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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羲從解說陽明學中提煉出來的“圣人教人只是一個行”、“致字即是行字”、“必以力行為功夫”的哲學思想，雖對王陽明“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說而 言，不免有轉移學說重點之嫌，但十分契合其師劉宗周“良知為知，見知不囿于聞見；致良知為行，見行不滯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動即靜，即體即用， 即工夫即本體”的思想，更符合宗羲本人以強調實踐工夫為特色的“工夫所至即其本體”的本體論思想，所以，我們可以把梨洲哲學歸結為“力行”哲學，這一哲學 思想在黃宗羲許多著作中都有體現，例如他在《贈編修弁玉吳君墓志銘》中指出： 儒者之學，經緯天地，而后世乃以語錄為究竟，僅附答問 一、二條于伊洛門下，便側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閫捍邊者則目為粗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為俗吏，徒以 “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闊論鈐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云霧，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論者以為建功立業別是法 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顯然，黃宗羲所批評的，是那些死抱“語錄”教條而脫離實際、高談闊論、欺世盜名的假儒者；他所肯定和贊頌的，是那些學以致用、身體 力行、在“經緯天地”的實踐中“建功立業”的真儒者，在其所著《今水經》的序言中，第一句就是： 古者儒墨諸家，其所著書，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為民用，蓋未有空言無事實者也，后世流為詞章之學，始修飾字句，流連光景，高文巨冊，徒充汙惑之學而已，這是對先秦原儒民本、務實思想的肯定，而批評了后世俗儒、迂儒們華而不實的學風，全祖望在闡述黃宗羲經世思想時說： （梨洲）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于游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為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墮講學之流弊，又說： 自明中葉以后，講學之風已為極敝，高談性命，直入禪障，束書不觀；其稍平者則為學究，皆無根之徒耳！（梨洲）先生始謂學必原本于經術而后不為蹈虛，必證 明于史籍而后足以應務，元元本本，可據可依，前此講堂痼疾，為之一變，諸如此類，一反俗儒鄙薄實踐實用的迂腐習氣，而表現了一種強調“經世應務”的實學精 神，而這正體現了從“力行”哲學出發落實為政治實踐的儒家人文主義精神，這種“經世應務”的實學精神不僅在黃宗羲那里有突出體現，而且在與黃宗羲同時代的 其他思想家那里也有突出體現，例如，被稱為明清之際三大家之一的顧炎武（1613—1682）也曾尖銳地批評了當時的清談學風而力倡實學學風，他說： 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 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顧炎武還提出了“經學即理學”的觀點，實際是要重 新樹立“六經”的權威，他認為，為學目的一是“明道”，二是“救世”，“凡文不關于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其所著《日知錄》，所編《肇域 志》、《天下郡國利病書》等數百卷，都反映了他注重實學以求明道救世的目的。 明清之際另一位具有啟蒙思想的學者顏元也與黃宗羲、顧炎 武一樣，批評了宋明理學之弊而提倡實學，他指出，宋明理學家，無論是程朱派還是陸王派，其弊在于“著述講論之功多，而實學實教之力少……原以表里精粗、全 體大用，誠不能無歉”，感嘆當時“浮言之禍甚于焚坑，吾道何日得見其行哉”，所以，顏元強烈主張以實代虛，提倡實學實用，立足經濟事功，反對理論空談，他 說： 上下精粗皆盡力求全，是為圣學之極致矣，不及此者，寧為一端一節之實，無為全體大用之虛，如六藝不能兼，終身只精一藝可也；如一 藝不能全，數人共學一藝……亦可也，正因為顏元在言行上崇實非虛，所以他在義利觀上批評了董仲舒所謂“正誼不謀利”的偏頗和宋儒的“空疏無用之學”，明確 主張正義謀利、明道計功，他說： 利者義之和也，……義中之利，君子所貴也，后儒乃云“正其誼不謀其利”，過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 疏無用之學，予嘗矯其偏，改云“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這一字之改，反映了儒學從宋明理學“內圣成德”之虛學向清代“經世致用”之實學轉化的 趨勢，顏元及其門人弟子不僅在理論上提倡實學，而且在行動上努力實踐，如他主持漳南書院時，即在“習講堂”內設立文事、武備、經史、藝能四大學科，開設了 禮、樂、書、數、天文、地理；兵法、戰法、射御、技擊；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詩文；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20多門課程，明清之際還有一位與黃 宗羲出身同鄉、參與過浙東抗清事業卻與黃宗羲“失之交臂”的實學提倡者，那就是在抗清失敗后流落異國他鄉、最終成為日本德川幕府政權“賓師”（國師）的朱 舜水，舜水在回答學生問《論語》“學而時習之”之義時說：“兼致知、力行，方是《顏元集》上冊學，方是習，若空空去學，學個甚底？習，又習個甚底？”又 說：“學問之道，貴在實行”；“為學當有實功，有實用”。 從上引黃宗羲、顧炎武、顏元、朱之瑜等學者的言行著述可以看出，明清之際儒家學者思想的一個共同點，就是嚴厲批評了宋明理學家的空疏學風，而積極提倡講求實用、實務的經世實學，這實際上成了明清之際的時代思潮，黃宗羲的“力行”哲學，正是這時代思潮的理性概括。 黃宗羲的“力行”哲學，在本體論上揚棄了王陽明的“良知本體”論和劉宗周的“意本”論，提出了動態的“工夫所至即其本體”的命題，堅持了所謂“本體”是 在無盡的工夫實踐中逐步呈現的思想；在處理知行關系的認識論上特別強調實踐之“行”的作用，將傳統儒家的“學、問、思、辨、行”等認識環節，都歸結為一個 “行”字，強調了“圣人教人只是一個行”的實踐思想，又通過提出“致字即是行字”的命題而將“致良知”導向“行良知”，即“良知的實踐”；在方法論上強調 “一本萬殊，會眾合一”辯證結合的“窮理”方法，而超越了傳統的“格物致知”方法，這都反映了黃宗羲已擯棄宋明理學家那種支離、空疏的學風而走向實用、實 學的新境界，從而為其倡導社會變革、具有民主啟蒙性質的“新民本”思想提供了一個哲學基礎，黃宗羲在明清之際社會大變動時期倡導的“力行”哲學，是有重要 的時代意義的：從理論風氣而言，反映了擺脫“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回避現實，逃之愈巧”的空疏學風的時代需要，從現實政治而言，反映了社會劇變時期關切民 瘼、以“萬民憂樂”為天下頭等大事的民生需要，在這種形勢下，批判虛風、虛學，提倡實用、實學成為時風所急，特別是在何謂“行”、如何“行”的問題上，更 成為有志于社會改革、以人民利益為根本出發點的思想家、哲學家所關注的突出理論問題，正因如此，他要強調“圣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強調“致字即是行字”， 強調“必以力行為功夫”、“工夫所至即其本體”，在在表現了一種“經世致用”的實學精神，而這正是從“力行”哲學思想發而為“民本”政治實踐的人文主義精 神，盡管由于種種條件的限制，梨洲還沒有能夠真正建立起“力行”哲學的新體系，但他深度的哲學思考是值得稱道的，他不僅對從傳統民本思想轉型到民主啟蒙思 想作出了關鍵性的理論貢獻，而且對中國儒學超越宋明理學而走向近代實學進行了有益的哲學探索。 黃宗羲以“經世應務”為目的的“力行” 哲學，尤其是給予清代浙東學者以很大影響，培育并形成了與乾嘉考據學派學風迥異的清代浙東經史學派的獨特學風，如前所述，清代浙東經史學派是一個經史并重 的學術流派，其學術涵蓋面相當廣泛，既包括了傳統的經學、史學與文學，也涵括了以歷學、算學為主流的自然科學，這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黃宗炎、黃百家、 萬斯大、萬斯同、李鄴嗣、鄭梁、陳、全祖望、邵晉涵、章學誠、王梓材、黃炳垕等，尤以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深得梨洲真傳，萬斯同自述其治史目的是“欲講 求經世之學”，聲明“吾之所謂經世者，非因時補救，如今之所謂經濟云爾，將盡取古今經國之大猷，而一一詳究其始末，斟酌其確當，定為一代之規模，使今日坐 而言者，他日可以作而行耳”，這個“作而行”，正是梨洲“力行”哲學之真諦所在。 章學誠是第一個對浙東學術特點及其經世精神作出理論 總結的史學家，他在《文史通義，浙東學術》中提出浙東、浙西之分，不只是一種“人文地理”的劃分，實質上是試圖將乾嘉考據學與浙東經世實學作出原則的區 分，他在該文強調和推崇的并非“尚博雅”的浙西之學，而是既“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又重視經世致用、使學術“切合當時人事”的“貴專家”的浙東經史 之學，他說： 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于孔子，先儒以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言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言，不足言史學也。 在這里，章氏提出了“經學即史學”的思想，這是具有時代意義的，顧炎武在清初倡言“經學即理學”，本來同黃宗羲倡言“經術所以經世”一樣，是針對著王學 末流“束書不觀，而從事于游談”的空疏學風而進行的批判和掃除，但到后來，特別是乾嘉學者，他們抽去了顧、黃學風的“經世”精神，而把“經學”引向了純粹 考證、訓詁的方向，這已遠離“治天下”、“為民用”的“經世”目的，在這樣的學術空氣下，章學誠重申浙東學術的經世傳統，提出“經學即史學”的思想，正是 為了掃除只爭門戶而不知經世、只知考證而不知人事的繁瑣考據學的弊病，由此正可看出章氏學術思想的實學特色。 綜上所述，作為陽明心學 的殿軍，黃宗羲一方面接受了陽明心學的學術取向，另一方面又對陽明后學的空疏學風提出了諸多批評；作為蕺山門人，他承續了劉宗周對陽明學的批判繼承態度， 大致以劉宗周的評判為依據去簡擇陽明、平章學術，沿著乃師“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動即靜，即體即用”的思路進行了理論創新；作為一個具有鮮明社會批判精 神、力倡新民本思想的啟蒙主義思想家，他在批判繼承自孟子到陸、王的心學思想基礎上，力求折衷朱、陸、王、劉，從而建立了超越陽明“致良知”教與劉宗周 “誠意慎獨”之教而重視實踐、實用的“力行”哲學新模式，并奠定了清代浙東經史學派的理論基礎，他的“力行”哲學模式雖然還不夠系統與完整，但開拓了以 “經世致用”為目的的清代實學新方向，其理論嘗試和思想火花是值得肯定的。 黃宗羲提倡的“必以力行為工夫”、“工夫所至即其本體”的 哲學思想，是一種重視實踐的哲學，它對我們在當代社會實踐中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也有借鑒意義，而黃宗羲在其哲學探索中總結出來的“一本萬殊， 會眾合一”的辯證思維方法，更具有開放性、兼容性思維的特征，對于我們在全球化背景下促進異質文化交流、推動文化創新、提升人文精神具有積極的指導作用。 “經世應務”的史學理論 黃宗羲是一位杰出的歷史學家，他不僅編寫了大量史學著作，開創了清代浙東經史學派，而且提出了一系列頗有價值的史學理論原則和比較科學的治史方法。 黃宗羲的史學著作，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下幾類：第一類是實錄型的，例如《行朝錄》、《弘光實錄鈔》等，記載了幾個南明小朝廷（弘光帝、監國魯王、隆武帝、 紹武帝、永歷帝）從建立到覆滅的歷史，前面提到的他的《明史案》當屬這類著作，其所錄“史案”，可能不限于南明史，很可能包括有明一代歷朝帝王的起訖歷 史，我們從錢林《文獻徵存錄，黃宗羲傳》所稱“《明史案》二百四十二卷，條舉一代之事，供采摭，備參定也”一語，可知黃宗羲這部大著屬于實錄型的史料編 著，是宗羲為纂修《明史》作準備的未定稿，可惜今已亡佚，無法詳考了，第二類是學術史著作，例如已經定稿的《明儒學案》62卷和尚未完編的《宋元儒學案》 （后由其子黃百家、五世孫黃璋以及后學全祖望、王梓材陸續修訂成《宋元學案》100卷），就是總結宋、元、明三代學術發展演變史的專著，其所編《明文 案》、《明文海》、《宋元文案》等則是為編宋、元、明儒學案而進行的資料準備，另外，黃宗羲還曾編輯了《東浙文統》若干卷，據其自述，屬于明末浙東地區學 者的文章匯編，是地方學術史資料，第三類是別史、雜史（如方志、家乘、回憶錄等），如《四明山志》屬地方志，《黃氏家錄》屬家乘，《思舊錄》屬回憶錄，第 四類是碑銘、傳記，如《南雷詩文集》所載數百篇墓志銘、人物傳記等，尤其是兩個學案，創立了一種史書新體裁——學案體，這是黃宗羲對中國史學的一大貢獻。 編纂史書、起例發凡、開創新體裁固然重要，但提出新的史學思想、史學理論原則似乎更為重要，黃宗羲一系列史學觀念和比較科學的治史方法是很值得稱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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