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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志斌 書院駐扎我心里久矣。我今回讀《鵝湖書院志》。書院之沿革、建筑、教學活動、祭祀活動、“鵝湖之會”、“鵝湖之晤”諸篇什，便像又走訪了一個書院發達的時代。 張一兵先生校勘的《深圳舊志三種》包括了明天順盧祥纂《東莞舊志》，清康熙靳文謨修、鄧文蔚等纂《新安縣志》，清嘉慶舒懋官、王崇熙編《新安縣志》。《東莞舊志》 “卷之三·書院”稱：“東莞自晉宋以來，家事詩書，里有弦誦，咸建書院于鄉，以教子弟。”咸者，都也。這是說各方人士都來建設書院，書院得到了民眾的擁護，當地學子普遍受教于書院。任誰看了這樣的記錄，都會忍不住要說一聲：怎一個“咸”字了得！又，清嘉慶年間，新安縣縣令許浚在《新建鳳崗書院碑文》中講本縣“地處海濱，居民自耕漁而外，不廢弦歌。”“弦歌”比喻以禮樂教化民眾，典出于《論語·陽貨》。深莞大地早就在人文風貌中顯現了書院的發達，這是令人驚喜的事情。 書院之興在于普及教育。清康熙三十三年新安知縣丁棠發寬惠仁慈，在任期間多行便民之事。他發現縣里一直沒有社學，于是召集紳士，共同創建了寶安書院。丁縣長說：“義學，猶百工成事之肆也，詎可一日少哉！”（《創建寶安書院義學碑記》）義學，古之免費傳授課業的地方。丁縣長是本地實施義務教育的先行者，其言至今熠熠生輝。清雍正二年新安知縣段巘生，在任時政簡刑清，禮賢下士。他發現寶安書院頹廢了，立即主建了文崗書院，還向各方勸募到了社田七十石，用作書院山長的束修與生童的伙食來源。后來書院的經費日增，不成問題，這完全歸功于段縣長首倡之法并得到了繼承。 書院的教育與學習的費用，一是官府從官田、官租中解決，二是鄉紳提供幫助。官府怎么解決呢？縣長會把已報未升之田撥歸本縣書院作為師生的膏火。縣里把荒蕪的官田批給某氏耕種，核查出他沒有上繳遞年增加的租錢，縣長就把應繳的租錢撥充本縣書院師生的膏火。縣長在斷理田地爭執案件中，把罰沒的余稅撥充本縣書院師生的膏火。縣長把某氏一年應繳納的租錢直接撥充本縣書院師生的膏火。 在鄉紳方面，捐田出資之事不勝枚舉。書院的傳道授業，得鄉紳的助力，成效顯著。寶安書院甫一建成，本地孝廉溫上汲被聘為士子的老師。水貝鄉的陳振在外地任官時，課士有方，潔己愛民，刑清政簡，革除陋規，民歌其德；退休回故里，主講于文崗書院，直至去世。西鄉人黃夢桂得縣令何夢篆延請，掌教文崗書院十余年。他豐標雋逸，博學強記，文思敏捷，當時縣里的知名人士多出其門。沙浦人蔡珍積學能文、謙光龐德，掌教文崗書院十余年，許多士子都得到了他的培養教育。 深圳在東晉時為寶安縣所轄。唐朝時寶安縣改名為東莞縣。明代萬歷年間分置東莞縣、新安縣，后者轄有今日深圳的大部分。明志“晉宋以來”跨度很大，但蘊含了鄉邦人文歷史一個重要節點和有關史實。在晉代移民活動中，中原人民遷徙而來，到了東莞，安居下來。宋朝是移民南下東莞的又一高峰值時期。客家人不斷遷移而來，中原文化到這里生根發芽開花結果，這才是書院建設的文化淵源。 宋鄧符就是客家人。錦田的鄧姓人家都是鄧符的后代，經過長期居棲繁衍成為鄧氏宗族。鄧氏守護著先人的廬墓。無獨有偶。在深圳蓮花山西北坡也有一宋墓，即黃默堂之墓。黃默堂是江夏黃氏杰出人物黃峭山的后裔，于南宋時到深圳下沙一帶開基立村。 近些年我常采風，在鳳凰村、南頭古城、鶴湖新居等處都看到了書院舊址。這些書院誕生后就起到了教化、教育的作用，有的書院在新中國成立后被當作了學校施教于鄉村子弟。 在深圳客家人的古民居建筑中，書院遺址的存在與深圳舊志中的那些記錄是相互佐證的。東莞，新安，寶安，深圳；書院的發達，一次次掀起了重文崇教之風，客家人持續譜寫了鄉邦文化的美好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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