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山區概覽

    武陵山區是以武陵山脈為中心，以土家族、苗族、侗族為主體的湘鄂渝黔四省（市）毗鄰地區，總面積11萬多平方公里，總人口為2300多萬人，其中，土家族、苗族、侗族等30多個少數民族1100多萬人，約占總人口的48%。本區域是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邊遠地區和貧窮地區，是中國區域經濟的分水嶺和西部大開發的最前沿，是連接中原與西南的重要紐帶。

    歷史沿革。“武陵”作為行政區劃的名稱始于漢代。《漢書·地理志》載：“武陵郡，高帝置。”《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在解釋“武陵郡”時說：“漢置，治義陵，在今湖南溆浦縣南三里。后漢移至臨沅，在今湖南常德縣西。隋初廢，尋復置移今常德縣治。唐置朗州，尋仍曰武陵郡，后又為朗州。宋曰朗州武陵郡，尋廢。”《辭海》在釋“武陵”詞條時說：“郡名，漢高帝置。治所在義陵 (今湖南溆浦南)。轄境相當今湖北長陽、五峰、鶴峰、來鳳等縣，湖南沅江流域以西，貴州東部及廣西三江、龍勝等地。東漢移治臨沅(今湖南常德市西)。其后轄境逐漸縮小。隋開皇九年（589年）廢。大業及唐天寶、至德時又曾改朗州為武陵郡。延至宋以后，“武陵”作為行政區劃的名稱再未出現于文獻中，元朝開始施行行省制度，歷史上的“武陵郡”劃歸于湘、鄂、川、黔四省管轄，于是“武陵”被湘、鄂、渝、黔邊區所代替。

    地貌氣候。武陵山區是我國三大地形階梯中的第一級階梯向第二級階梯的過渡帶，位于北緯27°10'-31°28'，東經106°56'-111°49'，是云貴高原的東部延伸地帶，平均海拔高度在1000米左右，海拔在800米以上的地方占全境約70%。武陵山脈貫穿黔東、湘西、鄂西、渝東南地區，長度約420千米。武陵山脈是烏江、沅江、澧水的分水嶺，主脈自貴州中部呈東北—西南走向，主峰梵凈山高2494米。該地區氣候屬亞熱帶向暖溫帶過渡類型，平均溫度在13℃-16℃之間，降水量在1100-1600毫米，無霜期在280天左右。

    覆蓋范圍。基于地理范圍、歷史文化、現實因素等方面綜合考慮，我們認為，武陵山區包括重慶黔江、酉陽、秀山、彭水、石柱、武隆、涪陵2區5縣；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恩施、利川、巴東、來鳳、咸豐、建始、鶴峰、宣恩2市6縣，宜昌市的長陽、五峰2縣；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吉首、瀘溪、鳳凰、花垣、保靖、古丈、永順、龍山1市7縣，張家界市的永定、武陵源、慈利、桑植2區2縣，懷化市的鶴城、沅陵、辰溪、麻陽、中方、芷江、新晃、洪江、會同1市2區6縣，常德市的武陵、石門、桃源、臨澧1區3縣；貴州銅仁地區的銅仁、萬山、玉屏、松桃、印江、沿河、思南、江口、石阡、德江1市1特區8縣，遵義市的務川1縣，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岑鞏、鎮遠、三穗、天柱4縣。共計57個區市縣。   
    該區域山同脈、水同源、人同根、民同俗，經濟同類、文化同質，資源稟賦相似、經濟結構趨同、發展水平相近。作為全國十八個集中連片貧困地區之一，在自然環境、經濟社會發展同一性較強的相對完整和獨立的地理單元，目前，武陵山區已納入國家總體發展戰略——武陵山經濟協作區，是國家新一輪西部大開發戰略確定的6個重點區域之一。

    武陵山區是我國內陸跨省交界地區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聚居區，是國家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交匯地帶，是典型的“老少邊山窮”地區，也是我國扶貧開發的重點地區。改革開放以來，武陵山民族地區在黨的民族政策的大力扶持下，武陵山區經濟社會發展加快，經濟總量獲得較大提升，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值較快增長，投資規模不斷擴大，消費支出明顯增加，但是，由于起點低，底子薄，與全國及本省市其他地區相比，人均生產總值仍然偏低，起支撐作用的企業不多，地區發展存在較大的失衡。在有效的發展進程中，仍然呈現出以下區域特征：經濟發展總體水平低，城鎮空間結構分散，基礎設施建設嚴重落后，生態環境脆弱，公共服務能力弱，市場發育程度低。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武陵山區先后成立了湘鄂川黔邊區（縣、市、區）政府經濟技術協作會、渝鄂湘黔毗領地區民族工作協作會、渝鄂湘黔縣市區（書記縣長）經濟發展研究會等區域協作形式。2009年，國務院《關于推進重慶市統籌城鄉改革和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09]3號）明確提出：“協調渝鄂湘黔四省市毗領地區成立‘武陵山經濟協作區’，組織編制區域發展規劃，促進經濟協作和功能互補，加快老少邊窮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同時，國家民委也提出了支持和促進“一區（武陵山區）九族（人口在10萬人以上、50萬人以下的9個少數民族）”發展的戰略構想，這為武陵山區加快發展帶來了新的重大戰略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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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陵山區內陸的邊緣

    來源：中國民族報

    區域不僅是一個文化與空間的概念，也是一個歷史的建構過程。出于政治、經濟等戰略的考量，國家視野下的武陵山片區并不一定要求與文化、空間視野下的武陵山區疊合。那么，作為民族走廊的“內陸的邊緣”，武陵山區的區域性到底有哪些呢？

　　連接內陸與西南的民族走廊。武陵山區地處江漢平原農業文明區與云貴高原山地復合經濟區的過渡地帶，以武陵山脈所延伸的范圍為核心，東起雪峰山，西止大婁山，南起苗嶺，北邊是大巴山，橫跨鄂湘渝黔4省市。區域內民族遷徙和文化交流的孔道，除以武陵山脈走向所構成的溝壑峽谷外，還存在著一張以沅水、澧水、烏江、清江等大河為主干線、數以千計的溪流為支線的通道網絡。

　　除此之外，這一地區還保存著深厚的民族歷史文化底蘊。從200多萬前的舊石器時代到夏商周時期，這里都留有人類文明的遺跡，保持著很強的歷史連續性。漢唐時期，以武陵郡的設置為始，奠定了后世武陵地方行政區劃格局。據《漢書·地理志》載，武陵郡始自漢高帝時，王莽時改為建平，屬荊州。《辭海》也如是解釋“武陵”詞條：“郡名，漢高帝置。治所在義陵（今湖南溆浦南）。轄境相當今湖北長陽、五峰、鶴峰、來鳳等縣，湖南沅江流域以西，貴州東部及廣西三江、龍勝等地。東漢移治臨沅（今湖南常德市西），其后轄境逐漸縮小。隋開皇九年（公元589年）廢。大業及唐天寶、至德時又曾改朗州為武陵郡。境內少數民族和漢族雜居，被稱為‘武陵蠻’。”

　　明清特別是改土歸流后，在中央王朝移民政策以及人口壓力等因素的推動下，大量漢族人從湖廣或內陸經武陵山區的主要通道進入四川。他們或波浪式前進，或迂回遷徙，其中一部分便在武陵山區“落地生根”。武陵山區東北部的宜昌府改土歸流后“人民四集”，西南部的思南府則是“多吳、楚、閩、蜀人”（《銅仁府志》卷二《風俗》），西部的酉陽州“境內居民土著稀少，率皆黔楚及江右人……其戶皆零星四散，罕聚族而居者，五方雜處”，北部的施南府“久成內陸，以致附近川黔兩楚民人，或貪其土曠糧輕，攜資置產；或藉以開山力作，搭廠墾荒，逐隊成群，前后接踵”。受漢族人進入的影響，武陵山區原有的族群也出現了較大的流動。在“趕苗拓業”政策之下，原居住在武陵山區南部的苗族一方面繼續向西、向北遷移，另一方面則遷入當地深山。由此可見，武陵山區歷時性特征明顯，民族歷史文化積淀深厚，眾多的山谷和河流構成天然的通道走廊，完全具備作為民族走廊的自然和人文條件，故其確是一條連接內陸與西南地區的民族走廊。

　　傳統中國內陸的“化外之區”。與“內陸”一樣，“邊緣”也是一個歷史的建構過程。傳統中國的內陸，既非鐵板一塊，也非以政治、文化中心為圓心的規整的同心圓。內陸之中，存在一些中央王朝管理較為薄弱，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處于弱勢的邊緣地區。翻開中國地圖可知，從大的范圍來看，武陵山區連通云貴高原及其延伸地，如同一張拉開的弓箭，橫掛在中國大地上。箭弦所劃出的弧線部分就是中國少數民族文化最為多樣的云貴高原，箭弦之外凸出的“箭頭”就是武陵山區。秦滅六國一統天下，作為天下一部分的“箭頭”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中國”的內陸。其東面、東北面是楚文化的中心及延伸地帶江漢與湘中東平原，西邊是設有黔中、漢中等郡的四川盆地，北面是關中平原。漢興，改黔中為武陵郡，西漢治義陵（今湖南溆浦），東漢治臨沅（今湖南常德市），轄湖南西部和與其毗鄰的湖南、重慶、貴州部分地區，武陵山區在地理上已漸屬內郡，經濟文化也頗受漢文化影響。故漢初南越王趙佗曾云：“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這里的長沙包括長沙郡及武陵郡的一部分。漢代之后雖經歷朝代更替與帝國之分合，但武陵山區總體上仍處于內陸而非“邊疆”。

　　地處“內陸”非“內陸”。著名歷史學家許倬云論及《漢代中國體系的網絡》時指出：“中國地方遼闊，即使有干道交通網絡，聯系各處地方，干道之外，又有分支道路分布，猶如人體的血管與神經網絡，聯結中國為一體。但是，分支道路之間，總有遠鄉離村，形成網絡中的空隙，訊息物資，都難出入。這些隙地，如邊陲地區，更多地方土著的少數族群，他們雖已為‘中國’族群的行政單位納入中國版圖，卻仍是文化的‘他者’，也是一國的‘內在普羅’。”正如許先生所言，武陵山區長期就是傳統中華帝國中的“隙地”或者“內在普羅”。

　　如前所述，秦一統“中國”后，在各地設置郡縣，當時的武陵山區大致屬于黔中郡的范圍。漢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改黔中郡為武陵郡，此后建制雖有變化，但武陵的名稱一直沿用到唐肅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朗州為止。在此期間，武陵山區名屬內陸，實乃“化外之區”。這一時期，以“蠻”、“夷”概稱的族群在此非常活躍。其北部清江流域和西部烏江中下游主要是信仰白虎的巴人；東部和南部的澧水、沅水流域則主要是信仰盤瓠的“武陵蠻”、“五溪蠻”。歷經魏晉南北朝以及隋唐的民族大融合，兩宋時期朝廷對武陵山區的統治通過設置軍事寨堡有所加強，但實際控制力仍很弱，武陵地區仍是少數民族先民活動的天堂。其中部有“溪州蠻”（今湖南沅陵、永順、龍山一帶），西南部有“思州蠻”（今黔東北），北部有“施州蠻”（今恩施州），西部則有“黔安州蠻”（今重慶彭水、黔江一帶）。

　　唐宋時武陵山區大都被羈縻統治，元朝在此基礎上建立土司制度。明清之際，土司制度在這一地區得到完備，建立大小100多個土司政權。為了加強對土司的控制，明王朝在武陵地區設置了許多衛所，但實際控制力仍比較有限，“漢不入峒，蠻不出境”的隔離政策更是減少了族群間的流動，弱化了王朝對土司地區的影響。民族隔離政策擋不住族群間的物質、文化交流，受中央王朝更替、戰爭等因素的影響，明清時期外來族群和土著族群仍在武陵山區遷進遷出，進行小范圍的流動，并促成了“改土歸流”前最后一次大規模的遷徙與融合。

　　“改土歸流”后，清王朝在武陵地區采取了設流官、派戍兵、編戶籍、立保甲等措施，傳統中國內陸的“化外之區”終成“內陸”。但是，其政治、經濟、文化的邊緣性仍在繼續，歷經民國，直至今日。

　　綜上所述，武陵山區歷史悠久而厚重。該地域自秦漢以來一直地處傳統中國的內陸，長時間并未完全納入中央王朝的控制體系，故而又符合成為“內陸的邊緣”的條件。因此，武陵山區不僅是集革命老區、民族地區和貧困地區于一體的連片特困區，而且是作為民族走廊的“內陸的邊緣”。

    武陵郡的歷史沿革

   “武陵”這一地名，最早出現在西漢初年。《漢書·地理志》記載：“武陵郡，高帝置，莽曰建平。屬荊州。(領)縣十三：索(今常德市武陵區、鼎城區、漢壽縣地，故城今常德市東北六十華里)、孱陵(今湖北**縣與湖南南縣、華容、岳陽、安鄉、澧縣等縣地)、臨沅(今常德市武陵區、鼎城區大部和桃源縣地)、沅陵(今沅陵、滬溪、吉首、麻陽等縣地)、鐔成(今洪江市和黔陽、靖縣、綏寧、會同、通道、懷化等縣地，錯人今貴州省境)、無陽(今芷江、新晃、懷化等縣地，錯入今貴州省境)、遷陵(今保靖縣地，錯入今四川省境)、辰陽(今辰溪、麻陽、花垣、鳳凰等縣地)、酉陽(今永順、龍山、古丈等縣地，錯入今四川省境)、義陵(今溆浦縣地)、佷山(今湖北長陽縣地)、零陽(今澧縣、慈利、石門、臨澧等縣地)、充(今大庸、桑植縣地)” ①。武陵郡又稱“義陵郡”。其來歷據晉人常林《義陵記》云：“項羽弒義帝于郴，武陵人縞素哭于招屈亭，高帝聞而義之，故曰義陵。”郡治義陵縣(一說治索縣)。建置時間，據《后漢書·郡國志》武陵郡下原注：“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前202)年更名。”[《水經注·沅水》記為“漢高祖二年(前205年)]
    西漢武陵郡治，歷來有二說。一曰治索縣，持此說者如：宋歐陽忞《輿地廣記》②、清段長基《歷史沿革表》③、同治《武陵縣志》。他們持此說，或許是據《漢書·地理志》，武陵郡所領十三縣，索縣置于諸縣之首。按該書慣例，郡治亦多置于轄境各縣之首，故以索縣為武陵郡治。二曰治義陵。持此說者如：唐魏王泰《括地志》④、唐顏師古《漢書注》、《嘉慶常德府志·輿圖考沿革表》、《湖南省通志·地理志》，新編《常德縣志》、《常德市志》。筆者亦同意此說。理由是：

    西漢武陵郡為漢高帝改原秦黔中郡地所置。據《元和郡縣志》云，秦黔中郡治，在今辰州沅陵縣西二十里。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已發現該城遺址⑤。秦黔中郡，本是在秦昭王三十年(前277年)伐楚，取巫郡及江南地為黔中郡⑥。在此之前為楚黔中郡⑦。秦置黔中郡，主要是從軍事、政治上加強對巫、黔中及江南地區的控制。把郡治設置在沅陵縣，是因沅陵處于沅水中游，上溯可達貴州牂牁，下游可逕入洞庭，沅、澧二水及湘西、北地區都在掌握之中。從經濟方面講，貴州麗水的黃金、湘西的竹木、油茶、苞茅、生漆，尤其是辰溪的丹砂和麻陽?等縣豐富的銅、錫、鉛等礦產，都是一個國家發展中亟需的重要物資資源。黔中郡設置在此，對經營整個西南具有重要經濟和戰略意義⑨。漢取黔中郡后設置武陵郡，把郡治設置在離沅陵縣不遠的溆浦，其用意不言而喻，是對前朝在這里所作的一切，都將取而代之。顏師古注《漢書》，匯集了在他以前的二十多家注釋。他學識淵博，又有秘書省藏書可資利用，所注《漢書》，深為學者所重⑩。他在《漢書》注釋中說：“舊治義陵，非郡名義陵也。”肯定是有依據的。或許是他對前面所講的此中奧秘有深刻理解，故而作出“武陵郡舊治義陵”的論斷。不過，我又認為索縣改漢壽縣作荊州刺史治所之前，可能作過一段武陵郡治，時間也許是在義陵縣作郡治之后。因為它若未作過郡治，不具備設置較大軍事、政治、經濟中心的條件，刺史治也不會遷移在那里的。
    關于武陵郡設置的時間，《水經注·沅水》記為“漢高祖二年(前205年)”，雖《史記·高祖本紀》所記，“高祖二年，項羽弒義帝于江南，三月為義帝發喪”。與武陵郡改名“義陵郡”，似乎時間較吻合。但從當時楚漢戰爭形勢分析，高祖二年，漢王劉邦的主要力量，是將攻占之地，設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各郡。關之外，置河南郡(治洛陽)、河內郡(今河南武陟西南)。漢王自己進兵東下，在彭城靈壁東，被項羽打得大敗，連父母妻子都作了項羽的俘虜。好不容易陸續收聚士卒，加上諸將所率和關中的兵力，才于滎陽破楚兵于京、素之間11。而對南方或西南地區設郡，此時根本無法顧及。至于漢高帝五年(前202年)，在這一年里，項羽自殺于烏江；漢王即皇帝位，都洛陽；封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越王無諸為閩越王（12）。此時，在原秦黔中郡故地設置武陵郡，可謂順理成章，適得其時。
    新莽時期曾將武陵郡改為建平郡，臨沅縣改為監元，孱陵縣改為孱陸，仍屬荊州治。
    東漢監元縣復稱臨沅，孱陸復稱孱陵，建平郡復稱武陵郡。領十二縣：臨沅、漢壽[西漢索縣，陽嘉三年(公元134年)更名，移荊州刺史治至此]、孱陵、零陵、充、沅陵、辰陽、酉陽、遷陵、鐔成、沅南[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分臨沅縣南境置，即今桃源縣地，故城在今桃源縣西南70華里]、作唐(分西漢孱陵縣置，今安鄉縣地，故城今安鄉縣北)13。郡治臨沅(即今常德市城區。《水經注·沅水》云：“臨沅縣，縣南臨沅水，因以為名”)。此后，臨沅一直為歷朝郡、州、路、府治。
    “武陵”一名的來歷，據梁劉昭注《先賢傳》曰：“晉太守趙厥問主簿潘京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為所攻破。光武時移東出，遂得見全，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注：高平為陵，’于是改名焉。”(見《方輿覽勝·常德府》)“武陵郡”之名取之于《左傳》與《詩經》，始于漢初，后改“義陵郡”；東漢時復稱“武陵郡”。潘京的對話沒有說完全。也許是倉促間對話，忘了說出最初取名，經過改名又復名的全過程。故有本末倒置之嫌。
    荊州刺史治漢壽，清顧祖禹《讀史書輿紀要》載，漢壽，今常德府東四十里有漢壽故城。(漢獻帝)初平二年(191年)劉表為荊州刺史，徙治襄陽，舊領郡國七，今領郡七(即：南陽郡、南郡、江夏郡、零陵郡、武陵郡、桂陽郡、長沙郡)，相當于今湖南、湖北和河南南部及廣東、廣西、貴州省一部分廣大地區。清同治《武陵縣志》記載：“漢壽城，縣東北六十里，本漢索縣城，武陵郡治焉，漢順帝更名漢壽，移荊州刺史治于此，俗名“崆巄城’，悉為居民田業，遺址尚存”。據《常德文物志》記載：索縣漢代城，位于常德市東門外30公里處的斷港頭鄉城址村。城址遺跡至今猶存。城由大、小二城組成，總面積54萬平方米，城垣殘高3—4米，寬12—18米，有東、南、西、北四門，城四角有高7-10米的暸望臺，城外四周有寬30米左右的護城河，城內殘存漢磚漢瓦，遍地皆是。城外東南方有漢墓群14。唐劉禹錫《漢壽城春望》一詩，即寫此處。
    三國時的武陵郡，治所仍在臨沅(今常德市武陵區和鼎城區的大部)，初屬蜀，后屬吳，吳景帝永安六年(263年)，將原漢壽縣改名吳壽縣，又在西部分零陵、充縣地設溇中縣、分孱陵縣地設南安縣、建立天門郡，治所在溇中縣(今慈利縣西和大庸縣地)15。此時，荊州治所已由漢壽遷至湖北江陵。武陵郡所轄只有沅水流域的臨沅、吳壽(轄今漢壽縣西部和鼎城區東部)、龍陽(分東漢漢壽縣地，轄今漢壽縣東部)、沅南、沅陵、辰陽、黔陽、遷陵、鐔城、酉陽、舞陽等縣，而不再轄有澧水流域各縣。
    西晉時期，武陵郡的建置及所轄地區基本上無大變化，東吳時的吳壽縣此時已恢復為漢壽縣舊名。
    南朝劉宋(420-479年)時期，武陵郡所轄地區仍無大變化，只是武陵郡原隸屬荊州改為隸屬郢州(州治武昌縣)(見《宋書·州郡志》)；肖齊(479-502年)時期，武陵郡治遷往沅陵，(見《南齊書·州郡志》)，肖梁(502-557年)時期，武陵郡治仍遷回臨沅，并升武陵郡為武州。(見《隋書·地理志》、《太平寰宇記》、《讀史方輿紀要》)。陳朝(557-589年)時期，析原武陵郡所屬中上游地區的沅陵、辰陽、黔陽、遷陵、鐔成、酉陽、舞陽設置沅陵郡；而沅水下游地區的臨沅、沅南、漢壽、龍陽4縣為武陵郡，郡治臨沅。其間，陳太建七年(575年)，曾將梁在武陵郡地區設置的武州改稱沅州，下轄武陵、南義陽和南平等郡。
    西漢到陳朝，武陵郡的轄區已大為縮小。此后，隋唐朗州、武陵郡、宋鼎州、元常德路、明清常德府的轄區，基本上都與陳朝武陵郡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