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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351篇原創首發文章 去年8月在費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短暫學習時，寫過一篇關于本杰明·富蘭克林的文章。賓大是富蘭克林在1740年倡導創辦的。出生貧寒的他，從當印刷工和送報員開始，最后成為美國人代代傳頌的楷模。他在費城推動創建了北美最早的公共圖書館、給窮人看病的醫院、孤兒院、自愿消防隊、讀書社、保險互助會，以及馬路、路燈、巡邏、郵政等市政工程，以至有一種評價“費城的故事就是富蘭克林的故事”。 富蘭克林墓碑上只有“印刷工”一個稱謂，夫妻合葬的墓地不過幾平方米大小。他之永載史冊，不是因為留下了多少錢，而是留下了太多文明的印記。 中國商業史上有富蘭克林這樣的人嗎？ 我的答案是張謇。 太多文明和他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他是晚清狀元，是思想家，留下了600多萬字的著述； 他從1895年棄官下海創辦大生紗廠，到1926年去世，31年辦了34家企業以及20家鹽墾公司，大生是近代中國最早的大型化實業集團； 他創辦了淮海實業銀行，當過數年交通銀行總理，提出中國金融應走系統化、股份化、法制化和漸進化的道路； 他是1912年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后任命的首位實業部長，他在擔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時主持制訂了工商、礦業、農林、漁牧、金融、稅務、交通運輸以及社會團體等多個暫行法令，以解決“謀工農商業之發達，困難萬狀”、“第一問題即在法律不備”的問題，開啟了經濟法治化的先聲； 他是教育家，認為“救亡之策莫急于教育”，于1902年創辦民立通州師范學校。經20余年努力，南通從學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從普通教育到職業教育、特殊教育，有了370多所學校。1920年美國哲學家杜威到南通，說“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 他是南通工業化、工農業協調發展、城鎮化的踐行者，推動建造了一座世界矚目的模范城，有學者把南通稱作“中國近代第一城”。 …… 這樣一位博大精深的人物，去世時，陪葬品清單上只有幾樣東西：一頂禮帽、一副眼鏡、一把折扇，一粒牙齒、一束胎發。  他只帶走了這些，而留下了無盡的公共財富，中國近現代有太多文明和他相關。像復旦大學的前身復旦公學，就是張謇與馬相伯在上海吳淞創辦的。南通大學、大連海事大學、上海海洋大學、河海大學、同濟大學、東南大學、揚州大學、蘇州醫學院，向上追溯都有張謇的影子。 1922年，孫中山曾對張謇之、張孝若說，“我是空忙。你父親在南通取得了實際的成績。” 張謇去世后，胡適說他“獨力開辟了無數新路，做了30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于一方，而影響及于全國。終于因為他開辟的路子太多，擔負的事業過于偉大，他不能不抱著許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城市活的靈魂和永遠的伴侶 在南通博物苑，我看到了一張照片，他叫江石溪，揚州人，1915年出任張謇創辦的大達內河輪船公司的協理。他是江澤民的祖父。胡錦濤的母親李文瑞，畢業于南通女子師范學校，該校由張謇1905年創辦。 圍繞張謇的事業，有多少人物的命運與之連結。 富蘭克林譜寫了費城故事，張謇創造了現代南通，他一生服務的社會領域可能更多。富蘭克林更多是社會事業的倡導者、創辦人，資金以社會募集和政府撥款為主，而張謇更多是用大生集團來出資投入。在美國企業家奠定的慈善基金會模式中，基本次序是先掙后捐，企業家退居二線后在慈善上用力，而張謇是邊掙邊捐，大生集團是他的作品，南通也是。今天，大生集團不在了，南通還生生不息。 每座城市都有值得記憶的歷史人格，但多以故居和遺跡而存在。在南通，今天仍然處處可以感受到張謇的存在。  南通獲得奧運冠軍的人數在中國城市中排前五名，當地人說，這和張謇在南通辦了中國最早的兩座露天免費體育場有關。話劇《張謇》在更俗劇院上映，劇院前身是張謇所建，更俗即“破舊俗、立新風”之意。當年劇院營業后，張謇看到不按規定依號就座的陋習，寫文章要“改良匡正風氣”，將矯正地方風俗作為己任，“必自細微積至高大也”。他說，“只有每個南通人都變成現代化的新人，南通這個城市才會真正現代化”。我住在有斐大酒店，這里的原址也是張謇建的“有斐館”，當時是很時尚干凈的旅館。在張謇的基礎上，南通今天仍是中國的紡織之鄉，教育之鄉，體育之鄉，建筑之鄉，圍海造田之鄉，而頤生釀造廠、復興面粉實業總公司、南通油脂廠、韜奮印刷廠、南通冶廠、通燧火柴廠、港務局、電話公司等等，最初都源自張謇的手創。 蘇東坡給杭州留下了一道“蘇堤”，張謇則幾乎塑造了南通城的整體。他似乎也塑造了這座城市的生活方式，他是南通活的靈魂和永遠的伴侶。  為什么是張謇？ 近代中國為什么會出現張謇這樣在實業和社會領域都做出杰出貢獻的企業家？  從先天角度看，生于南通海門的張謇自幼就亦學亦農，亦學亦工。他4歲時父親就教他《千字文》，5歲到鄰居的學塾讀書，學習勤奮，11歲讀完了蒙學的基本書籍，培養了讀書人的氣質。同時，父親要他必須放下讀書人的架子，“從事賤役”，為師傅掃灑侍應，隨雇工在棉田除草，家中建房張謇兄弟要當小工雜役，學習土木建筑工藝。父親還教育他們要知道稼穡之艱難，今后無論窮通都要有“自治之田”。張謇科舉之途蹉跎，41歲中了狀元，但當他決定告別仕途時，他內心是有底氣、放得下、愿意也能夠躬身做實業的。當時張謇請人畫了一幅畫，一個農人戴著草帽，扛著鋤頭，正是他自己的寫照。  從歷史環境看，張謇21歲開始給地方官當游幕，行走過很多地方，眼界大開，天下蒼生之苦讓他從內心里和不痛不癢的八股文章漸行漸遠。他曾隨浙江提督吳長慶入京，隨吳的部隊到朝鮮駐守，和翁同龢（hé）、張之洞都有深入交往，翁同龢更是他的老師。在鄉居南通期間，他已經開始集資辦公司，推銷桑秧，邀約鄉紳聯名向兩江總督要求免除十年絲捐，以興蠶利。1894年高中狀元后，他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但由于父喪，很快就告假回鄉，而恰在此時，甲午海戰爆發，1895年的《馬關條約》更讓張謇覺得“幾罄中國之膏血”。在此背景下，張謇形成了練陸軍、治海軍、造鐵路、分設槍炮廠、廣開學堂、速講商務、講求工政、多派游歷人員等較為完整的改革思想，并寫在為張之洞代擬的《立國自強疏》中。 1895年冬，張之洞寫信委托張謇“總理通海一帶商務”，招商集股辦紗廠，他由此走上了實業救國之路，要真正去踐行“中國振興實業，其責任須在士大夫”的使命。  和今天的很多富豪不同，張謇是“文化先于財富”、“理想先于企業”的人。他以狀元和著名紳士的身份投身商海，一開始的起點很高，整合的資源也非同一般，甚至爭取到了20年100里內不許再辦其他紗廠的政策。如果只是為自己賺錢，這樣的政策是很難想象的。 有人認為張謇是“企業辦社會”，不符合經濟規律，企業最后也被拖垮了。這一評價其實很不準確。張謇辦企業，但一開始就不只是為了辦企業，他是在一些獨特的條件和機遇下，走上了“社會企業”的道路。他可以說是中國近現代最成功的社會企業家。  生態型企業的先驅 張謇是很會辦企業的。他立足南通，是因為本地的優勢資源是棉花，優質棉花有“亞洲之冠”之稱。當地的女工是天足，不纏小腳，走路能遠行，做工能久立，這是勞動力資源的優勢。第一個紗廠選在荒涼閉塞的小集鎮唐家閘，因為這里的水路通長江，運輸便利，地價便宜，辦廠和物流成本都低。 張謇在管理上采取金字塔式的權威分層結構，例如大生一廠為總理負責制，設總理一人，總理之下設進出貨董、銀錢帳目董、雜務董、廠工董四人，各董工作職責都有明文規定，如進出貨董的工作職責首先是“察歲收，權市價”。大生一廠1899年開車，當年就獲利38712兩，純利占資本額的8.7%，1919年和1920年利潤創歷史紀錄，分別為264.44萬兩和207.7萬兩。 生態是今天中國企業家津津樂道的新名詞。其實在張謇時代，一直就在打造生態化產業鏈。第一個產業鏈是棉花—→棉籽—→油廠—→皂廠。他利用江海平原出產的優良棉花發展紡織業，皮棉被紗廠用作原料生產布料，剩下的棉籽除了留用為種子，拿來制油，為此建了油廠；棉油大部分運到上海立德油廠加工出口，還有一部分用石灰中和法煉成清油銷售；棉籽餅銷售給上海的日商洋行，再轉售（中國）臺灣作甘蔗肥料；棉籽殼也在本地銷售，作燃料和牛飼料；生產食用油時有下腳廢棄物，拿來作生產肥皂的原料，下腳油脂還可以生產皂燭，供百姓照明。 張謇打造的第二個產業鏈是皮棉—→大生紗廠—→織布工場—→大昌紙廠—→翰墨林編譯印書局。他把紡紗工場和織布工場的“飛花”廢棄物，用作工業造紙原料，建造紙廠，加上稻草、蘆葦等本地資源生產紙張。紙張又為1902年創辦的翰墨林編譯印書局提供了原料。 南通本地盛產小麥，張謇1901年開始籌建大興機器磨面廠，除了生產面粉，還有麩皮，可提煉面筋、淀粉和麩子。面筋食用，淀粉是漿紗的原科，供給織布廠，麩子作飼料。南通產蠶繭，張謇又以此為原料建了阜生蠶桑染織公司，經營繅絲、絲織、漂染生意，產出的產品供應給女工傳習所用作刺繡面料和絲線，也直接向市場銷售。這又形成了兩個產業鏈，小麥—→大興機器磨面廠—→大生紗廠織布工場，蠶繭—→阜新蠶桑織染公司—→女工傳習所。  | 與張謇孫女、99歲的張柔武合影 秦朔朋友圈（微信號：qspyq2015）之前刊登的馬云和劉永行的采訪，都提到了跨界循環的思想。馬云有履帶理論，解釋阿里巴巴從電商到金融到云計算到物流的邏輯。劉永行則在新疆探索了從煤谷到電谷、鋁谷、硅谷、化工谷和生物谷的六谷豐登模式。這樣的縱向延長、跨界循環、開放流動、相與為一的閉環型物質生態模式，張謇是中國商界最早的探路者。他深入研究過《周易》，寫了7萬多字的研究文章，認為“天下皆始于一”，人類對天地萬物應“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張謇的企業實踐中，可以看到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萬物一體”、“和諧用中”、“生生不息”的深刻影響。  大生為什么會失敗？ 所以，張謇不是不懂辦企業的規律，相反，他在辦企業方面有很高的智慧。但和一般企業股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不同，張謇辦企業確實不是把賺錢作為唯一目的，而是要為他在教育、慈善、社會等方面的現代化探索籌集資金，用賺的錢“挹注教育”,“開風氣”,“保利權”。 那么，為什么大生紗廠在1919、1920年利潤達到高峰后卻急轉直下，1921年以后不得不靠銀團維持資金運轉、直至最后被銀團接管呢？ 大生紗廠籌備時希望“商辦”，但籌資艱難，只好改為“官商合辦”，官方提供紡織機械作為“官股”折合50萬元，張謇負責籌集50萬元作為“商股”，但集股還是非常困難，最后不得不縮小規模，改為“紳領商辦”，即認領官股的一半，折25萬元，張謇再自籌25萬元，官方收取官利，不參與經營管理。從1895年到1899年，經歷重重挫折，工廠才建成，而官利是按年收取8%以上的回報，即使尚未營業也要上繳，年終結賬在未計盈虧時先發官利，再算利潤，如果有利潤再分紅。總的算來，大生一廠在22年中所支付的官利占純利潤的21.13%，大生二廠15年中所支付官利占純利潤的26.32%，墾牧公司支付的官利為純利潤的75%。 發了官利，再發紅利。大生集團不少企業將大部分利潤分給股東，例如大生一廠在提取少量公積金后，從1902年起將紅利分成14份，10份給股東，3份給管理人員，1份作為通州師范學校的經費。 上述分配模式令股東非常滿意，但大生集團的“存糧”卻缺少積累，而大生體系幾乎每年都有新企業問世，雖然有單獨的對外融資，但也有大生紗廠用公積金包括利息所做的投資。1901年辦的通海墾牧公司到1910年后才有效益，1914年到1921年投入的鹽墾事業也長期不生利，卻都大量占用了大生紗廠的資金，大生一廠對鹽墾、實業公司、地方事業的放款、墊款就達332萬兩，最后陷入資金無法周轉、靠抵押借款經營的境地。1923年，大生一廠的抵押借款達442萬兩。用今天的話來說，大生紗廠當時投了很多長線項目，導致自身的資本結構無法支持。 大生紗廠開車時的紗機是數年前從英國購置的，已經空置了幾年，1904年增機時用的還是同一批機器，后來也沒有大的技術更新。而英美日采用先進的紗機，紡出高支紗且價格便宜，從市場上也給了大生很大打擊。  至于張謇自己，根據資料記載，他一生的工資、分紅約250多萬元，幾乎都貢獻給南通的社會公益。“私以為今日之人，當以勞死，不當以逸生。”他這樣說也這樣做，把全部財富都獻給了這塊土地。 從五線地區到“中國模范城” 上周我在南通看話劇《張謇》，參觀南通博物苑，與南通張謇研究會的專家進行座談，深受教育。我也切身去體會了張謇對這座城市的意義。 南通城區最早就是一個小鎮，是張謇塑造了“一城三鎮”、“讓城市社區遠離工廠噪音與煙塵”的新空間布局。當時他把工業區放在城西的唐閘，建了紗廠、油廠、面粉廠、鐵廠等等；把港口放在長江邊，天生港是原材料和產品進出的港區，旁邊還有蘆涇港、任港、姚港；把花園住宅和風景區放在南郊的狼山。三地和老城區各距6公里，都建有道路相通，形成網絡，上面奔跑著從美國進口的十多輛公共汽車。1922年，舊城墻拆除，建成了環城馬路，馬路旁邊是人行道，十丈有一街燈。 當年的南通，有中國第一座民間博物苑，第一所紡織高等學校，第一所女紅傳習所，第一所戲劇學校，第一所盲啞學校，第一所氣象站，第一個師范學校，第一座現代化的長江碼頭，第一所新式托兒所和幼兒園，第一所培養警察的專業學校，第一個縣級圖書館學校。張謇辦了銀行、電廠、電燈電話公司、旅館、劇場、印書局、商業街、免費使用的露天體育場和公園，辦了從幼兒園到大學、醫學院的整個教育體系。通過他的現代化自治試驗，一個當時從行政層次看只是中國五線地區的小縣城（都城、省會、道都、府治、縣治、非行政中心），成為中國1700多個縣的模范縣，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模范城”。 張謇有著足夠的開放意識，他讓南通刺繡參加世博會，甚至將繡品店開到了紐約第五大街。南通是中國第一個在英文報紙上做廣告的城市，吸引了不少外國游客。張謇在“交通警察養成所”的開學演講中，要求學生“須極端注意英語一科”，“若不通英語，設西人有所詢問，警察瞠目不知所對，實南通自治之恥”。 “南通實驗”的意義 當我沿著濠河岸邊漫步，我覺得張謇對我們今天最大的啟發可能是，在中國最早的一批近代化、現代化城市中，南通是由中國人完全自主地規劃建設的范例。從1842年《南京條約》到1895年《馬關條約》，中國根據不平等條約開放的通商口岸有47個，有10個城市設立了25個專管租界，這些地方的開放比較早，是一種“條約式的開放”，其規劃建設管理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國的影響。而南通，雖然某些條約有沿江沿海各港口都要提供商船卸貨的規定，但其本身并沒有被明確納入條約（類似的城市還有無錫）。 也就是說，南通受到西風的影響，但沒有被外國列強介入甚至主導。南通的城市自治和現代化建設，是張謇這樣的有識之士主導并完成的。上海的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曾評論：“此城為完全中國人所經營，無外人營業于此，而居留之外國人，僅限于傳教士及教育家而已。……觀此城，亦可表率中國人建造革新之能力。” 在1919年出版的《中國的召喚》一書中，作者、傳教士查爾斯T·保羅說，讓南通州從中國所有城市中脫穎而出的原因，是由于在不多見的中國人的主動精神影響下，它成了改革和發展最有成效的地方，促成這一轉變的主要功臣就是被眾人視為全中國最慷慨、最熱心公益的張謇。 《密勒氏評論報》主編裴德生認為，“通過南通這個模范城市的建造，張謇為中國未來的工業化樹立了里程碑”，“南通成為張謇與其同僚和親屬（包括其子張孝若與其兄張詧）行政才能、視野與組織能力的不朽作品”，“南通可以視作這位中國最偉大的城市建造者之一的自傳”。 事在人為。當今天我們看到90多年前外媒對南通的報道與評價，應該相信中國人自己的創造能力。可是，為什么中國像南通這樣的城市屈指可數呢？1920年5月8日《密勒氏評論報》社論指出，“一般說來，除非人們自己推動改革措施，否則將一事無成。官員們總是懶惰且不負責任”。有鑒于此，張謇在南通發起了自治運動。有斯人，乃有斯業，有斯城。 一人，一企，一城，一文明，求仁者，自然得仁。以一人之力經營南通30年，張謇曾說，“上而對于政府官廳，無一金之求助，下而對于社會人民，無一事之強同。對于世界先進各國，或師其意，或擷其長，量力所能，審時所當，不自小而餒，不自大而夸。”嘔心瀝血，直至生命的終點。 在張謇那里，我看到了中國內生的商業文明血脈，他是中國企業家理當追思和學習的精神教父。他們那一代企業家的精神和風范，我們今天繼承了多少？ 在今天中國商界的滾滾紅塵中，當然有敢為天下先的創新者，有埋頭踏實的大國工匠，有無數年輕而進取的創業者，但是那種財富驕人、缺乏文化根基和社會責任、以富豪榜排名論英雄的氣息，還是非常嚴重。什么是社會需要和尊重的企業家？在很多富豪那里，可能從來沒有思考過企業和社會的關系，社會責任對他們不過是糊弄公眾的公關詞語。 我感動也慶幸，中國有過張謇這樣的商人。他永遠和他棲身的土地以及一代又一代的人民在一起。江河行地，日月奔流。他留下的財產讓無數人永記心中，也讓那些金錢速生而聲名速朽的富豪感到羞愧。 特別鳴謝：南通張謇研究會以及張小平、張廷棲、王敦琴等老師。本文中關于張謇生態化經營和南通模范城的內容，分別參考了張廷棲和王敦琴的相關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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