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唐的詩壇，經過中唐的喧囂，顯得有些落寂。大唐王朝走到此時已經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李商隱在這個時候登上了晚唐的詩壇，最終成為詩壇的大腕，與另一個叫做杜牧的詩人被合稱為“小李杜”。 李商隱的生活是不如意的，他甚至覺得自己憋屈，常常用詩歌排解自己的苦悶。他幼年失怙，成長于困頓之中；成年后他陷入牛李兩黨之爭的漩渦而不能自拔，宦海沉浮，郁郁而終。  身仕亂朝，詩人有詩人的清醒與無奈。你越是清醒，你越是無奈，你越是無奈，你就越要崩潰。所以他詩寓曲意，辭難事隱，尤其是他的《無題》詩，讓后人費盡心思，代代揣度。他宦海浮沉，《舊唐書》把這歸因于牛李兩黨對他的排擠，其老師兼仕途引路人令狐楚的公子令狐绹“以商隱背恩，尤惡其行”。這時的商隱欲哭無淚，百口莫辯。敬愛的老師已經過世，曾經的玩伴兼同學令狐公子視自己如路人。不，甚至他待自己如仇人！盡管如此，他也要向令狐绹表明心跡：我知道無法報答你對我的深厚情誼，但請你放心，你不必懷疑我對你的赤誠之心（“錦段知無報，青萍肯無疑”《酬別令狐補闕》）。還說我現在已經做好了出仕的準備，如果你不聞不問的話，我就只好學魏勃掃門的樣子來證明才能了（“彈冠如不問，又到掃門時”《酬別令狐補闕》）。魏勃掃門是說西漢魏勃年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而家貧無以自通，于是常在齊相舍人門外掃地，終于得到舍人的通報。令狐绹讀到這些詩句作何感想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他沒有積極推薦商隱應該是真的。盡管二人之間已生罅隙，但也并非互不往來。武宗會昌四年（844），商隱居洛陽時就收到令狐绹的慰問信，詩人作詩回復：“嵩云秦樹久高居，雙鯉迢迢一紙書。休問梁園舊賓客，茂陵秋雨病相如”。他的意思是說，我倆分別的時間很久，現在接到你千里迢迢的書信；不要再詢問梁園里的舊賓客都到哪里去了，如今只有在茂陵臥病獨自聽秋雨的司馬相如了。詩人還是隱隱地表達了希望引薦的要求。這樣的詩當然還有一些，我們姑且不論商隱巴結令狐绹的對與不對，人格是否低下，但是就其與令狐公子的關系而言，已經是剃頭挑子一頭熱了。  李商隱宦海沉浮，仕途多舛，固然與牛李兩黨暗中打擊有關，但是詩人性格的缺陷卻是不可忽略的原因。我們盡可以說詩人在黑暗王朝的統治下無法施展其抱負，也可以說詩人思想品德的高潔，不肯與統治階級同流合污，還可以說詩人心憂天下，情系藜首，與統治階層格格不入。但是，把詩人放在他所處的時代去看，他并沒有也不可能跳出那個時代讀書人生存的圈子，他沒有也不可能脫離那個時代讀書人追求褐釋致仕的軌跡。他只有在憤然辭掉弘農縣尉時以陶淵明自況，用“不能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激勵自己。但是，我們知道他心胸的豁達、品格的高潔、對人生的領悟，較之陶淵明相去甚遠。走在世代知識分子擁擠著的小徑上奔向康莊大道，而自身過于清高，不能融入其間，可以想見李商隱會是多么地孤獨寂寥。  其實，李商隱仕途的起步階段并不很差。他在開成四年（839）授秘書省校書郎，這一年他27歲，正是風華正茂的年齡，應該是意氣風發的樣子。校書郎是讀書人踏入仕途的第一步，是“起家之良選”“公卿之濫觴”。賴瑞和先生在其《唐朝基層文官》一書中說：“中晚唐時期，校書郎依然是出身的美官，任官條件頗高”。校書郎做的好，可以官至“國家公卿將相”。李商隱對于這樣的職位是如何看待的我們還有待于仔細發現，喜耶？快耶？不得而知。不過，那個死后愿意做他兒子的白居易于貞觀十九年（803），以32歲之齡授校書郎，比李商隱授校書郎時的年齡大了5歲。他說“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余”，而且有房子，有車，有馬，有仆人。他的詩洋溢著快樂和滿足，但是我們從李商隱的詩里讀不到這些。我們僅僅看到李商隱在這一年寫了一首名為《玉山》的詩，委婉地表達了托身秘書省視為登進的天梯：玉山與閬風山一樣高俊，玉水清澈不會沉積泥沙（“玉山高與閬風齊，玉水清流不貯泥”）。這首詩風格明快，詩人躊躇滿志，可見當時心境之好。可惜，在其后來的詩歌中很難找到這樣的心情。 理想和現實的沖突使李商隱失去了快樂。他作為一個有家國情懷的知識分子肩負的擔子是很重的，重到壓得他幾乎喘不過氣來。翻開他的詩，盡管有些晦澀難懂，但是其中包含了他對現實社會的觀察和期許，對歷史的理解和總結。他的詠史詩凝重含蓄，深刻地反映了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現狀，并給以辛辣的嘲諷，抒發著對現實的憤懣。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他那雙詩人之眼對于事物的觀察是那樣的細致入微，他發現那么多的不平，甚至覺察出這個王朝面臨的種種危機，這些都消磨了他的快樂。  李商隱過于任性，一方面尋求向上的階梯，另一方面又不肯妥協。文宗開成四年（839），李商隱由秘書省校書郎調任虢州弘農縣尉，公然抗上，竟欲辭官而去。他這樣描述弘農縣尉的工作：每天下班前封存官印，清點服刑人員。作為排名在末的縣尉，愧對靈寶境內的荊山（《任弘農尉獻州刺史乞假歸京》）。看來這個曾經的京官脾氣不小，因減免對冤屈囚犯的處罰得罪了上司，于是撂挑子不干了。要知道，身處官場而不能忍，敢于觸犯上司，基本屬于找死，因為官場容不得任性。 一旦性格中的消極因素占據了上風，人就無法保持熱情和激情，李商隱也不例外。那首膾炙人口的無題詩可見端倪，使我們窺見他對生活乃至于當時那份工作的態度。  無題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 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 嗟余聽鼓應官去，走馬蘭臺類轉蓬。 詩的大意是回憶了某次喝“花酒”的場景。官員喝“花酒” 在今天是萬萬不可的，也許唐朝的官員可以隨便些，這個問題我們就不做評論了。可是，讀到末二句，我們就發現了問題。詩人說：可嘆晨鼓響起，我不得不去官府點卯應差，騎馬去蘭臺，就像飄蕩不定的蓬草。詩人玩興正濃，不忍別去，生出感慨，道明心跡。蘭臺就是秘書省，這時詩人在秘書省校書郎任上。還記得我們說過這一職位的好處吧？他也視其為“登天梯”。可是在這里他感慨自己像飄蕩不定的蓬草，明顯流露出對這個工作的不滿意。白居易的浪漫史一點都不遜色，可是人家生活是生活，工作是工作，還那樣滿足于秘書省校書郎的工作。其次，他徹夜耍鬧，直到晨鼓敲響方匆匆而去。這樣的狀態能上好班嗎？人們不禁要問：白天犯困不犯困？大唐的官場也忒好混了些吧！ 李商隱掙扎了一生，失意了一生，落魄了一生，終究富貴夢破滅，屬實叫人惋惜。“虛負凌云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崔玨《哭李商隱》）。其中固然緣于政治集團的傾軋，又何嘗不有商隱自身的種種缺陷與不足？ 作者：Hillbil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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