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楚辭》解讀

【楚辭概述】

【作者簡況】

【楚辭目錄】

【關于楚辭】

【文學貢獻】

【解讀楚辭】

【比較詩經】

  [楚辭概況]

（一）《楚辭》是我國第一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

楚辭，也叫楚詞。楚辭者，楚人之辭也，原本為楚地的歌謠。戰國時期，偉大的愛國主義、浪漫主義詩人屈原，充分地汲取、吸收楚地歌謠的營養和精髓，創造性地撰寫出《離騷》等千古流芳的鴻篇巨制，而且，后人紛紛學習和仿效，名人名篇不斷產生，使之成為一種特點鮮明的文學表現形式，這種文體通稱為“楚辭”。

（二）《楚辭》的主要作者是屈原。

屈原創作了《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不朽的文學作品。由于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所以，楚辭又稱為“騷”或“騷體”。

（三）《楚辭》的首次編纂者是西漢的劉向。

劉向在《楚辭》中收錄屈原、宋玉、王褒、賈誼、嚴忌等人的辭賦及自己的作品《九嘆》，共計十六卷。全書以屈原作品為主，其余各篇也都承襲屈賦的形式。其中，收錄屈原詩作八卷二十余篇，包括：《離騷》、《九歌》（11篇）、《天問》、《九章》（9篇）、《遠游》、《卜居》、《漁父》、《招魂》等。其它八卷是：宋玉的《九辯》、景差的《大招》，及漢代賈誼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隱士》、東方朔的《七諫》、嚴忌的《哀時命》、王褒的《九懷》、劉向的《九嘆》等。

（四）《楚辭》的主要注本。

1，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

2，南宋洪興祖的《楚辭補注》。

3，南宋朱熹的《楚辭集注》。增入賈誼的《鵬鳥賦》、《吊屈原賦》兩篇；刪去《七諫》、《九懷》、《九嘆》等作品。

4，清初王夫之的《楚辭通釋》。

5，清代蔣驥的《山帶閣注楚辭》，等等。

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浪漫主義愛國詩人，屈原在我國詩歌中是一顆彪炳千古的清亮的大星。《楚辭》也因而成為繼《詩經》之后中國詩史的又一次頂峰之作。讓我們永遠銘記屈原吧：蒼勁是他的音，蒼老是他的身，滄桑是他的心，但他對故土的愛卻一直沒變，還是那純潔的初心。

當才華遭遇潛規則，當傲骨被碾成塵埃，當真情換就成籌碼，還有誰能把憔悴的枯顏賭向那不可挽回的年代。他走得那樣決絕，不給自己留任何余地。“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遺則！”這是他冥冥中的讖語——執著的信念永不改變——即使是死亡。人生一世，竟是為了溺水這一瞬。千年的流水載著愁思，汨羅江中映出了一個大寫的人字。他臥水而眠——不是與一切告別，是靈魂對空明境界的奔赴。汨羅江的訣別，一襲白衣，鑄成《離騷》風華絕代。

屈原依照前賢堅持正道，可嘆歷盡磨難令人心寒，卻遭懷王疏遠，不為世人理解，他只有“長太息以掩涕，哀民生之多艱”。盡管路途坎坷艱辛，處境尤其孤獨，但詩人憤世寧折不彎的意志不變，堅持正道的決心和忠信的崇高情操不變；拳拳的愛國之心不變。雖然遭到流放，雖然明知楚國奸臣當權，屈原始終不愿意離開楚國，游宦他鄉。屈原遭到放逐時，曾形容枯槁，顏色憔悴地行吟在湘江邊上。漁夫問他怎么淪落到這種地步，他說，舉世混濁我獨清，眾人皆醉唯我獨醒。屈原的一生是憂愁抑郁的，他憂的是國，慮的是民，他為他的國家和人民而死，毫無悔恨地死。

一部《楚辭》，屈原為國為民、剛正不阿的形象躍然紙上，閉目沉思，他是那樣清晰的站在高山之顛，為世世代代的后人所敬仰。通篇貫穿著熱愛祖國、關心人民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力量，散發著改天換地、浪漫主義的雄渾詩韻和耀眼光芒。

《離騷》作為《楚辭》的源頭，讀來總有一種震人心魄的力量。洋洋灑灑的長詩，個性鮮明，想象奇特，語言斑斕，意境蒼茫，詩韻源遠流長。任人穿過千年歷史的帷帳，去觸摸那汨羅江畔帶露的文字，任蒹葭蒼蒼結成溯流的蘭舟，踏向那久違的圣地。太史公在《史記》中寫道：“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志潔高雅，萋萋芳華，屈原低吟淺唱，走在楚國的衰亡之路上。

歲月太長，時光空隔，《楚辭》在流光溢彩的今天已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現在理解起來也太艱辛，它不是都市麗人們手中的玩物，不如《孫子兵法》一般可以成為商戰的法寶，不如老莊讓人回想，沒有孔孟的地位，它是一個孤獨而干凈的靈魂，期待著那些沐浴而歌的心靈，去完成穿越時空的對話。

附：

王逸敘曰：昔者孔子叡圣明哲，天生不群，定經術，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后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后周室衰微，戰國并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于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纘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余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為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為高，以伏節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榮顯而名著。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娩以順上，巡以避患，雖保黃耇，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班固離騷贊序：《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并爭。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懷王終不覺寤，信反閑之說，西朝于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于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風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死之后，秦果滅楚。其辭為眾賢所悼悲，故傳于后。

劉勰辨騷：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翥詩人之后，奮飛辭家之前，豈去圣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昆侖、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鹥，則時乘六龍；昆侖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固知《楚辭》者，體慢于三代，而風雅于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杰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镕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游》《天問》，懷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焰，難與并能矣。自《九懷》已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郁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眄可以驅辭力，咳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于長卿，假寵于子淵矣。贊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艷溢錙毫。

《九歌》：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托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天問》：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旻，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圣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何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九章》：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

《遠游》：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為讒佞所譖毀，下為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鋪發，遂敘妙思，托配仙人，與俱游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辭焉。

《卜居》：屈原體忠貞之性，而見嫉妒。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己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卜之蓍龜，卜己居世何所宜行，冀聞異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

《漁父》：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閑，憂愁嘆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

《九辯》：辯者，變也，謂陳道德以變說君也。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地有九州，以成萬邦；人有九竅，以通精明。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暗蔽，將危亡，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明己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至于漢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為“楚詞”。亦采其九以立義焉。

《招魂》：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大招》：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憂悶煩亂，精神越散，與形離別，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憤然大招其魂，盛稱楚國之樂，崇懷、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賢，公卿明察，能薦舉人，宜輔佐之，以興至治，因以風諫，達己之志也。

《惜誓》：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約也。言哀惜懷王，與己信約，而復背之也。古者君臣將共為治，必以信誓相約，然后言乃從而身以親也。蓋刺懷王有始而無終也。

《招隱士》：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升天乘云，役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沉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

《七諫》：諫者，正也，謂陳法度以諫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屈原與楚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加為《七諫》，殷勤之意，忠厚之節也。或曰：《七諫》者，法天子有爭臣七人也。東方朔追憫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矯曲朝也。

《哀時命》：嚴忌與司馬相如俱好辭賦，客游于梁，梁孝王甚奇重之。忌哀屈原受性忠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辭，嘆而述之，故曰《哀時命》也。

《九懷》：懷者，思也，言屈原雖見放逐，猶思念其君，憂國傾危而不能忘也。褒讀屈原之文，嘉其溫雅，藻采敷衍，執握金玉，委之污瀆，遭世溷濁，莫之能識。追而愍之，故作《九懷》，以裨其詞。史官錄第，遂列于篇。

《九嘆》：劉向博古敏達，典校經書，辯章舊文，追念屈原忠信之節，故作《九嘆》。嘆者，傷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澤，猶傷念君，嘆息無已，所謂贊賢以輔志，騁詞以曜德者也。

《九思》：王逸博雅多覽，讀《楚辭》而傷愍屈原，故為之作解。又以自屈原終沒之后，忠臣介士游覽學者讀《離騷》、《九章》之文，莫不愴然，心為悲感，高其節行，妙其麗雅。逸與屈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竊慕向、褒之風，作頌一篇，號曰《九思》，以裨其辭。

真正的經典，不是那種說“我看過”的作品，而是那種說“我又看了”的著作。

貳／文學貢獻

騷 體

《楚辭》對中國文學的發展有極其深廣的影響，幾乎每個文學領域，各個不同體裁的文學都不同程度存在它的身影。鄭振鐸在《屈原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影響》一文中給予《楚辭》極高的評價：“像水銀瀉地，像麗日當空，像春天之于花卉，像火炬之于黑暗的無星之夜，永遠在啟發著、激動著無數的后代作家們。”

騷體文學包括楚歌和楚賦，它們有兩個共同特點：其一是以《楚辭》中的作品為模擬范式，其二是“兮”的大量運用。后者構成了騷賦有別于其他作品最明顯的外在標志。項羽《垓下歌》、劉邦《大風歌》等作品，以至整個兩漢魏晉騷體都是《楚辭》的繼承者。胡國瑞《魏晉南北朝文學史》曾指出“包括建安到魏末的抒情小賦言，可說都遠襲楚辭”。唐崇詩，文壇中心在詩，但韓愈、柳宗元、皮日休三家為代表的騷體作家，在中晚唐復興。宋至清，據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第三部《紹騷偶錄》，這一時期作騷體作品者有50人，約110題，共計作品300余篇。這些，都是直接起源于《楚辭》。

賦 體

賦體文學出于“楚辭”。這里的“楚辭”指屈原開創的文學形式，包括《楚辭》之前就流行于世、有可能未進入《楚辭》的楚辭體作品。關于賦體的形成前人有多種說法，從大的方面，它與《詩經》傳統、戰國諸子文風、縱橫家排比論辯的氣勢不無關系，然而最重要、最直接的淵源則是“楚辭”。從句型上看，賦體文有的全部或大部分運用騷體句，如枚乘《七發》等；有的大量運用散句的散體賦，如之后宋代蘇軾《前赤壁賦》等。從題材和描寫手法看，賦體文的主要題材是約定俗成的，構思方法有規可循，這種類型化傾向來自前代的模仿。由于《楚辭》提供了最典麗優雅的榜樣，后世賦便多仿而作，司馬相如的《大人賦》出于《遠游》，曹植《洛神賦》出于《湘君》《湘夫人》等；郭沫若甚至說《遠游》是《大人賦》的初稿，張衡的《思玄賦》簡直是《離騷》的翻版。這些說法雖不盡然，但可見《楚辭》對賦體的貢獻。

詩 歌

《楚辭》是公認的與《詩經》并峙的一座詩的豐碑，它創造了新的詩體，對詩歌的發展有極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楚辭》開創性地打破了《詩經》四言為主、重章疊韻的體式；其次，《楚辭》豐富了詩歌的題材，拓展了詩歌的表現領域，如招隱詩、游仙詩等便是直接從《楚辭》孕育出來的，政治詠懷詩等受《楚辭》的影響亦很大；最后，最重要的是，《楚辭》在詩壇開創了一種文學傳統，今人視為“浪漫主義”詩風的一派都無一例外受其啟發，從中汲取精神與藝術的滋養，成了它的“苗裔”。屈原、阮籍、李白，以至于龔自珍等的作品，正是此種浪漫主義詩風的體現。

文學特點

（一）鋪排夸飾，想象豐富。

作者的詩風，充分體現浪漫二字的精髓，使詩歌始終充滿幻想、充滿幻境、充滿幻象。鋪陳、鋪敘、鋪展，夸張、夸飾、夸誕，張揚著奇幻不拘的想象的翅膀。

（二）篇幅較長，抒情充分。

與《詩經》相比較，《楚辭》的詩歌，篇幅大大地增長，體式變得自由灑脫，句式也由四言為主變為長短不拘，參差錯落。這些，有利于詩人盡情、盡興、盡意地表達自己的情感。

（三）源流清晰，產地明確。

《楚辭》源于楚地的歌謠，書楚語、作楚聲、記楚地、名楚物，楚地的方言詞語、歷史傳說、神話故事、風俗習尚等盡入其中，使《楚辭》深深地烙著楚文化的印記。

（四）虛詞嘆語，標志鮮明。

《楚辭》大量使用“兮”字、“些”字作為詩歌中的虛詞嘆語，強化了抒情效果，這是《楚辭》的一個顯著特點。

佚名

叁／解讀楚辭    

《楚辭》是漢代劉向所編屈原及宋玉等人的作品集，今本《楚辭》包括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等全部25篇作品，以及宋玉等后代人悲憫和模擬屈原的作品。從寬泛的意義說，把《楚辭》理解為屈原的作品集，也不能說錯。《隋書·經籍志》指出：“蓋以原楚人也，謂之楚辭。然其氣質高麗，雅致清遠，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屈原因有高尚的情操，才能創作出不朽的詩篇；屈原的作品體現了屈原高尚的情操，因此才成為不可企及的典范。

劉勰在《文心雕龍·辨騷》說《楚辭》情兼雅怨，文極聲貌，影響深遠，并對歷代讀楚辭人的境界做了分類：“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咳唾可以窮文致。”這是說讀者如果僅僅從楚辭中學到艷辭、山川、香草之“奇”之“華”，這不過是掌握了《楚辭》之末，而《楚辭》之本在于“鴻裁”，即其“貞（正）”與“實”。《楚辭》忠實地繼承了《詩經》的風雅傳統，表現出的崇高精神境界和高尚人文情懷，是屈原及楚辭價值的真正所在。也正因此，屈原及楚辭才有彌久常新的生命力。

讀《楚辭》，首先需要了解屈原和理解屈原。沒有屈原，就沒有《離騷》這樣的作品。而《離騷》在楚辭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后代有人把《離騷》稱為《離騷經》，其他作品都稱為《離騷經》之傳。如果從《楚辭》中其他作品都體現了如《離騷》一般的人文境界和精神價值而言，這種說法無疑是有道理的。

1922年胡適發表了《讀楚辭》一文，他認為，《楚辭》的研究史是久被“酸化”的，只有推翻屈原的傳說，進而才能推翻《楚辭》作為“一部忠臣教科書”的不幸歷史，然后可以“從《楚辭》本身上去尋出它的文學興味來，然后《楚辭》的文學家之可以有恢復的希望”。胡適意欲把《楚辭》停留在“文學興味”的審美化和藝術化的層面，顯然是受來自于西洋的“文學”學科概念的影響。如果以此觀念閱讀《楚辭》，《楚辭》就只剩下劉勰所批評的艷辭、山川、香草之“奇”“華”了。相對而言，梁啟超先生對屈原的理解，對我們認識屈原和閱讀《楚辭》可能更具有指導意義。1922年11月3日，梁啟超在東南大學文哲學會上發表了題為《屈原研究》的講演，梁啟超認為，屈原具有改革政治的熱情，又熱愛人民，熱愛社會，他以其自殺，表現出對社會、對祖國的同情和眷戀，而又不愿意向黑暗勢力妥協的決心，因此，屈原的自殺使他的人格和作品更加光耀。梁啟超強調屈原作品中的思想價值和精神價值，這是體現中國傳統“文學”觀念的價值取向的觀點。

屈原是戰國時期楚國的重要政治家，對屈原的把握，離不開屈原的政治活動。抓住屈原的政治活動軌跡，才能準確把握屈原作品的內涵。屈原的價值，體現為他的文學成就和政治人格的完美結合。屈原的作品，表現的內容是他的政治活動和政治遭遇，以及政治活動和政治遭遇所帶來的思想感情方面的期待與沮喪，希望與失望。屈原的政治活動和政治遭遇，我們又是通過屈原的作品了解的。如果沒有屈原的作品，我們就無法了解屈原的遭遇；如果沒有屈原坎坷的遭遇，屈原可能不會創作這些作品；即使創作了作品，也可能沒有機會流傳下來；即使僥幸流傳下來，也可能不會有這么久遠的生命力。

屈原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家，而且是一個想有所作為的政治家。這是他的悲劇命運的根源，也是《楚辭》具有巨大震撼力的力量源泉。

戰國時期是一個大動蕩的時代。隨著晉國的分裂，楚國的衰落，春秋時的晉、楚兩極世界變成了秦國獨大的一極世界。《史記·秦始皇世家》載山東諸侯“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于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秦國的強勢，以及楚國的羸弱，決定了戰國時期的楚國處在一個不可能有大作為的時代。也正因此，屈原給楚王提出的聯齊抗秦、殺張儀以泄憤，不去武關會秦王的政治策略，楚懷王都不敢接受。

屈原是一個想在楚國有所作為的政治家，但是楚國不能給他提供大有作為的舞臺。屈原不被楚王任用，懷才不遇，生不逢時。不能有所作為的時代環境和想有所作為的人生理想的糾結，是屈原和楚國領導層發生矛盾的根源，也是屈原悲劇命運的根源。

戰國時期是一個巨變的時代，如何適應社會的蛻變，成了這個時代弄潮兒們追逐的目標，戰國時期成功的政治家無不體現這個特點。法家、縱橫家的成功，在于他們放棄自己的堅守。而屈原的經歷和作品，體現了他堅守底線的人生境界。

孔子與他的弟子是春秋戰國時期有堅守的政治家的樣板。孔子周游列國，不是為了謀得官職，而是為了傳道，也正因此，孔子面對諸侯權臣的邀請，不為其所動，《論語·陽貨》載因孔子不愿出來工作，陽貨攻擊孔子“懷其寶而迷其邦”是“不仁”，“好從事而亟失時”是“不知”，殊不知如果不能以道治國，在亂世求富貴，必然會成為壞人幫兇。因此，孔子的堅守，正是孔子仁和智的體現。《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戰國時期“天下方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與世俗不合，梁惠王甚至認為孟子“迂遠而闊于事情”，不過，司馬遷理解儒家的堅守，他說：“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陣，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茍合而已哉！持方枘而內圓鑿，其能入乎？”

和孔子及儒家不同，《史記·商君列傳》載商鞅求見秦孝公，先說帝道，再說王道，三說霸道，四說“以強國之術”。帝道指五帝時代的“天下為公”和“大同”價值，王道指以周代文明為標志的夏、商、周三代的德治價值觀，霸道指春秋時期的仁政理想，強國之術指戰國時期的弱肉強食。《韓非子·五蠹》所謂“當今爭于氣力”，《史記·天官書》所謂“順之勝，逆之敗”。商鞅的最高理想是帝道，其次是王道，其次是霸道，而強國之術是他認為的最為下下之術，但因為秦孝公認為帝王之道“久遠，吾不能待”，商鞅就投孝公所好。《史記·蘇秦列傳》載蘇秦出道后，先赴秦國，以連橫為說，推介統一之主張。秦不用蘇秦，蘇秦于是東赴燕國，以合縱為說，推介反統一的政治策略。《史記·張儀列傳》說張儀先赴燕國找蘇秦合縱，蘇秦不用張儀，張儀只好西至秦國，投身連橫事業中，從事統一活動。商鞅，以及蘇秦、張儀，不能說他們心中沒有理想和是非觀，但是，他們不能“知止”“慎獨”，把個人的飛黃騰達放在第一位，選擇了根據君主的需求來提供產品的人生價值。孔子和屈原都是把拯救人民放在第一位，從而把“做正確的事”作為人生的底線來堅守。

屈原是有堅守的政治家，他之所以能堅守，就在于他是一個深沉的思考者，一個關心楚國命運的政治家。屈原思考拯救楚國的指導原則，思考歷史與現實、自然與社會的有關問題。屈原在思考楚國的現實困境的時候，提出了解決楚國政治困境的方法，這就是要實現堯、舜、禹、湯文武之“美政”。因此，與其說屈原是法家或者改革家，毋寧說他是一個堅守傳統的儒家思想家。他的思想價值，不在于他在戰國時期體現了怎樣的改革意識，而在于他知道人民的幸福依靠回歸“選賢與能”的美政。這就使他與同時代的打著改革旗號的勢利之徒劃清了界限。

自漢代以來，人們從屈原的經歷和作品中就發現了屈原的“忠直”和“清廉”的高尚情操，而朱熹更是認為屈原具有“愛國”情懷。屈原的愛國情懷表現為對楚國昏庸和奸詐的政治家以及不能選賢與能的政體的強烈批判，屈原希望在楚國有公平和正義，正道直行的人受重視，而枉道邪行的人被拋棄，但是楚國的現實正好相反，所以他有強烈的不滿。屈原的“愛國”是建立在“正道直行”的基礎上，因而是有正義性的，所以是有價值的。

屈原是歷史中存在過的真實的人，同時也是經過歷代文化人和屈原的崇敬者不斷詮釋過的文化符號，我們既要還原歷史中的屈原，也要注意后代人對屈原的詮釋。既要注意對屈原正面的詮釋，也要注意批評者的文化立場。總而言之，在中國文化史上，無論是贊揚屈原還是批評屈原，他們都是把屈原當作一個有價值的樣本，體現他們對屈原的尊敬和同情。如果能認識到這一點，還原歷史，就有了科學的立場。

屈原是在一個缺少公平性，喪失了正義價值的時代，積極倡導社會公平和正義價值，并痛苦地追尋社會公平和正義價值的偉大詩人。《楚辭》的價值正在于完整地表現了屈原的痛苦和追尋。20世紀50年代以后，由于孔子受到錯誤的批判，有人認為屈原比孔子更偉大，雖然屈原是一位偉大的詩人和政治家，但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更偉大的地位。孔子是個胸懷世界和一切人的人，他的思想境界超越了時間空間的限制，是他同時代和以后的思想家所不能企及的。因此，古代人關于孔子是“圣人”，屈原是“賢人”的定位，是符合歷史事實的。自司馬遷、劉勰以來，中國古代文人肯定《楚辭》為“奇文”的同時，又積極挖掘屈原及其作品所承載的人生理想和文化價值，這個傳統，對正確把握屈原及《楚辭》的價值，是有建設性意義的。讀《楚辭》，不僅僅是為了“酌奇”與“玩華”，更是為了學習屈原的道德境界和文化堅守。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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