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讀經典 ｜ 《詩品》

《中華讀書報》2017年征訂正在進行，恭請讀者朋友到當地郵局訂閱。郵發代號1-201

作為“百代詩話之祖”，我國第一部詩論著作，《詩品》以其“思深而意遠”、“深從六藝溯流別”（章學誠語），與同時代的《文心雕龍》堪稱雙璧。《詩品》中的詩學史觀、詩歌發生論、詩歌美學和批評方法論，都垂遠百世，沾溉后人，對我國文學理論、詩歌理論以及日本和歌理論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具有奠基詩學的意義。

《詩品》的作者鐘嶸（約468-518），字仲偉，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齊永明三年 (485) 秋天，鐘嶸入國子學。因好學，有思理，明《周易》；得到國子祭酒、衛將軍王儉的賞識；但長期充當幕僚，做掌管文翰的工作。

《詩品》的產生，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因為當時五言詩蓬勃發展；社會上文學鑒賞、文學批評風氣興盛；士大夫有很盛的著書文化風氣。同時是鐘嶸富于天才的創造。

《詩品》共品評漢迄齊梁一百二十三位詩人：“上品”十二人（古詩算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此數字實包含了鐘嶸的結構思想與良苦用心。

《詩品》的體例，分三品論詩人。“上品”成就大、地位高或派生源流的詩人；“中品”略次；“下品”則為次要詩人。在論述上，“上品”較詳，“中品”次之，“下品”較略；重要詩人專論，次要詩人合論。大抵以源流相同，風格類似，或以帝王、父子、君臣、女詩人、沙門僧侶為歸。

整個《詩品》分序言與品語兩部，互為表里，互相發明。其整體框架，橫向以三品論詩，縱向先溯其流別，再逐一品評自漢魏迄于齊梁的詩人。這種結構形式，橫向可見歷代五言詩人之優劣，縱向可觀五言詩歌之發展。發展分建安、太康、元嘉三階段，分別以曹植——陸機——謝靈運為軸心，輔之以劉楨、王粲、潘岳、張協和顏延之，使一百二十多位詩人連成一個流動的整體，勾勒出一幅自漢迄梁的詩歌史。

王叔岷《鐘嶸詩品箋證稿》

鐘嶸的文學觀念和美學思想，主要包括詩歌發生論、本質論、詩體論、創作論和詩學理想等幾個方面。

詩歌發生的根源，鐘嶸認為首先是“氣”的作用：“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人的性情受氣的感蕩、物的觸動，就形成獨特細膩的內心感受，用吟詠的形式把這種感受表達出來，就形成了詩歌。“氣”，既是抽象的東西，是充盈于天地宇宙間蓬蓬勃勃的元氣；又是具象的東西，是大自然的萌動，能觸于物而感于心。《詩品序》說：

四季感蕩人心的詩歌發生論，已是西晉以來詩論家的共識。如陸機《文賦》說：“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說：“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物色之動，心亦搖焉。”但詩歌發生，并不僅僅是由于四季感蕩，在四季感蕩之外，社會生活中的人際感蕩，同樣是詩歌發生的重要原因，首次明確提出這一理論主張的是鐘嶸。他在闡述四季感蕩之后，《詩品序》又說：

由于氣的發動，四季迭相更遞，萬物盛衰變化；社會動蕩不寧，人際悲歡離合。這一切，都使人心變得更敏感，使情愫變得更豐富，最后產生了馳騁情志、抒發情愫的詩歌。

與此緊密關聯，鐘嶸認為詩歌的本質是吟詠性情的，是人內心情感自然地流露。基于對詩這一本質的認識，詩當與經國文符、撰德駁奏有本質的區別。

“思君如流水”（徐干《室思》），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曹植《雜詩》），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張華斷句），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謝靈運《歲暮》），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在創作論上，鐘嶸強調詩中“賦、比、興”的作用。與漢儒的詮釋不同，鐘嶸給“賦、比、興”下了新的定義，使它更接近審美，更接近表情達意。他重新解釋說：

鐘嶸主張“賦、比、興”三種方法應酌而用之，避免因單用某種方法而帶來的弊端。《詩品序》闡釋說：

《詩經》是四言體，出于對《詩經》的信奉和崇拜，不少詩論家仍視四言為正宗，瞧不起五言。包括劉勰的《文心雕龍》也這么認為。鐘嶸則以為五言是四言發展的必然結果，今人多習五言，是因為五言形式在表達感情方面比四言更為優越，更有回旋的余地，也更具滋味，其摹狀寫物，也更詳切，更具審美價值。

李徽教《詩品匯注》

在漢魏至齊梁一百二十多位詩人中，最能體現鐘嶸詩學理想的詩人是曹植。鐘嶸從曹植的詩歌中概括出自己的詩學理想，又以對曹植的理想化，使自己理想的詩學得到體現。其中“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正是鐘嶸詩學理想的核心。鐘嶸在內容情感上要求“雅”與“怨”的結合。在詩歌的體制風格上，他又要求“質”與“文”，“風力”與“丹彩”等美學要素的統一。在批評實踐中，鐘嶸正是以這些美學尺度來品衡古今詩人的。

鐘嶸重視的“滋味”說，說五言詩體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

劉勰對“味”的論述，只是論某個作家或論其他問題涉及到，鐘嶸把“滋味”放在《詩品》的中心，貫穿始終，且與詩歌的本質論、發生論、文體論、創作論等交融在一起，成為詩歌審美和詩學理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鐘嶸《詩品》批評方法論垂式千秋。

《詩品》既是一部詩學理論著作，又是一部詩學批評著作。《詩品》用得最多的是“比較批評”“歷史批評”和“摘句批評”法。

在運用“歷史批評”法時，鐘嶸把所有的詩人總屬《詩經》、《楚辭》兩大系統，分隸《國風》《小雅》《楚辭》三條源流，按時代先后，世有相因，人有嗣承，如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如評《古詩》：“其體源出于《國風》。”評劉楨詩：“其源出于《古詩》。”評阮籍：“其源出淤《小雅》。”評李陵：“其源出于《楚辭》。”在一百二十三人中，鐘嶸追溯了三十六位詩人的禮貌特征和風格淵源，包羅了《詩品》中重要和相對重要的作家，來代表整體、系列和完美。

“摘句評論法”的核心在于“斷章取義”，無論景語、情語，只要凝煉，概括性強，可斷章取義即可。可以個別代一般，一句代全章，兼有暗示、舉例、鑒賞等作用；《詩品序》末標舉歷代五言警策者，或舉篇名，或以佳句指代，如：“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干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制，惠連《搗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者也。”均為其例。此外，《詩品》有時也兼用孟子的“知人論世法”等等。

《詩品》流傳千載，對后世文論、詩論產生重大影響。其中對唐詩和唐代詩論的影響，除影響的外在形式和詩歌美學，還通過殷璠的《河岳英靈集》、高仲武的《中興間氣集》、皎然《詩式》等顯示出來。他們的品評，多有祖襲、搬用《詩品》的痕跡。

除了詩歌的發生論、本質論、創作論，“滋味說”以外，在批評方法上，《詩品》對后世的影響也同樣重要。《詩品》被推為“百代詩話之祖”。明毛晉汲古閣本《詩品》跋稱《詩品》為“詩話之伐山”。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稱：“詩話之源，本于鐘嶸《詩品》。”

《詩品》不僅對我國齊梁以后的詩論產生影響，還流布海外，對日本的漢詩，特別是和歌，產生重大影響。日本天長四年（八二七），良峰安世等總其成的日本漢詩《經國集序》中，就有模擬《詩品》成句的痕跡，表明其時已有傳入的可能。

日本寬平三年（890），陸奧守藤原佐世奉敕編纂《日本國見在書目》。其中就有對《詩品》的著錄。

日本《古今和歌集》是繼《萬葉集》之后，第二部有重大影響的和歌總集。延喜五年（905），由第六十代醍醐天皇下詔編選，延喜八年至十三年，紀貫之等進呈；選詩一千一百余首；前后有紀貫之所作“真名序”（漢文序）和“假名序”（和文序）。這兩篇序文論述和歌的起源、社會功用和本質特征，揭示了和歌發展的歷史，品評歷代歌人的優劣，劃時代地提出了一整套和歌創作及和歌批評的理論；奠定了日本和歌美學的基礎。因此，一千多年以來，不僅“二序”被日本人奉為圭臬，視為珍寶，每每稱引；紀貫之本人也受到日本詩學界普遍的仰戴，并被尊為和歌理論和散文文學的開山祖師。但紀貫之的《古今和歌集序》，是在全面學習、繼承、祖襲鐘嶸《詩品》的基礎上構建的。

紀貫之《古今和歌集序》對《詩品》亦步亦趨地模仿，對詩人的品評，都與鐘嶸《詩品》的語言相同。

《古今和歌集》開其端，歷代日本天皇都下詔編纂和歌，其中大部分和歌集序，都不同程度地受《詩品》影響。可見鐘嶸《詩品》傳入日本，已與日本民族文化、審美心理融合，并已和諧地進人日本民族獨特的美學結構之中，成為日本和歌精神與日本民族審美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了解《詩品》東漸及對日本漢詩、和歌的影響，正可考察中國文論走向世界，影響和形成“周邊文明”的歷史進程。

中國是一個詩國，清理我們的詩歌理論尤其重要。而鐘嶸《詩品》的理論價值及在文學批評史上與劉勰《文心雕龍》并稱雙璧的地位，即此可成定論。

研讀《詩品》，可資參考的書目主要有：臺灣王叔岷《鐘嶸詩品箋證稿》、日本高木正一《鐘嶸詩品》、韓國李徽教《詩品匯注》、曹旭《詩品集注》（增訂本）《詩品研究》《詩品箋注》。

（“怎樣讀經典”由中華讀書報、杭州骉馬文化傳媒公司聯合推出。本文作者為上海市文史館館員、上海師范大學特聘教授，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