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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曲禮下》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后。”鄭玄注曰：“重先祖及國之用。”宗廟的重要與尊嚴，在文獻中的記載可謂俯仰皆是。廟，古作“庿”字，《說文》曰：“廟，尊先祖貌也。庿，古文。”《古今注》：“廟者，貌也，所以仿佛先人之形容也。”古“庿”字取容貌之意，漢儒音訓亦明言此理。鄭玄《毛詩傳箋》云：“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為之耳。”因宗廟是供奉祖先神靈之所在，通過《詩經》的部分篇章記載，也可知宗廟之莊嚴肅穆。《詩經》里的頌詩都是有關宗廟祭祀之禮，這些贊美的詩篇除了歌頌祖先之外，更主要的作用實則使后人在莊嚴肅穆的禮儀中產生一種體認之情和敬畏之心。《禮記·祭統》云“祭者，教之本也已”，宗廟之設的本來目的就是教育后人，使之了解歷史，體會到自己本身就是歷史之延續。自己既然已經承受了祖先的榮耀和遺產，自然有責任去珍惜之、維護之、傳遞之，而不會去中斷之、糟蹋之。宗廟和祭祀，正是這樣一種示范社會和后人的一種特殊場所和儀式，是中國幾千年來實行道德教化的一個主要方式，而使中國民族的生命永在，以不致于受環境的影響而同化或變質。 先師孔子是中國文化語義化的總代表，孔廟更是中國文化最重要的載體和象征。在歷史上，其非但是孔氏族人供奉祖先的宗廟所在，更是國家政教制度的最重要載體，同時還是天下士子所共尊的“祖廟”。自漢代開始把孔廟納入國家祀典之后，其所承載的正是對文明的記憶、和國家政教制度的總結。《荀子·禮論篇》、《大戴禮記·禮三本篇》和《史記·禮書篇》皆言“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這也成為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華文明一個極其顯著而又殊為重要的一個特點。孔子明倫理之道以教化天下，萬世賴之。在古代中國，歷代王朝莫不奉孔子為宗，文獻中關于這方面的記載蔚然大觀，惟其如此，歷史上不管政權如何更迭，中華文化始終綿延不絕。是以直到清末，儒臣龐鐘璐《文廟祀典考》亦云：“夫欲敦教化、厚人倫、美風俗，必自學校始。學校崇祀孔子，附以先賢先儒，使天下之士觀感奮興，肅然生其敬畏之心，油然動其效法之念，其典至巨，其意甚深。”（《文廟祀典考·奏摺》） “凡禮，皆因于祭。”《孝經·廣要道章》一言以蔽之定義“禮”：“禮者，敬而已矣。”注疏也說“敬者，禮之本也。”禮的核心和本原第一就是一個“敬”字，無敬則不成禮。《禮記·曲禮上》開篇第一句話就是“曲禮曰：毋不敬”，孔穎達疏云“毋不敬者，人君行禮無有不敬，行五禮皆須敬也。”傳統的“五禮”——吉、兇、軍、賓、嘉，無一不是以敬畏、恭敬、謙卑為出發點。五禮六儀之實踐，無不主于敬。站在中國文化的角度，惟至誠乃能盡其性，亦惟至敬方能致其誠，是以禮之本，敬為大。到了朱子則更認為“毋不敬”點明了禮的本原，統領《曲禮》全篇。此亦與《大學》所云“誠心正意”、“修身之本”而相契。 為保持和保證先師廟庭的莊嚴，從歷代政令的制度層面上，亦相沿不替。宋太祖建隆三年詔文宣王廟定儀制令，立戟十六枚，再至徽宗大觀四年更提高至立戟二十四枚，明清兩代又專于廟外設官員人等下馬碑以警世人。而孔廟禮器、樂器和舞器之屬，皆寓有極深之涵義，故孔廟（文廟）專設禮樂庫，平時儲存典守，惟遇祭期之時，先行查點，遇損補修，以承祭事（《文廟丁祭譜·學宮事宜》）。有關這種制度，或此或彼，在孔廟史上歷代皆有之。文明主線雖如此，但歷史上每逢文明凌夷之時，文飾舛雜者實亦有之。《魏書·卷七》載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延興二年所頒布的一道詔令云：“尼父稟達圣之姿，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祠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生鼓舞，倡優媟狎。豈所以尊明神、敬圣道者也？”著名學者黃進興先生在《猶入圣域》一書中引用這段故事時，亦舉例上世紀九十年代曾見南京孔廟兩廡，擺設電動“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每逢象征古代“大合樂”搖滾曲啟動時，立即手舞足蹈、喧嘩異常。是以遂發出“悲涼”的感慨：“千六百年前，西晉之亂，闕里被寇，廟貌殘荒。有朝臣路經該處，目睹‘孔廟庭宇傾頓，軌式頹弛’，感慨‘萬世宗匠忽焉淪廢’，至不覺涕流。這種‘悲涼’的情懷，不意于今重現。”（《猶入圣域·原序》） 孔子云：“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周有成均之教，先之以樂德，繼之以樂語、樂舞、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此皆成均教之。所謂成之者，成其體、成其禮、成其用也。古代雅樂有祭祀樂和燕饗樂兩類，祭祀樂用于祭祀天神、地祇和人鬼，燕饗樂則用于朝會、宴饗等場所。孔廟雅樂正是前者，是專為祭祀孔子之用，其所表現和歌頌的正是先師孔子之德。德行是心性的端正，音樂又是德行的光華。樂舞相諧，是以煌煌儒宮，明禮報祀。黃進興《猶入圣域》又引元儒袁桷《清容居士集》所載元代關于孔廟對有司的詔令云：“益加明潔、屏游觀、嚴泛掃，以稱創立之美，敬而毋褻神明之道。”孔廟祭祀樂舞，更是自古以來極其莊嚴神圣之事，絕非今日有所謂孔廟樂舞表演這般。試問：非祀期，大成殿或崇圣祠前此樂舞所饗者何人？非孔子，誰又有此資格承受之？然則“禮，時為大，但必協諸義”，任何禮制皆有其時代特征，時代變遷，禮制自然要適應時代變化而作出一些變革。時下也不可能像古代那樣對孔廟“屏游觀”，退而言之，若以孔廟建制與禮之因革論，即使今天之“表演”，亦應在大成門外之非孔廟核心區域為是。惟期待有關方面盡快改變之。 時下這種“非時而祭”和“樂舞表演”的亂象，不但失去了最基本的“敬、誠”禮之本義，更是對祀典的擾亂、和對神靈的褻瀆。夫子當年感喟“禮崩樂壞”者何？太史公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春秋二百余年“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失，皆失其本已。”夫子目睹此亂局，才痛心疾首曰：“鳥獸不可與同群”。 “察其所失，皆失其本已”。失去禮義這個最基本的內涵，這種所謂的“祭祀”或“表演”，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不知該作何謂？唐代韓愈在解釋孔子作春秋時說孔子實則是以“禮”，來“嚴夷夏之防”的。“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之大旨，主要就是給后人展示了一個禮與非禮、文明與野蠻、正當與僭偽的標準。中原（華夏）諸侯為夷狄所化，原有的先進文明喪失，乃至于率獸食人，則是夷狄，就再無資格參與中原諸侯的盟會和統馭疆垂；反之，夷狄若向慕華夏（中原）文化，漸至于與中原諸侯無異，則就是華夏。——此種文化論，乃吾國文化之要義、春秋之大旨。后世程子踵武前人之說，發微大義：“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程子以禽獸、夷狄、華夏為三大層級，以有禮無禮、文明野蠻加以區分，至為精辟，深諳《春秋》之神髓。是故，程子曰：“春秋之法極謹嚴者，華夷之辨尤切切也！” 明儒丘濬在《文公家禮儀節·序》中亦云：“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也。中國所以異于夷狄，人類所以異于禽獸，以其有禮也。禮其可一日無乎？成周以儀持世，上自王朝以至于士庶人之家，莫不有其禮。”這一思想和觀點，其實非但是儒學圣賢之意，同時也成了整個東亞地區的文明共識。時間過去了二十余年，黃進興先生之“悲涼”，不意依然猶在哉！ 有意思的是，清康熙四十一年有一道“訓飭士子文”，其中有云：“從來學者先立品行，……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宮墻，朝夕誦讀，寧無講究？……窮經考義，勿雜荒誕之談；取友親師，悉化驕盈之氣。文章歸于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于規繩，最防蕩軼。子衿佻達，自昔取譏，茍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欽定國子監志·卷首一》）——此言，亦可謂不失穿越了。 ——圖片來自網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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