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醫生成長記 | 神外專家吳斌的“技”與“道”

聽他侃侃而談，是一種享受。

給他一個詞，他就可以滔滔不絕談半天，時而激越、時而詼諧、時而溫情，就像金庸筆下青梅煮酒、快意恩仇的大俠。如果當今神經外科領域是一個江湖，他一定是特立獨行的那個。

對王忠誠院士，他敬畏；對天壇醫院的前輩，他感激；對沽名釣譽者，他不屑；對自己的成績，他毫不謙虛；對虛假的宣傳，他堅辭不受。他酣暢淋漓的個性，讓人不知不覺忘了時間，如果不是手術室一再催促，估計這次訪談會嚴重超時。 

吳斌：神經外科專家，首都醫科大學三博腦科醫院常務副院長，主任醫師、碩士生導師，中國農工黨北京市委醫生委員會委員。至今已完成萬余例各類中樞神經系統疾病手術，擅長各類顱底腫瘤、腦干腫瘤、復雜鞍區-下丘腦腫瘤（比如顱咽管瘤）、顱內復雜動脈瘤、兒童顱內腫瘤、顱內感染等神經外科多個領域。

1979年，吳斌畢業于首都醫科大學，是文革后最早的三批大學生。在經歷了十年動蕩后，大學生變得稀缺而珍貴，吳斌和他的同學們真正領受到了那份“天之驕子”的榮耀。

吳斌兩年半的實習是在同仁醫院度過的，實習老師、內科醫生王晨對他影響很大。當時很多外科醫生性格粗獷，大大咧咧，一下手術臺就抽煙喝酒，理論性也不強，王晨有點兒看不起外科醫生。他覺得吳斌是一個內科醫生的好苗子，在他的影響下，吳斌也覺得自己應該做一名內科醫生。

1984年，吳斌以全班第三、男生第一的成績畢業，可選擇的余地很大。留在同仁還是選擇其它醫院，他很費了一番腦筋。再三思慮，他覺得同仁是百年老院，舊有制度和人際關系比較復雜，自然留給新醫生的機會不會多；而天壇醫院當時是新建的，給新醫生發揮的空間應該更大一些，于是就選擇了天壇醫院。

那時，大學生最好的選擇是留校，其次是到內科或去研究所搞基礎研究。“因為臨床比較累，手寫一份大病歷就能寫到半夜，一個月也就幾十塊錢。我當時并不了解神經外科，骨子里也不想做外科大夫。”

到天壇醫院報到時，人事處的“老白”卻竭力推薦吳斌去神經外科，“你去神內干嘛呀？神外有王忠誠院長，你成績這么好，跟著王院長，會有很多鍛煉機會，發展空間很大。”老白的一席話，讓吳斌決定先去神外試試，不行再轉回神內。

1984年，天壇醫院尚未完全建好，吳斌這批新畢業的大學生先在鐵路總醫院（現在的北京世紀壇醫院）轉科，一年后，正式進入天壇醫院神經外科。

雖然天壇是新建醫院，由于骨干均是原宣武神外的原班人馬，所以新天壇神外的專業技術仍是全國最棒的。原宣武醫院王忠誠院長，一手創建了天壇醫院，自然也就成了天壇醫院的首任院長。擁有王忠誠、趙雅度、陳柄桓、楊炯達、林庭凱、羅世祺等一批杰出專家教授的天壇神外，保持住了自宣武神外以來國內神經外科領域的盟主地位，至今無人撼動。

盡管當時的吳斌懷著試試看的心理進了神經外科，但很快就“入了道”，喜歡上了這個極具挑戰的工作。

“人應該有感恩之心，沒有這些前輩就沒有我的今天。當時無論他們主動教還是我偷著學，我都很感激他們。即便是偷藝，也要有場所有機會，能跟著他們干就不錯了。”

除了那些神外大家，還有更多的專家“師傅”，比如李德澤、趙繼宗、王宜崇、張懋植、李明、林茂安、楊俊、李京生、郝建中、馬振宇、張俊廷等等，共同撐起了天壇神外的一片天，培育了一批批像吳斌一樣的醫生。由于長期與張俊廷和馬振宇兩位主任共事，張俊廷的手術技術和馬振宇的手術理念對吳斌后來的手術風格影響巨大。

對于王忠誠院長，吳斌是懷有特殊情感的。他曾較長時間在王忠誠主持的“腦血管病”和“顱底腦干”病房工作。在三博腦科眾多醫生中，他是跟隨王忠誠院長手術最多的一個，自然更多地感受到他的熏陶與教益，“現在回想，有那種師傅帶徒弟的親近感”。

在天壇神外20個春秋的歷練，吳斌逐漸成長為技術全面、可以獨當一面的醫生。

雖然吳斌不懼天壇醫院高手如云、競爭激烈的環境，但人際關系實在不是他的長項。當時，天壇的新生力量石祥恩、于春江、欒國明三位王忠誠的博士，正在籌辦三博腦科醫院，他們向吳斌發出了加盟的邀請。

那時的吳斌既有對自己技術的自信，也有對三位博士能力和人品的信任，更有對干一番事業的堅定信念，經過慎重思考后，在三博腦科開業之際，他決定從天壇醫院辭職，從此開始闖蕩體制外的“江湖”。

吳斌說，在三博初創的眾位醫生中，他是最義無反顧的一個。“當時的工作關系沒有落實，每天風風火火的手術、管理病房、協助財務制定三博的物價體系，‘黑著’一干就是一年多。有時提起這些，真有些不堪回首”。

如今已時過境遷，他說對三博之初的人與事依然難以忘懷。

如果可以重新來過，吳斌可能還會做出同樣的選擇，因為他身上自帶一種俠氣，義無反顧、置之死地而后生都骨子里帶出來的，很難改變，正如他這些年不斷挑戰高難度手術一樣。

面對高難度手術，他說沒有恐懼感，也不會過多考慮手術失利對自己的影響，因為這類高風險手術大多是其他醫院棄而不做、家屬又抱著一線希望渴望得到治療的病人。他只是懷著對生命的敬畏、對醫學極限的好奇，做自己該做的事。

在三博十幾年，吳斌在專業方面收獲很多。如顱咽管瘤手術，他是較早倡導將“額底縱裂入路”做為根治顱咽管瘤的主流入路，并對“額底縱裂入路”進行改良，創新性提出“額底縱裂經雞冠入路”及提出“額底縱裂區域”和“額底縱裂分區”概念；首先將“遠外側乙狀竇前聯合入路”用于臨床，治療椎基底動脈系統巨大復雜動脈瘤和累及“全斜坡”的巨大顱底腫瘤；創新性地提出顳枕開顱trautmann三角+巖骨外側入路（準乙狀竇前入路）切除巖斜區腫瘤......

我問他選擇三博腦科有沒有后悔過，他給了我一個非常吳斌式的回答。他坦誠自己彷徨過，也想過要離開，當誠信出了問題，當一腔熱情無處安放時，如果還能安之若素就不是吳斌了。不過，最終他還是在真誠的挽救下留下來共同奮斗。

目前，吳斌是三博腦科醫院的常務副院長，負責所有關鍵科室的醫療工作。在臨床工作之余，協助制定了極具三博特色的“全責醫師”制度。此外，還制定了不同于其他醫院手術室的常規“八點刀碰皮”和超早的“七點刀碰皮”制度，極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三博正處在集團化發展階段，吳斌的角色也要隨著發展而轉變。“現在，昆明、重慶、福建都有我們的醫院，山東、河南的醫院也正在籌建，我受命具體負責河南這一塊。河南是人口大省，也是三博病人的重要來源地，所以是我們工作的重點。”

談到個人規劃，吳斌說“這輩子干了些什么，要有一個交待。”今年他想獨立出一本書，以親自做的病例為基礎，總結和提煉個人經驗、技術和理念。三博已先期印出了小冊子，他的行文及所表達的手術理念極受外院醫生的喜愛與認同。

對于自己的職業成就，吳斌覺得，大家若說他的技藝爐火純青，他不謙虛；若說他是什么大師，他不敢當。在他眼里，王忠誠才是當之無愧的大師，以后很少有人能達到他的境界。“對于大師這個稱謂，大家還是應該心存敬畏，保持它的嚴謹和嚴肅，千萬別濫用了。”

記者：從您執業經歷的角度，天壇醫院和三博腦科，分別作為公立和私立醫院的標桿，對您的影響有何不同？

吳斌：在天壇醫院20年，給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對我影響很大。三博腦科是新天地，比較開放，一些想法比較容易實現，給有志者提供了更大的施展空間，是實現夢想的地方。我在三博13年，做了很多高難度的手術，天壇醫院的基礎加上三博十幾年的歷練，才讓我的技術爐火純青。

我是一個技術比較全面的醫生。如果說我是兒童腦腫瘤專家，那只是為了適應三博做為一家神經外科國家重點專科醫院對外宣傳的需要。事實上，我們醫生什么病人都收，三博每年的兒童顱內腫瘤有200多例，我們小兒腫瘤專業也就能做80例左右。

記者：民營醫院的難點之一是人才，一個神經外科醫生需要多久才能真正技藝純熟？

吳斌：在北京三博，培養人是重點。我的團隊人才技術還算不錯，再過五六年就可以達到比較成熟的階段。

神經外科醫生的培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神外醫生的黃金年齡可能要從40歲左右開始。就算其勤于思考，每年又有大量手術的實踐，但如果沒有25-30年的長期磨練，也很難達到。技藝若真的達到了“爐火純青”的高度，也該到50歲左右了。所以，一名“頂級”的顱底神經外科醫生的成長過程極其漫長，而黃金期又過于短暫，也就是10-15年。

但隨著科技的發展，機器已能部分替代人力，甚至個別類的手術已“傻瓜”化，這些也能加快年輕醫生的進步，縮短學習積累的過程。臨床畢竟是實踐的科學，不應把大量精力放在基礎研究上，臨床需要摸爬滾打，不經過千錘百煉很難脫穎而出。

就像匠與師的關系，要甘于寂寞，先匠后師。中國有句話叫“君子不器”，很多人感覺“器”的層面比較低，喜歡坐而論道、述而不作，鄙于具體工作，工匠精神很差，總是幻想一夜之間成為大家。

我推崇“技進乎道，藝通乎神”，“士先器識，而后文藝”。在人才方面，要先練技藝，再提煉感悟，上升至“道”的層面。有人說手術是一種藝術，那是指技藝相對成熟的時候。當技藝還較稚嫩時，先不要急著談所謂的行醫藝術。醫學大家永遠都是金字塔的塔尖，不是誰都可以攀得上的。

醫學不是純粹的科學，醫生“匠”的階段就像畫畫的臨摹階段，需要磨練基本的治療技巧，需要踏踏實實、甘于寂寞。我在天壇的20年就處于于這個階段，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近十年來，才漸漸到了自由發揮、進到了所謂“藝”的階段，但仍不敢妄稱自己為“大家”。

記者：中國醫生素質參差不齊，也飽受詬病，對此您如何理解？如何才能真正提高醫生的素質？

吳斌：有人說中國醫生素質低，很多人不服氣，我覺得這還得認！比如一些大型醫院，專業分得特別細，如有人做了多年的神經外科醫生，只會做垂體瘤，血管顱底等根本不去學習，怎么能了解當前神經外科所達到的高度呢？這豈不空有神經外科醫師之名？再比如，對自己專業之外的其他醫學門類更是知之甚少。作為醫生，有關內外婦兒的基本知識與常識都應該具備。

我覺得中國醫生的知識結構有三缺：一是對本專業整體把握較差；二是對醫學的其他學科不甚了了；三是缺乏醫學之外各種知識。醫生接觸的是社會，博學的醫生易使人產生信任感。如果“腹中空空”，如何順暢的與各色人等交流？又如何讓人產生信任感？

國外為什么相對好一些？應該是醫學教育體制決定的。據我所知，在美國考醫學院必須有大學本科學歷，所以美國醫學生的背景專業非常雜，當這些學生聚在一起時，相互交流，知識視野就比較開闊。

回到中國，高中畢業就可以考進醫學院，甚至我們還長期有醫學的中專教育，這些致使學生的知識面非常單一。城市里的孩子還好一點兒，音樂、繪畫還都能學一些，農村的孩子就是背著課本上來的，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也沒有機會知道。

如何提高醫生的素質？現在醫學院的門檻太低，很多學校層次也低，醫生的素質怎么可能好起來？我看應該提高招生門檻，選最優秀的人進入醫學院。

那如何吸引優秀的人才進入醫學院？當然要提高醫生的收入了！醫生應該是高素質的人，也應該是高收入的人。存在決定意識，只有這樣才能得到社會的理解與尊重。現在很多人說，讓醫生的收入陽光起來。只陽光還不行，收入也要高起來，讓人人都羨慕，自然才會吸引一流的學子加入進來，這是導向問題。

記者：作為神經外科醫生，您一定更深的理解和面對醫學的局限。您如何看待醫療救護和生命質量？

吳斌：隨著醫學的發展，神經外科領域也突破了很多禁忌，許多以前不能治的病，現在都可以醫治了，但人類總有力所不逮之處。而重視生命質量，是倫理問題。

羅點點倡導自然死亡，倡導有尊嚴的死。當一個人渾身插滿管子、痛苦不堪，再多的搶救手段都沒有了意義。比如，現在的癌癥患者打杜冷丁還得這兒批那兒批，真不應該！再比如搶救，有時明知沒有意義，但家屬要求搶救就得搶救，否則家屬可能會去告你；搶救一次不行，還得兩次、三次，甚至更多次，還要寫得清清楚楚，只有這樣才能在法庭上自圓其說。

這些本是倫理問題，關乎人性，是體制造成的。什么時候能夠不再把倫理問題看成醫學問題就好了，但現在不行。現實有時很殘酷、也很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