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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對曹植最忌憚的地方，其實并不是曹植的才華和文采。這些只是加分項而不是基本盤。曹丕對曹植最無法容忍的，是曹植對兵權(quán)的染指。 在接班人之爭上，曹丕與曹植明爭暗斗，互有輸贏。司馬門事件似乎是半決賽的決勝局：“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庇跐壬赋觯抉R門是曹操重建洛陽城的宮禁之門，而洛陽城的重建完全仿照都城，這意味著曹操已經(jīng)按照天子的配置為登基做營建。但曹植擅闖司馬門事件，某種程度上乃是一種對王權(quán)的僭越和預(yù)支，這將曹植內(nèi)心深處的熱望和浮躁都暴露在世人面前。這使得曹操大為震怒，決定不再考慮曹植。這一局的輸球，并不是因為曹丕的洪荒之力，而是因為曹植自己不作死就不會死。 然而后來曹操竟然給曹植加了一場復(fù)活賽，那就是建安二十四（公元219年）年，曹仁于樊城被圍，于禁被水淹七軍之際，曹操任曹植為南中郎將，命其南下救援樊城。這樣的任命意味深長：須知在此之前，曹丕曹植均沒有接受過軍事任命，都未曾接觸過兵權(quán)。帶兵打仗的一直是三子曹彰。而在吳蜀未滅，天下未定的情況之下，未來的曹氏政權(quán)也必將在很長的一段時期之內(nèi)保持其軍人政府色彩。所以未來的君主，沒有一定的軍事履歷是說不過去的，而沒有戰(zhàn)爭中的領(lǐng)導(dǎo)經(jīng)驗和威望，也難以對吃重的武官集團形成控制力。雖然王子中帶兵的是曹彰，但他或許是因為綜合素質(zhì)不行，始終置身于儲君之爭之外。那么，在兩個可能的接班人之間，誰先帶兵，或者誰帶過兵，意義就非同小可。曹植領(lǐng)兵的任命，一方面反映了曹操對于接班人的選擇或許已經(jīng)轉(zhuǎn)向了曹植一邊，若讓曹植立點戰(zhàn)功，立儲就順理成章；另一方面，即便領(lǐng)兵和接班不能劃等號，曹植手中的兵權(quán)對未來的曹丕都無疑是一種威脅。有槍就是草頭王——領(lǐng)兵的曹彰最終在曹丕那里不得好死，而曹植后來幸而不死，除了《七步詩》的煽情之外，或許也是因為曹植未掌兵權(quán)，威脅不大，因此因禍得福。 曹操對曹植的任命，也并非心血來潮。應(yīng)該說，曹植一直充滿建功立業(yè)的抱負(fù)，而曹操也知子莫如父，對曹植也是期望滿滿，一直尋找機會鍛煉培養(yǎng)。曹植的名篇《雜詩》里，這種“戮力上國，流惠下民”的渴望溢于言表： 仆夫早嚴(yán)駕，吾將遠行游。遠游欲何之，吳國為我仇。將騁萬里涂，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fēng)，淮泗馳急流。愿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飛觀百余尺，臨牖御欞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閑。國仇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弦急悲聲發(fā)，聆我慷慨言。 黃節(jié)先生在箋注此詩時，認(rèn)為這是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所作：“《魏志》建安十九年秋七月，操征孫權(quán)，使植留守鄴都。植有是賦（指曹植《東征賦》）。此詩蓋同時作也。操臨行戒植曰：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于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免哉？”應(yīng)該說，這雖然沒有讓曹植直接帶兵打仗，但這等于是讓曹植監(jiān)國。何況“典禁兵，衛(wèi)官省”（《東征賦》）雖然不是直接打仗，但已然屬于備戰(zhàn)狀態(tài)。善攻者必先善守。曹操為曹植設(shè)計的進步之途，也可謂循序漸進。 對于建安二十四年曹植南中郎將的受命，曹丕自然無法坐視。但曹植此時卻沒有進入競技狀態(tài)，反而吊兒郎當(dāng)，了不設(shè)防。出征前夜，曹丕略施小計，以送行為名將曹植灌醉，讓曹植在大軍開撥前失期誤事。這樣一來，延誤軍情事小，曹植在大伙心中的印象大幅度跌分，特別是曹操，更是對這個扶不起的子建大失所望。曹植不僅丟掉了兵權(quán)，也丟掉了在將士中的威信。曹操即便依然疼愛這個孩子，也只能把疼愛往肚里咽。在政治世界，不老實的曹丕和不靠譜的曹植相較，不靠譜的危害對于國家還是大些。 到手的兵權(quán)拱手送人，失去了才知道珍惜。直到皇位塵埃落定，曹植依然沒有放棄對兵權(quán)的追求。在黃初四年徙封雍丘王之際，曹植獻上了一首自我批評的《責(zé)躬詩》： 于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掛時網(wǎng)，動亂國經(jīng)。作藩作屏，先軌是墮，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絀，將置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zhí)憲，哀予小子。改封兗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壚。愿蒙矢石，建旗東岳，庶立豪氂，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啟其衷，得會京畿，遲奉圣顏，如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 整首詩先敘述先父曹操的豐功偉績，再做一番自我檢討。最終奏雅之際微露懷抱“愿蒙矢石，建旗東岳，庶立豪氂，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辫b于帶兵的任城王曹彰之橫死，曹植必定深知兵權(quán)乃是曹丕的敏感點。曹植只能將自己心中最深切的愿望，稀釋在大段大段的自我批評之中，而將帶兵打仗的愿望也說成是將功折罪。雖然建功立業(yè)是最大的心愿，但自我保全，韜光養(yǎng)晦才是當(dāng)務(wù)之急。內(nèi)心的扭曲，關(guān)系的微妙，實在是難以言說。 然而隱微的說辭未必能保護詩人，同是詩人的曹丕對曹植的文字游戲恐怕一眼看穿。清人吳淇在評價此詩時說道：“魏武帝以子建才類己，幾欲易太子。所以子建與文帝各豎黨羽，而子建之黨猶盛。然終于不濟者，獨以未得兵權(quán)故耳。武帝既沒，文帝決無假以兵權(quán)之理。而乃屢請自試，且請之于罹罪之余，更深文帝之忌耳?！?img doc360img-src='http://image106.360doc.com/DownloadImg/2017/05/1122/98866025_2'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ratio='0.7302752293577982' data-w='545' src='http://image106.360doc.com/DownloadImg/2017/05/1122/98866025_2'> 曹植那篇著名的《求自試表》，乃是寫于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即曹丕去世，曹叡即位后的第二年。《三國志·陳思王植傳》載：“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fù)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丕的死對曹植來說或許意味著翻盤的可能。曹植將所有被壓抑的訴求一股腦兒吐了出來： “……方今天下一統(tǒng)，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nèi)，以致太和也。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圣明統(tǒng)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zhèn)衛(wèi)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dāng)矣……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為念……伏見先武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xí)戰(zhàn)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發(fā)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dāng)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tǒng)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擒權(quán)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丑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減終身之愧，使名掛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于事，死無損于數(shù)，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于白首，此徒圈牢之養(yǎng)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衂，輟食忘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于吳會矣……” 依然是當(dāng)年“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的豪情壯志。（作者按：曹植詩文中對敵國的指代由“西南”到“吳越”，或與其活動范圍有關(guān)。蓋《雜詩》“西南”與“吳仇”并舉時，曹植以臨淄侯之爵守鄴城，此既是曹操軍事大本營，亦是東西之樞紐，故吳蜀同是敵國。而晚期作品專以“吳越”“吳會”“江湘”代敵國，或是因為曹植的封國采邑由臨淄而安鄉(xiāng)而鄄城直至雍丘，一直在魏國東南部徘徊，近吳而不近蜀。故曹植明志之詩，也是著眼當(dāng)下，并非空洞抒情）然而曹植再一次明珠暗投。曹叡的涼薄不下于乃父，而平庸則過之。況且兵權(quán)的敏感性乃是結(jié)構(gòu)性的問題，并不因人而有所改變。 千古風(fēng)流，浪花淘盡。歷史沒有給曹植建功立業(yè)的機會，而我們也不知道帶兵打仗和吟詩作賦對于曹植究竟哪個更好。劉勰的《文心雕龍·才略》說“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或許對于曹植的不公平，在歷史上卻是公平的。我們無法假設(shè)歷史，想象歷史，而只能理解歷史、珍惜歷史，包括珍惜每一個具體的人，珍惜他們的苦難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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