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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明朝滅亡，滿清入主中原，對明朝官僚集團、士大夫及地主階級采取拉攏安撫的手段，很快利用明朝降將統一天下，利用官僚士大夫穩定局勢，后又用高壓政策讓百姓改裝易服， 鑒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失敗的教訓，為了緩和民族矛盾，允許漢人為官，實行科舉制度，讓有理想的強民做官，給予他們晉升通道，這樣一系列政策之后，清朝統治穩定。 然而，經歷二百年的統治，帝國度過了他的上升期和繁榮期，開始走下坡路，一般這種時候就會有強大的外敵出現，而內部也利用中央控制力的下降，風起云涌。 鴉片戰爭后，清政府的頹勢和清軍的不堪一擊暴露無遺，這讓一些強民看到了機會。 所謂強民，是指一些有遠大理想抱負，想成為統治階級的人，科舉制度是他們唯一的希望，如果科舉制度無法實現他們的愿望，他們可能一輩子默默無聞、可能從商、可能從軍、可能落草為寇。。 洪秀全就是這樣的強民，想通過科舉考試踏入仕途，然而科舉考試的失敗，讓他當官的愿望破滅了，如果是在康雍乾時期，他不過是千萬落榜學子中的一個，因為社會環境的原因，讓他不可能有所作為，可能窮困潦倒，甚至餓死。 可是很幸運，他所處的時代，正是清政府風雨飄搖的時候，內憂外患，清政府自顧不暇，這給了他機會。 于是四次院試落榜的他，在廣州接觸到了基督教，后回廣西創立的“拜上帝教”，開始反清。由于清政府承平日久，軍隊不習兵，武備廢弛，毫無戰斗力，所以洪楊之亂遂席卷半個中國。 洪楊之亂的本質是，一群強民，通過科舉無法實現參與政治的抱負，于是利用貧民，夸大階級矛盾，給予美好的愿景，采用欺騙、強迫、裹挾的方式，迅速拉動起數十萬人的隊伍。 這種發展壯大的速度太快，勝利來的太容易，以至于洪楊無法適應，而他們自身能力又達不到自己所處的高度，沒有奪取天下的抱負，駕馭手下的能力又不夠，內訌不斷，最后在清廷的反撲下敗下來。 清朝入關之后，滿漢蒙八旗也只有二十多萬人，而面對的是數千萬人的國家，想統治這樣的國家，只有尊重原有的社會秩序，用漢人去統治漢人，于是滿清拉攏文人士大夫集團及官僚、士紳體系，許以高官厚祿，所以即使在入關以前，也是利用明朝降將去攻打明朝，并讓明朝的官僚體系繼續運轉，入關之后更是如此，同時用科舉制度籠絡像洪秀全之有抱負之人，讓其做官，只要政府拉攏了強民，普通百姓并不在乎誰是統治者。 所以漢人被統治了近兩百年，都無成建制的反叛出現，中央官員、地方都撫中漢人都不少，但都無法對中央構成威脅。 但洪楊之亂的出現，滿清政府的虛弱、軍隊戰斗力之差暴漏無疑，清朝正規軍已經無法應對太平天國，清朝急需建立一直新軍，對于清朝，建立新軍無異于飲鴆止渴，不建立新軍，清朝可能迅速覆滅，建立新軍，即使打敗了太平天國，這支新軍又拿什么來制約？ 為了解決眼前的問題，清朝只能選擇建立新軍，曾國藩的湘軍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一支軍隊，湘軍打敗了太平天國，但打敗太平天國的湘軍是比太平天國更大的威脅。這只軍隊無論人事權、財權、都是曾國藩的系統，跟私家軍無異。 曾國藩雖然無法造反，但他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他的實力足以跟清廷分庭抗禮，慈禧太后的勢力無法滲透到曾國藩的勢力范圍，如兩江總督馬欣怡被殺一案，不過是兩人的較量，最后慈禧太后也不得不妥協。 在曾國藩之前，全國都撫大多為滿人，掌軍權的也多為滿人，即使是漢人，在強大的中央政府之下，也不敢挑戰中央。而之后呢？江南都撫多為漢人，且是曾國藩嫡系，武人出身，功勞大，習并多謀，而中央政府虛弱，所以他們多敢挑戰中央，擁兵自重。他們的出現破壞了帝國的軍政系統和官僚系統，讓文官制衡武將、都撫相互制約的機制漸漸失去作用。 甲午戰爭之后，連一個亞洲小國都能打敗大清，原來還對帝國有所忌憚的列強開始肆無忌憚，清朝內部危機重重。 在清朝晚期，一直是太后掌權，四品以上官員，都由太后任命，光緒皇帝想任命，需太后同意，這樣帝國的人事權就由太后掌控，光緒皇帝想奪權就不可能了。 康有為中進士后，授工部主事，從五品小京官，這顯然與他的理想抱負相距甚遠，而當時變法呼聲很高，康有為遂多次上書，請求變法。 戊戌變法的起因在于，光緒皇帝想通過變法從慈禧太后手中奪權，而維新派人士想通過變法迅速進去行政中樞，參與決策。 中國古代的變法大多都是失敗的，而戊戌變法的失敗似乎也是必然的。 支持他們變法的皇帝沒有實權，手里沒有軍隊，官街低，無實權，沒有治國經驗，他們也不是法家出身，又有一個勢力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即頑固派。而變法的內容也是挑戰了整個官僚集團，動了整個既得利益集團的蛋糕。即使最后成功了，也是失敗，因為奪權后的光緒皇帝不可能讓自己變法成功后還是傀儡。 1900年，清政府對十一國宣戰，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和閩浙總督許應骙、四川總督奎俊、鐵路大臣盛宣懷、山東巡撫袁世凱，即和各參戰國達成協議，稱東南互保。他們稱皇室詔令是義和團脅持下的“矯詔、亂命”，在東南各省違抗支持義和團的命令。 東南互保運動，保護了河北、山東以外的地區避免于義和團與八國聯軍戰亂的波及；同時亦使地方的政治與軍事權力進一步擴張，中央的權威大為下降。 革命黨人也是一群強民，不安分于現狀，想實現自己的抱負，而國家機器運轉失效，正常的晉升通道已經堵死，舊的政權腐朽不堪將要覆滅，而新的政治勢力正在醞釀形成，清政府已經大廈將傾，只在于最后一擊。 孫等人就是如此，本想在清政府內實現抱負，然而政治主張不受待見，只有出國尋求支持，并不是他們有多偉大，想推翻什么，創造什么。他們實際也是有奶就是娘，他們不論求的“娘”是誰，也不管他們所求之人有什么樣的需求，只要能實現他們的愿望，都做妥協，所以他們實際與李淵、石敬瑭無異。 這時候的清政府已經成了名義上“天下共主”，各地方都撫擁兵自重，不受朝廷制約，越來越像潘鎮割據了。 袁世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他的出現像東漢末年的曹操，各地軍閥割據形成，各種起義風起云涌，中央權威下降，皇帝成了傀儡，而袁世凱擁有軍政大權，有了篡位自立的權力，于是他順應時代潮流，和革命黨人合作，推翻帝制。 任何團體和勢力，在“秦失其鹿”的時候，都不過是在角逐天下，他們都會宣揚自己的正義性，他們是為了老百姓、為了窮人、為了民族大義、為了天下蒼生……而實際都不過是在舊的體制崩潰后，新的勢力崛起，新的勢力并不代表有多偉大，舊的也不是多么黑暗，過度夸大洪楊之流、戊戌六君子、孫等人，不過是為了稱托舊體制的丑惡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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