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從書出”的得與失——鄧石如、吳讓之篆刻研究

中國篆刻藝術源于先秦，盛于兩漢，明清時期發(fā)展到繁榮的高峰。清中期因金石學盛行，文人篆刻家借助書法、金石、考據學問進一步完善而空前繁榮，其間流派紛呈，名家輩出。他們借古開今，標新立異，創(chuàng)新發(fā)展，給清代印壇帶來了新的生機。“國朝第一”、“印從書出”的鄧石如與將鄧氏“以書入印”理論充分發(fā)揮、拓展新意的吳讓之，為清中葉印壇的發(fā)展起到了一種巨大的推動作用。雖然這兩位大師處在同一時代具有師承關系，但各自的美學思想、作品風格求同存異，各臻其美。

△江流有聲斷岸千尺（鄧石如篆刻作品）

近年的研究中，涉及鄧石如篆刻的文章有趙宏《印從書出———鄧石如為篆刻藝術的發(fā)展注入了新的生機》(《書法世界》2004 年第 10 期)，討論鄧石如篆刻新風格在清中期浙派切刀風格籠罩下的開新意義。曹亞彬《淺談鄧石如篆刻藝術》(《青少年書法》2008 年第 4 期)則是分階段的介紹。涉及吳讓之篆刻研究的文章有程俊英《吳讓之印風的來源及其影響》(《書法賞評》，2007 年第 5 期)，認為吳讓之取法漢印與鄧石如印風，其篆刻新風格產生了一定影響。而李瑩波的《“印從書出”思想對吳讓之印風的影響》(《藝術中國》2011 年第 8 期)一文，則專門討論鄧石如印學觀念對吳讓之印風的影響。

由此可見，以往的研究多以個案的形式展開，就事論事，缺乏宏闊的文化視野，由此也限制了論述的廣度與深度。本文將鄧石如與吳讓之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希望從較長的發(fā)展時段觀察一個連續(xù)性的篆刻流派，借此對于“印從書出”的印學理論的得失做出必要的總結。

一、鄧石如與“印從書出”

鄧石如(1743 － 1805)，原名琰，字石如、頑伯，號古浣子、完白山人等，安徽懷寧人。著有《完白山人印譜》，是清代杰出書法印學家，其篆書開啟了有別于秦篆系統(tǒng)篆書的清篆，貢獻杰出。他的篆刻，初學何震、梁袠、程邃，早期篆刻是受徽派印風的影響。鄧石如性情孤傲，卓爾不群，治印不入時流。他在多年研求玉筯篆基礎上，銳意革新，將書法與篆刻緊密結合，形成了“書從印入，印從書出”的藝術觀念，故其篆書篆刻取法髙古，筆意盎然，氣象一新，對清中葉乃至以后的印學發(fā)展產生了革新意義，被譽為“國朝第一”。

鄧石如以“印從書出”為法則自出新意，以金石文字來豐富和完善他的篆刻藝術，形成了“圓勁婀娜”獨具特色的“鄧派”印風。由于書法功力雄厚，鄧石如以隸篆筆法和朱文小篆構成了其篆刻藝術的主要風格。其篆書取法廣博，形成了體態(tài)勁健而端重，氣勢樸茂而灑脫，筆墨率真而渾雄的書風。因此，反映在他的篆刻作品中的篆體，均顯得字態(tài)端莊，精神飽滿，筆意盎然。用刀以沖刀為主，加以刀法蒼勁渾樸，章法婉暢淳穆，篆法婀娜多姿。其突出的篆刻藝術，正如清代書法篆刻家楊沂孫所譽:“摹印如其書，開古來未發(fā)之蘊，自有花乳石以來，山人奏刀獨神矣。”從鄧石如贈羅聘“亂描繁花向晴昊”印章的邊跋中不難看出:“兩峰子梅，瓊瑤璀璨，古浣子摹篆，剛勁婀娜。”剛柔相濟，相輔相成，使篆刻升華達到完美的境界，形成了“圓勁婀娜”的獨特印風。如鄧石如“意與古會”朱文印是其代表之作，印面篆法書印相參，意趣髙古，神情舒暢;刀法以沖刀為主，沖切并用，平中見奇，刀筆互生；線條意趣灑脫，曲直相兼，剛健圓勁;章法疏密對比，方圓通融，神完氣足，氣象萬千。

△守素軒（鄧石如篆刻作品）

鄧石如篆刻“書印相參”，他在選字配篆上以小篆入印，將秦篆漢隸筆意帶入篆刻字法中，增強了線條的筆意和書寫性，或借其形，或取其理，或傳其神，變篆文為印文；筆畫結構方圓結合，剛柔相濟，相輔相成，增強了文字的美感和表現力，豐富了篆刻文字的字法語言，創(chuàng)造了“圓勁”、“婀娜”的字法特點。如“家在龍山鳳水”，全印布局合理，靈氣溢動，以書入印，生機盎然，盡顯流美之趣。

篆刻創(chuàng)作中，鄧石如“使刀如筆”，以沖刀法將深厚的篆隸筆意帶入印中，刀中有筆，筆中有刀，“刀筆相參”增強了篆刻線條的筆意和書寫性，使印文線意、刀韻更加髙古流暢、生動自然，形成了刀法筆意的豐富變化與挺勁流美審美精神的表達。由此逐步形成了“書印相參”、“刀筆互生”的篆刻風格，將文人篆刻的審美要求引領到了一個新的高峰。正如李兆洛在鄧石如“筆歌墨舞”印款跋語中所言:“使鐵如使毫，所向無不宜……鄧翁負絕學，追冰而及斯。”從中可窺見鄧石如藝術造詣高妙之處。“使刀如使筆”刀筆合一，心手合一，任意揮灑，所向皆宜的高超技藝，將書法線的韻律美與篆刻的金石氣，通過刀法充分地彰顯出來。這一審美追求在“江流有聲，斷岸千尺”朱文印中顯而易見:線意刀韻，輕重起伏，曲直剛柔，婉轉流動，生動自然；全印章法疏密停當，虛實相生，意境深邃，皆成妙境，體現了作者高超的藝術修養(yǎng)。

“鄧派”篆刻藝術在清代中葉崛起于印壇，獨樹一幟，影響深遠，繼之有大成者，首推吳讓之。

二、吳讓之與“刀筆相融”

吳讓之(1799 －1870)，初名廷飏，字熙載、晚學居士、言甫、言庵等。其祖籍江寧(今南京)，出生與江蘇儀征。著有《師慎軒印譜》。吳讓之是位博學多能的藝術家，出包世臣之門，是鄧石如再傳弟子。篆刻取鄧法，善畫，工篆書，特別是他圓勁流美的小篆，用筆舒展自如，為時人所推崇。他的篆刻以篆書筆意入印，筆意舒展，流美生動，婀娜秀麗，韻味清新，增添了當時文人篆刻流派的活力，為“晚清篆刻六家”之首。

吳讓之治印不守成法，廣采博收，師古為新，繼承和發(fā)揚了鄧石如“以書入印”、“印從書出”的藝術觀，在繼承中發(fā)展了“鄧派”篆刻的個性特征。其篆刻章法采用穩(wěn)健的小篆入印，注重虛實的處理，疏密得當，在平穩(wěn)中求新奇，以表現篆刻整體結構美為原則，故白文印章法布局較沉著勁健，平穩(wěn)端莊，淵雅凝煉，氣勢豪邁，如“硯山”印;朱文印圓轉流美，委婉細膩，分朱布白虛實分明。如“生氣遠出”印，全印布局嚴謹，四字線條婉轉流動，曲直結合舒卷向心，形質兼美，突出意境。加之他能將篆書的筆意在篆刻中充分展現，“以書入印”，“刀筆相融”，因此，他的朱文印能平正中見飄逸，文雅中見勁麗，俊逸中見灑脫，渾樸中見圓潤的獨特面貌，盡顯篆刻的文人氣和書卷氣。

△吳熙載印（吳讓之篆刻作品）

篆刻藝術中的字法，是篆刻創(chuàng)作的根本所在。吳讓之長期仿漢，潛心師法鄧石如，將鄧石如“印從書出”的字法之理，在印文中突出書法意趣，在篆刻藝術上充分發(fā)揮，拓展出新的意蘊和境界。他把剛勁飄逸的獨特書風融入到印文中，其印文字法面目自然獨具，將篆書古樸圓勁、生動自然的變化姿態(tài)運用到篆刻創(chuàng)作實踐中。如朱文印“逃禪煮石之間”，其字法均等、巧妙其中、注重筆意、靈動秀逸，用筆跌宕生姿，用刀爽快利落，筆中有刀，刀中見筆，刀筆相融，有渾然天成之妙。

其刀法運用靈活，善以沖刀為主，刀法與印文結合。行刀輕靈勁利，以沖、削取勢，刀筆結合完美，天趣盎然。無論是運刀還是用筆，都體現出輕重疾徐，使轉提按等筆意刀趣。如朱文印“觀海者難為水”，以小篆入印，全印平正端莊，疏密得當，對稱中求變化，變化中求統(tǒng)一，用筆圓潤，靈動多姿，用刀從容，沉雄舒展。被清末金石書畫家吳昌碩譽為:“讓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于秦、漢印璽探討極深，故刀法圓轉，無纖曼之習，氣象駿邁，質而不滯。余嘗語人學完白不若取徑于讓翁。”從中可見其篆刻的審美主張與藝術特點。

△學然后知不足（吳讓之篆刻作品）

從上可知，吳讓之篆刻以清晰的篆法筆意，自然樸實、遒勁利落的線條，婉轉流動、秀逸舒暢的章法，瀟灑痛快、剛柔相濟的刀法，構建了“印從書出”、“刀筆相融”的審美特點。

三、“印從書出”的得與失

從篆刻史的發(fā)展來看，實用印章真正成為篆刻藝術是從元代開始的，由于明代文人篆刻家的追求開始了自覺發(fā)展，清中葉出現了繁榮。其重要標志就是廣納博采，彰顯個性，銳意革新，對篆刻的基本特征探求的同時，對篆刻的品格、境界等方面也進行了多元的探索，如吳讓之在《自評印稿題記》闡明印亦當分為五等的見解:“天成者神品，橫直相安者妙矣，思力交至者能事也，不謬者為逸，有門境可循者佳耳。五者并列，優(yōu)易分，若意無新奇，奇不中度，狂怪妄作，皆難列等。”由此可見吳讓之篆刻藝術的追求。如果說鄧石如篆刻是“印從書出”，那么，吳讓之篆刻則重在將“以書入印”之妙理在篆刻創(chuàng)作中充分發(fā)揮，拓展出新的境界。“書從印入，印從書出”的重要意義是篆刻家首先要擅長書法，篆刻的發(fā)展是因應書法的發(fā)展而起到了充實與促進。無疑，鄧石如的篆刻藝術成就是靠其書法功力而取得成功的。“印從書出”既成就了此派，也有先天的不足處，具體說是他們忽略了刀法的作用，在化篆文為印文方面也有失當之處。

△震無咎齋（吳讓之篆刻作品）

在篆刻藝術中，刀法是重要的表現語言，是寄寓作者情感的特殊手段，也是篆刻家形成個性風格特征必備的條件之一。在鄧石如的篆刻中，最具個人色彩的因素是篆刻的字法，字法往往決定章法、刀法的選擇。清代徐堅在《印戔說》中指出:“作印之秘，先章法，次刀法，刀法所以傳章法也，而刀法更難于章法。章法，形也；刀法，神也。形可摹，神不可摹。”道出了刀法在篆刻中的真諦。鄧石如“印從書出”的印學思想是非常注重篆法的，從其作品中也可看出他重筆意而輕刀法的現象。一般的說，篆是鐫刻的前提，刻是篆的繼續(xù)，篆刻鐫刻過程是一個以刀傳筆再創(chuàng)作的過程。因此說“以書入印”印文的書寫只是篆刻優(yōu)劣的先決條件。從此出發(fā)，過于強調篆刻的書寫性，不能化篆文為印文，將會導致就字刻字的習氣，似乎少了篆刻刀法自然天趣的表現，如鄧石如朱文印“兩地青溪”、“家在龍山風水”，白文印“我書意造本無法”等印。相對婉轉率真的布局，靈逸渾融的筆意而言，出現了刀法單調少骨力，刀、筆、石不能相兼，缺少自然天趣之弊，也顯露出了刀法的不足。相比之下，吳讓之汲取金石文字來豐富和改造他的篆刻刀法，匠心獨具，在繼承中發(fā)展成就了“鄧派”刀法。

如果我們針對“書印相參”的印學理論特別是鄧石如的篆刻實踐來分析“印從書出”的得與失，則不難發(fā)現，在“鄧派”印風的基點正是鄧石如書風的“圓勁婀娜”特征，并在篆刻字法中得到了高度應用，而過于沉迷篆刻“圓勁”、“婀娜”的字法風格的統(tǒng)一性，忽略了篆刻分朱布白的關系和章法節(jié)奏，使其在處理印文篆法與章法固有形式規(guī)律之間產生了一定的矛盾，由此或多或少給印文的章法處理帶來了纖巧柔弱、造作刻意和分朱布白上的支離松散之失，使作品缺乏形質相兼，天趣自然的審美特點。

△淫讀古文甘聞異言（鄧石如篆刻作品）

鄧石如出身貧寒，自稱“布衣”，其篆刻多學古，與文人篆刻家交流不多。此外，喜游歷的生活方式也影響了他篆刻風格的多變。并且，由于他書法名氣大于印名，他自己也不太看重篆刻。由此可見，鄧石如篆刻在美學主張上出現某種偏頗之外，創(chuàng)作環(huán)境的不穩(wěn)定和篆刻過多的應酬之作，難免出現急就章式的倉促之作，也限制了對篆刻藝術完美境界及自然天趣的追求。如何去偽存真、去粗存精、實事求是地評價“印從書出”的得與失，確立“鄧派”篆刻在印學史上的地位，是需要印學研究界共同思考的問題。

結語

鄧石如篆刻的重要特點是筑基于其深厚的篆書基礎之上，“書從印入，印從書出”。此觀念既成就了此派，也有明顯的局限，即他們忽略了刀法的作用。吳讓之篆刻在鄧石如等人的基礎上，從刀法上做了一定的補救，但篆法風格仍偏于流美，缺乏樸厚的金石趣味。直到趙之謙、黃士陵、吳昌碩等人轉向“印外求印”的印學思想，合“鄧派”、浙派風格于一爐，刀筆并重，并取金石之趣，乃得大成，從而也把晚清的篆刻藝術水平真正推向了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