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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國時流沙墜簡被發掘出來，一些書家如沈曾植、鄭孝胥和胡小石等敏銳地把它吸收到自己的書法創作中。自此以后，書家對漢簡書風關注極多。當代最有成就的要數來楚生，他將漢隸和漢簡熔為一爐。至于普通作者，汲取漢簡的人更是不勝枚舉。書法取法當然不應該獵奇，但對新資料的敏銳度是必須有的。找到適合自己的深挖下去，一定可以有所收獲。 選擇秦簡（隸），當然有個人偏好的原因。世間很多事情，往往存在某種選擇。不獨碑帖喜好，往大處說，為什么是秦統一了中國而不是楚？歷史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正因為秦統一了中國，中國文字才延續了周的正統性。如果是楚統一了中國，則文字很可能會以另一種形式和軌跡延續與發展。楚文化尊鳳尚赤、崇火拜日、喜巫近鬼，與中原文化、三秦文化大有區別。故而在楚文化中，常常能感受到一系列神秘古怪的意象組合，瑰麗奇異，給人以自由、生動的想象，所以楚簡面目奇特。然而不能不說，除了喜好的原因，鮑老師選擇秦簡（隸）應該有理性的成分。 從取法上來說，求源頭是對的。秦漢精神乃是印章和隸書、簡書所具有的共通的精神品質。可以提煉出兩點。一是原味。取法秦漢，應體會原汁原味的秦漢文化精神，不加任何輔料。當下書壇則普遍流行“重口味”，拼接、粘貼，早已面目全非。這不禁讓人想到六祖慧能的偈語：“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二是本位，回到應有的位置。如果說“原味”側重韻味、品位，那么“本位”則主要是思維上的。身處現實時代，自然有當下的思維方式和角度；但時不時應該換位，從秦漢審美角度來思考秦簡、漢簡，這樣才能領略其中的精神。 秦漢精神對中國文化藝術審美有奠基作用。秦實行“大一統”，各種文化區域日趨融為一個文化共同體，世人開始彼此認同，“天下”一詞逐步成為當時較純粹的政治概念。當世人有了更廣泛的地理知識之后，認識到自己所熟悉的地域只是“天下”的一部分，就常常使用“海內”一詞，于是該詞就成了中國文化疆域的代名詞。凡是生活在海內的人，凡是有共同語言、習俗、觀念與服飾的海內人，都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由此，文化意義上的共同體在世人心目中確立了。這個命題討論起來非常大。簡單地說，中國文化越往前推，越質樸、越純粹，越接近漢文化的本質。這也就是強調“原味”和“本位”的要旨所在。 秦漢雖并稱而相連屬，文化上一脈相承，但差異明顯，這是由特殊的時代造就的。王朝一夜覆亡，禮俗仍然延續，規制有所變化。秦朝只有15年，二世而亡，很多文化來不及完善、深入就結束了。兩漢承繼且延續了四百多年的時間，有足夠的包容量，地域廣大，時間漫長，書風多樣。秦實質是漢的序曲，它拉開了大幕，而漢才是高潮。漢相對秦來說，規范是一種大勢。從西漢到東漢，規范日益成熟。秦漢之間有明顯的分水嶺，秦隸稱古隸，漢隸稱今隸。秦至漢初，篆隸書相融。秦朝書法篆意濃厚，隸韻甚淡，顯得文質兼備；兩漢書法則篆意淡、隸韻足，卻又顯得質樸有余、文采不足。秦代的書體具備了過渡期的特點，含有多種成分，故而稱秦簡或秦隸皆可，兼有秦篆的一些特點。“秦隸”的概念幾乎很難在風格上予以界定。只要不是正規的秦篆如詔版，而像睡虎地秦簡，就已有相當的隸意。秦簡（隸）仍存小篆形體，改篆書的一些偏旁為隸書寫法，用筆上的波磔、挑筆已初具形態。其起筆重而露鋒頓筆，收筆出鋒。不論是筆畫、取勢上，還是變圓為方的造型上，多取弧線，傾向于方扁結構或錯落感，字體厚重。可以說，秦簡（隸）兼具篆、隸、簡三者的特點。這種特殊性可以左右逢源，通過嫁接或吸收，造就了特殊的形體和特殊的韻味。雖然其存在時間并不長，卻是書法字體流變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其出土資料比不上漢簡豐富，關注的人較少；學書者若能敏銳地抓住，就是最佳突破口。 鮑老師的秦簡（隸）看起來非常“新”，卻又實現了傳統與現代的對接，做到了入古出新。從他所提供的臨摹資料來看，涉獵范圍遠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包括多種金文、漢簡和漢隸。我們通常所看到的一個書家的書法“外觀”，很可能是一種直覺印象；如果想真正了解其“內在”，必須更加深入。一般而言，一個書家往往臨摹多家，成就一家；以一家為主，以多家為輔。很多時候，“奇”只是所看到的形態夸張，更重要的是氣息古樸純正——這才是最主要的。書家確立一生的書法基調非常重要。要選擇一個目標，而后堅持下去。因為大家對鮑老師的秦簡書風已非常熟悉，這里不妨換一下口味，以其所臨《鮮于璜碑》碑陰來略作分析。 《鮮于璜碑》碑陰拓片局部 鮑賢倫臨《鮮于璜碑》碑陰 臨作紙張尺寸縱74厘米、橫47厘米。算一下，每個字大約是10厘米見方，凸顯出強大的氣勢。現代技術可以將碑帖放大處理，改變視覺觀感。拓而為大的方法，也極大地影響了現當代書風。我觀察到一個細節：鮑老師經常很細致地觀察、琢磨秦簡、漢簡實物。他先找到精神相通的感覺，做到豪放不失精微。許多人看印刷品久了，不知道漢簡字形大小，很容易出現盲人摸象之不足。當然，并不是所有碑帖都適合放大來臨。但金文和簡書絕對適合放大了臨。然而“大”不代表單純的字形尺寸大，而是氣勢、力量等內在因素也被放大了，所以是“豈止于大”。鮑老師對于金文、漢隸、漢簡等多方面加以吸收，將這些有機融合到秦簡（隸）中去，使自己的書風實現了脫胎換骨式的轉變。對照范本來看，他的臨作沒有遵循原有行文，有漏字出現。《鮮于璜碑》為漢隸中的方筆典型，而臨作有鋪毫的特點，筆畫飽滿、渾圓，從中可以感受到鮑氏秦簡的筆法特點。這些可以從四個方面來理解： 第一，求厚。厚是書法美學的一個重要范疇，比如遒厚、深厚、古厚等。厚不是單純的筆畫粗，而是氣勢和力量的集中存在與釋放。 第二，求重。重與厚相關，但厚也不一定就是重。重體現在用筆濃墨重彩，用墨渾厚華滋，字形重若崩云。但一味重很容易死板，所以要做到重而活絡。概而言之，即舉重若輕。 第三，求拙。不為巧而巧，不為拙而拙，以笨拙的面目示人，以拙藏巧，大巧若拙。 第四，求圓。圓和厚相關。但圓有兩面性，可以圓厚、圓渾、圓融，也可能圓熟、圓滑，尺度的把握非常重要。 面對鮑老師的秦簡（隸），有時不禁令我想到地域書風的問題。鮑老師的書法從氣勢、風格來看，似乎與他生活的江浙地域所體現出的靈秀、靈逸是不符的。那獵獵雄風，可以看出西北漢子的威猛。其實若換一個角度來看，如果地域性與書風乃至書家是絕對的一一對應關系，那么對于個人來說，就會極其單調；對于整體而言，就是一種模式，所以需要一些“反常合道”的特例出現。但從鮑賢倫老師的經歷可以看出，他師從當代名家姜澄清老先生。這立刻讓我想到清代書家莫友芝。莫友芝的書風做到了厚、重、拙、圓這四點，那么莫的書法是不是對于鮑老師的思想產生了影響，不得而知，但冥冥之中確有一種“緣分”。作為“西南碩儒”的莫友芝亦是我所關注的人物。他打破了地域性限制，在清代取法鄧石如的書家中屬善學者，化出了自己的風格。說到底，一個書家要想成功，身處一定的時空中，必須要突破這種限制，唯有讓自己的思想超前而更加敏銳才行。 來源：《中國書畫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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