“送”來不少科學家，如數學方面的Einstein、Weyl、von Neumann，人文學科方面的 Herzfeld、Panofsky，以及在過去六年間被這些學科巨頭形成的強大氣場吸引來的一批年輕人，得益于他們，美國學術研究水平日漸強大。
從組織角度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組織結構極簡單，也極不正規。該院下設數學研究所、人文科學研究所、和經濟政治研究所。各所均配備一批固定的教授，其他成員一年調整一次。各所自行其是，所內研究人員各行其是。該院容納了來自二十二的國家、三十九個高等研究院的科學人員，分屬不同研究小組，他們享有與教授同等的自由度，既可與這位或那位教授合作，亦可做獨立研究，在必要的時候咨詢相關同事。這里沒有例行公事，教授、研究員、訪客之間不劃定界線。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教授與高等研究院的研究院、教授相互融合，不分彼此。學術氛圍熏陶著每一個人。（Learning as such is cultivated.）沒有教師會議，也沒有委員會。這里的每一個人享受著益于思考和討論的環境。數學家專攻數學，人文科學家專攻人文科學，經濟學家專攻經濟學，政治學學生專攻政治學。行政工作的規模被最小化，不予重視。腦中無物的人，無法專注思考的人，在高等研究院是撐不下去的。
我且舉幾個例子。一次，一位哈佛教授在得到一份來普林斯頓的津貼后，寫信問我：“我來這的任務是什么？”我回信：“普林斯頓沒有任務，只有機會?！?br>
另一次，一個年輕有為的數學家在普林斯頓待了一年后，前來與我道別。臨走前，他說：“我猜你想知道這一年對我意味著什么。”
我答曰是。
他說：“數學正經歷迅猛發展，現階段的文獻資料太豐富了。我這個博士學位已經拿了十年之久，雖有過緊跟學科發展的時期，但現在覺得越來越吃力。在普林斯頓這一年，我覺得，窗簾拉開了，屋子亮堂了，窗子打開了。我正構思兩篇論文，不日即將發表?！?br>“這種狀態能維持多久？”我問他。
“五年，也可能十年?！?br>“然后呢？”
“重返普林斯頓。”
第三個例子才發生不久。西方一所大型大學的教授，去年底來到普林斯頓，原打算與普林斯頓大學的 Morey 教授合作，重啟一些工作。Morey 教授提議他不妨去拜會一下高等研究所的 Panofsky 和 Swarzenski 二人。就因為這個提議，現在這位教授與三人均有合作。
他說：“我要在這待到明年十月?！?br>“這兒夏天很熱的?！蔽艺f。
“忙并快樂著，哪還顧得上熱。”
你看，自由帶來的不是死寂，是過勞的危險。最近，有個英國研究員的妻子向我咨詢：“在這里大家是不是都工作到凌晨兩點？”
高等研究院連樓都沒有。數學家做客普林斯頓大學的Fine Hall。人文科學家要么做客普林斯頓大學的 McCormick Hall，要么散落于小鎮各處。經濟學家們占了普林斯頓酒店的一個套房。我呢，駐扎在拿騷街的一幢寫字樓里，與商店老板、牙醫、律師、脊椎按摩師為鄰，樓里還有一批普林斯頓的學者，正在做當地政府的一份調查和人口研究。正如吉爾曼教授六十年前在巴爾的摩說的那樣，有沒有樓不重要。只是我們懷念同事之間的親切來往，所以由創立者捐資，一幢名為 Fuld Hall 的大樓即將拔地而起。但這棟樓就是形式感的全部。高等研究院還會維持現有規模，堅持全體研究人員信奉的輕松、安全、自由的氛圍，遠離組織與公事。我們與普林斯頓各學院的非正式接觸也將繼續，我們還將不斷從各地約請人員來普林斯頓。我們已有來自哥本哈根的Niels Bohr、來自柏林的 von Laue,、來自羅馬的 Levi Civita、來自斯特拉斯堡的 Andre Weil、來自劍橋的 Dirac 和 G.H.Hardy、來自蘇黎世的 Pauli、來自盧萬的 Lemaitre、來自牛津的 Wade-Gery、以及來自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大學、康奈爾大學、約翰霍普斯金大學、芝加哥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等其他學術機構的各位美國同仁。
不輕言允諾。我們珍視一個希望：不懈的追求“無用”知識，“用處”就會出現。過去如此，將來亦如此。但我們從不據此維護高等研究院。高等研究院是學者的天堂。和詩人、音樂一樣，學者們也應該順應自己的想法，才能竭盡所能，成就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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