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教育】從示范到優質：我國高職院校發展模式的反思與前瞻

作者簡介： 郝天聰，博士研究生，從事高等職業教育、職業教育政策研究。

石偉平，教授、博導，華東師范大學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長，從事職業教育基本原理、比較職業教育研究。

引用本文：郝天聰，石偉平.從示范到優質：我國高職院校發展模式的反思與前瞻[J].高校教育管理，2017,11（4）：25-30.

摘要：在高等職業教育改革進入內涵提升的關鍵階段之后，追求高等職業教育的精細化發展逐漸成為一股新的潮流，優質高職院校建設計劃隨之提上日程。反思示范高職院校建設的經驗與教訓，有利于進一步明確優質高職院校建設的方向。其核心框架應為，緊扣項目建設初衷，建立以績效評估為導向的撥款機制；優化項目驗收標準，設計以軟件建設為重點的指標體系；明確人才培養目標，貫徹以全體學生為中心的培養理念；構建多元治理結構，打造以名師團隊為主體的治理模式；強化院校深度合作，形成以集團辦學為載體的合作網絡。

關鍵詞：高職院校；示范；優質；發展模式

隨著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進程的推進，由規模式發展向內涵式發展轉型成為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主導價值取向，也成為新一輪高等職業教育改革的主題。如今，高等職業教育改革已經進入內涵提升的關鍵階段，其重要特征就在于追求高等職業教育的精細化發展。在此背景之下，國家適時推出優質高職院校建設計劃。需要注意的是，建設優質高職院校并非是純粹的政策驅動結果，而更多的是高等職業教育深化內涵式發展的必然選擇。優質高職院校建設的目的在于集聚優質職業教育資源，激發高等職業教育辦學活力，提升高職院校辦學的效率與效益，從而在根本上提升職業教育吸引力。在這樣一個高等職業教育內涵式發展的關鍵階段，吸取示范高職院校建設的經驗與教訓，無疑有利于進一步明確優質高職院校建設的方向。

一、從示范到優質：深化內涵式發展的必然選擇

長期以來，吸引力不足一直是我國高等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一大難題。20世紀末以來，在高等教育大眾化影響下，我國高職院校的辦學規模不斷擴張，并逐漸占據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誠然，高職院校的不斷擴張為更多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但并未從根本上改變高職院校的“弱勢群體”形象，也未能真正提升高等職業教育的吸引力。就質量而言，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仍然存在較大差距。為了解決高等職業教育吸引力不足的問題，我國高等職業教育改革的方向開始由規模式發展轉向內涵式發展。2006年，教育部、財政部啟動了“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計劃”；2010年，又在原100所國家示范高職院校的基礎上，新增了100所骨干高職院校，以此來深入推進“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計劃”。從效果來看，示范高職院校的教育質量得到明顯提高，并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引領作用。然而，示范高職院校在建設過程中也涌現出一系列問題，其實際效果與預期目標仍然存在較大差距，且對于高等職業教育吸引力的提升作用也比較有限。

為了深化高等職業教育的內涵式發展，真正從根本上提升高等職業教育的吸引力，優質高職院校建設計劃逐步提上日程。2015年，教育部發布了《高等職業教育創新發展行動計劃（2015—2018年）》，明確提出“堅持以示范建設引領發展，鼓勵支持地方建設一批辦學定位準確、專業特色鮮明、社會服務能力強、綜合辦學水平領先、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契合度高、行業優勢突出的優質專科高等職業院校”。隨后，教育部又發文指出，到2018年，將支持地方建設200所優質專科高等職業院校；北京、天津、浙江等30個省市今后3年預估投入63.65億元建設313所優質高職院校。所謂優質高職院校建設，就是對準“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高職院校”這一理想目標，在國家示范院校建設基礎之上，在先求全局做大（規模化發展），再求局部做強（國家示范性項目建設）之后，通過著力深化、轉化和固化示范性建設成果，持續創新發展高職教育，最終實現高職院校的整體內涵做優，全面提升辦學品質與境界。為了鞏固示范高職院校的建設成果，使高等職業教育改革的紅利惠及更多地區，讓更多的人享受到優質高等職業教育資源，教育部適時推出優質高職院校建設計劃不失為明智之舉。

二、示范高職院校建設的實踐反思

自2006年啟動以來，國家示范高職院校建設項目已經推廣了十余年，并取得不少成績，最顯著的變化是，對高職院校“本科壓縮餅干”的詬病基本沒有了。在深化推進高等職業教育內涵式發展的關鍵階段，隨著優質高職院校建設項目的啟動，我們更需要在實踐層面對示范高職院校建設的經驗與教訓進行反思。

在國家示范高職院校建設項目啟動之初，各地高職院校對于該項目的申報并不十分積極。當時，在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的推動之下，高職院校的辦學規模不斷擴張。與此同時，各大高職院校之間的競爭也日趨激烈。為了提升自身的辦學競爭力，不少高職院校開始將關注的焦點放在升格上，即千方百計地尋求升格為本科院校的機會。在第一輪建設項目結束之后，示范高職院校所帶來的品牌效應與社會影響力逐漸顯現，并得到更多“圈外”高職院校的關注與羨慕。國家層面對高職院校升格政策的嚴格控制，更加凸顯了示范高職院校建設項目的優勢。以致在第二輪示范高職院校建設項目申報之際，呈現出“劍拔弩張”的競爭局面。為了獲得所謂的示范高職院校“資格”，不少高職院校將大量精力投入到前期的項目申報上，不可謂不“盡心盡力”。然而，與申報資格時的“熱情百倍”相比，不少示范高職院校在拿下項目之后卻“熱情驟減”，尤其是對于項目建設過程的關注與投入明顯不足。實際上，為了支持該項目的建設，國家投入了大量財政撥款，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績效評估機制，并非所有學校都將“錢花在了刀刃上”，項目建設取得的育人效果由此大打折扣。與資格遴選時的嚴格控制不同，項目驗收的嚴格性與科學性仍然有待提高。從驗收結果來看，第一輪示范高職院校全部通過驗收，第二輪示范高職院校驗收也僅有一所沒有通過。同時，為了完成項目驗收，不少高職院校精心包裝的“績效”不見得就是“實效”，其中摻雜了多少“水分”也有待甄別。

回顧示范高職院校建設的進程可以發現，高職院校過于注重硬件建設，而忽視軟件建設的問題仍舊比較突出。在獲得示范高職院校建設資格之后，學校往往會獲得一大筆專項資金。但對于如何更加精準地使用這筆資金，并非所有示范高職院校都能有一個清晰的認識與方案。更為重要的問題是，在對示范高職院校的項目驗收標準上，教育部門過于注重考察可量化的硬件指標，但對于不宜量化的軟件指標考察不夠，僅僅包括畢業生一次就業率、畢業生“雙證書”獲取率等有限指標。為了支持示范高職院校的優勢特色專業建設，國家投入了大量財力，并圍繞專業建設配備了先進的教學儀器設備、完善的專業實訓基地，建立了豐富的專業教學資源庫，開發了大批的課程與教材，從而大大提高了專業建設的硬件水平。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軟件建設水平沒有隨之提高，再先進的硬件建設都會黯然失色。一項對江蘇15所國家示范高職院校專業建設狀況的實證研究表明，示范高職院校專業建設在取得成績的同時，仍然存在“專業設置與區域產業結構轉型發展不同步、部分專業重復設置、專業調整與建設缺乏系統布局”等方面的問題。如果實訓教學體系缺乏系統規劃，那么再先進的教學儀器設備、實訓基地都可能成為擺設；如果專業教學資源庫不能得到廣泛使用，那么只能造成資源的巨大浪費；如果課程與教材開發缺乏標準，那么對于職業教育改革將無任何實際意義。

示范高職院校建設的最初目的在于，通過提升辦學質量來增強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的吸引力。國際職業教育發展的經驗證明，只有將學生放在教育過程的中心位置，才可以說，質量理念已經深入貫徹到職業教育與培訓之中。對示范高職院校建設而言，這一假設同樣成立。在此邏輯之下，必然要明確的是“何為以學生為中心”。此處所講的學生，到底是少數學生，還是多數學生？以技能大賽為例，為了在技能大賽中取得好成績，不少示范高職院校將有限的訓練材料和資源投入到少數“備戰”技能大賽的學生身上，甚至只讓其參與某一項目的技能訓練，不再參加文化課、專業理論課等的學習，使其成為脫離正常學校秩序的“特殊群體”。與此相比，其他學生所能享用的優質教育資源則少得可憐。一個頗具諷刺意義的例子是，某位高職院校焊工專業學生憑借在技能大賽上的好成績而直接獲得技師稱號，隨后被企業高薪聘用，但走上工作崗位第一天就出了“洋相”：當他去現場操作時，卻為始終找不到合適的焊條而發愁。原因在于，無論是在學校訓練中，還是在技能大賽中，所有的焊條都是提前準備好的，并不需要學生自己去選擇。當技能大賽變成爭名奪利的工具之后，無論是少數學生，還是多數學生，實際上都成為受害者。即便是示范高職院校能夠憑借過硬的技能大賽成績順利通過項目驗收，但如果不能使廣大學生從中真正受益，那么示范高職院校也就失去了建設的基本價值與意義。

在示范高職院校建設過程中，一線教師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群體，然而，他們卻時常扮演著較為尷尬的角色。表面上看，一線教師似乎是示范校建設的“局內人”。在傳統的科層制管理體制之下，一線教師處于整個高職院校管理體制的底層，并在上級的領導之下參與示范高職院校建設的各項工作。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拿下示范高職院校項目資格之后，一線教師似乎成為“最忙的群體”，但更多時候是疲于應付上級領導的行政命令。雖然在項目啟動之初，為了保證各大示范高職院校的辦學特色，國家一直強調要給予其辦學自主權。但事實上，這種自主權主要停留在中高層管理層面，一線教師所擁有的自主權仍舊十分有限。在沒有改變科層制管理本質的前提下，示范高職院校建設很難真正調動一線教師的積極性、主動性，一線教師就只能成為被動的參與者，也就是不折不扣的“局外人”。在現有的高職院校管理體制之下，校長往往發揮著決定性作用，而高層管理者的職務更迭時常為示范高職院校建設埋下隱患，尤其關乎后示范期高職院校的發展命運。正如某位高職院校校長在后示范期高等職業教育發展座談會上指出的那樣，“第一批示范高職院校的書記、校長老人所剩無幾，基本上換了新人，難怪大家迷茫”。也就是說，如果新任校長對前任做法并不認可，很容易導致示范高職院校建設形成的理念與發展成果“付之東流”。此時，一線教師往往是最無力的群體，其“局外人”的角色更加凸顯出來。

從經濟學視角來看，非均衡式發展模式在帶來“擴散效應”的同時，必然也會帶來“回波效應”。“擴散效應”是指發達地區（增長極）對周圍落后地區的推動效應和有利影響，即促成各種生產要素在一定發展階段從增長極向周圍不發達地區的擴散，從而產生一種縮小地區間經濟發展差距的運動趨勢；“回波效應”是指發達地區（增長極）對周圍落后地區的阻礙作用或不利影響，即促進各種生產要素向增長極的回流和聚集，產生一種擴大地區間經濟發展差距的運動趨勢。在市場機制之下，如果某個區域的發展速度長期超過平均發展速度，而又無法得到有效調控，那么這不但不會帶動其他區域發展，反而會拉大區域間的差距。對示范高職院校而言，這一原理同樣適用。示范高職院校的建設必然會帶來擴散效應，從而實現對周邊高職院校的示范、引領作用。但同時，示范高職院校的建設對周邊高職院校也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一項對浙江47所高職院校的實證研究顯示，示范院校與非示范院校存在較為明顯的差距，院校間社會服務能力不均衡現象較為突出，具體表現在橫向技術服務、非學歷培訓、公益性培訓等方面。另外，示范高職院校還可能加重周邊高職院校的招生困境，甚至為其帶來生存危機。如果無法得到有效調控，這種“回波效應”甚至會先于“擴散效應”而來。原因在于，如果政府無法采取干預政策來刺激周邊高職院校的發展，那么將無法避免不同類型院校之間的累積性惡果循環，雙方之間的發展差距也將進一步拉大。因此，我們在關注示范高職院校“擴散效應”的同時，也不得不重視可能出現的“回波效應”。

三、優質高職院校建設的前瞻思考

從示范高職院校建設，再到優質高職院校建設，并不是在前者之中選拔“985”“211”，而是在更廣泛的高職院校層面推廣這一項目，倡導更多的高職院校走精細化發展道路，從而帶動高等職業教育整體發展水平的提升。在優質高職院校建設項目啟動之際，我們必須在吸取示范高職院校建設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優質高職院校建設的方向。

優質高職院校建設的初衷并不在于“從矮子之中選將軍”，也不在于僅僅滿足項目的“貼牌”，而在于通過重點建成“標桿”，來全面提升高職院校的辦學水平。另外，與示范高職院校建設不同，優質高職院校建設不再是由中央財政集中投入支持少數學校的發展，而是鼓勵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著眼于強化特色、培育優勢，著眼于集中火力、扶優扶強，打破“示范建設”時期的“身份標簽”，精心挑選那些辦學基礎扎實、優勢特色鮮明、改革意愿強烈，同時說有想法、做有套路、干有實績的高職院校進行重點建設。為此，我們必須吸取示范高職院校建設的教訓。為避免“資格遴選”再次成為政策執行的實際行動邏輯，我們首先要改變傳統的撥款方式，建立以績效評估為導向的撥款機制。正如有學者所言，在省域優質高等教育發展公共政策的構建中，政府要將資助效果評估做實、做精。對于擬重點支持的優質高職院校，有條件的地區建議采取“先建設、后撥款”的方式，而條件相對較差的地區建議采取“邊建設、邊撥款”的方式，從而形成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其次，我們要基于優質高職院校人才培養的全過程構建“投資—回報”模型，利用科學的評估工具搜集和分析數據，對優質高職院校建設的經費使用情況進行科學而公平的績效評估，從而進一步完善評價標準，優化質量監控流程。最后，根據績效評估的結果，政府要動態調整經費支持力度：對于建設進展良好、育人效果明顯的優質高職院校，要酌情加大經費支持力度；對于建設進展緩慢、育人效果不佳的優質高職院校，要適當核減經費支持力度。

對優質高職院校建設而言，項目驗收標準往往發揮著重要的導向作用，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整個項目運作的主導價值理念。原因在于，為了能夠順利通過驗收，項目建設院校往往會按照驗收標準來進行整體規劃與設計，并按照指標體系要求來制定具體方案。回顧以往示范高職院校建設的項目驗收標準可以發現，硬件建設指標占據了大量比重，而軟件建設的相關指標則明顯不足。實際上，與硬件建設水平相比，軟件建設水平更能反映一所學校的辦學特色與辦學水平。如果只重視硬件建設，而不重視軟件建設，那么很容易使高職院校的內涵建設失去靈魂；如果只重視軟件建設，而不重視硬件建設，那么很容易使高職院校的內涵建設失去基礎。正如前文所言，在經歷了高職院校的規模式發展，以及兩輪示范高職院校建設之后，我國高職院校建設已然進入內涵提升的關鍵階段。就目前而言，經過多年發展，大多數高職院校的硬件建設水平已經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而軟件建設水平則始終是高職院校內涵式發展的短板。而且，優質高職院校建設項目一個重要的遴選原則就是“扶優扶強”，這表明能夠被選中的學校必然是有一定建設基礎的，最起碼有硬件建設水平的保障。因此，在優質高職院校建設項目啟動之際，我們需要進一步優化項目驗收標準，突破以往示范高職院校建設項目驗收標準的局限性，設計以軟件建設為重點的指標體系。需要注意的是，以軟件建設為重點，并非不重視硬件建設，而是強調以硬件建設服務于軟件建設，從而有效發揮指標體系對優質高職院校建設的引導作用。

對于高等職業教育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我國一直沒有一個明確的定位。從歷年的政策文件來看，對高技能人才培養目標的定位有“高等技術應用性專門人才”“高端技能型專門人才”“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人才”等一系列說法。但遺憾之處在于，國家層面并未出臺配套文件來解釋人才培養目標，這就導致高職院校在具體的人才培養過程中無所適從。在示范高職院校建設中，以上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在功利主義價值導向之下，示范高職院校往往會設置較高的人才培養目標。事實上，技術技能人才的培養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存在一個從新手到專家不斷升級的過程，這就需要高職院校制定切合其成長規律的人才培養目標。對優質高職院校建設而言，比較現實的選擇是將人才培養目標定位在“準入”水平，要求全體學生在畢業之時能夠達到用人單位的基本要求。正如杜威（John Dewey）所言，如果教育是生長，這種教育必須循序漸進地實現現在的可能性，從而使個人更適合于應付后來的要求。此處所講的準入水平并非降低高職院校的培養目標，能夠真正達到這一培養要求也絕非易事。需要明確的是，為了幫助學生達到準入水平，高職院校應該將實踐教學重點放在技能操作“標準規范”的訓練上，而非放在技能操作“嫻熟程度”的訓練上。正如技能大賽選手也許能憑借嫻熟的技能獲得榮譽稱號，但卻不一定能夠達到用人單位要求。與其如此，高職院校不如扎扎實實地開展專業技能普測，提高全體學生技能操作的規范性與標準性。準入水平還要求學生具備現代社會所需要的核心素養，針對學生基礎文化水平不高的現象，高職院校要開展面向全體學生的文化素質補充教育。

為了改變傳統科層制管理的弊端，優質高職院校在建設過程中應該大力構建多元治理結構，并嘗試打造以名師團隊為主體的治理模式，從而有效發揮多元主體的協調治理作用。與管理不同，所謂“治理”，即用規則和制度約束和規范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以達到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目的；治理理論強調多權力中心和多元主體參與，不同主體之間的競爭和合作是維護社會秩序和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源。在高職院校，理想中的多元治理結構，不僅應該包括中高層管理人員，還應該包括一線教師。在以往的示范高職院校建設中，管理的主要問題在于，一線教師的自主權并沒有得到釋放，也沒有在整個管理體系中發揮主體作用。在優質高職院校建設過程中，如果一線教師仍舊無法獲得更多自主權，那自然無法調動起他們參加項目建設的積極性與主動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線教師的自主權并非是完全無限制的，而是存在一定的邊界。為了避免教師個體意見分歧過大可能帶來的低效率問題，高職院校有必要打造以名師團隊為主體的治理模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進而幫助一線教師“科學有效”“整齊有序”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另外，以名師團隊為主體，可以有效發揮名師對新手教師的“傳幫帶”作用，從而有效促進新手教師的專業化發展，并提升高職院校的整體教學與科研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